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为人，没有友谊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正因为它重要而又普及，势必出现不同的等级，不同的逻辑，不同的结果。其间，又隐伏着大量沼泽和陷阱。

数千年来，人们因友谊而快乐，因友谊而安适，又因友谊而痛苦，因友谊而悔恨。天下种种小人伎俩，几乎都会利用友谊；世间大量犯罪记录，都从错交朋友开始。因此，友谊，实在是人生的一大难题。

我们不妨先从友谊的等级说起。

那年我十岁。

从家乡小学毕业后到上海读中学，最不开心的事情是，原来的小朋友找不到了，新的小朋友还玩不起来。人生第一次，产生了较长时间的忧郁。

这一天，百无聊赖地到一个“小人书摊”看连环画。

“小人书摊”是当时上海特有的文化景观。在居民社区的街道边，一个老大爷展开了一排书架，上面密密麻麻地排列着连环画故事书。这些故事，包罗古今中外，有不少是根据文学名著改编的。连环画的作者，很多是知名画家，画得相当精美。“连环画”三个字，用上海话一读含糊不清，因此大家都叫“小人书”。租看这些小人书很便宜，一分钱一本，却只能现场看，不能带走，因此书架前放了很多小凳子。

这是我到上海后去得最多的地方，许多影响毕生的中外故事，也最先从那里得知大概。像我这样的孩子实在不少，那些小凳子每天很少有空位。

这天，直到书摊老大爷用手指轻轻敲了敲我的肩，我才从一本小人书中醒过神来。时已黄昏，要收摊了。一看四周，除了我，已经没有别的孩子。

我连忙把手上的那本小人书还给老大爷。这本书的题目是：俞伯牙和钟子期。

这是一个历代中国人都熟悉的故事，熟悉得我都不好意思再复述一遍。但是，我还是忍不住要对初读时印象最深的碎片，勾勒几笔。

一位地位很高的人，独自在江边弹琴，却被一个打柴的樵夫完全听懂，他们就成了朋友。一年后弹琴者再到那个地方寻樵夫，却听说樵夫已死。他悲痛地寻到山间坟墓，把那张琴摔碎在墓碑上。

我的童年，对江边樵夫、山间墓碑之类很熟悉。但是这个故事，却让我一下子挣脱了童年。一连串疑问立即产生，而且从此挥之不去：

真正听得懂自己的，只有一个人吗？那么多朋友中，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以前一定并不认识，也不在自己熟悉的地方，一旦遇见，确实能够很快彼此相认吗？

找到了这个人，却又失去了这个人，真会墓碑摔琴，把自己的心声一起埋葬吗？

……

正是这些问题，陪着我一步步长大。

长大后，问题更深入了。

我终于知道，这个故事出自《列子·汤问》。那一对朋友，不是靠别的一切，完全只以琴曲结下生死之交。弹琴者俞伯牙心在高山，听琴者钟子期立即听出来了；过一会儿俞伯牙转向流水，钟子期也听出来了。因此，“高山流水”成了千古至谊的代称。

有了这个代称，中国人心中的千古至谊，也就与山水呼应，由山水作证，如山水永恒了。

《列子》按理应产生在战国时代，所写的俞伯牙、钟子期的故事应发生在春秋时代，那都是两千多年前的事情了。也有学者认为《列子·汤问》出于魏晋人之手，那也有一千多年了。故事的真实程度已经很难考证，但是，一两千年间，无数中国人都以这个故事来建立友谊信仰。这种信仰，实实在在地发生在阅读、谈论、企盼中，因此已经变成了一种“过程真实”，比故事本身的真实性更有意义了。因此我坚信，既然有过“高山流水”这种友谊信仰，那么，中国人肯定是世界上最懂得友谊的族群。

当然，也恰恰因为是“高山流水”，中国人也是在友谊问题上最谨慎、最期待、最悲观的族群。

每个人，也许都有可能遇到那个“钟子期”，但机会太小了。那个地方，会在哪里？

如果真是遇到了“钟子期”，那么，相交的时间也不会太长，可谓“极而不永”。很快，一方断命，一方断琴，两相足矣。至情至谊的可贵和可哀，本为一体。

对于这个问题，我想得更多的，不是向外面找，而是向自己找。自己心中，究竟有没有“高山流水”？这是获得至谊的基础理由。没有这个基础理由，也就没有“钟子期”；有了这个基础理由，也未必遇得到他。这是一种茫然的等待，凄惶的寻找，其实都不能抱有太大的希望。

一九七七年，人类向外太空发射了一个特殊的飞行物“旅行者一号”，向外星人送去了一系列自我介绍。介绍中国的，便是古琴曲《高山流水》。

我读到这条新闻时心中一怔，半日无言。这就是说，我们把尚未谋面的外星人，也当作了“可能的钟子期”。只是希望，在茫茫宇宙间，有人懂得我们。

不懂？不要紧，我们一直寻找着。边飞行边寻找，边寻找边飞行，直到没有尽头的尽头，也就是永恒。

科学家霍金提醒大家：千万别去惹外星人。因为，我们太不了解他们，他们有可能轻而易举地消灭了我们。

太高、太大的友谊企盼，必然会带来太高、太大的生存风险。人类的前景如何？实在不得而知。每当我们抬头仰望苍天的时候，只须知道，在那里，不可想象的远处，有一支《高山流水》的琴曲，在找寻友谊。

估计是找不到，但是，总算在找。这其实也像地球上的我们：对于千古至谊，不抱奢望，却总是在找。

千古至谊虽不可得，我们却不缺少友谊。在日常生活中，天天有一些熟悉的名字、亲切的面容、具体的帮助、轻松的诉说。这就是日常之谊，故称之为“常谊”。

常谊的好处，是实用。随叫随到，随取随放；不必恭请，不必重谢；大事小事，都在身旁。相比之下，前面所说的至情至谊、高山流水，远在天边，呼叫不到。一旦呼叫来了，也未必管用。

即便是非常特殊的人物，他们九成的生活，也由常态构成。因此人间友谊，以常谊为主体。

这种友谊的起点，一般都不会深刻，多数是一些小事。往往是，不经意地帮助了他人，或被他人帮助。

帮助，是人际关系的良性启动，包括被帮助。早年我曾读过一位西方智者的文章，说如果要想与一位新来的邻居建立友谊，又一时找不到为他出力的机会，那就不妨主动地要求“被帮助”。例如，向他借一本书，或一件工具。这种做法有点“设计”，却表现了一种试图建立友谊的主动。而且，事实证明，百试不爽，这种主动总会成功，哪怕是这位邻居并没有那本书或那种工具。

这就是说，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不难拥有很多朋友。只要有心，就能轻松地建立友谊。一旦建立，不必辛勤浇灌，也能自然生长。这是人类向善、求群的本性决定的，非常自然。相比之下，反倒是孤寂傲世、寡友少谊的状态，很不自然。

社会上有一种误解，以为一个人拒绝友谊，是性格决定的。其实，不是性格，而是一种“自我欺骗”。他们硬要自己和别人相信，自己就是那个俞伯牙，正在等待钟子期。因此，他们对周围人群，是一万个不屑。

这样的人其实并不坏。真正的坏人不会拒人于千里之外。他们只须稍稍放松，把自己当作普通人，那么，友谊立即就会靠近。友谊一旦靠近，他们的生命就会产生质变，就像一个固守孤岛多年而渐渐不知人之为人的人，忽然看到了帆影。

看到帆影后的他，与看到帆影前的他，乍一看还是同一个人，其实已经完全不同。不同在哪里？不同在对生存的理解，对人类的感受，对明天的期望。总之，他对生命的时间形式和空间形式的认知，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么一个他，怎么还会与刚刚的他一样呢？

据我观察，那些孤寂傲世的人，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的。他们大多是在友谊上频遭冷遇、几次碰壁，也就以冷对冷，以壁对壁，使自己变成了一道“冷壁”。

对此，我想借自然现象作一番劝解——

日光普照，月色千里，并不要求山川大地来回报。不求回报的日光，才叫日光；不求回报的月色，才叫月色。

对日光和月色来说，无所谓冷遇，也无所谓碰壁。如果出现十里雾霭，几片夜云，看起来好像是阻挡，是异质，是障碍，却只会使苍穹更美。

其实，友谊的滋味，恰恰也在于阻碍和落差。历史上那么多传之广远的优秀诗文，都是在描述人间情感的各种“失衡状态”，例如，思念、怨恨、忧郁、嫉妒、期待、苦守、追悔、自责，几乎每一项都与友谊或爱恋的落差有关。要是没有这种落差，人类的诗情就会减去大半。

如果永远是等量交换、同量往返，生活还有意思吗？这就像到了无坡无沟、无壑无丘、无荫无掩的一块平地，旅行还有乐趣吗？

因此，如果我们发出去的友谊信号没有等到同样的回音，千万不要灰心，也不必寻找原因。我们没有那么小气，小气到放声一唱，就要从山崖间捡拾每一缕回声。只管放松地走，只管纵情地唱，只管一路上播撒友谊信号，这才是真正的人生。

这不是扮演潇洒，而是秉承一个最古老的美好理念。孔子把这种理念表述得非常简洁：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论语·颜渊》

孔子注重家族亲情，又习惯于把家族亲情放大，来比喻天伦大道。在各种比喻中，最精彩的是这一个，把四海之内的各色人众，都等同于血亲同胞。这表明，孔子并不固守一家一户的门庭伦理，也不在乎天下万众的种种界限，而试图以仁爱之心全然打通。这已经上升为一种高尚的信仰，由此，孔子真正堪称伟大。

正因为四海之内皆兄弟，那么，孔子对友谊的理解，必定是海纳百川，兼容并包。不同的职业、出身、学养，不同的地域、方言、习俗，不同的表情、行为、脾气，都在覆盖的范畴之内。这中间，当然也包括对友谊的信号反应得特别迟缓、滞塞、漠然的那一族。

不同的反应，既有主观因素，又有客观因素，即使排除了这些因素，也不会变成同一的人。但是只要记住，我们都是兄弟，那就可以了。不同，正证明是“兄弟”而不是“自己”。孔子在另一处所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就是这个意思。

至此可以明白，日常友谊可以无限扩大，并由实用等级上升为信仰等级。

这种用汉语说出来的信仰，在世界上弥足珍贵。请想一想，四海之内，没有异教徒，没有十字军，没有种族隔离，没有文明冲突，没有强权对峙，没有末日平衡，只是兄弟。为什么是兄弟？因为天下只有一个家。

这种信仰，与墨子的“兼爱”、孟子的“利天下”等理念连在一起，成为中华文化的一种宏大隐脉，虽不时时显露，却也未曾失去。偶尔一见，总会感动。

整个大地都是友谊，但偶尔，静下心来，还会悬想梦中的高山流水。极度宽泛的“常谊”和极度稀少的“至情”遥相呼应，互济互补，组合成中国古代君子完整的友谊哲学。

既然“四海之内皆兄弟”，为什么还需要孤影缥缈的“俞伯牙”和“钟子期”？可不可以忘记他们？

可以。但是，也应该允许有人记得。

这就像，大批年轻写手可以天天文思泉涌、文笔滔滔，却也会有几个，心底藏下了《诗经》和《楚辞》。藏下了也未必实用，却会偶尔出神遐想，悄悄地开拓了人格领土。

无论是“至谊”还是“常谊”，都让人感到温暖。但是，正如本文开头所说，友谊之道，还是充满了沼泽和陷阱。甚至可以说，人的一生中最伤心、最郁闷的经历，至少有一大半，与友谊有关。

因此，向来被认为是“安全地带”的友谊，其实也是“危险地带”。

为什么会这样？

这是因为，世间除了高雅的至谊、广阔的常谊之外，还有一种友谊，既不高，也不广，却有点甜，有点黏，有点稠。借用庄子的说法，可称之为“甘谊”。

处于“甘谊”之中的朋友，既可以称之为“蜜友”，也可以称之为“密友”。两个差不多的字，道出了其间的特性。

这种朋友，范围不大，交往很多，并不在大庭广众中搂肩拍背，而是带有一点心照不宣、微微一笑的“隐享满足”。他们彼此信任，遇事相商，无事聊天，经常愿意愉快合作，一起做一点事情。

然而，问题恰恰出在这种朋友之间。

这种朋友常常遇到几个陷阱。

（一）体己的陷阱。

既然是密友，一见面就把门关起来，泡好两杯茶，亲切地看看对方，说一些“体己话”。体己，也就是知心、私密、不为人道。于是，这里就出现了与“他人”和“众人”相脱离的话语系统和价值系统。这种话语系统和价值系统，既确证着亲切，又埋下了危险。

与“他人”和“众人”相脱离，很可能同时也脱离了公道。小事脱离公道倒也罢了，如果事情比较大，就会引起人们的怀疑。

如果怀疑的目光很有韧性，那么，情况就很难乐观。外面的怀疑，很可能向内渗透。结果如何，无法预计。

（二）功用的陷阱。

上文说过，“至谊”不具有实用性，“常谊”具有实用性。而人们对于“甘谊”的期望，就不止于寻常的实用性了。

“甘谊”直通一种无所不能的心理逻辑：“这么好的朋友，什么事不好办？”“有任何麻烦都说一声！”“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们谁跟谁啊？”……

不切实际的互许，埋下了不切实际的互盼。

事实上，这种互盼多数落空，而落空的结果，总让人伤心。

亲密朋友之间，可能还存在着一起分享权力、财富、名声的潜在心理。一旦发现无法分享，便心生怨隙。条条怨隙的积累，很可能产生悲剧的结果。

西哲有言：“何为真友？各无所求。”

这话说得有点过头，但其中也蕴藏着一番深意：友谊的最珍贵本性，与实用无关。可惜在很多人心目中，如果剥除一切实际功用，友谊就不存在了。

（三）暗箱的陷阱。

“甘谊”之中，又存在着另一个重大误会。总觉得朋友之间一切都能互相理解，因此不必清楚说明，一说就见外，一说就生分。结果，友谊就成了一只“温暖的暗箱”。

但是，朋友是知己，却不是自己。两片树叶贴得再紧也并不完全相同，而是各有经络系统。麻烦的是，“甘谊”中的朋友明明产生了差异也要互相掩饰，而掩饰中的差异又特别让对方敏感。因为是好朋友，敏感也就变成了过敏，甚至是超常过敏。

我见过一些著名的文学前辈，早年都是莫逆之交，到了垂垂暮年却产生严重龃龉，而一问起因却琐小得不值一提。万里沙丘他们都容忍得了，却容不下贴身肌肤的一粒沙子。他们都把对方看成了自己，因此容不下一丝一毫的误解、委屈、冷漠、传言。为此，我曾写道：

最兴奋的相晤，总是昔日敌手；

最愤恨的切割，总是早年好友。

这便是陷阱，由“暗箱”转化成的陷阱。一陷，竟然跌进了比仇恨更加无救的深渊。

上述这些陷阱加在一起，就有可能进入更大的陷阱，甚至踩踏到善恶的边界。

说过了“甘谊”的陷阱，我们终于可以引出庄子的至理名言了：

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

《庄子·山木》

这话清晰得不用翻译，如要笨笨地译一下，也就是：

君子之交，淡如清水；小人之交，甘如甜酒。君子因清淡而亲切，小人因甘甜而断绝。

庄子的这一论述，具有惊世骇俗的颠覆性。因为世间友情，总是力求甘甜，而甘甜的对立面则是清淡。庄子把这种观念反了过来，但是，反了两千年，人们还是不理解、不接受、不奉行，仍然在友情交往上追慕“甘若醴”。估计今后还会这样，因此，我们必须再郑重读解一次。

庄子的精彩，常在比喻。清水和甜酒的比喻，便是读解之门。你看，在色、香、味上，清水都无法与甜酒比，但是，甜酒需要酿造，甜酒并非必需，甜酒不能喝多，甜酒可以乱性。这一系列局限，恰恰是清水所没有的。清水出乎天然，清水为人必需，清水可以尽饮，清水无碍心志。那么，如果把水和酒的对比投射在友情之上，孰上孰下，孰优孰劣，就不难看出来了。

清淡交友，在具体表现上是什么样的？未必经常相聚，未必海誓山盟，未必成群结队，未必书函频频。但偶尔一见，却满眼亲切；纵挥手而别，亦衣带留痕。

同样以水为喻，庄子的“淡哲学”，应该与老子的“冷哲学”、“钝哲学”、“低哲学”有关。

老子说：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

夫唯不争，故无尤。

《老子·八章》

用现在的语言解释，大致可以这样：

最高道德像水。水，滋润万物而不与谁争，身处大家遗弃的低位，因此反而接近大道。

除了找对地方，还心地深远，与人为善，说话可信，为政有效，办事能干，行动合时。

正因为什么也不争，所以也没有麻烦。

老子的这段话，应该成为最值得永久传诵的中国古代哲言之一。其核心有两点——

第一，利万物而不争；

第二，处低位而得道。

对于这两点，需要略作讲述。

先从后面一点说起。老子所说的“处众人之所恶”，也就是故意寻找大家都不愿意停留的地方。大家愿意去哪里？向上，向高，向世间显达处。这正好与水的流向相反。水的流向，是向下，向低，向世间隐蔽处。而这，正是众人所鄙弃的地方，因此说“众人之所恶”。

“众人之所恶”，恰恰是得道之地。为什么这样说呢？

既然众人都在争高，因此如果像水一样甘寻低位，就可避开争执。但是，争高位的众人也不能脱离根脉和土壤，也需要灌溉和润泽，这又只能依靠甘寻低位的水了。于是，水似乎在说：“你争你的高位，我灌你的根脉。”

水连“可能的对手”也默默帮助了，那就是“利万物”。可见，能做到“利万物而不争”，正是因为它甘寻低位。所以，逆众人是为了利众人，逆万物就是利万物，这便是道。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也有一种版本为“水善利万物而有静”，并把“静”注为“无纷乱”、“治躁”，意思与“不争”相近。凭我对文字本身的神秘直感，认为老子说“不争”的可能更大。

拜习了老子和庄子，我们就有高度超越前面所说的那些陷阱了。

在这里，我想以自己的一些负面经历谈点体会。

为了避免个人恩怨，我只说与几个传媒的交往陷阱。

二十几年前，我还在上海担任院长，曾经对一家戏剧杂志和一家文学报纸表示出超常的友情。我同意一位副院长的提议，拨出一笔资金支援那家濒临倒闭的戏剧杂志，并答应以后连续资助，使国内其他同类杂志大惑不解；几乎同时，我又在全国其他报刊的激烈争夺中把新写的长文《上海人》给了那家景况寥落的文学报纸，结果该文大受市长赞誉，出现了上海官员和文人几乎人人皆读的惊人热闹。这两番友情，够浓烈的了吧？

但是，怎么也没有想到，在我不久辞职之后，立即遭到那家戏剧杂志和那家文学报纸的谣言攻击，而且声势浩大。谣言很快破碎，但只有它们，不辟谣，不更正，不道歉。尤其那家文学报纸，后来一直不间断地把攻击延续了二十几年。这事，用正常的逻辑永远也解释不通。

国内外很多朋友对我说，这种情况，普天下只可能在上海发生，只可能在上海文化界发生，只可能在上海文化界那些衰疲的角落发生。对此我不同意，认为这里出现了一种深刻的“反逻辑”：它们超常的暴烈，正是在报复我当初超常的浓烈。

分析这种“反逻辑”，也就能进一步理解“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深意。

超常浓烈的友情，具有一种“不可承受之重”。不可承受却又承受了，按照物理规律和心理规律，必然会产生一种很大的不平衡，让人无法站稳。

面对这种不平衡，就像面对一笔无法偿还的债务，只有两个办法，一是以服从来抵偿，二是以变脸来抵赖。

本来它们都是准备选取第一个办法的，但我恰恰又辞职了，完全失去了“服从”的必要和可能，因此就采取了第二个办法。好像它们与我是对立的，不可能接受过我的超常帮助。

由此我终于明白，这里出现的忘恩负义，首先不是道德问题，而是力学问题。造成这个力学问题的起因是我，因此属于咎由自取。

对此我无可奈何，可用的办法是恢复职位或升高职位，以加倍的正面浓烈对付反面暴烈。这虽然只是举手之劳，但我还是选择了老子、庄子的教言，选择了浓烈的反面。那就是，像水一样趋低、趋下、趋弱、趋柔，而且丝毫不争。

既在手段上“不争执”，又在目的上“不争胜”。

结果呢？

老子说，柔能克刚。我究竟“克”了没有？

那些造谣者，先因我的不争而感到安全，后因我的不争而感到不甘。他们总是等着我出来争辩、争论、争执，而我总是不争。他们为此恼怒了很久，撩拨了很久，激将了很久，我还是不争。于是，他们渐渐漏气了，不耐了，发毛了。原来，他们最期盼的是浓烈，最害怕的是冷淡。他们举着烈酒叫阵，我却倚着冷泉打盹。终于，他们逐一退出，消失于草泽之间。

有了这番经历，我也终于对这个“淡”字，产生了根本的理解。

人与人相处，本质为淡。倘若浓稠，如何个体独立？如何若即若离p如何流转自如？如何因时而异？

清水之中，如果营养浓富，即成污染；血管之中，如果黏度过高，即成疾患。人际关系，也是如此。

人际关系中的浓度，大多由夸张、捆扎、煽动而成。时而炽热、狂喜，时而痛苦、愤怒，其实都是以一种自欺欺人的借口造成的负面消耗。批判、斗争、辩论、舆情等等，也大致如此。我之所以一直不喜欢政客、名嘴、意见领袖，也与他们故意夸张浓度有关。通观历史，这种夸张固然留下过伟业的传说、盛世的故事，但主要是造成了灾难，而且是无数实实在在的灾难。

当我用老子和庄子的眼睛看淡周际时，一切都变得正常、寻常、平常，连气势汹汹的进攻都变成了沙盘游戏、木偶提线。愤又何在？恨又何在？只是轻轻一笑间，如风吹苇。

由此可知，“淡如水”，并不只是交友术，还是一种世界观。

世事漠漠，恰如水墨，被人加浓，反失常态。由浓归淡，即返自然，便得泰然。

淡了，什么都能接受，什么都能谅解，于是方可说一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因此，这个美好的信仰，也寄之于淡。

其实，即使是高山流水的“至谊”，也极淡极淡。一曲琴音，短暂相遇，又天人相隔，还不淡？虽淡，却不失其高，正合得上这四个字：天高云淡。

说明：本篇和以下几篇，选题于旧著《霜冷长河》，有的重新写了，有的作了很大修改。选的理由，是因为这些文章探讨了“人生之道”，是我后来研究“君子之道”的重要准备；改的理由，是原文写得过于滞缓、周致，已经不适合今天的阅读。不禁边改边叹：才隔十几年，中间已有世纪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