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收到各地读者的来信，多数是谈读书体会的。多少年下来，作了一个统计，来信中谈得最多的，竟然是那篇又短又不著名的《为自己减刑》。发信最多的地方，竟然是监狱。

那篇文章，讲述了已在《谢家门孔》中提过的一件事：我曾写纸条劝说一位被关进监狱的官员，在里边把外语学好。几年后他刑满释放，第一个电话就打给我，说他在监狱里完成了一部重要书籍的翻译。他在电话里的声音，兴高采烈。

不久我见到了他。他穿着牛仔服，挎着照相机，步履轻捷灵敏，看上去比进监狱前年轻了很多。

我想，虽然司法没有给他减刑，他却为自己减了刑，减得所剩无几。

这让我想起了茨威格的小说《象棋的故事》。一个被囚禁的人无所事事，度日如年，偶然获得一本棋谱后，日子过得飞快。茨威格所写的棋谱，具有广泛的象征意义。这种“棋谱”让人摆脱世俗的时空，进入到一个自设的赛场。

其实，天下种种专业，百般嗜好，都能让人专注投入，紧张求索，忘却周遭，也都是大大小小的“棋谱”。

那位在监狱里学了几年外语的前任官员，外语成了他的“棋谱”。这让他几乎“脱离”了所处的环境，看到的只是一步步战机。于是，自己也就成了将军。

但是，监狱里毕竟容易产生一次次切实的心理痛苦。能够拔离痛苦自任将军，也是一种精神素养。因此我当面表扬那位前任官员：“你能做到这样，别的犯人做不到，还是因为你原来的内心格局比较宏大。”

那位前任官员一笑，说：“有可能比原来更加宏大。”

“比原来更加宏大？”我有点好奇。

“原来的格局，虽然不小，但还是受着职务、权力、人际关系的重重束缚。进了监狱，这些束缚全都没有了，反而可以想一些人生的根本问题，想一想凶吉祸福、是非善恶、轻重虚实，产生了一种被剥除后的宏大。”他说。

他这番话，实在说得很好。不错，只要换一个方位观察就能发现，日常生活中也有很多无形的“高墙”和“铁窗”，因此也可以称之为“另类监狱”。不必说这位前任官员提到的“职务、权力、人际关系”了，即便是官僚体系之外的普通民众，也整天为小小的名利而折腾得精疲力尽，所以中国古语中有“名缰利锁”这种说法，完全把名利看作了捆押罪犯的缰绳和锁链。只不过，这种“罪犯”是自任、自判、自惩、自押的，明明做了“罪犯”还在街市间洋洋得意。

这位前任官员还把自己所获得的健康心态，传播给了其他监友。常有一些官员犯事入监后哭哭啼啼、捶胸顿足，他就轻轻地站到他们面前。终于，哭声变成了惊口叫：“部长，你……？”

“要算官职，我在外面比你大得多吧？我都那么平静，你还闹腾什么？”

这样的劝说，效果当然很好。

后来，监狱管理部门只要遇到那些过度抑郁的犯人，就会请这位前任官员出来“做思想工作”。

据他自己说，他在里面的一番番开导，比原来在礼堂里给上千人做报告，水平高多了，效果也好多了。

这我相信。

我那篇《为自己减刑》的文章，主要分析了“监狱外的监狱”。这是因为，我当时对读者的设定是在监狱之外。

对于“监狱外的监狱”，除了前面所说的“名缰利锁”外，还有很多形态。因此，我要抄录那篇文章里的诸多分析——

真正进监狱的人毕竟不多，但是我们经常看到，很多人明明没有进监狱却把自己关在“心造的监狱”里。

昨天我在公共汽车上见到一位年轻的售票员，一眼就可以看出他非常不喜欢这个职业。懒洋洋地招呼，爱理不理地售票，时不时抬手看着手表，然后满目无聊地看着窗外。我想，这辆公共汽车就是他的监狱，他却不知刑期多久。其实他何不转身把售票当作“棋谱”呢，满心欢喜地让自己投身进去，再释放出来。

对有的人来说，一个仇人也是一座监狱，仇人的一举一动都成了层层铁窗，天天为之而郁闷愤恨、担惊受怕。有人干脆扩而大之，把自己的嫉妒对象也当作了监狱，人家的每项成果都成了自己无法忍受的刑罚，白天黑夜独自煎熬。

那天晚上，他读了一篇同行的文章，狂嫉不已，彻夜失眠。于是，那夜的卧室，就成了监房，而且是芒刺满床的虐囚监房。

听说过去英国人在印度农村抓窃贼时方法十分简单，抓到一个窃贼便在地上画一个圈让他待在里边。抓够了数字，便把他们一个个从圆圈里拉出来排队押走。这真对得上“画地为牢”这个中国成语了，原来，这个成语概括了一种普遍的负面生态。我确实相信，世界上最恐怖的监狱并没有铁窗和围墙。太多的人，都自愿地充当了印度农村的窃贼。而且，那些圈不是英国人画的，全是他们自己画的。

人类的智慧可以在不自由中寻找自由，也可以在自由中设置不自由。环顾四周多少匆忙的行人，眉眼带着一座座监狱在奔走。

舒一舒眉，为自己减刑吧。除了自己，还有谁能让你恢复自由？

说完了“监狱外的监狱”，我要回过头去，再与监狱里的朋友们好好聊聊。

我不想训诫，也不想安慰，更不想具体辨析案情。这些事，早就有很多人为你们做了，而你们各自的情况也很不相同。我只想从“大历史”、“大文化”的背景上，谈谈监狱这件事。也许，能帮助你们获得较高层次的文化慰藉。

人类走出原始丛林，摆脱动物生态，有一系列关键步伐。例如，发明工具、开始种植、下树居住、学会用火，等等。但是，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立秩序。建立秩序的主要办法，是自我惩罚。

人类，因懂得了自我惩罚而走向了文明。法制，就是这种文明的必然果实。

读过我的《行者无疆》吗？我在那本书里写道，横行不羁的北欧海盗为了互相之间的利益冲突而设定了最粗糙的裁决方式。这种裁决的效果，就看惩罚的力度。于是我们看到了，几百年后的今天，北欧终于成了世界上最讲究文明秩序的地区。

因此，只要有人类，就需要有法制。但是，由于人类生态的复杂性、多变性、冲突性、实用性，即使在法制中，也很难公平。法制上的完全公平，永远是一个理想。再好的法制，也只是一种向往公平的努力。

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件大事曾经深深刺激了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审判二十余名日本战犯。法官十一名，由中国、英国、美国、苏联、法国、澳大利亚、荷兰、加拿大、新加坡、印度、菲律宾这十一个国家各派一名著名法官组成。照理，那些战犯罪行累累，血债如海，证据如山，举世公愤，而且已经彻底失败，应该不难判决。没想到，在那十一名国际法官间还是阻难重重。投票一再陷于危局，使中国籍的法官几乎要以投海自尽来表达民族的仇冤。后来的判决，票数也很不理想。你看，如此明确的战争结论，如此齐全的法官队伍，居然对滔天大罪还有错判的可能，那么反过来，世上有多少无罪的案子，被错判成有罪？

以我对历史的了解，不能不指出，即便是真正的盛世，也会有大量冤案；即便是最好的法官，也会有很多错判；即便是一时无冤无错，等到事过境迁，又会发生想象不到的变化。

正是由此，构成了亦恒亦变、亦正亦误、亦明亦暗的“监狱文化”。我这里所说的“监狱文化”比较大，并不是指犯人们的文艺活动。

毫无疑问，犯人未必是坏人、恶人、小人。儒家哲学认为：“君子小人本无常，行善事则为君子，行恶事则为小人。”（《贞观政要》）按照这种哲学，即便是监狱里的犯人，也随时随地可以成为君子。这就像，处于官场高位的政要，随时随地可以成为小人。

历史上，很多君子都有监狱履历。

且不说那些大臣、将军，只说文化人吧。我在《中国文脉》、《北大授课》等书中写到的那些伟大生命，大半与监狱脱不了干系。

例如司马迁之狱。他在监狱里承受了毁灭人格尊严的酷刑，悲痛欲绝。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咬着牙齿活了下来，成了制定千年历史格局的开山之祖，使后代中国永远受惠于历史理性而生生不息。

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冤狱，并非出自于恶世昏君，而是由伟大汉代的伟大君主汉武帝一手造成。他出狱后，汉武帝又提拔了他。因此我曾论述，这是两种“伟大”的爱恨相遇。他们两个，缺了谁，都少了那个时代的一大截光辉。

我又写到过嵇康之狱。这是一宗冤案，但嵇康入狱和赴死的过程，都表现得非常漂亮，已被历史永远铭记。那个时代，极其混乱，又极其美丽。嵇康之狱，既充分地展示了它的混乱，又精彩地展示了它的美丽。

我还写到过李白之狱和杜甫之狱。这两颗中国诗歌的至高双星，都曾经在监狱里痛苦煎熬。李白是在参加平定“安史之乱”的壮举中不小心卷入了朝廷内部的矛盾，而他却浑然不知。因为是名人，自然被广大草民嫉恨，入狱后曾经发生过“世人皆欲杀”的可怕“舆情”。他侥幸出狱后，只活了四年。杜甫好一点，曾被叛军羁押在长安很久，后来冒险逃离，但不久又在朝廷纷争中蒙冤，与死狱擦肩。

需要钦佩的是，诗人的自由可以被剥夺，但无人能剥夺他们的创作权利。李白的“朝辞白帝彩云间”人人会背，就是在获赦脱狱后的第一时间所写。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等顶级诗句，都写于羁押之中。

我还心怀激动地写到过颜真卿之狱。这位大书法家是在七十四岁的高龄上主动请命赴叛将之狱的，目的是想最后一次劝诫叛将。结果正如他自己早就预料的，他被关押在一个庙里，两年后被缢死。

我说过，这是唐代历史上，也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值得敬仰的“文化老英雄”。

我对苏东坡之狱的记述，读过的人很多。这位特别可爱的诗人从逮捕、押解、半途自杀、狱中被打、狱卒同情、狱友诗记，直至他违心认罪，我都作过详细描写。但是，我最重视的是，正是他面对这种种屈辱，明白了自己前半辈子投身官场功名的谬误。他重新脱胎换骨，孤独地与天地、历史、内心对话，终于成了百代伟人。这真可谓：一场灾祸，造就东坡。

当然，我也写到过文天祥之狱。他是改朝换代期间的重要政治人物，入得狱内，既有忽必烈劝狱，又有民间试图劫狱，一切都惊心动魄。但是，我看上的，是他作为一个末世高官的高尚文化人格。在他内心中，监狱，是成就仁义的最好平台。

总之，当我梳理完中国文脉，就看到浩荡脉络的顶峰英杰，很多都与铁窗风景有过往还。这真说得上巨笔同运，天命相连。

监狱的扩大形式，就是流放。一提到流放那就更多了，从屈原开始，联想到海南五公，联想到东北宁古塔……辽阔无垠的大监狱，困厄着不可计算的大人才。历史的魂魄似乎要在那里流逸不存了，却又在那里陶冶、游荡、扩散。

监狱，是君子人格的筛选场、贮存地、淬炼处。

对此，刚才提到的文天祥，留下了一份重要的纪实资料。他详细地描述了当时燕京“土室”监狱的真实状态，那实在不是一般人所能居住的地方。但是，文天祥不仅以孱弱之身住了下来，而且一住两年，居然无病无恙。这是为什么？文天祥说，这是正气使然。一股来自天地山河的正气，经由古往今来大量仁人志士的加持，流泻到了自己身上。

且抄录一段他对囚室的描述：

予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广八尺，深可四寻。单扉低小，白间短窄，污下而幽暗。当此夏日，诸气萃然。雨潦四集，浮动床几，时则为水气；涂泥半朝，蒸沤历澜，时则为土气；乍晴暴热，风道四塞，时则为日气；檐阴薪爨，助长炎虐，时则为火气；仓腐寄顿，陈陈逼人，时则为米气；骈肩杂，腥臊汗垢，时则为人气；或圊溷、或毁尸、或腐鼠，恶气杂出，时则为秽气。叠是数气，当之者鲜不为厉。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间，于兹二年矣，幸而无恙，是殆有养致然。

有了这么一段环境纪实，千古《正气歌》也就可以请出来了。谁能想象，就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中，出现了如此浩荡开阔的胸怀——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

顾此耿耿在，仰视浮云白。悠悠我心悲，苍天曷有极。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

《正气歌》

中间省略的一大段，正是中国历史上最让人感动的壮士群像。当他们被监狱中的文天祥一一吟颂，监狱也就成了圣贤殿、忠烈祠。在这个意义上，《正气歌》也就是监狱之歌、羁押之歌。至正至浊、至尊至卑、至伟至窄，早就互相对峙，在此狭路相逢。正是在它们的冲撞激荡间，堂堂君子巍然屹立。

借着文天祥，我想对今天监狱里的很多气愤者讲几句话。你们可能确有冤情，该上诉的还应该上诉；但是，总的说来，不要把“气”郁积在具体的案情上，更不要把“气”投注在今后的报复上。要说“气”，文天祥的“气”应该更大吧？堂堂丞相，君昏政衰，国恨家仇，又囚虐如此，还不天天气愤怒斥、摧肝裂胆？但他没有。他把一腔怒气、怨气，全都化作了天地正气，平缓浩荡，烟水万里，势不可挡。

可见，同样是“气”，质地一变，境界就截然不同。“气”的质地，我们也就称之为“气质”。何不，换一种“气”？

当天地之气引入心中，那么，所在监狱也真的变成了“君子之狱”。

想想文天祥，就再也不要为这个“狱”字烦闷了。为此，我很想为这个“狱”字做一个文字游戏，用几个同音字来阐释它，替代它。

那么——

“君子之狱”也就是“君子之越”，一种心理超越；

“君子之狱”也就是“君子之跃”，一种人格飞跃；

“君子之狱”也就是“君子之乐”，一种灵修音乐；

“君子之狱”也就是“君子之岳”，一种精神山岳。

君子之狱的淬炼成果，可以在离开监狱时充分体现。

在我的经验中，除了本章开头提到的那位前任官员外，还有很多对比性的例证。

我在“文革”结束不久就担任了一所高校的领导，又在其他几所高校兼课。当时，有很多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难的教师获得平反，回到教育岗位。他们有的曾被囚禁，更多的是在边远地区“劳改”，其实也是另一种囚禁，回来时都已两鬓染霜，都是我的文化长辈。但奇怪的是，他们中有的人能立即开课，广受好评；有的人却萎靡不振，再难工作。其实这两种人，年龄和健康都差不多。

经过仔细询问，我发现，萎靡不振的那些人，几十年来总是在申诉，总是在检讨，总是在生气，总是在自怨。而能够立即开课的那些人则完全不同，不管关押何地，身边总带一部经得起久啃又不犯忌的书，例如《周易》、《楚辞》和康德、罗素的著作之类。知道申诉和检讨没用，因此自己绝不主动去做，反而喜欢学一门比较复杂的技巧活，或学一种少数民族语言。他们绕开了那个恼人的原点，把身心放到了“别处”，放到了“大处”，反而获得安顿。安顿的人生，不会萎靡。

新加坡的首席戏剧家郭宝昆先生是我的好友。他在几十年前因为参加左派政治运动被逮捕，囚禁了很多年。他后来告诉我，自己在监狱中把《莎士比亚全集》英文版啃得烂熟。当时只是为了安神，为了静心，当然，也因为被莎士比亚的巨大魅力所吸引。几年后他出狱，从事戏剧活动得心应手，很快又获得了国家颁发的“总统文化奖”。

使我感兴趣的是，囚禁他和奖励他的，是同一个政府，连领导人也没有换过。颁奖时，政府并没有觉得当初囚禁错了。颁奖电视直播，还把他囚禁的照片一一插播出来。对此，郭宝昆先生也很高兴，可谓“罪我奖我，全都接受”。结果，不管是他自己书写的生平，还是官方发布的生平，都无褒无贬、无怨无气，平静地记录着他的囚禁经历。

我觉得，在郭宝昆之狱上，郭先生和新加坡政府，都很“君子”。

这种双向平静，也许是比较正常的法制生活。

近几年，在中国，一些过去很难想象的事情也逐渐多起来了。例如，我在一座城市遇到一个名字很熟悉的老人，他在监狱里读过我的不少书，也看过我的电视演讲，便主动与我打招呼。他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我，却不担心我很可能给予的冷眼。可见，他的心理比较放松。

我问他，现在不少市民还认识他，交谈起来，主要说什么。

他说，市民主要是在缅怀，十几年前他掌权时，不堵车。

“那你怎么回答？”我问。

“回答两点。第一，当时还穷，买车的人少；第二，现在堵车，也是当时没规划好。”他说。

我点头。他的回答很好，心态更好。

我们握过手，老人又背着一个照相机，在街道间东张西望、摇摇摆摆地闲逛起来。

我看着他的背影，有点高兴。为他，为那些市民，为一种双向平静。

不错，他刚从监狱出来。但监狱并不是正常社会之外的一个孤岛，而是正常社会的一部分。老人很正常，或者说，从不太正常变得正常了。那么我们，也应该从不太正常变得正常。

由此想到，国际上很多杰出的艺术作品，都与监狱有关，并在这一题材上呈现了独特的精神高度和美学高度。相比之下，我们的作品一涉及监狱，总是着眼于惩罚和谴责，这就浅薄了，也可惜了。

希望有更多的大艺术家把锐利而温和的目光投向监狱。艺术家的目光与法学家不同，在他们看来，那并不仅仅是罪和非罪的界线所在，而是人性的敏感地带、边缘地带、极端地带，也是人性的珍稀地带、集聚地带、淬炼地带。

君子未必是艺术家，却迟早能领略艺术家的目光。

——这是我对“君子之狱”的最后一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