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理，君子不应该自杀。因为孔子曾经提出过非常明确的要求：“君子不忧不惧。”（《论语·颜渊》）

但是，纵观历史，君子自杀的事例还是不少。显然，他们还是有忧有惧。不仅有，而且很大，才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使本该无所忧惧的君子害怕了呢？王充在《论衡》里作出了一个结论：

君子不畏虎，独畏谗夫之口。

《论衡·言毒》

谗夫，是指毁谤者。

这个“谗”字，居然比猛虎还要可怕，因此，希望能够引起读者百倍注意。有人把它解释为谣言，那就轻了。谣言虽然不好，但不见得会对某个人造成实际伤害；“谗”就不同了，必定以伤害为目的。其中，还必然包括挑拨离间、花言巧语、添油加醋、栽赃诬陷、指鹿为马、上纲上线等手段，而且锲而不舍、死缠烂打、无休无止、上下其手，直到把被伤害者的名誉彻底摧毁。如果不是这样，就不叫谗夫。

谗夫的攻击目标，是君子的名誉。君子自杀的原因，是名誉的失去。因此，在名誉问题上，谗夫就是屠夫。

一切的核心，是名誉。

名誉，也可称为名声、名望、名节。在古代，常常以一个“名”字来统称，大致是指一个人在社会上获得的正面评价和良好影响。

在很多君子心目中，这是一个人的第二生命。甚至，是第一生命。

看成是第二生命的，因谗而怒，拔剑而起；看成是第一生命的，因谗而死，拔剑自刎。

名，不是物质，不是金钱，不是地位，不是任何可触可摸的东西。但是，善良的目光看着它，邪恶的目光也看着它；小人的目光看着它，君子的目光也看着它。一切狞笑、谋划、眼泪、叹息都围绕着它。它使生命高大，又使生命脆弱；它使生命不朽，又使生命速逝。

名啊，名……

君子重名。

最能说明这种重视的，是孔子的这句话：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论语·卫灵公》

用现在的话说：君子的恨事，是离世的时候自己的名声还不被别人称道。

这就是说，名，是君子对生命价值的最后一个念想，可称之为“终极牵挂”。

好像大家都很在乎。例如，荀子说过“名声若日月”（《荀子·王霸》），连墨子也说过“以名誉扬天下”（《墨子·修身》）。多数古代君子追求的人生目标，是“功成、名遂、身退”（苏轼《志林》）。名，这个字，一直稳定地浮悬在君子们的头顶。

君子重名，目的各有不同，但从根本上说，我们不能过于强调他们的自私理由。如果认为重名即是重个人，那倒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在孔子和其他君子的内心，名誉，是建立社会精神秩序的个人化示范。名誉，既包含着一个人的道德行为规范，又包含着这种规范被民众接受和敬仰的可能性。因此，名誉是一种生命化的社会教材，兼具启悟力和感染力。一个君子能够让自己成为这种生命化教材，是一种荣耀，也是一种责任。一个社会能够守护一批拥有荣誉的君子，是一种文明，也是一种高贵。

在我看来，人类社会从野蛮的丛林走向文明的平原，最大的变化是懂得了抬头仰望。一是仰望天地神明，二是仰望人间英杰。人们为第一种仰望建立了图腾，为第二种仰望建立了名誉。

两种仰望，都是人类实现精神攀升的阶梯。所不同的是，图腾的阶梯冷然难犯，名誉的阶梯极易毁损。

因此，名誉的事乍一看只涉及一个个名人，实质上却关及整个社会历史的文明等级。

一个社会，一段历史，本身也有名誉问题。社会和历史的名誉，取决于它们如何处置人与人之间的名誉取向。它们给予什么样的人物名誉，它们本身也就具有什么样的名誉。它们让什么样的人物失去名誉，它们本身的名誉级别也就随之发生变化。

为什么诸子百家的时代永远让人神往？因为那个时代给了孔子、孟子、荀子这样的人物以很高的名誉。同样，古希腊的名誉，与那个时代给予索福克勒斯、希罗多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名誉相对应，而它失去名誉的地方，正在于它试图让苏格拉底失去名誉。与中国和希腊不同的是，巴比伦文明和埃及文明把名誉集中在一些政治人物身上，很少找得出文化智者的名字。因此，它们后来的走向，也容易失去它们本来应有的文化尊严。

中国在漫长的历史中，除了诸子百家的时代之外，唐朝的历史名声最好，这与那个朝代在“名誉分配”上的合理性有关。连皇室也崇敬一个个宗教大师、著名诗人、书法家，他们这些人在当时拥有极高的名声，因此唐朝也就在历史上拥有极高的名声。相比之下，汉朝过于尚武，社会声誉主要集中在统帅、将军一边，虽也令人振奋，但军事与文化一比，在时间上毕竟容易朽逝。因此，唐朝的整体荣誉也高于汉朝。

最值得玩味的是宋朝，居然一度将国家的很大一部分行政管理职务交付给了一代文化大师，如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等等，把顶级行政声誉和顶级文化声誉罕见地叠加在一起了。他们之间的政见并不一致，而且也先后遭到贬黜，但不管从哪一个角度看，他们都是君子。即便是对立，也是君子之争。因此，他们也让他们所处的时间和空间，保持着高雅的名声。

明清两代，实行思想专制主义和文化恐怖主义，即“文字狱”，君子们应有的名声被残酷剥夺，代之以文化庸人、文化奴才和文化鹰犬们的“时名”。最多的名声，全都投注给了宫廷皇族和官僚体制。就算是其中比较像样的文化人，也一定要与官僚体制挂钩才能被确认名声。但严格说来，这已经不是纯净的文化名声和君子名声了。正是这种长达数百年的风气，造成了中华文明的整体下滑。

也就是说，由于明清两代在“名誉分配”上的错乱和颠倒，中国在整体上也名誉蒙污，很难与唐、宋两代相比了。尽管在国力和疆土上，明清两代比唐宋两代更强、更大。

由此可见，名誉之正，直逼国本。

如果说，一个时代的国力和疆土并不一定和名誉成正比，那么，对于个人来说就更是这样了。力量和体量，与名誉无关。

不管何时何地，常常遇到“名誉分配”上的错乱和颠倒。这个问题，在中国君子身上体现得更为强烈，更为痛苦。

这是因为，君子的名声，除了荣耀性之外，还带有排他性和脆弱性。

君子名声的荣耀性就不必多说了。良好的名声让君子广受关注和尊重，而且还会衍伸到前后相关的行迹和周边相关的人群，因此必然受到很多人的羡慕，乃至嫉妒。

但是，君子的名声又带有排他性。即便君子本人并无排他之心，而他的名声也会自然地发挥出排他功能。为什么会这样？

首先，名声因为是君子的，必然包含着正气。这种正气，既有君子品德的基本支架，也有区别于小人的边界划分。因此，即便是安静的名声，也构成了一种隐性的价值标准，首先对小人产生威胁，也对许多介乎君子和小人之间的芸芸众生产生压力。

其次，君子的名声还会让其他君子感到尴尬。同样是君子，一方的名声就会对周围造成对比和掩荫。这就会使周围的君子产生某种被排斥的感觉，并进而产生对今后的担忧。

正是这两种排他性功能，使君子的名声总是伴随着脆弱性。

这实在是一个让人伤感的悖论。君子的名声虽然具有荣耀的光辉、排他的功能，但本身并没有实质性的依靠，只是飘动在人们的心中、口中。这种名声不靠权力，不靠地位，不靠财富，不靠武力，不靠家世，不靠师从，也就是说，是一种霞光月色般的存在，美则美矣，却极易消散。

当然，也有不少名声建立在权力、地位、财富、武力、家世、师从之上，拥有者也可能是君子，但是，他们身上那些“有依靠的名声”却只属于他们“非君子”的成分，因此恰恰不是君子名声。他们身上如果也有君子名声，那么，属于君子名声的那部分，一定也是脆弱的。

如前所述，君子的名声与周围很多人的羡慕、嫉妒、威胁、压力、尴尬、担忧紧紧连在一起，因此处处遍布了企图颠覆和毁损的潜在欲望。一旦打开一个小小的缺口，极有可能蔓延成一片烈焰熊熊的火海。

几乎不会有人来救火。对于旁观的一般民众来说，非常愿意看到几棵平日需要仰望的大树被顷刻烧焦的痛快景象。闪闪火光照着他们兴奋的脸，他们又鼓掌，又欢呼，甚至跳起了群舞。

他们之中可能也会有几个人头脑比较清醒，没有参与群舞，看着被烧焦的大树，也就是被谗夫们伤害的君子，企图说几句公道话。但是，正因为君子原来的名声并非实体，被诬被冤也缺少确证的凭信，即使试图救助也缺少救助的依据、资源和逻辑。他们在束手无策之中开始怀疑自己：既然那么多人采取同一个态度，也许“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被伤害的君子更难自辩，因为颠覆名声的第一步，总是会破坏被颠覆者的基本信誉。既然基本信誉已被怀疑，自辩当然无效。“时至今日还在说谎！“这是一般民众对自辩者的“舆论”。

君子为自己的名声辩护，需要有法庭，有法官，有律师，有法警，有陪审，有证人，有证据，有上诉……但这一切，在名声的领域都不存在。虽然法律上也有“损害名誉权”的条款，但那只适用于某种浅陋的罕例。真正的名誉案件，往往越审越损害被害者，这在全世界都心照不宣，又以中国为最。

总之，君子的名声天然地埋伏了大量对立面，广大民众又基本站在对立面一边。无人想救，无人能救，而自己又缺少辩护的资格。这就难怪，那么多品德高尚的君子默念几句“人言可畏”，含恨自杀。

说到这里，我不能不对中国的“君子之道”略作批评。我已经写了那么多文字称颂它，因此也有必要说一说它的负面效应。

我曾多次论述，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弊病是疏淡公共空间（public space），中国君子并未被赋予“勇于在一切公共领域运用理性”（康德）的职能。因此，君子受谗夫之谤，本是一个“公共空间”、“公共领域”的重大话题，却得不到公共理性的保护。其他君子即使“打抱不平”，也不存在正常的伦理身份。这一来，君子一旦受谤，只能面对以下几项选择：

一、请求朝廷为自己洗诬，即“平反”；

二、不与谗夫辩论，只是反躬自省。如果自省之后诽谤仍然不止，证明自己的修养还不到家；

三、如果名声已被诽谤彻底毁坏，那就安心领悟“名高必坠”的道理，不再执着谁是谁非。

这三项中，第一项靠的是事外力量，第三项靠的是事后安慰，因此关键是第二项，即把诽谤事件转变成了一个自省事件。在君子之道中，不难找到以下这些让人感动的话：

“吾日三省吾身。”

“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何以息谤？曰无辩。”

“修之至极，何谤不息。”

“谗夫毁士，如寸云蔽日，不久自明。”

……

总之，按照这种高尚的说教，君子如果遇到了谗夫，遇到了诽谤，只能静静地等待，深深地自省。

这种自省哲学其实也就是退让哲学。君子们在唾面自干的忍辱功夫中，把世间的真伪之别、是非之别、善恶之别全都混淆了。这是一个巨大的精神泥潭，埋没在这个泥潭中的，不仅是无数君子的尊严和生命，而且还有社会的公理、人间的正义。

至于“名高必坠”的逆反哲学，看似冷静，其实还是支持了谗夫。因为谗夫是让高名坠落的推手，如果这种逆反哲学成立，他们反倒代表了历史的力量。

即使大家公认，那些高名的坠落是不应该的，那么，这种哲学又会转而从另一个角度进行安慰，说那些高人即便暂时坠下，也会刺激他们取得更高成就，迟早会挽回名声。为此还不断举出例证，说哪个军事家因受诬而遭断足，反而写出了兵书；哪个大诗人因受诬而遭放逐，反而写出了名作……

这种安慰，仍然让谗夫代表了历史的推手。从所举例证看，完全“以一概万”，把特殊罕例当作了天下公式。千百个高人被谗夫整倒了，只有一两个侥幸存活，怎么能以这种稀有的侥幸来掩盖无数的冤屈？何况，即便是这些稀有的侥幸，也煎熬着巨大的痛苦和伤残，实在是人间正道的反面。

总之，当君子的名声受到谗夫攻击，君子之道老是在教育君子、训诫君子、安慰君子、说服君子，却没有任何力量来对付谗夫。这就使君子之道失去了自卫的依据，任凭自己的信奉者、追随者一次次被攻击、被包围、被泼污。不管怎么说，这是一种重大的功能缺失。

我认为，中国历史上大量的杰出人物不得善终，多数响亮的名誉只能追加于他们去世之后，社会机制永远重复着“优汰劣胜”的潜规则，都与君子之道的这种功能缺失有关。

更可怕的是，这种传统沉淀成了一种扭曲的社会共识。只要君子蒙谗，多数民众的目光只会集中审察君子，而不会审察谗夫。审察君子，主要也不是审察他们究竟有没有被冤，而主要是看他们的“态度”，也就是他们的自省程度和退让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多数民众其实都站到了谗夫的立场上。

民众不明白“他人的名誉不可侵犯”，只相信“他人的名誉不可容忍”；

民众不明白“名誉的多寡决定着社会的等级”，只相信“名誉的毁损充满着世俗的愉悦”；

民众不明白“名誉的废墟是大家的废墟”，只相信“大家的废墟是大家的平等”……

这一系列观念的长久普及，使谗夫们逐渐升格为“揭秘勇士”、“言论领袖”、“爆料专家”，从者如云，一呼百应。

应该说，世界历史上，谗夫处处都有，唯独在中国，特别神通广大；诽谤处处都有，唯独在中国，足以排山倒海；冤屈处处都有，唯独在中国，伤及精神主脉。指出这一事实，并非否定历史，反而更对中国历史上的万千君子肃然起敬，他们实在辛苦了。

他们总是因为德行高尚而走投无路。在百般无奈之下，他们只得选择下策，那就是想尽办法请求朝廷为自己洗污。因为当社会舆论总是站在谗夫一边，君子们唯一能指望的，只能是极权中心。

但是，朝廷并非由君子组成，历来对君子遭受的困境，无法感同身受。朝廷所警惕的永远是权力失衡，而谗夫们的种种作为，永远不对朝廷构成直接威胁。在多数情况下，更让朝廷头痛的，不是谗夫，而是君子。因此，君子在危难时分求助于朝廷，几乎无救。

很多君子自杀，正是因为看透了这层秘密。但是，还是有不少君子留下了哀怨的眼神。其中，包括伟大的屈原和司马迁。

为了名誉而向朝廷求助的君子，在历史上不胜枚举。其中最让我感到痛心的，是宋代女诗人李清照。这么一个柔婉蕴藉的东方女性美的最高代表，居然也会为名誉奔波了大半辈子。

这种反差，再强烈不过地凸显了名誉与君子之间的艰难关系。对这件事，我曾不止一次论及，那就不妨在本文中作一点较完整的解析。

她清纯绝俗，风华绝代，总是独自伫立于西风黄花之中，从不招谁惹谁，怎么会有名誉问题呢？如果有了名誉问题，又怎么会在乎呢？

但是，事实与人们想象的，完全相反。

李清照在与赵明诚结婚之后，就开始面对长辈们遭受的名誉灾祸。这种经历像是一种试炼，让她明白一个人在名誉问题上的乖谬无常。

她的父亲李格非与当时朝廷全力排斥的所谓“元祐党人”有牵连，被罢职远徙。这种名誉上的打击，自上而下，铺天盖地，轰传一时，压力极大，但年轻的李清照还能承受，因为这里还保留着另一种名誉——类似于“持不同政见者”的名誉。然而不幸的是，处理这个案件的，恰恰是丈夫的父亲赵挺之！

这一下就把这对恩爱的年轻夫妻推入十分尴尬的境地：只要一方的父亲能保持名誉，另一方的父亲就必然失去名誉。这种你死我活的格局压在一个家族的头顶，实际上连一半名誉也无法保持，只能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别人看笑话，两败俱伤。

李清照身在其中立即体会到了这种尴尬，曾大胆写信给公公赵挺之，要他以“人间父子情”为虑，顾及儿子、儿媳和亲家的脸面，不要做炙手可热、让人寒心的事。

一个新过门的儿媳妇能够以如此强硬的口气上书公公，可见做公公的赵挺之当时在亲友家族乃至民间社会中是不太有名誉的。但实际上，赵挺之很可能是一个犹豫徘徊的角色，因此最终也遭到打击。甚至在死后三天，家产被查封，亲属遭拷问，儿子赵明诚也被罢免官职。

事虽如此，他原先缺失于民间士林的名誉并没有恢复，反而增加了一层阴影，人们只把他看成三翻四覆的小人。古往今来，很多勉强进入不同身份而又良知未泯的知识分子官吏，大多会在自身名誉上遭此厄运，又百口莫辩。

这时，李清照跟随着落魄的丈夫赵明诚返回故里青州居住。他们这对夫妇对世间名誉的品尝，已经是涩然不知何味了。

我想，被后世文人一再称道的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在青州十余年的风雅生活，他们购书、猜句、罚茶等令人羡慕的无限情趣，正是在暂离升沉荣辱旋涡后的一湾宁静。他们此时此地所达到的境界，好像已经参破红尘，永远不为是非所动了。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名誉上的事情没有止境，你参破到什么程度，紧接着就有超过这一高度的骚扰让你神乱性迷，失去方寸。就像是催逼，又像是驱赶，非把你从安宁自足的景况中驱赶出来不可。

似乎是上天的故意，李清照后来遇到的名誉问题越来越大，越来越关及个人，越来越无法躲避。例如那个无中生有的“玉壶事件”，就很典型。

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是一位远近闻名的文物鉴赏专家，自己也藏了不少文物。在他病重期间，曾有一位北方的探望者携带一把石壶请他过目。没想到，赵明诚死后即有谣传兴起，说他直到临死还将一把珍贵的玉壶托人献给金国。

当时宋、金之间正在激烈交战，这种谣传关涉到中国文人最重视的气节问题。李清照再清高，也按捺不住了。

她一定要为至爱的亡夫洗刷名誉，但又不知道应该如何洗刷。

想来想去，选了一个最笨的办法：带上夫妻俩多年来艰辛收藏的全部古董文物，跟随被金兵追得走投无路的宋高宗赵构一起逃难。目的之一，是表明自己和古董文物的政治归属。甚至，还想在必要时把这些古董文物献给朝廷。

她的思路是，谣传不是说我的丈夫将一把玉壶献给了金国吗？现在金国愈加凶猛而宋廷愈加萎弱，我却愿意让自己和古董文物一起追随宋廷，这是一切稍有势利之心的人做得出来的吗？已故的丈夫与我完全同心，怎么可能叛宋悦金呢？

只有世界上最老实的文化人，才想得出这种表白方式，实在是笨拙得可爱又可气。

她显然过高地估计了造谣者的逻辑感应能力。他们只顾捕风捉影罢了，哪里会留心前后的因果关系？

她也过高地估计了周围民众的内心公正。他们大多乐于听点别人的麻烦事罢了，哪里会感同身受地为别人辩诬？

她更是过高地估计了丧魂落魄中的朝廷。他们只顾逃命罢了，哪里会注意在跟随者的队伍里有一个疲惫女子，居然是在为丈夫洗刷名声？

宋高宗在东南沿海一带逃窜时，一度曾慌张地在海上舟居。可怜的李清照，跟随在后，从越州（今绍兴），到明州（今宁波），再经奉化、台州入海，又经温州返回越州。一路上，居然还带着那么多行李！

这一荒诞的旅程，最后在一位远房亲戚的劝说下终于结束。但在颠沛流离中，所携古董文物已损失绝大部分。

付出如此代价，名誉追回来没有？这真是天知道了。

至此，李清照已经年近五十，孤孤单单一个人，我想她一定累极了。

在国破家亡的大背景下，她颓然回想，父亲的名誉、公公的名誉、丈夫的名誉，已经摧肝裂胆地折腾了大半辈子，究竟有多大实质性的意义呢？她深深喘一口气，开始渴望过几年实实在在的日子。

她已受不住在寒秋的暮色里回忆早已远逝的亲情时抱肩而泣的凄楚，她想暂别往昔，她想寻找俚俗。根据李心传、王灼、胡仔、晁公武等人的记载，她在思虑再三之后接受了一个叫张汝舟的军队财务人员的热烈求婚，又有了一个家。

她当然知道，在儒家伦理的重压下，一个出身官宦之家的上层女子，与亡夫的感情弥深弥笃，而且又年近半百，居然公开再嫁，这会受到上上下下多少人的指责？我们今天还能看到当时文人学者对李清照再嫁的恶评：“传者无不笑之”，“晚节流荡无依”……这就是她在当时文化界“赢”得的名声。

对此，我们的女诗人似乎有一种破釜沉舟般的勇敢。

如果事情仅仅到此为止，倒也罢了。李清照面对鼎沸的舆论可以闭目塞听，关起门来与张汝舟过最平凡的日子。然而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张汝舟竟然是不良之徒。他以一个奸商的目光，看上了李清照在离乱中已经所剩无几的古董文物。所谓结婚，只是一个诈骗的手段。等到古董文物到手，他立即对李清照拳脚相加，百般虐待。

可怜到了极点的李清照，只要还有一点点可以容忍的余地，是绝不会再度破门而出公开家丑的。她知道一切刚刚嘲笑过她的正人君子们得知内情后，必定会笑得更响。但她毕竟更知道生命的珍贵，知道善良、高雅不应该在凶恶横蛮前自甘灭亡。因此，她在结婚三个月后向官府提出上诉，要求解除婚姻关系。

李清照知道宋朝的一项怪异法律，妻子上告丈夫，即便丈夫真的有罪，妻子也要跟着被判两年徒刑。但她宁肯被官府关押，宁肯案审时在大庭广众之下与无赖的丈夫对质，丢尽脸面，也要离婚。

没有任何文字资料记载李清照出庭时的神态，以及她与张汝舟的言词交锋内容。但是可以想象，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她必须诉苦，只要诉苦就把自己放置到了博取人们同情的低下地位上，这是她绝不愿意做的。更何况，即便诉苦成功，所有旁观者的心中都会泛起“自作自受”四个字。这些，她全能料到。如此景况，加在一起，出庭场面一定不忍卒睹。

让这一切都从历史上隐去吧，我们只知道，这次上诉的结果，张汝舟被问罪，李清照也被关押，离婚算是成功了。幸好，由于一位朝中亲戚的营救，李清照没有被关押太久。

出狱后她立即给营救她的那位亲戚写信，除了感激，还是在担心自己的名誉：“清照敢不省过知惭，扪心识愧。责全责智，已难逃万世之讥；败德败名，何以见中朝之士”；“虽南山之竹，岂能穷多口之谈？惟智者之言，可以止无根之谤”。

女诗人就是在如此沉重的名誉负荷下，悄悄地进入了老年。由此，我们可以更深入地懂得她写于晚年的代表作如《声声慢》了，那就不妨再读一遍：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许多写李清照的影、视、剧作品，都讳避了她如此剧烈的心理挣扎。可能也是担心一涉名誉，就会怎么也表述不清吧？名誉，实在是一种足以笼罩千年的阴云。

结果，讳避了又讳避，千千万万读者不知李清照命运悲凄，却在心中一直供奉着一个无限优雅的李清照。

这是一种虚假吗？好像是，但往深里一想又不是。这是一种比表层真实更深的真实。

挣扎于身边名誉间的李清照拥有几十年的“真实”，反倒并不重要；而在烦闷时写下一些诗词的李清照，却创造了一种东方高雅女性的人格美的“大真实”，并光耀千秋。

为此，真希望饱学之士不要嘲笑后代读者对李清照命运悲剧的无知。这种无知，正体现了一种历史的过滤和选择。那些连李清照本人也担心“难逃万世之讥”的恶名，并未长久延续。真正延续万世的名誉，在当时却被大家忽视了，包括李清照自己。

至此已可看出，我花这么多笔墨来谈李清照，是舍不得她的故事对于名誉的全方位阐释功能。名誉的荒诞性、残忍性、追逼性、递进性，以及日常体验的名誉与终极名誉之间的巨大差异，都包含在其中。

有趣的是，后来一直有一些大学者出于名誉考虑，努力否定李清照曾经再嫁，说那是一群小人为了损坏李清照的名誉而造的谣。例如朱彝尊、王士模、俞正燮、李慈铭都做过这样的事。他们学问高，名声大，总该恢复李清照的名誉了吧？但是，如果恢复了，那是真名誉吗？或者说，后代读者真会因为她曾经再嫁，低看她在诗词上的崇高名誉吗？

写到这里，我可以对君子的名誉问题发表一些归结性的意见了。

第一，正在苦恼的名誉，大多无足轻重。

天下真正的大名誉如高山大川、丽日惠风，隐显之间不会惹人苦恼。惹人苦恼的，无非是四周的低语、躲闪的眼神、时下的忌讳、如风的传闻……但这一切，全是嗡嗡如蚊、嘤嘤如蝇，来也无踪，去也无影。为它们而难过，枉为一个挺立的人。等着吧，不必很久，你就会为昨夜的叹息后悔，为今展的眼泪羞愧。

可以肯定，为名誉受损而苦恼的人，绝大多数都在心里把事情严重夸大了。曾在一本书里读到，一个儿子为了报纸上一篇损害自己名誉的文章又气又恨，寻死觅活，他的爸爸前来劝慰。爸爸问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份报纸，城里看的人有多少？看报的人，眼睛会扫到这篇文章的人占多少？这中间，会把文章读完的人有几个？这几个人中，能相信文章内容的人又有几个？相信的几个人中间，读完文章一小时后还记得的人会有吗？如果有，那么，第二天早晨是否还记得？……

儿子听了爸爸的这些问题，仔细一想，破涕为笑。可惜，大多数为名誉受损而苦恼的人，没有这样一位及时到达的爸爸。

第二，真正重大的名誉，自己无能为力。

真正重大的名誉，一定是自己生命质量的自然外化，又正好被外界隆重接受。无论是自己的生命准备还是外界的接受背景，都长远而宏大，无法突击，无法速成。也就是说，这样的名誉，是追求不到、争取不来、包装不出的，也是掩盖不住、谦虚不掉、毁灭不了的。因此，君子不应该成为一个求名者、忧名者、念名者、夺名者。

十七世纪英国政治家哈利法克斯说：“从被追求的那一刻开始，名誉就是一种罪恶。”这话讲得太重，因为这要看追求的程度和后果。我觉得中国六世纪文学家颜之推的说法比较平稳：

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窃名。

《颜氏家训》

这就是说，要成为“上士”也就是君子，应该忘名。万万不可像“下士”那样去夺名，夺名其实就是窃名，于是“下士”也就等同于小人。“中士”就是介乎君子和小人之间的普通人，可上可下。要上，就不能惦记名声。

为什么不能惦记？因为名声的归属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一旦惦记，证明那名声未必属于自己，你却想争取过来。这种争取，就有了求的成分，窃的成分。

第三，一旦名誉受诬，基本不要在意。

名誉受诬，难免令人不悦。但是，受诬的名声既然与自己不合，那就不属于自己，只是名字重合罢了，当然完全不必在意。智者劝告：不为他人的错误惩罚自己；我则进一步劝告：对于恶名，也不可“窃名”。

不要那么推重谗夫，不要那么推重传谣者，也不要那么推重信谣的民众，不管他们的数量有多大。哪怕是一百万人都相信了，那也只是表明一个谣言收降了一百万个俘虏，而且是道义和智能都很低的俘虏，当然可以忽略不计。

历来说，“众口铄金”。我觉得，不要相信。如果是真金，多少张口能把它铄了？铄了的，一定不是真金。当然，也可能铄掉一点外层熔点极低的杂质，那对金来说，倒是好事。如果因名声起落失去了头衔，失去了朋友，甚至失去了一段婚姻，那就证明那些头衔、那批朋友、那段婚姻本不值得留存。从这个意义上，诬陷，是我们人生的清洁剂。谗夫，是我们人生的清道夫。免费获得了清洁剂和清道夫，真该感恩。

除此之外，谗夫还有另一个作用，那就是从他们活动的程度和频率，来反推我们成绩的程度和频率。因为如果没有特别好的成绩，就不会有谗夫的光顾。因此，他们又是反向的“颁奖者”。

第四，更高一层修炼，排除“名执”、“我执”。

君子是儒家概念，其实我们探讨君子之名，可以超越儒家，达到更彻底的境界。

例如老子说“名可名，非常名”，一下子就把名的确定性、指向性，全都取消了。名是一个套子，既套不住各异的个体，又套不住流动的时间，因此从本性上就是假的，不必存在的，不管是正名、邪名、好名、恶名、实名、虚名，都是这样。按照老子的观点，怎么还会有名誉的问题？

佛教更为彻底，一切名相皆是空幻。不仅是名，连“我”也是空的。人间正因为执着于“我”，造成多少纠纷和痛苦，而在无常的大千世界，“我”究竟是什么？消除了对“我”的执着，也就是消除了“我执”，那还会对“名”执着吗？僧侣团队中的每一个人，把自己从小就有的名字也脱卸了，只为称呼之便加了一个来自佛法的法号，那就做了一个把名看空的实验。结果，大家都看到了，他们中的大多数，反而更加自在、更加喜乐。

如果把“名执”、“我执”看成是人间痛苦之源，那么，君子之名也就获得了根本性解决。

但是，无限超脱的老子和佛教也不否认世上有善恶，人间有大道。因此，对于名誉问题，还有一件事要做。

第五，面对他人受诬，应该仗义执言。

如前所述，谗夫毁损君子名声，其实是在毁损社会的公共伦理。发现这一事端的所有君子，除了当事人因身份不便可以豁免外，都应该站出来捍卫公共伦理。就像康德所说的，“勇于在一切公共领域运用理性”。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在精神意义上真正有序。这在中国儒家哲学中，称之为“大道之行”、“王道之立”。在佛教中，称之为“无缘大慈，同体大悲”。

身边的某一个君子受诬，看起来是一件小事，其实却侵扰了天下公理，破坏了信用体系，人人都有责任阻止。如果这个诬陷不遏制，那个谣言不揭穿，日积月累，必然是天下公理的倾覆，谁也活不下去。《礼记》里的那段名言应该让所有的君子牢记：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礼记·礼运》

这是中国自古以来追求的美好社会理想，每读一次都让人振奋一次。它指出，一旦施行大道，天下人人有份，因此要选得贤能之士，达到诚实无欺、友爱无伤。按照这个标准，一切君子都应该站出来卫护社会信誉，修护他人尊严。只有这样，才有“天下为公”。时间一长，就有可能达到前面所说的“大道之行”，“王道之立”，“无缘大慈，同体大悲”。

由君子之名出发，层层辨析，终于抵达了这么一个宏伟而美好的理想境界，我为这次写作感到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