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九三年五月的最后几天，在桑泰尔率领的从巴黎来到布列塔尼的那几营士兵中，有一个营正在阿斯蒂耶的那片阴森可怕的索德雷树林里搜索。他们的人数还不到三百，因为大部分士兵都在这场激烈的战争中阵亡了。当时，经过阿戈讷、热马普和瓦尔米战役，本来有六百名志愿兵的巴黎第一营只剩二十七人，第二营只剩三十三人，第三营只剩五十七人。那是轰轰烈烈的战斗年代。

从巴黎派到旺代的几个营共有九百十二人。每个营有三门大炮。这些营都是迅速组建成的。四月二十五日，忠告区公所提议派遣志愿军去旺代，当时戈耶是司法部长，布绍特是陆军部长。公社的社员吕潘作了报告；五月一日，桑泰尔已经作好准备，派遣一万二千士兵、三十门野战炮和一个炮兵营出发。这几个营虽然组建得十分仓促，却十分完善，直到今天还被视作典范。现在的战斗部队，就是按照这些营的编制组建的，改变了以往士兵和下级军官人数的比例。

四月二十八日，巴黎公社向桑泰尔的志愿军下达了命令：“绝不宽大，绝不饶恕。”到了五月底，从巴黎出发的一万二千人已死了八千。

进入索德雷树林的那营士兵时刻小心戒备。他们并不急于前进，在前后左右四处张望；克莱贝尔说过：“士兵的背上是长眼睛的。”他们走了很久。这会儿应该几点钟了？究竟到了一天中的哪段时间呢？谁也难以说得清楚，因为在这么荒芜的林莽中，光线总是十分昏暗，在这片树林里，从来就没有光亮。

索德雷树林是个悲惨的地方。从一七九二年十一月起，内战就是在这片树林里开始了它的种种罪恶。凶恶的瘸腿穆斯克通就出身于这片阴森茂密的树林；这儿发生的凶杀的数量多得令人毛骨悚然。什么地方都不像这片树林这么森然可怖。士兵们小心翼翼地往树林深处走去。到处鲜花盛开，他们周围是一道树枝形成的瑟瑟抖动的墙壁，树叶那沁人心脾的凉意就从那儿袭来；幽暗的绿色树丛中疏疏落落地透进几道阳光；地上，菖兰、沼泽鸢尾、草地水仙、预告晴天的小花——雏菊、春天的番红花织成一块厚厚的植物地毯，上面点缀着各种形状的苔藓，既有像毛毛虫的，也有像星星的。士兵们轻轻地拨开灌木丛，悄悄地一步步前进。鸟儿在刺刀上空啁啾。

从前，和平时期，人们夜晚常在一些丛林里猎鸟（这种狩猎被称作“乌舍巴”），索德雷就是这样一片丛林；如今这儿狩猎的对象是人。

丛林里长的都是桦树、山毛榉和橡树；地面很平，上面长着苔藓和厚厚的野草，士兵们走在上面，听不出什么响声；林中没有什么小径，就算有的话，一转眼的工夫就又不见了；到处是枸骨叶冬青、野李树、羊齿草、密密层层的芒柄花和高高的荆棘，十步以外就见不到人。

不时有一只鹭鸶或一只黑水鸡从树枝间掠过，表明附近有沼泽。

士兵们向前走着，茫然地信步走去，心里惴惴不安，生怕发现他们寻找的人。

他们时常看到安营扎寨的痕迹：烧焦的地面，踩倒的野草，扎成十字形的木棒，血迹斑斑的树枝。这儿有人烧过饭，这儿有人做过弥撒，这儿有人包扎过伤兵。可是，路过这儿的那些人早已渺无影踪。他们究竟在哪儿呢？也许在很远的地方，也许就隐藏在附近，手里拿着喇叭口短铳。树林里好像荒无人烟。全营士兵备加小心。地方越是偏僻荒凉，越是不能掉以轻心。他们一个人也没见到，就更担心会遇上什么人。他们搜索的是一片声名狼藉的森林。

很可能这儿有敌人的伏兵。

三十名侦察探路的精壮士兵由一个曹长率领，和全营主力隔开很大一段距离，走在前面。营里的随军女酒保也和他们在一起。女酒保们都乐意跟先头部队呆在一起。这么做自然会有危险，但是可以开阔眼界。好奇心是女性勇敢无畏的一种表现形式。

突然，这一小支先头部队的士兵就像猎人接近野兽巢穴时那样打了一个寒噤。他们听见灌木丛里像有喘气的声音，仿佛看见树叶丛中有人活动。士兵们相互打了个手势。

士兵们在执行这种侦察和搜索的任务时并不需要军官的指挥，自动地就会完成该完成的事情。

不到一分钟，有动静的地方就给包围了。枪口组成的一个圆圈把那个地方团团围住，从四面八方一齐瞄准黑糊糊的树丛中心，士兵们手指勾住扳机，眼睛盯着那块可疑的地方，只等曹长一声令下就开枪扫射。

这时候，女酒保大胆地朝灌木丛里张望，曹长正要下令“开火”，她喊了一声：“慢！”

接着她转身向着士兵们说：“别开枪，同志们！”

她冲进灌木丛，大家都跟在她后面。

果然有人在那儿。

烧树根的木炭窑在树林里造成许多块圆形的小空地，就在这么一块小空地的边上，灌木丛的最茂密的地方，有一个树枝形成的洞穴，样子很像树叶盖成的房间，犹如一间凹室那样一半敞开，里面有个女人坐在苔藓上面，正给胸前的一个婴孩喂奶，膝盖上还有两个睡着了的小孩的金发蓬松的脑袋。

这就是伏兵。

“你到底在这儿干什么？”女酒保嚷道。

那个女人抬起头来。

女酒保气冲冲地补上一句：

“你呆在这儿难道疯了不成？”

接着她又说：

“差一点你就没命了！”

女酒保回头对士兵们说：

“一个女人。”

“不错，我们早看见啦！”一个士兵说。

女酒保继续说：

“到树林里来找死吗？真想不到会干这种蠢事！”

女人又惊又怕，吓呆了，像在梦中似的望着周围这些步枪，这些马刀，这些刺刀，这些凶狠的脸。

两个孩子醒了，叫起来。

“我饿了，”一个说。

“我害怕，”另一个说。

婴孩继续吃奶。

女酒保对婴孩说起话来。

“只有你做得对，”她对婴孩说。

母亲吓得说不出话来。

曹长朝她嚷道：

“别害怕，我们是红帽子营。”

女人从头到脚直哆嗦。她望着曹长，曹长粗犷的脸上只看得见眉毛、胡子和两只亮闪闪的眼睛。

“就是以前的红十字营，”女酒保补上一句。

曹长接着问道：

“你是谁，太太？”

女人战战兢兢地瞅着他。她长得年轻、瘦弱，脸色苍白，衣衫褴褛，头戴布列塔尼农妇的那种宽大的风帽，脖子上用绳子系着一条毛毯。她像一头母兽那样满不在乎地袒露出她的胸部。她的脚上既没有袜子也没有鞋，鲜血往下直淌。

“她是一个穷人，”曹长说。

女酒保说话的口气像个女兵，实际却很柔和，她又用这种口气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女人用几乎听不清楚的声音结结巴巴地低声答道：

“米歇尔·弗莱沙尔。”

女酒保用粗大的手摸摸婴孩的小脑袋。

“这孩子多大了？”她问道。

母亲没听明白，女酒保又问道：

“我问你这小家伙几岁了？”

“噢！”母亲说，“一岁半了。”

“不小啦，”女酒保说，“不该再吃奶了。应该给他断了。我们可以给他喝汤。”

母亲开始放心。那两个刚醒来的孩子则并不觉得害怕，反倒十分好奇。他们欣赏着士兵军帽上的翎毛。

“唉！”母亲说，“他们饿极了。”

她又补上一句：

“我再也没有奶了。”

“我们会给他们吃的，”曹长大声说道，“也给你吃。不过话还没有问完。你的政治观点是什么？”

女人望着曹长，没有回答。

“你听见我问你的话没有？”

她结结巴巴地说：

“我从小就给送进修道院，可是我嫁了人，我并不是修女。嬷嬷们教会了我讲法国话。有人放火烧了我们的村子，我们赶紧逃走，我连鞋子都来不及穿。”

“我问你，你的政治观点是什么？”

“我不知道。”

曹长接着说：

“因为奸细也有女的。女奸细抓住了是要枪毙的。来，你说吧。你不是吉卜赛人吧？哪个国家是你的祖国？”

她继续望着他，好像仍然没听明白。曹长重复道：

“哪个国家是你的祖国？”

“我不知道，”她说。

“怎么，你不知道哪儿是你的家乡吗？”

“哦！我的家乡，这我知道。”

“那么，哪儿是你的家乡？”

女人回答说：

“我是西斯夸尼亚尔田庄的人，在阿泽教区。”

这回轮到曹长愣住了。他停下来思索了一阵，随后又问：

“你说是哪儿？”

“西斯夸尼亚尔。”

“这不是一个国家呀。”

“这是我的家乡。”

女人想了一会儿，又说：

“我明白了，先生。你是法兰西人，而我是布列塔尼人。”

“怎么？”

“不是同一个家乡。”

“可这是同一个祖国呀！”曹长嚷道。

女人只是回答：

“我是西斯夸尼亚尔的。”

“就算你是西斯夸尼亚尔的吧，”曹长说，“你的家在那儿吗？”

“是的。”

“干什么的？”

“人都死了。我一个亲人都没有啦。”

曹长是一个有几分口才的人，他继续盘问下去。

“见鬼！人总有亲戚吧。现在没有以前总有过。你到底是什么人？说！”

曹长嘴里的“现在没有以前总有过”这句话很像野兽的喊声，而不像人说的话，女人听了，目瞪口呆。

女酒保觉得不能坐视不管。她开始抚摸吃奶的婴孩，拍拍另外两个孩子的脸蛋。

“这吃奶的孩子叫什么名字啊？”她问，“她是个女孩，这小家伙。”

母亲回答：

“若尔热特。”

“大孩子呢？这小鬼是个男孩。”

“勒内-让。”

“小的一个呢？他也是个男孩，胖乎乎的。”

“胖阿兰，”母亲回答。

“他们真乖，这几个小家伙，”女酒保说，“看上去神气都已经像大人了。”

可是曹长执意要问下去。

“说呀，太太。你有房子吗？”

“我原来有一所房子。”

“在哪儿？”

“在阿泽。”

“你为什么不呆在房子里？”

“因为房子给烧掉了。”

“是谁烧的？”

“我不知道。是打仗。”

“你从哪儿来的？”

“就从那儿。”

“你到哪儿去呢？”

“我不知道。”

“明白说出来，你是什么人？”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吗？”

“我们是逃难的人。”

“你是哪个党的？”

“我不知道。”

“你是蓝党还是白党？你和谁在一起？”

“我和我的孩子在一起。”

这时谈话停顿了一会儿。女酒保说：

“我可没有过孩子。我没有时间来养孩子。”

曹长又开始发问：

“可是你的父母呢？来，太太，把你父母的情况告诉我们。我叫拉杜，是个曹长，住在谢歇-米迪街，我父母也住在那儿。我能谈谈我父母的情况，你也说说你父母的情况，告诉我你父母是干什么的。”

“他们是弗莱沙尔夫妇。没别的了。”

“不错，弗莱沙尔夫妇就是弗莱沙尔夫妇，正如拉杜夫妇就是拉杜夫妇一样。可是人总有个职业。你父母的职业是什么？他们从前干什么？现在干什么？你的弗莱沙尔夫妇是干什么营生的？”

“他们是种地的。我爹是个残废，不能干活，因为爵爷，他的爵爷，不，我们的爵爷，叫人用棍子打了他一顿，这是爵爷发了善心，因为我爹抓了一只兔子，为这种事有人给判过死刑；可是爵爷开了恩，说道：就打他一百下吧；以后我爹就成了残废。”

“还有呢？”

“我爷爷是个胡格诺派教徒。本堂神甫命人把他送去做苦工。我那时年纪还很小。”

“还有呢？”

“我丈夫他爹是个贩私盐的。王上下令把他绞死了。”

“你丈夫呢，他是干什么的？”

“前些日子他在打仗。”

“为谁打仗？”

“为了王上。”

“还为了谁？”

“当然也为他的爵爷。”

“还为了谁？”

“当然也为本堂神甫。”

“真他妈的岂有此理！”一个士兵嚷道。

女人吓了一跳。

“你瞧，太太，我们是巴黎人，”女酒保和蔼可亲地说。

女人双手十指交错地紧握在一起，喊道：

“哦！我主耶稣啊！”

“别迷信！”曹长说。

女酒保在女人身旁坐下，把最大的孩子拉到她的两膝中间，那孩子并没有抗拒。小孩子怕不怕人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说的，他们心里不知有什么在提醒他们。

“可怜而善良的布列塔尼女人啊，你的几个孩子都很漂亮，小孩子都是这样的。我能猜出他们的岁数。大的一个四岁，他的弟弟三岁。嗬，吃奶的这小妞儿真馋。哦，小鬼！你可别这样子吃你的奶好吗？听着，太太，别害怕。你应该加入我们营，跟我一样做事。我叫乌扎德，这是诨名，不过我情愿叫乌扎德，也不愿像我妈叫比科诺小姐。我是随军女酒保，就像别人说的，是士兵开枪相互厮杀的当儿把酒拿给他们喝的人。形形色色的琐事多着呢。我们俩的脚差不多大，我可以把我的鞋给你穿。八月十日在巴黎，我拿酒给韦斯特曼喝过。革命军胜利了。我亲眼看见路易十六上断头台。人们管他叫路易·卡佩。他自然不愿意。咳，你听我说。真想不到一月十三日他还在烤栗子，还和他的家里人一起欢笑呢！人家逼他躺在所谓的跷跷板上的时候，他的外衣和鞋子都给脱掉了，身上只穿一件衬衫，一件缝合而成的短袄，一条灰呢裤和一双灰色丝袜。我真的亲眼看见这一切。押送他的那辆马车漆成绿色。哎，跟我们一起走吧。营里都是些很好的小伙子，你就当第二号女酒保，我来教你怎么干。噢，这很简单！你带着水壶和小铃，冒着枪林弹雨和大炮的轰击，在一片喧嚣嘈杂的声音中走过去，喊道：‘孩子们，谁要喝杯酒吗？’就是这样，没有更加难做的事情。我倒酒给每个人喝。真的这样。给蓝党的人喝，也给白党的人喝，尽管我是一个蓝党，而且是一个忠诚的蓝党，但是我把酒给所有的人喝。受伤的人都会觉得口渴。人死的时候就没有意见分歧了。垂死的人应该互相握手。打仗真傻！跟我们一起走吧。要是我给打死了，你可以代替我。别瞧我这副模样，我可是一个好女人，也是一个老实人。别害怕。”

女酒保刚住口，女人就喃喃地说：

“我们的邻居叫玛丽-让娜，我们的女仆叫玛丽-克洛德。”

这时候曹长正在训斥那个士兵。

“闭嘴。你把太太吓倒了。在太太们面前别说粗话。”

“在一个老实人看来，这真叫人摸不着头脑，”士兵反驳道，“这些中国的印第安人，岳父被地主打成残废，祖父被本堂神甫送去做苦工，父亲被国王绞死，可是他妈的，他们还要去打仗，还要造反，还要为了地主、本堂神甫和国王去送命！”

曹长喊道：

“队伍里不准说话！”

“不说就不说，曹长，”士兵说，“可是，看见一个这么漂亮的女人为了一个眉眼好看的教士去冒脑袋开花的危险，总不免叫人觉得心里不舒服。”

“士兵，”曹长说，“我们并不是在长矛区公所的俱乐部里，不要高谈阔论。”

他转身对着那个女人。

“太太，你丈夫呢？他在干什么？他怎么样了？”

“没怎么样，他给打死了。”

“在哪儿？”

“在树篱里面。”

“什么时候？”

“三天以前。”

“是谁打死他的？”

“我不知道。”

“怎么，你不知道是谁打死了你丈夫？”

“不知道。”

“是一个蓝军的人，还是一个白军的人？”

“是一声枪响。”

“三天以前吗？”

“是的。”

“在哪一带？”

“在埃尔内那边。我丈夫倒下了，就是这么回事。”

“你丈夫死了以后，你干了什么？”

“我带着几个孩子离开。”

“你带他们上哪儿去？”

“向前走呗。”

“你睡在哪儿？”

“睡在地上。”

“你吃什么？”

“没什么吃的。”

曹长用军人的方式撅起嘴来，胡子都碰到了鼻子。

“没什么吃的？”

“就在荆棘丛里摘些野李子和黑莓充饥，如果树上还有去年结的果子。也采越橘树的果子和羊齿草的嫩芽。”

“原来这样，那就等于没吃东西。”

最大的孩子好像听懂了，他说：“我饿了。”

曹长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军队用作干粮的面包，递给那母亲。母亲把面包掰成两半，分给两个孩子。两个孩子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她一点都没有留给自己，”曹长嘀咕道。

“因为她不饿，”一个士兵说。

“因为她是做妈妈的，”曹长说。

两个孩子停下来不吃了。

“我要喝水，”一个说。

“我也要喝，”另一个跟着说。

“这片鬼树林里面难道连溪水都没有，”曹长说。

女酒保取下腰带上挂在小铃旁边的铜杯子，拧开斜挂在肩上的水壶壶盖，往杯子里倒了点酒，送到两个孩子的嘴边。

一个孩子喝了一口，现出一副怪相。

另一个孩子喝了一口，马上吐了出来。

“可这是很好的酒呀，”女酒保说。

“是烧酒吗？”曹长问。

“是的，而且是最好的一种。可他们是乡下人。”

女酒保擦干铜杯子。

曹长又说道：

“太太，你就这样逃难吗？”

“我非这样不可。”

“就像被人追赶似的在野地里乱跑？”

“我拼命奔跑，后来我一步步走，最后摔倒在地。”

“可怜的女人！”女酒保说。

“人们在打仗，”女人结结巴巴地说，“周围一片枪声。我不知道他们究竟要干什么。我丈夫给打死了。我只明白这一点。”

曹长把枪托在地上磕得砰砰直响，一边喊道：

“打仗真愚蠢！真他妈的愚蠢透顶！”

女人又说：

“昨天夜里我们睡在一棵空心老树里。”

“四个人一起吗？”

“四个人一起。”

“真睡了？”

“睡了。”

“那么，”曹长说，“你们是站着睡的。”

他转身对着士兵们说：

“同志们，这些乡下人称作空心老树的，是一棵枯死的粗大、中空的老树，一个人藏在里面就像刀插在刀鞘里一样。有什么法子呢？总不能叫他们都成为巴黎人嘛。”

“睡在树洞里！”女酒保说，“还带着三个孩子！”

“而且，”曹长说，“这几个孩子大声叫喊的时候，那些过路的人什么都看不见，只听见一棵树在叫喊‘爸爸，妈妈’，那一定显得很奇怪。”

“幸亏这会儿是夏天，”女人叹了口气说。

她听天由命地望着地下，眼睛里充满了对灾祸所感到的惶恐。

士兵们默默无言地围在这个可怜女人的四周。

一个寡妇带着三个孤儿，四处逃难，无依无靠，孤苦伶仃，战争从四面八方发出轰隆隆的声响，他们又饥又渴，只有野草充当食物，只有天空作为屋顶。

曹长走到女人身旁，目不转睛地瞅着吃奶的婴孩。小女孩吐出奶头，慢慢转过头来，用美丽的蓝眼睛望着这张俯向她的毛发森然、褐色可怕的脸，微笑了。

曹长直起身子，一大滴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像颗珍珠似的停在他的胡子尖上。

他提高了嗓门：

“同志们，从这一切我看出来我们营应该做这三个孩子的父亲。大家同意吗？我们收养这三个孩子。”

“共和国万岁！”士兵们喊起来。

“通过了，”曹长说。

他在母亲和孩子们的头顶上张开两只手。

“瞧，”他说，“这就是红帽子营的孩子。”

女酒保高兴得跳起来。

“三个脑袋戴一顶帽子！”她嚷道。

接着她突然抽抽噎噎地哭起来，狂热地搂着可怜的寡妇，对她说：

“这小孩子的神气已经像一个顽皮的小姑娘了！”

“共和国万岁！”士兵们又喊起来。

曹长对母亲说：

“来吧，女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