说明：在领略了“君子之道”的各个方面之后，我很想让当代中国愿意做君子的年轻人，获得更充分的国际视野。特别应该了解一下国外思想家和艺术家如何看待人生，如何看待岁月，如何看待死亡。中华民族和其他民族，理应秉承全人类的共通价值和终极关怀，互相观照，互相对比，互相滋养。于是，有了本篇《岁月之味》和下一篇《临终之教》。

至今记得初读比利时作家梅特林克《卑微者的财宝》时受到的震动。梅特林克认为，一个人突然在镜前发现了自己的第一根白发，其间所蕴含的悲剧性，远远超过莎士比亚式的决斗、毒药和暗杀。

这种说法是不是有点危言耸听？开始我深表怀疑，但在想了两天之后终于领悟。第一根白发人人都会遇到，谁也无法讳避。因此，这个悲剧似小实大，简直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而决斗、毒药和暗杀，只是偶发性事件。这种偶发性事件能快速致人于死地，但第一根白发却把生命的起点和终点连成了一条绵长的逻辑线，人生的任何一段都与它相连。

人生的过程少不了要参与外在的事功，但再显赫的事功也不应导致本末倒置，忽略了人生的本真。莱辛说，一位女皇真正动人之处，是她隐约在堂皇政务后面那个作为女儿、妻子或母亲的身份。因此莱辛认为一个艺术家的水平高低，就看他能否直取这种身份。狄德罗则说，一位老人巨大的历史功绩，在审美价值上还不及他与夫人临终前的默默拥抱。

其实岂止在艺术中，在普遍的人际交往中又何尝不是如此？在我看来，一个自觉自明的人，也就是把握住了人生本味的人。

因此，谁也不要躲避和掩盖一些最质朴、最自然的人生课题，如年龄问题。再高的职位、再多的财富、再大的灾难，比之于韶华流逝、岁月沧桑、长幼对视、生死交错，都成了皮相。北雁长鸣，年迈的帝王和年迈的乞丐一起都听到了；寒山扫墓，长辈的泪滴和晚辈的泪滴却有不同的重量。

也许你学业精进、少年老成，早早地跻身醇儒之列，或统领着很大的局面，这常被视为“成功”。但这很可能带来一种损失——失落了不少有关青春的体验。你过早地选择了枯燥和庄严、艰涩和刻板，就这么提前走进了中年。

也许你保养有方、驻颜有术，如此高龄还是一派中年人的节奏和体态，每每引得无数同龄人的羡慕和赞叹。但在享受这种超常健康的时候应该留有余地，因为进入老年也是一种美好的况味。何必吃力地搬种夏天的繁枝，来遮盖晚秋的云天。

什么季节观什么景，什么时令赏什么花，这才完整和自然。如果故意地大颠大倒，就会把两头的况味都损害了。“暖冬”和“寒春”都不是正常的天象。

这儿正好引用古罗马西塞罗的一段话：

一生的进程是确定的，自然的道路是唯一的，而且是单向的。人生每个阶段都被赋予了适当的特点：童年的孱弱、青年的剽悍、中年的持重、老年的成熟，所有这些都是自然而然的，按照各自特性属于相应的生命时期。

真正的人生大题目就在这里。

为了解释人生况味，我曾在早年的一部学术著作中简略地提到过一些与年龄有关的外国故事。几十年过去，自己对人生的感受也已大大加深，因此这些外国故事也就有了重新阐述的可能。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刊登在美国的报纸上。

一位学社会学的女学生，大学毕业后做了一次有趣的社会测试，调查老人的社会境遇。她化装成一个步履蹒跚的老妇人，走在街头，走入商店，走进会场，仔细观察人们对自己的态度，一一记录下来。第二天，她卸除化装，露出自己年轻美丽的本来面目，再到昨天去过的那些地方，重新走一次，进行对比。

对比有点可怕。她终于明白平日街头遇到的那么多微笑，大多是冲着她的年轻美丽而来。而当她装扮成了老妇人，微笑的世界轰然消失。

“老妇人”跌跌撞撞地走进一家药店，这总该是一个最需要医药援助的形象吧，但药店的那个男营业员神情漠然。男营业员的殷勤，十分夸张地出现于第二天。

“老妇人”还摸进了一个“老人问题研讨会”。发言者的观点且不去说它，就连会场的服务生，也只瞟了她一眼，懒得把别人面前都有的茶水端来。

实例非常丰富，写一篇论文早已绰绰有余，但女学生的情感受不住了。那天，她依然是老妇人装扮，经受种种冷遇后十分疲惫，坐在街心花园的长椅上休息，沮丧地打量着这个熙熙攘攘的世界。长椅的另一端，坐着一位与她的装扮年龄差不多的老汉。老汉凑过来说话，没谈几句，已开始暗示：实在太寂寞了，有没有可能一起过日子……

怕老汉得知真相后伤心，她找了个借口离开长椅，向不远处的海滩走去。

海滩上，有一群小孩在玩耍。见到老妇人，小孩们就像一群小鸟一般飞来，齐声喊着“老奶奶”，拉着她在沙滩上坐下，叽叽喳喳地问这问那。

这篇报道说，就在这时，这位已经搞不清自己是什么年龄的社会学研究者，终于流下了热泪。

读了这篇报道，我想了很久。

我猜想不少作家如果要写这个题材，一定会非常生动地写出装扮前后的种种有趣细节。用第一人称写，感觉也许更好。社会学者对某些艺术细节总是不太在意的，例如那篇报道中曾经提到，她在装扮老妇人时困难的不是衣着面容，而是身材。她好像是找了一幅长布把自己的身材捆紧后才勉强解决问题的，其实此间可描写的内容甚多，越琐碎越有味。

至于她在大街上的遭遇，艺术的眼光与社会学的眼光也是有差异的。作家们也许会让她见到几个平日的熟人，她故意地去招惹他们看能不能认出来，结果识破了朋友们的很多真相。更聪明一点的作家则会让她走着走着果真转化成了老妇人的心态，到卸了装都转不回来，即使转回来了，还有大量的残留，如此等等，都可想象。

但是，我的兴趣不在这儿，而在于街心花园的长椅、小孩嬉戏的海滩。

先说长椅。两个老人，一男一女，一真一假，并肩而坐。肩与肩之间，隔着人生的万水千山。老汉快速地点燃起了感情，除了寂寞之外，还有原因，我猜是由于她那年轻的眼神。他对这种眼神没有怀疑，因为老人的回忆都是年轻的，但是，年岁毕竟使回忆变成了飘忽不定的梦幻，当梦幻突然成真，他岂有不想一把抓住的道理？

他很莽撞，连她的情况都来不及细问。他早已懂得，年老是一个差不多的命题，不问也大同小异，这位老妇人孤身一人悲怆独坐，已经坦示他想知道的基本隐秘。有人说，老人动情，就像老宅起火，火势快速，难以扑救。

这场大火腾起于街心公园的长椅上，行色匆匆的路人谁也没有看到。大家都遗弃了这个角落，遗弃得无情无义，却又合情合理。

那些忙碌的街道是城市的动脉，不能不投入生命的搏斗。忙碌者都是老人们的子弟，是老人们把他们放置到战场上的，他们也是无可奈何的一群。他们的肩上有太多的重担，他们的周围有太多的催逼，如果都把他们驱赶到老人膝下来奉承照拂，社会的活力从哪里来？

街心公园的长椅，这批去了那批来，永远成不了社会的中心，因此，老人的寂寞就如同老人的衰弱，无可避免。这有点残酷，但这种残酷属于整个人类。

女学生借口离去了，不管什么借口，最终的结果都是一样，一场大火变成了一堆灰烬，保留着凄楚的余温，保留着边上的空位。

再说海滩。她刚刚告别老人，走到了孩子们中间，孩子们热烈欢迎她这位假老人。人生的起点和终点，就此紧紧拥抱。她流泪了，我想，主要是由于获得了一种意料之外的巨大安慰。

她的眼泪也可能包含着艰涩的困惑：大街上那些漠视老人的青年人和中年人，不管是药店的营业员还是“老人问题研讨会”的服务生，他们也都曾经是天真无邪的海滩少年，而且迟早，又都必然安坐到街心公园的长椅上。是什么力量，使他们麻利地斩断了人生的前因和后果，变得如此势利和浅薄？

如果这个困惑确实产生了，那么，她会长久地注视着孩子们的小脸出神。这些小脸上的天真无邪，居然都是短暂的？她又会回想起刚才邂逅的老人，他是不是也在为中年时的势利行为而忏悔？

在这一系列疑问面前，人与人之间已无所谓单纯的清浊、强弱、枯荣，大家都变成了一个自然过程，渐次分担着不同的基调。

每一个基调间互为因果又互相惩罚，互相陌生又互相嘲弄，断断续续地组接成所谓人生。

这位年轻的社会调查者辛辛苦苦地装扮出行，原是为了写出一个调查报告，但有了长椅和海滩，社会学也就上升到了人类学、哲学和美学。

且把长椅和海滩提炼一下，让它们有点象征意义。人们如果不是因年龄所迫，偶尔走出街市，在长椅上坐坐，在海滩上走走，就有可能成为人生的觉悟者。

说起中年，不能不提起法国的一个戏剧故事，我在《艺术创造论》里分析过。当然，这个故事是一个艺术虚构。

这个故事的作者是法国现代作家让·阿努伊，写作时间是一九四四年，故事取材于古希腊的悲剧《安提戈涅》。

在我印象中，《安提戈涅》是黑格尔最满意的一出悲剧，因为它成功地表现了冲突双方的充分理由和各持片面，无简单的善恶利钝可言。善恶利钝可以趋之避之，而各执理由的正当立场之间的不可调和，却是一种无法逃遁的必然。

古希腊的《安提戈涅》写了国家伦理和血缘伦理之间各执理由的冲突，国家伦理的代表是国王克瑞翁，血缘伦理的代表是姑娘安提戈涅。国王宣判一位已死的青年犯有叛国罪，不准下葬；姑娘是这位青年的妹妹，又恰恰是国王未过门的儿媳妇，她当然要为哥哥下葬，于是发生了一系列的悲剧。悲剧到最后，这位姑娘在监禁中自尽，国王的儿子因痛失未婚妻而自尽，国王的妻子因痛失爱子而自尽。满台尸体，怪谁呢？

怪国王？但他只是在奉行国家伦理的起码原则而已，否则怎么称得上国王？怪那位可怜的姑娘？更不能，她只是在尽一个妹妹的责任罢了，否则怎么对得起天伦亲缘？

这种悲剧也可称之为“无责任者悲剧”，与我们一般看到的善恶悲剧相比，高了好几个美学等级。大善大恶未必经常遇到，而“无责任者悲剧”则与人人有关。

但是，虽然《安提戈涅》抵达了这个等级，而它所依附的故事和观念却明显地带有罕见性。国王、王后、王子、叛国罪之类，与国家伦理、血缘伦理拌和在一起，组成了一个遥远而陌生的世界，缺少与广大民众的亲和性。这正是两千多年后阿努伊要对它作一次大修改的原因。

以现代观念改编经典的做法并不少见，但像阿努伊那样取得国际间广泛好评的改编却不多。那么，阿努伊究竟是怎样动手的呢？我看主要是两点——

第一，把国王和姑娘这两个人，从身份定位转化成性格定位。不再是国家伦理和血缘伦理的冲突，而是随波逐流和敢作敢为这两种性格特征的冲突。随波逐流的是国王，敢作敢为的是姑娘。国王本不想做国王，万不得已做了，又无可奈何地每天做着自己也不想做的事；姑娘正相反，敢于执掌自己的命运和意志，选择明确，敢作敢为。他们两人有很长的争论，都是关于如何做人。

第二，把这两种性格特征，又归之于年龄原因。敢作敢为的姑娘几乎还是少年，有少年的一切特征，连去埋葬哥哥尸体的铲子都是儿童的玩具铲子；相反，随波逐流的国王则是中年人，说得出中年人不得不随波逐流的千百条理由。说出了那么多理由也深知自己的无聊和悲哀，因此争论归争论，他还是要悄悄对自己的年轻侍从说：“小家伙，永远别长大！”

于是，阿努伊就在这个故事中探讨起了人生的常规走向。天下每个人都曾经敢作敢为，但又都会告别少年，渐渐地随波逐流。那么，你身上还剩下几分“姑娘”？已滋长多少“国王”？每个人天天都在进行着这样的比例衡定。

对于这个问题，不应该作简单的是非衡定。并不是“姑娘”皆好，“国王”皆坏；也不是少年皆好，中年皆坏。如果这样简单，一切又都回到了浅薄。这里出现了新的两难：两边仍然都有理由，两边仍然都是片面。能把敢作敢为和随波逐流两者合在一起取个中间数吗？不能，因为这不是静态片断而是动态过程，动态是由两种相反的力拉动的，就像拔河比赛，无法调和。

结果，全部情景就像阿努伊笔下那样，姑娘在玩具世界中打着呵欠起身，敢作敢为，稚气可掬，又处处碰壁。慢慢，随着岁月的推移克服了稚气，圆熟通达，随波逐流，事事妥协……一个古典悲剧就这样变成了一个现代悲剧，一个最具有普遍性的悲剧。

整整两千多年，好不容易绕到了现代，却绕出了如此朴拙的年龄问题，一个在前人看来简直是不成问题的问题。

那么多宏大的题材为之黯然失色，那么多慷慨的陈词为之风流云散，剩下的只是最简单的本真。

唯有这个本真，人类找到了在苍茫暮色中回家的心情。从万人垂泪的大悲剧中回家，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身边回家。

有关年龄的话题，是自然对人类的注定，人类能作的反抗幅度很小，整体上无可奈何。但是，有时人类也会以自己的精神逻辑嘲谑一下自然逻辑。

这样的嘲谑在文艺作品中不少，此处还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这个俄国故事看起来很寻常：

一个早就离了婚的中年男子和一个年龄相仿佛的独身女子一见钟情，但这个独身女子其实是有丈夫的，那是一个关在监狱里的醉鬼。由于这个醉鬼的隐约存在，男女双方都受到了一种爱情之外的道德约束，未能继续靠近。

如果仅仅这样，那就是一个太一般的故事，并不深刻。但是，它还是让人微微震颤了，由于它超常的平静。男女主角其实早已作出判断，对方是自己一生中的“唯一”，但他们只表达了这个判断，并没有多大激动。这是为什么呢？

他们好像早就料到，唯一最适合自己的人会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方出现。也就是说，必然出现在已经没有希望了的时候和地方。

人类最喜欢赞美的是初恋，但在那个介乎少年和青年之间的尴尬年岁，连自己是谁还没有搞清，怎么可能完成一种关及终身的情感选择？因此，那种选择基本上是不正确的。人类明知如此，却不吝赞美，赞美那种因为不正确而必然导致的两相糟践。

在这种赞美和糟践中，人们会渐渐成熟，结识各种异性。大抵在中年，终于会发现那个“唯一”的出现。但这种发现多半已经没有意义，因为他们肩上压着无法卸除的重担，再准确的发现往往也无法实现。

既然无法实现，就不要太在乎发现。即使是“唯一”，也只能淡然颔首、随手挥别。此间情景，只要能平静地表述出来，也已经是人类对自身的嘲谑。

更大的嘲谑是年龄的错位。为什么把择定终身的职责，交付给半懂不懂的年岁？为什么把成熟的眼光，延误地出现在早已收获过了的荒原？只要人类存在，大概永远也逆转不了这种错位，因此这种嘲谑几乎找不到摆脱的彼岸。

由此可见，仅年龄一端，人生的况味也可品咂得难以言表。我认为很多作家躲开这个问题不是由于疏忽，而是由于害怕。

人类这个共同陷阱的井口看似平常，但伸头一看却深不可测。阴冷的水汽带出了大地掩藏着的重重怪异，晃荡的井水居然还照出了自己的面影。有多少人愿意长久地逼视那个变了形的自己呢？只能赶快走开。

是啊，人生的许多问题不能太往深里想。你看，把年龄问题稍稍想深一点，就引发出了对生命程序的整体嘲谑。可见，人生的问题只可作泛论而不能深究。永远的启蒙调教，永远的浅尝辄止。对人生的过度深究会造成人们群体性的“反刍效应”和“恶心效应”，从心理上加剧人类遇到的危机。

因此，只能回归泛论。

上面几个外国故事，都揭示了人生的重大悖论。这些悖论很难找到解决的方法，因此人生在本质上是一个悲剧。

经常听到一些人得意洋洋地宣称，他们的人生充满快乐，而且已经找到快乐和幸福的秘方。很多传媒、书籍也总是在做这方面的文章。浅薄的嬉闹主义，已经严重地渗透到我们的文化机体。这就像在饮食中糖分摄入过度，种下了一系列致命的病根。

我在审美心理学的研究中早已得出结论：在审美视角上，喜剧出自于对生活的俯视，正剧出自于对生活的平视，悲剧出自于对生活的仰视。只有那些“似喜实悲”的作品，兼具多重视角。

这也就是说，一切欢乐的宣言、嬉闹的作品，对生活的态度是俯视的，居高临下的。嬉闹作品中那些喜剧角色为什么被观众嘲笑？因为他们的水平都低于观众，观众在“看破”他们的同时，享受着自己的聪明。

相反，一切悲剧的情怀、悖逆的思维、无解的迷惘，都是因为仰视。茫茫天宇永远笼罩着毁灭的气氛，少数壮士却在扶助其他生命，这就是伟大和崇高的踪影。

因此，我们不要嘲谑这几个外国故事的悲剧色彩、无解状态。它们拒绝对人生进行轻薄的读解、廉价的鼓励，而是坦诚地挖掘出了其中一层又一层的苦涩之味，指点出了其中一个又一个的重大陷阱。

如果中国读者不习惯这种深度，那么，责任不在于故事的作者。

在人生诸多重大陷阱中，哪一个阶段的陷阱最大、最险、最关及长远、最难于弥补？

这几个故事不约而同地指出：青年时代。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听到的，都是对青年时代的赞美。什么朝气蓬勃、意气风发、风华正茂、英姿飒爽……滔滔不绝。

我认为，这事在中国，有特殊的文化原因。中国传统文化立足于“家族传代伦理”，表面上虽然十分讲究孝道，但立即又跟上一个最重大的阐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就是说，孝道的终点是传宗接代。家族与家族之间的比较、纷争、嫉妒、报复，都与子孙的状态有关。祖业的荣衰存废，也都投注给了青年。因此，赞美青年，也等于赞美整个家族、全部祖业。即便表面上还“训导严正”，实际上，千年传代气氛的核心，就是赞美中的期盼、赞美中的比赛、赞美中的赌押、赞美中的显摆。赞美祖辈大多是口头上的，而赞美青年却贯串在全部眼神、笑容和梦呓之间。

为了打破这种代代承续的保守性，有些社会改革家希望把青年从一个陈旧结构中拉出来，成为除旧布新的闯将，于是也从另一个方面来赞美青年。社会改革未必成功，但那些赞美却留了下来。

比较可以原谅的，是一些老人。他们以赞美青年时代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已逝青春的怀念，或者说，以失落者的身份追寻失落前的梦幻。

老人赞美青年时代，大多会犯一个错误，那就是断言青年时代有“无限的可能性”。其实，那是因为后悔自己当初的错误选择，就把记忆拉回到那个尚未选择定当、因此还有其他可能性的时代。但是，青年人常常读错，以为“无限的可能性”会一直跟随自己，一一变成现实。

其实我们应该诚实地告诉青年人，所有的可能性落在一个具体人物的具体时间、具体场合，立即会变成窄路一条。错选了一种可能性，也就立即失去了其他可能性。当然，今后还能重选，但在重重叠叠的社会关系和职业竞争中，那是千难万难。绝大多数青年人，会把那条窄路走下去，或者更换一条窄路，走得很辛苦。

正是在青年时代，锁定了自己的人生格局。由于锁定之时视野不够、知识不够、等级不够、对比不够、体会不够、经验不够，因此多数锁定都是错位。就像前面那个俄国故事所说的，至关重要的“初恋”发生在主人公既不认识生活，更不认识对方，也不认识自己的时代，要想不错几乎没有可能。今后能做什么？有可能改变错位，但已经要付出惊人的代价，因此很多人常常延续错位，最多只是争取不要错得过于离谱罢了。

本来这是严酷的事实，应该引导青年人冷静认识，逐步接受。并且告诉他们，在很难改变境遇的情况下，应该在青年时代好好地陶冶品德，锻铸人格，由此来提高一生的精神等级。今后即使过得艰难，也会是不一样的人生。但是，世间对青年的赞美习惯，冲击了这一切。

这情景就像一个锻铸场。火炉早已燃起，铸体已经烧红，正准备抡锤塑型，谁料突然山洪暴发，场内场外都涌来大量水潮。火炉熄灭了，铸体冷却了。被浑水一泡，被泥污一裹，它们再也不能成材。

这是一个比喻。青年就像那刚刚要锻铸的铁体，而滔滔不绝的赞美，就是那山洪，那浑水。锻铸过程刚刚开始，甚至还没有正式开始，就中断了。于是，这样的青年，在今后的人生长途中就“废”了。

是的，我们很少看到青年在进行着严格的品格锻铸。经常见到的，是他们在种种赞美和宠溺中成了一群“成天兴奋不已的无头苍蝇”，东冲西撞，高谈阔论，指手画脚，又浑浑噩噩，不知省悟。他们的人生前途，不言而喻。

经常听到一些长者在说：“真理掌握在青年人手里。”理由呢？没有说。我总觉得，这多半是一种笼络人心的言语贿赂，既糟蹋了青年，又糟蹋了真理。

青年人应该明白，在你们出生之前，这个世界已经非常复杂、非常诡异、非常精彩地存在了很久很久。你们，还没有摸到它的边。不要说真理之门了，就是懂事之门，离你们还非常遥远。请不要高声喧哗，也不要拳打脚踢。因为这在你们以后的长途上，都会成为稳定的模式、永恒的耻辱、公众的记忆，想抹，也抹不去。

与青年不同，中年，是诸多人生责任的汇集地。

中年，不像青年那样老是受到赞美，也不像老年那样老是受到尊敬。但是，这是人生的重心所在，或用阿基米德的说法，是支点所在。

中年的主要特点，是当家。这里所说的当家，并不完全是指结婚和做官，但确实也包括在家庭内外充当“负责的主人”。

这实在很难。然后，如果你永远没有这种机会，那就称不得进入了中年，也称不得进入了人生关键部位。因此，必须千方百计，学习当家。

当家，是最后一次精神断奶。你由此成了社会结构中独立的一个点，诸力汇注，众目睽睽，不再躲闪，不可缺少。当家，使你空前强大又孤立无援，因为你已经有权决定很多重大问题，关及他人命运。

中年女子如果在当过了家庭主妇之后，再当一次社会上的“大家”，那就有可能洗刷琐屑而变得大气。中年男子当家，则会使人们产生安全感，从而形成一种稳定而可信的“被依靠风范”。

见过不少智商不低的中年文人，他们的言论常常失之于偏激，他们的情绪常常受控于谣传，他们的主张常常只图个痛快，他们的判断常常不符合实情。他们的这些毛病，阻隔了一个成熟生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剥夺了自己的一系列生命权利，非常令人不忍。如果发现他们人品不错，能力尚可，我就会建议他们，无论如何当一次家，哪怕是提任一个业务部门的经理、一个建筑工地的主管、一个居民小组的组长，都是好的。

我见过很多高谈阔论的“意见领袖”，既有学历，又有专业，但由于没有当过家，因此也没有进入真正成熟的中年。他们的特点，大多是用刻板的概念来解释生活，用简陋的分割来从事学术，用夸张的激情来挑动舆情。他们满脑子都是一条条线、一个个圈、一堆堆是非、一重重攻击，弄得别人很累，自己也累。如果他们当了家，很快就会发现，一切都交叉驳杂，一切都快速变化。他们会切实地面对各种具体现象，灵活地解决各种麻烦问题，结果，他们自己也就从烦琐走向空灵，从沉闷走向敞亮，从低能走向高能。这就是当家所带来的人生成果，可说是“当家的中年”，或说“中年的当家”。

中年人最可怕的是失去方寸。这比青年人和老年人的失态有更大的危害。中年人失去方寸的主要特征是忘记了自己应该当家的身份。一会儿要别人像对待青年那样关爱自己，一会儿又要别人像对待老人那样尊敬自己，他永远生活在中年之外的两端。明明一个大男人却不能对稍稍大一点的问题作出决定，出了什么事情又逃得远远的，不敢负一点责任。在家里，他们训斥孩子就像顽童吵架，没有一点身为人父的慈爱和庄重。对妻子，他们也会轻易地倾泄出自己的精神垃圾来酿造痛苦，全然忘却自己是这座好不容易建造起来的情感楼宇的顶梁柱。甚至对年迈的父母，他们也会赌气怄气，极不公平地伤害着与自己密切相关却已走向衰弱的身影。

这也算中年人吗？真让人惭愧。

我一直认为，某个时期，某个社会，即使所有的青年人和老年人都荒唐了，只要中年人不荒唐，事情就坏不到哪里去。中年人最大的荒唐，就是忘记了自己是中年。

忘记自己是中年，可能是人生最惨重的损失。在中年，青涩的生命之果已经发育得健硕丰满，喧闹的人生搏斗已经沉淀成雍容华贵，多重的社会责任已经溶解为生活情态，矛盾的身心灵肉已经协调地把握在自己的手中。

中年总是很忙，因此中年也总是过得飞快。来不及自我欣赏，就到了老年。匆忙中的中年之美，由生命自身灌溉，因此即便在无意间也总是体现得真实和完满。失去了中年之美，紧绷绷地延期穿着少女健美服，或者沙哑哑地提早打起了老年权威腔，实在太不值得。作弄自己倒也罢了，活生生造成了自然生态的颠倒和浪费，真不应该。

终于到了老年。

老年是如诗的年岁。这种说法不是为了奉承长辈。

中年太实际、太繁忙，在整体上算不得诗。青年时代常常被诗化，但青年时代的诗太多激情而缺少意境，而缺少意境就算不得好诗。

只有到了老年，沉重的人生使命已经卸除，生活的甘苦也大体了然，万丈红尘移到了远处，宁静下来了的周际环境和逐渐放慢了的生命节奏，构成了一种总结性、归纳性的轻微和声。于是，诗的意境出现了。

除了部分命苦的老人，在一般情况下，老年岁月总是比较悠闲。老年，有可能超越功利面对自然，更有可能打开心扉纵情回忆，而这一切，都带有诗和文学的意味。老年人可能不会写诗，却以诗的方式生存着。看街市忙碌，看后辈来去，看庭花凋零，看春草又绿，而思绪则时断时续、时喜时悲、时真时幻。

当然，他们也会产生越来越多的生理障碍。但是，即便障碍也有可能构成一种特别深厚的审美形态，就像我们面对枝干斑驳的老树，老树上的枯藤残叶在夕阳下微笑一般。

我想，对老年人最大的不恭，是故意讳言他的老。好像老有什么错，丢了什么丑。一见面都说“不老，不老”，这真让老人委屈。

既然“不老”，那就要老人们继续站在第一线了。中国的儒家传统又提供了“以老为上”的价值坐标，使很多老人在退休之后仍把控着很大的决定权、最后的裁决权。这种与实际工作能力已经脱节的权力，反而会把老人折腾得失控、失态，成为社会的一个负担。

对此，我曾有过切身体验。很多年前，在上海的一次创作活动中，我们像很多中国人一样，不必要地延请了一位已经没有参加能力的老人挂名，并且处处给予过分的尊重。这使老人产生了某种错乱，拿着一些小事大发雷霆。其他不知内情的老人出于年龄上的移情和敏感，也以为他受了中年人的欺侮，纷纷支援。结果，大家都不知道如何来收拾这一场“银发闹剧”。就在这时，一位比他更老的长者黄佐临先生站了出来，三言两语就平息了事端。

黄佐临先生以自己的“高龄特权”，制服了比他低几层的“高龄特权”，真可谓“以物克物，以老降老”。我在这一事件中，第一次惊叹高龄的神奇魅力。月白风清间，一双即将握别世界的手，指点了一种诗化的神圣。

从这个意义上说，老人，有可能保持永久的优势，直到他们生命终了。

谈老年，避不开死亡的问题。

不少人把死亡看成是人生哲学中最大的问题，是解开生命之谜的钥匙，此处不作评述。我感兴趣的只是，有没有可能让死亡也走向诗化？

年迈的曹禺照着镜子说，上帝先让人们丑陋，然后使他们不再惧怕死亡。这种说法非常机智，却过于悲凉。

见一位老人在报刊上幽默地发表遗嘱，说只希望自己死后三位牌友聚集在厕所里，把骨灰向着抽水马桶倾倒，一按水阀，三声大笑。这是一种潇洒，但潇洒得过于彻底，实在是贬低了生命之尊。

我喜欢罗素的一个比喻。仅仅一个比喻就把死亡的诗化意义挖掘出来了，挖掘得合情合理，不包含任何廉价的宽慰。

罗素说，生命是一条江，发源于远处，蜿蜒于大地，上游是青年时代，中游是中年时代，下游是老年时代。上游狭窄而湍急，下游宽阔而平静。什么是死亡？死亡就是江河入大海，大海接纳了江河，又结束了江河。

真是说得不错，让人心旷神怡。

涛声隐隐，群鸥翱翔。

一个真正诗化了的年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