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思考的最高等级，不是加法，而是减法。

对于愈是庞大、愈是复杂的对象，愈要做减法。

我曾做过很多实验，努力找出一个宏伟机体的最关键“命穴”，用一个字来概括。例如，对于历史悠久、支派繁多的“君子之道”，若要层层剥除剩一个字，我认为那个字是“德”。

那么，对于整个中华文化，且把它的千般优势暂时搁下，光说它的种种弊病，而且也必须用一个字来概括，这个字是什么呢？

这个字是：假。

是的，这是中国文化千年未消的一个病穴：假。

这一个字，如果用现代学术语言进行比较平静的表述，可以这样说：中国文化历来最大的弱点，是严重缺少证伪机制。

这种平静的说法背后隐藏着多少灾祸、战乱、冤屈、颠倒、倒退，简直无法想象。

历来所要的，只是忠奸之分、分合之选、道术之争、盛衰之衡、得失之论、华夷之别，从来等不到一场至关重要的真假之辨。于是，假，潜伏在争论的任何一方，永远安全，越长越大。而正是它，败坏了对立的双方，败坏了一切。

直到现在，很多看似十分紧缺的社会观念，为什么迟迟不能生根？原因是，它们的假体，早已风行一时，因此让真体无从插足。例如“民主”，实在是一个不错的观念，但它在“文革”中曾以超常的规模和体量席卷九州，让人不寒而栗；而时至今日，中国社会上暴民、刁民们发挥的能量和取得的实效，也无与伦比。这一些，都被称之为“民主”，甚至是“大民主”，那么，什么是“真民主”？很难辨得清了。而且，领略过宏伟“假民主”的中国人，确实也更能发现那些标榜“真民主”的地方的虚假性。

这果然合得上中国最伟大小说家曹雪芹的结论：“假作真时真亦假。”

假，世界各国都有。但是，受假的侵害最深，而且仍在生生不息的，独数中国。假数字、假案件、假证据、假证人、假记者、假文凭、假医生、假品牌、假酒、假药、假茶……永远如雨后春笋，遍地皆是，屡禁不绝。

特殊之假，起于骗子；中度之假，起于牟利；广泛之假，起于文化。

不错，还是回到那个平静的学术判断：中国文化严重缺少证伪机制。

正因为是千年机制，实在无可奈何。即使我们天天见假而恨，见假而怒，见假而泣，却仍然不知如何从根本上整治。当然也能看到一些整治措施，但对这些措施的长久效能，却还心存怀疑。

那么，我们能做一些什么呢？

我想，既然主因在于文化，那也不妨从文化上说说它。有效无效，大效小效，那就顾不到了。

我曾反复论述，一切文化的最后成果是集体人格，而中华民族对集体人格的选择是君子之道。但是，正是在君子之道的伟大结构中，羼杂了大量的虚假和伪诈。

“伪君子”，在中国语文中是一个常见词语。而且，一见这个词语，多数中国人都会联想起一张张生动的脸庞，一个个鲜活的身影。

但是，当“伪君子”已成为一个固定的恶名，它又有可能成为一枚石块任意丢掷，伤及不该伤害的人。在我看来，仅仅是只求其表，只求其名，还算不上“伪君子”；一直想做君子而修炼不够，处处露怯，也算不上“伪君子”。只要不是故意作假，一切向往君子的企图都应该鼓励。我注意到了，随意地把别人称作“伪君子”的人，自己究竟是什么人，倒是特别应该存疑。

我会在下文中列举出一些已经被法律认定为罪犯的“伪君子”，借以说明，在哪些方面，君子最容易被“伪”；在哪些方面，君子最不应该被“伪”。

最常见的，是文化之伪。

历来有很多人，把文化和君子画上了等号。

经常听人这样说：“那些年轻人做坏事，是因为缺少文化。”

他们所说的文化，与我在《何谓文化》一书中系统讲述过的文化不同，似乎主要是指年轻人的各科考分，以及古文、英文、写作等文化知识和文化技能。对于年长的人也是一样，一听到有人在谈论书籍，就会预估这个人品格不错。如果谈论者口中吐出的居然不是口语，而是文言，那就多半会被看成君子。如果那几句文言大家从来没听到过，而其中似乎又带有一点吟诵的腔调，那大家更会对之鞠躬敬礼了，似乎他刚刚从屈原身边走来。

也有一些人比较清醒，并不完全把两者混为一谈。但也会提出一些“中性逻辑”，很容易让人相信。例如——

“读书多了，人就坏不到哪里去。”

“一个地区多造几个图书馆，就会减少几成犯罪率。”

“文如其人，字如其人。人品和文品虽有差距，但基本统一。”

“我儿子年纪轻轻就上了两个国学班，将来一定是做官的料。”

“我们老板能流利背诵很多古诗，是个儒商，怎么会欺诈你们？”

……

这些话，组合成了一种全社会的“职能错配”，让文化外饰冒充了道德主体，后果非常严重。

本来，道德缺失就是道德缺失，事情比较明晰，缺失程度的轻重分布也一目了然。但是，有了这种文化外饰的冒充，一切都混乱了。乍一看处处文化，处处国学，处处知识竞赛，处处历史讲坛，似乎立即要进入一个“君子国”了，但大家都已经看到，人们对社会精神重建的企盼，仍然非常失望。民众的道德水准，甚至低于战火纷纷、衣食不周、文化匮乏的时代。

为什么会这样？还是那个字，“假”了。职能错配，让本来不假的两方面，都假了。为了揭示这些事端的荒诞性，我想用一个寓言式的比喻来加以说明。

某乡有一个潦倒秀才，无以为生，却写得一手不错的毛笔字。有一年该乡疠疫成灾，大家病笃乱投医，猜想能写毛笔字的人可能也会开药方，就把秀才请出来。秀才抵挡不住美言、厚馈的诱惑，也就凭着一点往昔的道听途说当起了医生。他飞动的笔墨带来了民众的安心，民众的拥挤带来了他的自信……这场游戏就这样做下去了。游戏的结局是全乡的死亡，包括这个伪医生。

请注意这个寓言里的“共伪结构”。不管起因多么急迫，多么无奈，多么可以原谅，但当事情一旦开始，一切都“伪”了。伪医生，伪按脉，伪医嘱，伪药方，伪起色，伪痊愈，伪复发……随之而来，许多无辜的信号也被“伪”所笼罩，例如，半夜的脚步、熬药的炭火、族长的拜谢、外乡的传闻，等等。连那个秀才，也不再是个真秀才。

百伪之源，就是职能错配。

在我看来，以文化外饰冒充道德主体，其后果之恶劣、广泛、长久，远远超过那个乡间秀才冒充医生的事件。

我在《北大授课》中曾以一系列汉奸的姓名证明，“国学”与“爱国”无关，甚至还会产生背逆。由此我还要进一步说明，文化知识、文化技能、学历、名校、专业等等，也与道德人格关系不大，切莫错配。错配了，虽然不见得会产生大量汉奸，却一定会产生很多一脸文雅的“伪君子”。

有人说，“文化之伪”总比“江湖之伪”好一点，没那么多血腥。

有人说，“古今文字像一只只隐形的手，把人从伤害生命的底线前拉回”。

对此我完全不同意。

以我亲身经历，当百岁高龄的巴金躺在病床上的时候，中国内地南方和香港的部分文人发起了一个以最肮脏的语言辱骂他的运动。在人类历史上，还很难找得到哪个土匪黑帮伤害百岁老人的事例。

以我亲身经历，“5·12”汶川大地震全民救援，连很多平日的“不良少年”也都纷纷参与了，而在网络媒体上歪曲和侮辱救援的，只有文人。

还可以举出大量实例，都与“伤害生命的底线”有关。但在伤害时，他们全都扮演着“君子”。好像，敢于做土匪不敢做的事，才是“君子”；敢于不相信天下一切捐助，而自己也绝不捐助的，才是“君子”。他们发表这些意见的文章，确实写得字斟句酌，跌宕起伏，痛快淋漓。

偶尔，他们中的个别人，也会由于一时失算，遭遇到警察。

例如，我读到司法部门编印出版的一本法制文摘，其中刊登了一九九八年八月一日在湖北省破获的一起绑架杀人案。那样的“君子”中的一员，在那里碰到了麻烦。

这起绑票杀人案其实早在八年前就发生了，侦查了很久没有结果。

这天，一位名叫吴忠义的刑侦专家在翻看旧案卷时发现了绑匪写的一张纸条。他先匆匆瞟了一眼，突然若有所思。很快，他决定重新侦查此案，而侦查的范围，划定在受过高等教育的文化人中间。

究竟是一张什么样的纸条，给了刑侦专家一个重新判断的机会？

那张纸条上其实只写了十九个字，六个标点符号。其文曰：

过桥，顺墙根，向右，见一亭。亭边一倒凳，其下有信。

写这张纸条的罪犯是在向受害者的家属指点藏信的所在。他竭力想把句子缩到最短，减少信息量，但他忘了，文字越减缩，越能显现一个人的文化功底。

请看这十九个字，罪犯为了把藏信的地方说清楚，不用东西南北、几步几米的一般定位法，而是用动词来一路指引，这在修辞上显然是极聪明的选择。

四个指引词，“过、顺、向、见”，准确而不重复，简直难于删改。特别是那个“见”字，用在此处，连一般精通文字的写作人也不容易办到。一般会写成“有”，但那就脱离了动词指引的统一性。

更有趣的是，这个句子读起来既有节奏又有音韵，在两个“二三”结构的重复后接一个“五四”结构，每个结构末尾都押韵。看得出，受到晚明小品的不小影响。

罪犯当然不会在这里故意卖弄文采，只能是长期读古文、写旧体诗的习惯，产生了自然流露。

如果他自己发觉了这种流露，一定会掩盖的，但他没有发觉，可见实在成了一种表述本能。时至今日，能有这般表述本能的人已经不多，因此侦查的范围可缩得很小。

那地方有一所大学。很快破案，罪犯是一个大学教师。

谁揭发了他？文化。

当然，这里所说的“文化”，是指现在广泛崇尚的文化知识和文化技能，而不是现在严重黯哑的文化道义和文化人格。

由于绑匪的文字功力，我还稍稍关注了一下案情。原来，事情的起点并不邪恶，而是他与被害学生在河堤上做转圈游戏。学生转晕后掉到了污水沟里，摔掉了几颗门牙，满脸是血，他怕家长怪罪，就用手去捂学生流血的嘴，而且一直捂了下去。他当时心里想的是“小过难辩，大过难罪”，“至繁不如化简”，“无毒不丈夫”，“一不做二不休”，都是传统文化中的语言。

学生死后，他感受到“化繁为简”的效用，便立即思考如何“化害为利”。他觉得最聪明的办法是制造一种绑架学生的假象，向学生的家长敲诈。

真绑架已经够麻烦的了，何况是假绑架，他要考虑很多技术环节和心理效果。在智力不够的时候，他仍然向中国的历史文化求援，运用了一系列“声东击西”、“欲擒故纵”的谋术，把“宫廷智慧”、“三国智慧”全都用上了。结果又见机而收，安全撤退，让警方完全束手无策，只得把案子作为“悬案”搁置下来。

这以后，他又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系列“隐潜术”、“隔断术”、“放松术”、“偷窥术”，躲到了大学的讲台边。整整八年，无风无浪，无惊无吓。他侃侃而谈，讲诗词，讲国学，讲君子，讲道德。

如果没有那位刑侦专家吴忠义在尘封的案卷上多溜了一眼，那么，这个人一定还会被奉为“国学泰斗”、“师德模范”，广受崇敬。因为一算，这个人的年龄和教龄都已足够，头发也该白了。

顺便要借这件事，提一提我和上海那几个“咬文嚼字专家”的分歧。如果看到那张绑匪的纸条，他们会让学生们品咂那十九个字的遣词造句；而我，则要学生们注意那张纸条背后的血迹，以及许多文字背后的生命陨灭。

有一段时间，我以为这种文化高超的犯罪只是特殊的案例。但是，不久之后我受上海提篮桥监狱监狱长麦林华先生的邀请，去为五千名罪犯演讲，获得了更深入的感受。

监狱长说，邀请我，是因为收集了多数犯人的要求。可见，犯人也看书，而且是看很严肃的书。监狱里没有五千名犯人可以一起聚集的大会场，主要是借助各监舍的视频，又有几百名犯人来到演讲厅与我直接面对。我演讲的后半部分，是与现场的犯人对话。但一对话，我吃惊了。

那些犯人提出的话题，在我记忆中，只可能出现在重点大学的博士班，甚至更高，出现在我们评审教授的口试中。话题很广，包括中外哲学、历史、艺术、文学、时政，都是第一流的切入方位。我表情兴奋而又怪异，一一进行回答。由于问题太多，对话占据了很长时间。我在整个过程中，至少有九成时间，忘记了这是在监狱。

结束后我问监狱长，他们犯的是什么罪。监狱长说，大多是高智能的诈骗、盗窃、走私，都是重罪犯。

在那次经历之后，我特别留心，发觉现在社会上高智能、高学历、高文化的犯罪，已经越来越多。

这种高智能犯罪，倒不仅仅发生在中国。外国这样的人也层出不穷，在比例上，西方更高于中国。我经过比较发现，西方那些人，大多出于自己的一个极端主义的观念，并不怎么装扮掩饰。

例如，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数学博士卡钦斯基，由于在文化观念上仇恨高科技社会，专门用邮包爆炸方式杀害大学教授和科学家，十八年间制造了十六起血腥大案。他强烈地希望公布自己的极端主义观念，写了一篇长文《工业社会及其未来》要求报社发表，并且声称如果同意发表就不再制造爆炸事件。又如，挪威那个杀害七十余名无辜者的凶手布雷维克，也是为了宣扬他立足极端种族主义、反对移民政策的立场。这些令人发指的罪犯，可谓十恶不赦，但“恶而不伪”，与中国那些明明害了人又假装文雅的伪君子，有很大区别。

中国“伪君子”的种种伪装中，文化之伪最为普遍，所以我说得多了一点，就此打住吧。

伪君子们知道，制造文化之伪最容易，制造道义之伪最关键。因此，道义，是他们迟早要攻坚的重点。

文化可以平静装扮，道义却不行，必须制造耸人听闻的事件。制造什么样的道义事件比较好呢？他们没有救灾的勇气，没有抗暴的胆量，没有捐助的慷慨，没有扶贫的胸怀，唯一能做的，是伪造道义的对立面，然后摆出拳打脚踢的姿势，证明自己在捍卫道义。

因此，那些试图建立自身道义形象的人，几乎都是伤害他人的诽谤者。他们深信，道义只有在摧残之中才能建立。当然，道义是假，摧残是真。

在这个问题上，我发现一个规律。天下害人的人，都有自己的直接理由，例如，争权、谋财、嫉妒、报复、逞强、发泄。突然有一个人，把害人的直接理由变成了间接理由，说是为了捍卫道义，那就有三分之一的可能，此人是伪君子。如果进一步，发现被害人没有反驳的机会，或者已经被此人制造的势头剥夺了反驳的可能，那么，三分之一的可能就上升到了三分之二。如果再进一步，发现此人在刻意把自己打扮成“英勇斗士”、“社会良心”，那么，所有的“可能”也就立即转化为“肯定”，也就是说，此人肯定是伪君子。

这是因为，不管怎么闹腾，都掩盖不了一个最根本的原理：天下一切道义的最终本质，是普及善良，克己利人，减少伤害。号称捍卫道义的人居然违背了道义的所有本质，伪不伪？

当然，捍卫道义也需要惩恶。但是，君子惩恶自有君子的理性规则。除了即时爆发的伤天大恶需要君子挺身而出快速阻止外，对于尚未“认定”的恶，必须遵守“认定”的合理程序，而且需要司法机构的参与。如果司法机构全不可信，那就要对体制和权势进行大胆质询。中国历史上所有大无畏的君子，都是这么做的。尽管他们也知道朝廷昏庸无能，却仍然敢于面对危险申述正义。他们绝不会站在街头播弄舆情，攻伐某人。因为他们知道，一般民众不具备辨析实情的条件和能力，因此所谓舆情，也只是情绪挑唆的结果罢了。

挑唆民众攻伐一个民众并不知道实情的人，借此为自己增添道义形象，这样的事，没有一个真正的君子会做。因此，铁定是伪君子。

前面说了，由于中国文化严重缺少证伪机制，因此中国民众很容易接受这种伪君子。结果，在中国历史上，听得最多的是道义、声讨、舆情，看得最多的是冤屈、悲剧、颠倒。这种情景，与朝廷的昏庸连在一起，与奸臣的狞笑连在一起，变得不可收拾。因此，我总是一次次提醒大家：听到道义，警惕；听到声讨，警惕；听到舆情，警惕；听到出现了“英勇斗士”、“社会良心”，更要万分警惕。

说到那些以“英勇斗士”、“社会良心”形象出现的伪君子，常让我们回想起一些陈旧的案件。

随手举一件吧，那个伪君子叫刘学保，一个在“文革”初期的“英勇斗士”。

事情说来话长。据他自己说，某一天，他与一个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搭班巡夜，突然发觉那个人居然安放好了炸药包准备炸一座大桥。他意识到阶级斗争就在眼前，立即冲上去搏斗，打死了那个阶级敌人，自己也负了伤，大铁桥终于保住了。

于是他成了当时著名的英勇斗士，全国许多报纸进行了宣传和颂扬。有一篇报道还进入了小学语文课本，当年的小学生现在已经年老，如果记性好一点，或许还能记得这个名字。

但是，此案从一开始就有现场勘察人员提出一系列疑问。例如：为什么他所指认的地方根本放不下一个炸药包？谁会用这么一点点炸药炸大桥？这样一个地方能够搏斗起来吗？如此等等。

可惜那是一个迫切需要敌人与英雄、破坏与搏斗的时代，一切疑问立即被淹没掉了。更重要的是，这种怀疑万一成立，名扬远近的英勇斗士立即就会成为一个杀害无辜的凶犯，中间不存在其他可能。

狂热的时代其实是最虚弱的，完全没有力量来面对这样一件事情的颠倒。因为一旦颠倒就意味着一系列社会观念的破灭，后果远远超出事件本身。

既然牵一发足以动全身，那么大家也就小心翼翼地不敢去动那根头发了。很多貌似堂皇的虚假之所以广泛流行，正与这种逻辑怪圈有关。

二十几年之后，社会观念发生了变化。人们对于被当年所有“英勇斗士”们伤害的千千万万无辜者，产生了同情。那个被刘学保打死的人，如果不存在“企图炸大桥”的可能，那么，就是一个蒙冤二十几年的受害者。他的亲族子女，还在世间。

那就应该求助于复苏不久的法制了。

法制能把事情的本质回归简明：二十几年前那两个在黑夜荒野间对峙的男人，哪一个是真正的罪犯？

法律需要证据，这是对刘学保案件重新侦查的最大困难。

复查人员几经思考，开启了工作程序。

第一步，先让事情回到二十几年前。当年现场勘察人员提出的疑问虽被否定，但他们的名字留了下来。那么，再逐个找回他们，把褪色的疑问重新激活。还要找当年的其他证人和有关村民，让他们也回到二十几年前。此事当然很难，但点点滴滴，证明材料逐渐积累起来。

第二步，考虑到这个案件的特殊性，花费最大的精力做模拟试验。好在当年对“英勇斗士”的采访连篇累牍，事情的具体过程已被反复报道得详尽无遗，刘学保自己作报告讲述“搏斗过程”的材料也在，为模拟试验提供了切实保证。同样这座铁桥，同样大小的炸药包，同样的两人站立方位，同样的搏斗程序，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试验，把炸药包也一次次拉响，完全根据当年刘学保的描述，把他在描述时有可能夸张、挪移或记错的成分也考虑进去，结论终于出来了：整个事件完全不可能这样发生。不可能这么站，不可能这么走，不可能这么伤，不可能这么死。只剩下一种可能，那就是刘学保为了冒充“英雄”，残酷地杀害了那个无辜者。

第三步，审讯。这不复杂，今天的公安人员只是轻轻地抓住几个要害一问，立即漏洞百出。继续盘问下去，刘学保只得承认自己是故意杀人。二十几年前的闹剧和冤案，终于见底。

刘学保被判了无期徒刑。

于是，铁窗又镇住了一个“伪君子”，一个蒙骗天下很长时间的“伪君子”。

但是，他被铁窗锁住，毕竟十分偶然。如果他做得不是那么过分，又没有遇到一场政治运动的被否定、被清查，那就会十分安全。

事件有点特殊，启示却普遍有效。

一、在缺少道义的时代，最需要“道义伪君子”。在缺少君子的时代，也最需要“道义伪君子”，因为君子的本性在道义。

二、“道义伪君子”了解时代，察言观色，与时俱进。从过去的斗争哲学时期，到现在的民粹主义时期，他们都及时扮演，从不缺席。

三、“道义伪君子”渴望被崇拜、被仰望，居然每每如愿。他们知道，人们在崇拜和仰望中也就很难发现漏洞，更不会产生疑问。

四、“道义伪君子”表面上器宇轩昂，能说会道，而在袭击无辜时，手段都很暴戾。刘学保是直接谋杀，其他伪君子虽然用笔用口，用传媒网络，手段也极尽暴戾。但是，由于崇拜和仰望已经形成，暴戾也就随之流荡天下。

五、前面所说的“文化伪君子”至少还需要一些文化知识和文化技能，“道义伪君子”什么也不需要，光凭大胆、无耻就能成事。在中国传媒文化界，这两拨伪君子一直有合伙结拜的传统。

……

就说这些吧，也够了。

从孔子开始，许多经典人物对君子都有风度上的要求。

例如“温良恭俭让”；例如“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例如“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例如“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于是，千百年来，人们对君子的外在神貌有了一种理想型的幻影。时间越长，这种幻影越是美化，早已远远超过孔子他们的要求，变得很不真实。

记得几年前，我在为北京大学各系学生讲授中国文化史时，曾经要求听课的同学投票选择自己最喜爱的唐代诗人。结果，李白、杜甫还是稳定地排在了第一、第二位，那么第三名该是谁？按文学史惯例，该是白居易，但北大同学投出的是王维。问理由，很多同学说，根据一些依稀的记载，王维的外貌、风度更好。

王维排第三名也有资格，我不反对。然而此事也说明一种社会趋向：隔着层层尘幕，人们很在乎诗情的外化。当然，说大一点，也包括君子之道的外化。

一般的人，如果想象一个当代君子，浮现在脑海中的首先不是内涵，而是外形。如果要在外形中加一点内涵，那就被称作“风度”，也还是以外形为主。

“风度”的具体形象，居然能被大家不约而同、大同小异地想象出来，说明它具有了独立的价值。它既然能让人产生近似的联想和推断，那也就能形成预设的好感和信任。

问题就出在这里。正是对君子风度的价值预设，使很多伪诈之徒有机可乘。

他们全都冲着“风度”扮演起来了。其中一部分人聪明，能够扮演得不像扮演。于是，他们从一个特别的角度，成了让人信任的“君子”。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了自己在很多年前写的一篇文章《这样的男人》。翻了很长时间才找出来，且抄录如下。文章有些长，作了一点删改。

一九九一年春天，一家法律杂志的负责人找到我，要我谈谈对当时轰动上海的三个女贪污犯案件的看法，他们准备刊登。我一听就惭愧，当时还在担任学院院长，忙得连报纸也少看，居然不知道这些案件，便请这位先生先给我介绍一下。

原来，三个女贪污犯的案情惊人地相似。她们都是未婚的美貌姑娘，都是单位里的财务出纳员，事发之前都品行端正。她们各自爱上了一个男子，男子借各种理由花她们的钱，她们为了爱，为了面子，自己省吃俭用，把父母的积蓄也搭上，仍然填不满无底洞，便开始一笔笔地贪污公款。

及至案发，由于贪污数字巨大，必判重刑，甚至有生命之虞；而那几个男子，却因为只花钱而不问钱的由来，无法定为贪污犯，只能轻判，关押一段时间便无事。

但是，正是这几个男子，明明知道女友是财务出纳员却故意不问钱的由来。有的还不断欺骗女友，说自己拿不出人民币只因为手头只有外币……

法律杂志的负责人开始向我介绍时还彬彬有礼，但越说到后来声音越高，已经明显地表露出对这几个男子的愤慨。而我，则早已怒火中烧。

我问：“你们刊物是否允许我臭骂他们一顿？或者，提一些疑问向法律界朋友请教？”

他点了点头说：“请。”

记得当时我已无法坐着说话，站起身来边走边结结巴巴地吐出一个个断句。

我说，作为一个男人，我为他们感到深深的耻辱。他们连“凶恶”这个词都配不上，因为凶恶者大多数还有点硬气，他们居然连偷盗的勇气都没有，躲在女友柔弱的身体背后宰割女友！他们只有滑腻腻、阴嗖嗖的邪气……

我说，我的呼吁可能已经救不了这几个可怜而又愚蠢的女孩，但想与法律专家讨教，能不能给那几个真正的骗子更加严厉的处罚？

就像是一座城市的特产，几年后上海又出现了一个男人出卖女友的事件，虽然没有那么严重，却也传播一时。

后起的那个男人曾请他的一个朋友四处解释，试图挽回名誉。没想到几乎所有的人都扭过脸去。“连自己的女朋友也要出卖的男人，还说什么！”

一位女记者在一篇报道中写道，有一天她去参加一个犯人座谈会，刚刚结束，就有一位不认识的警察悄悄告诉她，前面将下楼梯的犯人就是欺骗女友的坏蛋之一。女记者立即跳了起来，叫住他，盯住他游移的目光，整整十秒钟。然后，强压心头的怒火，问了他几句。最后，厌烦得根本不想再看他了。

感谢这位女记者，在报道中记述了大家关心的其中一个女贪污犯。她从一次次申诉、复审中终于保住了生命，然后写了这么几句诗：

梦幻人生

发生一个无言的故事

我相信了它

在日与夜的交异处埋伏

只等我失足

女犯在监狱里写诗，可见心情不错，而那几个男人则早已出狱。但我还是忍不住，仍然想谈谈那种男人。

如果没有发生上述恶性案件，那种男人看上去并不讨厌。而且似乎有一种趋势，这样的男人正在多起来。

他们总的说来都长得英俊、潇洒，有一种城市化的风度翩翩。读书成绩不错，聪明，谈吐举止有点品位，讲究细节。他们不是一见女孩子就狂轰滥炸、死缠硬磨的那一类人。恰恰相反，他们一开始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爱理不理、懒洋洋的神态，这反而会引起女孩子们的加倍注意。而且，不少女孩子把他们与“白马王子”这几个可笑的字连起来了。

他们从小受到溺爱，被种种方便所惯坏，至今还在生活上时时需要被照顾。他们善于申诉，使每个女孩子听了一阵之后很容易产生一个姐姐对一个弟弟的怜惜之情，尽管她们的年岁不比他们大。他们在业务上一般不错，甚至还比较出色，这给了女孩子们一种安全感，期望他们今后有良好的前途。他们不讳避自己的一般缺点，如懒惰、任性之类，这又使女孩子们觉得诚实，而且更容易亲近。

如果仅仅是上述特征，还属于正常范畴，但这样的男人还有一个致命的毛病，那就是吹。

他们的吹，有一套大同小异的公式。总是平静地睥睨天下，淡淡地鄙夷名人。然后，明确暗示自己已达到的水平，以及在将来三年（不会一年，也不会五年，只会三年）内必然会取得的成果。这种成果，很少不与国际相连。接下来，一定会提到“怀才不遇”。一半是因为年纪太轻，一半是因为环境不好，只得暂时受压，难于施展。说到这一部分时比较具体，有一些令人气愤的情节。最后，顺便倾诉自己遇到的最大麻烦——追求自己的女孩子太多，而自己则要求太高，因此很难处理。说到此处，他们的语气诚恳而含蓄，又频频摇头，轻轻叹息，很让人同情。

听了这番话，半数女孩子会礼貌地离开，但也有半数女孩子被粘着了。眼前跳动的希望加上自己内心的虚荣，使她们快速地投身到这种话语系统。至此，吹，成了男女双方需要共同承担的事情。

当然，随之发生的情况，并没有验证所吹的一切。唯一的弥补方法，是更加信心十足地吹下去。而且，年轻人生活丰富，要撷取一点零碎证据并不困难。

即将到北京参加重要会议啦，敢于与某名人进行学术论争啦，名字已经进入某个关键人物的玻璃台板底下啦，全中国进入同一领域的包括他只有十个人啦，如此等等。

此时的吹，已升格为骗。

在这一过程中，又有一些女孩子迷途知返。只有最老实又略带一点精神偏执的女孩子，死心塌地，继续追随。

为此，我作为老师一辈，实在忍不住要对着这些可怜的女孩子骂上几句——

这样的男人因你们而存在。他们在你们面前作狡作态，作威作福，但说到底，他们是你们培养的。因你们的天真，因你们的虚荣，因你们的善良，因你们的愚昧。

据说，我在法律杂志上的谈话和这篇文章发表后，在法律界产生不小的影响，甚至促使了对那三个女孩子的改判。

我现在抄录这篇文章，已经不想谈法律，不想谈性别，不想谈上海，也不想谈男女青年的恋爱，只想谈其中所渗透的“伪君子”因素。我当时因为仍然秉持着教师的立场，还是把事情看轻了。其实，那几个男人，就是“风度伪君子”的典型。

“风度伪君子”的劣迹，并不仅仅表现在恋爱上面。

我们现在见到的“风度伪君子”，从浅里说，不管什么年龄，大多有整齐的衣着、妥帖的发型、浑厚的嗓音、谦恭的举止。从深里说，他们会经常美言对手，调侃自己，承担责任，笑脸相迎，全是君子做派。但是，终于有一天会被发现，他们是诽谤事件的推手，落井下石的小人，以及大大小小很多纠葛的起点，上上下下大量流言的源头。

当然，未被发现的更多，发现了未被追究的更多。

与其他“伪君子”相比，“风度伪君子”一旦被揭穿，特别能让人产生一种感官上的厌恶。但是，厌恶归厌恶，我们不能由此排斥风度。这就像，不能因为“文化伪君子”的存在而排斥文化，不能因为“道义伪君子”的存在而排斥道义。

君子的风度仍然至关重要，但必须由一系列“君子之道”自然生发出来，由深厚的道德人格逐渐外化而来。生发和外化，也可以有各种个性化的设计。设计得过分一点也不要紧，这儿正用得上“君子和而不同”这句话。

过分不是伪，不同不是伪。当很多真正的君子都展现得更有风度，打扮得更加漂亮，那些风度之伪也就减少了招摇的空间。

我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在各种“伪君子”中，还有一种类型，名声很臭，后果很坏，但究其实，个人动机并非巨恶。这就特别需要拿出来说一说。倒不是为他们开脱，而是借这样的事例提醒君子，一个原先不坏的人，容易在何处涉伪。

很可能从一个心理缺口出发，步步走向虚假，难于后退；也可能从一个精神弱点开始，渐渐戴上“伪”帽，不得解脱。

很多年前读到有关江西一个假科学家的报道，就觉得那个已经臭名昭著的当事人，多半不是恶人。他在案发期间算得上“伪君子”了，但成色只有七成。

仍然是因为找到了我的另一篇旧文《膨胀的雪球》，因此，仍然不妨抄录。

本文要讲的事件发生在江西某地，一个简陋小厂的热处理班长，成了“诺贝尔奖的候选人”！消息刊于报纸，人们虽然兴奋却没有太大的惊讶，因为这位热处理班长早已是位“科技明星”，曾受中国科学院邀请参加在美国召开的国际材料学术会议，在会上舌战外国专家、荣获金质奖章、拒绝高薪聘请，这一些都在报刊和演讲会上宣传过，而且他确实也已因此而荣升为市科委副主任和政协委员。

一天，一位技术人员在市总工会门口的宣传栏前停步观看这位科技明星的先进事迹展览，看见照片上获国际材料学术会议金质奖的那篇论文的英文标题虽然很小却还能辨认，定睛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居然是Nanhai county：the road towards prosperity——一个有关我国南海地区发展的报道，由此提出了质疑。凡假事只要遭到任何一个细节的质疑，就好像冰河裂开了第一道口子，接下去再也无法收拾了。经层层调查，最后的结果是，一切全是假的，于是，“科技明星”所任职务也随之全部撤消，他立即成为新闻媒体的众矢之的。

骂他骗子已经没有太大意思，这件事值得玩味的是一个巨大谎言的构建过程。

我注意到，最要命的就是那个起点。那年，此人由于没有文凭不能参加职称考核，得知只要有像样的论文就可以破格，一气之下便谎称自己的论文将在国际会议上宣读，还说有中国科学院的通知。这是一个有点玩笑性质的谎言，但一旦开头就收不住了——

既然将在国际会议上宣读，这个国际会议仿佛应该在美国开，他就必须到美国去了。尽管他只是掩人耳目地到了兰州几天，但既然说是去了美国，总要让论文得个奖吧。既然得奖干脆就得个金奖，好在祖母临死时留下了一个小金片。这终究有很多的漏洞，于是又不得不赶紧伪造一些中国教授联名推荐他的书信。推荐的目标当然高一点好，于是便扯到了“德国的”诺贝尔奖……

我在读这个事件的报道时，居然也一步步为这位当事人着急，而且越到后来越着急，生怕他出现漏洞。这种情景，就像早年看电影《豺狼的日子》。电影里，一个秘密军成员试图谋杀戴高乐将军，我们当然不会赞成这种谋杀。但是，随着电影情节的展开，故事情景的逼近，我们的立场渐渐产生挪移，最后竟为杀手担惊受怕，替他捏一把汗，直到他最后在关键时刻被捕，还在心中惋惜不迭。这种过程，其实是被电影艺术家“蛊惑”之后的“中邪”，完全进入了对方的行为逻辑，只得步步向前走。

如果这位技工最早的吹嘘一开始就受到怀疑，受到询问，那么，后来什么事也不会有。但是，他受到的是人们大喜过望的称赞。需要，而且是迫切的社会需要，集中成一种热切的眼光和信任，把他包围起来了。

领导的接见、记者的采访、报纸的传扬，已经使他有口难辩。他或许也曾低声解释，周围的人全认为这是成功者的谦虚。“什么，他居然说自己什么也不是？”记者们深深地感动了，称赞他是“大音希声”。

问题还不仅仅是领导和记者。他的家人，含辛茹苦地盼望了他那么多年，此刻终于有了一点宽慰的笑脸。他的同学，都不太成功，现在都在为有他这么一个同窗而高兴……他用一句假话点燃了一种广泛的社会需要，烈火已燃遍四周，他已无力扑灭了。

剩下能做的事情，是一条黑道走到底。明知总会揭穿，且让这种事情发生得晚一点。这是一个怯弱者的选择，而不是像报道所写的那样，属于“胆大妄为”。

他凭着极有限的知识，想象着一个科技成功者可能遇到的事情，然后笨拙地一一效仿，一效仿就出现了漏洞，他只得立即想出新的谎言去堵漏。新谎言的漏洞更大，于是再去编造更新的谎言……这简直是一种没有丝毫喘息机会的苦役，就像驮着越来越重的石块，在攀援峭壁悬崖。

这里出现了一个谎言的膨胀公式：谎言只能在滚动中完成自己的“圆满”。但是越滚动，它的着力面就越大，体积膨胀也越快，膨胀了的体积需要有更大的体积来覆盖表面。因此，必然以几何级数疯狂扩张。这一切，就像是在滚雪球。

特定的社会需要，是谎言滚动的“势”，是扩充体积的积雪，是顺坡下溜的速度。

我仔细地分析了这个事件的始末，发现谎言构建起来之后，这个人没有乘机做什么坏事，谋什么财物。相反，倒是为补漏，花费了不少冤枉钱。他的经济情况一直很差。直到谎言被揭穿，他仍然生活在贫寒之中。

揭穿之后很多报刊抨击他，嘲笑他，但我认为这些报刊不应如此轻松。当年一有风声就把他推上危险高坡的，还不是报刊？报刊对他，应有巨大的亏欠。

我想，天底下最劳累的事情之一，就是编造谎言、补圆谎言。因此谎言揭穿，对他们是一种解脱。从报道看，江西这位当事人终于败露的时候，他正在外地，当地领导紧急传唤他回来。

在一间会议室，他刚进门，领导就问了一句：“你到过美国吗？”他连停顿也没有，立即急不可待地说：“假的，我全是假的！”然后和盘托出。

他深深地吐了一口气，全身放松地坐了一会儿，终于慢慢地站立起来。

我猜，他当时心中想的一定是：好了，这次可怕的“热处理”，总算完工了。

街道已经不是昨日的模样，他摇摇晃晃，回家了。

看得出来，我对这一事件的关注重点，不在那个技工，而在一个谎言的膨胀过程。膨胀过程隐含着几重普遍逻辑，在现实生活中处处出现。

可以说，每一个伪君子都经历过类似滚雪球的过程。雪球越滚越大，开始是他们在玩雪球，后来是雪球在玩他们。当他们卑微的身影再也控制不住那一个个庞大无比的雪球，当滚动的山势和坡度完全无法改变，他们也就被雪球碾扁了。或者说得诗意一点，他们一一变成了雪人，与雪球混成一体。一眼望去，再也见不到一个活生生的人，只剩得一片惨白，天寒地冻。

我在研究了这一“雪球效应”之后，对自己曾经面对过的所有说谎者、造谣者、诽谤者、诬陷者和各色各样以虚假之身投入长期扮演的伪君子，产生了深深的怜悯。

我以前一直奇怪，这些人平常胆子很小，也不浪漫，更缺少想象力，怎么会把一个个谣言闹腾得这么庞大、这么陡峭？现在知道，那早已是雪球的自然滚动和自然膨胀，他们自己也已经目瞪口呆。

我曾经百思不解，这么大的一个个谣言一戳即破、一踢就碎，却又挂着他们的名字，他们不害怕吗？为什么不赶紧把自己的名字删去？现在终于明白，就像江西那个技工一样，他们已被雪球绑架，被他们原想玩弄的“舆情”绑架，退不下去了。这就难怪，很多骗子在被扣上手铐的那一刻轻轻一笑，他们终于解脱，松了一口气。

原来，他们也有无奈的成分。甚至是，三分故意，七分无奈。或者说，三分主动，七分被动。或者说，三分可恨，七分可悯。

发现了这一点，我就转换成了一种居高临下的同情心态。对于那种重大诽谤、弥天大谎，只要是针对我个人而不涉及他人的，便绝不反驳，只是安静地跟踪着它的膨胀过程。一步步猜测，一步步预计，还要暗暗为它设想方案，经常为它的失策失智而扼腕叹息。如果发现有些伪造的细节比较精彩，则点头赞许，悄悄鼓掌。

很久以前，我在上海戏剧学院曾经主持过编剧训练课程。每天让学生们围坐在一起，互相倾听着一个个虚构故事的大胆推进、奇异扩充、惊心转折、意外收尾。学生们尖锐互评，气氛热闹。最后，由我进行总结评论，并且打分。

因此，我的分布在天南海北的学生都知道，作为他们老师的我，绝对看不上报刊网络上那些谣言的虚构水平。不要说我，连他们也不屑一评。就像江西那位技工，虚构等级实在太低，几乎每一个环节都不能进入我们的评析范围。我只是为了写文章论述“雪球效应”，才顺手拿来作为例子。

在论述了那么多伪君子之后，我竟然拉出了编剧训练课程，并不是一种幽默。天下一切“伪君子”都在演戏，可惜他们绝大多数缺少编剧功力。我很想让他们明白这一点，但他们总是自作聪明。我不想从道德上呵斥他们，只想从技术上嘲谑他们，但他们似乎又很难听懂。

因此我只得对伪君子们作一番诚恳的规劝：人生在世，不要玩弄小聪明。世上多的是智者慧眼，你们的种种作态，很容易被看破。只是由于那些套路过于低陋，他们不愿理会，任你们笨拙地玩下去。等到玩过火了，他们也不想转身，只是听着警车警笛的声音响起，微微一笑而已。

千万不要对自己的智商有过高的判定。大愚若智，大智若愚。世上真正的高人单纯得像个婴儿。天道无欺，大成无伪，自古以来一切巨匠胜业都直白坦然。

人生不易又至易。只要洗涤诈念，鄙弃谋术，填平阴沟，拆去暗道，明亮苍穹下的诚实岁月，才是一种无邪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