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弥诺斯、埃阿科斯和剌达曼托斯

孔雀街有一家被人称作咖啡店的小酒馆。这家酒馆有一间今天富有历史意义的后屋，是过去一些人物有时几乎秘密相会的地点。他们太有权势，时时受到旁人的注意，不愿意在公开场合相互交谈。一七九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山岳党和吉伦特党就在这儿握手言欢。在那个凄凉的夜晚，加拉也是到这儿来探听消息的，尽管他在自己的《回忆录》里不承认这一点。当时，他把克拉维埃尔平安地送到博纳街安顿好以后，就让马车在王宫桥停下来倾听警钟。

一七九三年六月二十八日，有三个人在这间后屋里围坐在一张桌子旁边。他们的椅子并不靠在一起，各人都坐在桌子的一边，剩下的那一边空着。那时大约是晚上八点，街上还相当明亮，后屋里却已经昏黑，天花板上挂着一盏当时算是奢侈品的油灯，把桌子照亮。

三个人当中的头一个，看上去很年轻，脸色苍白，神情严肃，嘴唇很薄，目光阴冷。他的面部肌肉有一种神经性的抽搐，使他难以微笑。他的头发上扑了粉，手上戴着手套，衣服刷得干干净净，纽扣扣得整整齐齐，淡蓝色的礼服上连一点皱褶都没有，领带打得高高的，穿着紫花布短裤，白袜子，带褶的襟饰，有银扣的皮鞋。另外两个人，一个像个巨人，一个像个侏儒。大个子潇洒地穿着一件宽大的深红色呢礼服，领带没有系好，垂得比襟饰还要低，脖子光光的露在外面，敞着纽扣脱落的上衣，穿着一双翻口长统靴，头发硬撅撅地往上竖着，虽然还可以看出梳理和修饰的痕迹；他的假发里面夹有马鬃。他的脸上满是麻点，眉宇间有一道愤怒的皱纹，嘴角也有一道说明他心地善良的纹路，嘴唇很厚，牙齿很大，有着搬运工人般的拳头，眼睛闪闪发光。那个小个子皮肤黄黄的，坐在那儿像个畸形人；他向后仰着脑袋，眼睛充血，脸色灰白，油污、平直的头发上系着一条手帕，把额头都遮住了，只露出一张大得吓人的嘴。他穿着一条长裤，一双拖鞋，一件像是白缎子的背心，外面罩一件粗呢外套，外套的皱褶里显出一道硬邦邦的直线，大概藏着一把匕首。

这三个人第一个叫罗伯斯比尔，第二个叫丹东，第三个叫马拉。

屋子里只有他们三个人。丹东的面前放着一个杯子和一瓶酒，酒瓶上满是灰尘，样子很像路德的啤酒杯；马拉的面前是一杯咖啡，罗伯斯比尔的面前是一叠文件。

文件旁边有一个笨重的铅制墨水瓶，圆圆的，上面带有条纹，凡是在本世纪初上小学的人都会记得这种墨水瓶的样子。墨水瓶旁边扔着一支羽毛笔。文件上压着一颗大铜印，上面刻着Palloy fecit几个字；这颗铜印的形状完全是个巴士底狱的小模型。

桌子当中摊着一张法国地图。

屋门外站着马拉的跟班洛朗·巴斯，他是科尔德利街十八号的跑街。七月十三日，也就是六月二十八日以后大约半个月，就是他操起一把椅子，对一个名叫夏洛特·科尔代的女人的头部猛砸，当时这个女人还在卡昂想入非非。洛朗·巴斯专门为《人民之友》送校样。这天晚上，主人把他带到孔雀街的咖啡店里，吩咐他把守屋门，马拉、丹东和罗伯斯比尔在屋里谈话的时候不放任何人进去，除非是公安委员会、公社或主教会的人。

罗伯斯比尔不想把圣茹斯特拒之门外，丹东不想把帕什拒之门外，马拉不想把居斯芒拒之门外。

会议已经开了很久。讨论的内容就是罗伯斯比尔念过的那些摊在桌子上的文件。讨论的声音开始变得高起来。三个人似乎都已抑制不住胸中的愤怒，门外有时都能听见激烈的言辞。那时国民公会设立了公众旁听席，这种习惯似乎已使人们把旁听视为一种权利；所以书记室里负责制副本的法布里修斯·帕里斯往往从锁孔里偷看公安委员会在干什么。顺便说一句，这种偷看并非毫无用处，一七九四年三月三十日到三十一日那个夜晚向丹东发出警告的人，就是帕里斯。这会儿，洛朗·巴斯把耳朵贴在丹东、马拉和罗伯斯比尔正在里面聚谈的后屋的门上。洛朗·巴斯为马拉效力，但他是主教会的人。

二 MAGNA TESTANTUR VOCE PER UMBAS

丹东站起身来，迅速地把椅子往后一推。

“听着，”他嚷道，“当前只有一个紧急情况，那就是共和国处在危险之中。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把法国从敌人手里解救出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没有什么手段是不可行的。一切手段！一切手段！一切手段！我要应付四面八方的危险的时候，就把一切手段都使出来；我觉得一切都令人担忧的时候，就不顾一切地豁出去。我的思想是一头狮子。不要半途而废的措施。革命不能言不由衷。复仇女神并不是一个假装正经的女神。让我们变得令人畏惧而具有实效。大象提起脚来踏下去的时候，难道会看看它踏在什么地方吗？让我们踏碎敌人吧。”

罗伯斯比尔温和地答道：

“我也愿意这样。”

接着他又加了一句：

“问题是得弄清楚敌人在什么地方。”

“敌人在国外，我已经把他们赶走了，”丹东说。

“敌人在国内，我正监视着他们，”罗伯斯比尔说。

“那我就再把他们赶走，”丹东又说。

“内部的敌人是赶不走的。”

“那我们怎么办？”

“把他们消灭。”

“我同意这么做，”丹东回答说。

随后，他又说道：

“我告诉你敌人是在国外，罗伯斯比尔。”

“丹东，我告诉你敌人是在国内。”

“罗伯斯比尔，他们在边境上。”

“丹东，他们在旺代。”

“请你们静一下，”第三个声音说，“敌人到处都有，你们完蛋了。”

说话的是马拉。

罗伯斯比尔看了马拉一眼，立即平静地说道：

“别说这种笼统的话。我说得很明确。这儿就是事实。”

“书呆子！”马拉咕哝道。

罗伯斯比尔把手按在摊在他面前的文件上，继续说：

“我刚才给你们念了马恩省的普里厄的快信，并且也告诉了你们热朗布尔提供的情报。丹东，听我说，跟外国交战算不上什么，内战才至关重要。跟外国交战不过是一个人的胳膊肘上擦破一点皮，内战却是侵蚀肝脏的溃疡。从我刚才给你们念的材料可以看出：直到今天还由好几个头子分散控制的旺代，正在走向统一。今后它会有一个独一无二的首领……”

“一个土匪总头目，”丹东喃喃地说。

“他就是，”罗伯斯比尔继续说，“六月二日在蓬托尔松附近登陆的那个人。他是怎样一个人，你们已经看到了。请注意，他的登陆和我们两个特派员的被捕正好发生在同一天，也就是六月二日。科多尔的普里厄和罗默两个人都在巴约被卡尔瓦多斯的叛逆分子抓走了。”

“而且就在同一天把他们押送到卡昂城堡，”丹东说。

罗伯斯比尔接着说：

“我继续扼要地讲一下这些快信的内容。丛林战正在大规模地组织安排，同时英国人正准备登陆；旺代人和英国人其实是一家人。菲尼斯泰尔的野蛮人和康沃尔的野蛮人讲的是同一种语言。我已经把一封截获的皮塞的信给你们看了，信中说：‘向起义者发两万套红色军服就可以鼓动十万人起来造反。’等农民全都起来造反时，英国人就要登陆了。这就是整个计划。我们在地图上看看这个计划吧。”

罗伯斯比尔指点着地图，继续说：

“英国人可以在康卡勒和潘波勒之间选择一个登陆的地点。克雷格认为圣布里厄湾比较好，康沃利斯则认为最好是圣卡湾。这只是一些细节。卢瓦尔河的左岸由旺代的叛军把守，至于昂斯尼和蓬托尔松之间二十八里的开阔地带，则有诺曼底的四十个教区答应协助他们。登陆将在普莱兰、伊菲尼亚克和普莱讷夫三个地点进行。他们从普莱兰向圣布里厄进发，从普莱讷夫向朗巴勒进发，第二天就可以到达迪南，那儿关押着九百名英国俘虏。他们可以同时占领圣茹昂和圣梅昂，把骑兵留在那儿；第三天，他们分成两支纵队，一支从茹昂向贝德挺进，另一支从迪南向贝什雷勒挺进，贝什雷勒是一座天然的要塞，他们将在那儿建立两座炮台；第四天就能到达雷恩。雷恩是布列塔尼的咽喉。得到雷恩就可以得到整个布列塔尼。雷恩失陷以后，新堡和圣马洛就会相继失陷。在雷恩有一百万发枪弹和五十门野战炮……”

“都会被他们抢去，”丹东喃喃地说。

罗伯斯比尔接着说：

“让我把话说完。到了雷恩，他们将再分三路前进，一路开向富热尔，另一路开向维特雷，还有一路开向勒东。路上的桥梁虽然已被毁坏，敌人却可以使用浮桥和厚木板，这个具体的情况你们已经知道了。他们还能找到向导引导骑兵从可以涉水的地方过河。从富热尔他们扑向阿夫朗什，从勒东进取昂斯尼，从维特雷攻占拉瓦勒。南特就会投降，布雷斯特也会投降。勒东将打开通向维莱讷的所有水道，富热尔将打开通向诺曼底的道路，维特雷将打开通向巴黎的道路。不出半个月，就会出现一支三十万人的匪军，整个布列塔尼就要属于法国国王了。”

“也就是说属于英国国王，”丹东说。

“不，属于法国国王。”

罗伯斯比尔又补充说：

“属于法国国王更坏。赶走外敌只要半个月就够了。废除君主制度却要一千八百年。”

丹东已经坐下，两只胳膊肘支在桌子上，双手捧着脑袋，露出一副沉思的神气。

“你们看到这种危险了吧，”罗伯斯比尔说，“维特雷为英国人打开了通向巴黎的道路。”

丹东抬起头来，把两只紧攥着的大拳头捶在地图上，就像捶在铁砧上一样。

“罗伯斯比尔，凡尔登不是也曾经为普鲁士人打开通向巴黎的道路吗？”

“那又怎么样呢？”

“就这样子，我们把英国人赶走，就像我们曾经把普鲁士人赶走一样。”

丹东又站了起来。

罗伯斯比尔把他的一只冰凉的手放在丹东那滚热的拳头上。

“丹东，香槟省并不支持普鲁士人，而布列塔尼却支持英国人。收复凡尔登，是一场对外的战争；收复维特雷，却是一场内战。”

随后罗伯斯比尔用冷静而低沉的声音喃喃地说：

“两者大不相同。”

他接着又说：

“坐下来，丹东。请你看着地图，别用拳头捶它。”

但是丹东死抱住自己的想法不放。

“这真叫人难以接受！”他嚷起来，“祸事明明是在东边，你却偏说是在西边。罗伯斯比尔，我同意你的看法，英国在大西洋那边虎视眈眈；可是西班牙在比利牛斯山那边，意大利在阿尔卑斯山那边，德国在莱茵河那边，还有俄国大熊在背后，都虎视眈眈。罗伯斯比尔，危险就像一个圆圈，我们就在圆圈当中。外部有各国的同盟，内部又出现了叛逆。在南面，塞尔旺把法国的大门向西班牙国王打开了一半。在北面，杜穆里埃投到了敌方。何况即使在此之前，他所威胁的一直是巴黎，而不是荷兰。纳温德抹去了热马普和瓦尔米的战绩。哲学家拉博·圣艾蒂安是一个卖国贼，正如他是一个新教徒一样，现在还跟朝臣孟德斯鸠有书信往来。军队里的官兵大批死亡。现在没有一个营的人数超过四百；骁勇善战的双桥团只剩下一百五十人；帕马尔兵营已被放弃；吉维只剩下五百袋面粉；我们的军队正向兰道撤退；维尔姆塞正在猛攻克莱贝尔；美因兹在英勇抵抗后终于陷落，孔代却陷落得很可耻。瓦朗西安也一样。可是瓦朗西安的守将尚塞尔和孔代的守将老费罗仍然算得上两个英雄，美因兹的守将默尼耶也一样。可是其他的守将都叛变了。达尔维尔在亚琛叛变，穆顿在布鲁塞尔叛变，瓦朗斯在布雷达叛变，纳耶在林堡叛变，米兰达在马斯特里赫特叛变。斯唐热是卖国贼，拉努埃是卖国贼，利戈尼耶是卖国贼，梅努是卖国贼，狄龙也是卖国贼，都是和杜穆里埃一样的败类。我们必须惩罚几个示众。我觉得居斯蒂纳的反方向行进令人生疑；我怀疑他宁愿攻占有利可图的法兰克福，而不去夺取有用的科布伦茨。不错，法兰克福能够缴纳四百万军饷。可是跟粉碎逃亡贵族的巢穴相比，这又算得上什么呢？我说，这是叛逆的行为。默尼耶六月十三日死了，现在只剩下克莱贝尔一个人。在此期间布伦瑞克的兵力却开始增强，向前推进，在他所占领的每一片法国土地都插上德国的旗帜。勃兰登堡的总督如今成了欧洲的主宰，他把我们的省一个个装进自己的口袋。他还会把比利时占为己有的，你们等着瞧吧。我们简直就像是在为柏林工作。假如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我们也不加以整顿，那么法国革命只能使波茨坦得利，革命的惟一结果只是扩大了腓特烈二世的小王国，我们只是为普鲁士国王杀掉法国国王而已。”

说完丹东发出一阵使人害怕的笑声。

丹东的大笑使马拉脸上露出了笑容。

“你们俩各有所好。丹东，你喜爱的话题是普鲁士；罗伯斯比尔，你喜爱的话题则是旺代。现在轮到我来表示一下意见了。你们都没有看到真正的危险；真正的危险是咖啡馆和赌场。舒瓦瑟尔咖啡馆是属于雅各宾党的，帕坦咖啡馆是属于保王党的，约会咖啡馆攻击国民自卫军，圣马丁门咖啡馆保护国民自卫军，摄政咖啡馆反对布里索，科拉扎咖啡馆支持布里索。普罗科普咖啡馆崇拜狄德罗，法兰西剧院咖啡馆崇拜伏尔泰。在圆顶咖啡馆里共和国的纸币被撕毁，在圣马尔索的几家咖啡馆里群情激昂，在马努里咖啡馆里有人为了面粉的问题而展开争论，在富瓦咖啡馆里有人吵闹和打架，在佩龙咖啡馆里那些金融界的大胡蜂正在嗡嗡乱叫。这才是严重的情况。”

丹东不再笑了。马拉仍然面带笑容。侏儒的笑比巨人的笑更为丑恶。

“你在开玩笑吗，马拉？”丹东嘟哝说。

马拉做了一个已经很有名的动作，蓦地把腰一扭。他脸上的笑容已经消失。

“哦！我认出你来了，丹东公民。正是你当着国民公会全体成员的面叫我‘马拉这小子’。听着，我原谅你。我们正经历着一个愚蠢的时期。哼！我在开玩笑吗？说实在的，我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检举过沙佐，我检举过佩蒂翁，我检举过凯尔桑，我检举过莫雷通，我检举过杜弗里什-瓦拉泽，我检举过利戈尼耶，我检举过梅努，我检举过巴内维尔，我检举过让索内，我检举过比龙，我检举过利东和尚邦。我做错了吗？我觉察出卖国贼身上叛逆的苗子。我认为在罪犯犯罪以前就检举他是有益的。我习惯于把你们下一天要说的话先一天说出来。我是向议会提出一部完整的刑法草案的人。迄今为止，我做过什么事？我要求对各个区公所进行教育，使它们遵守革命的纪律；我下令揭去三十二个纸箱文件的封条；我收回了放在罗兰手里的珠宝；我证实了布里索的党羽把一些空白拘捕证交给治安委员会；我指出兰代的报告中略去了卡佩的罪行；我投票赞成在二十四小时内把暴君处死；我曾为莫孔塞伊和共和主义两个营辩护；我曾阻止宣读纳尔博纳和马卢埃两个人的书信；我为伤兵提出过一个提案；我下令取消了六人委员会；我在蒙斯事件中预感到杜穆里埃会叛变；我曾要求逮捕十万流亡贵族的家属作为人质，来营救我们落在敌人手中的特派员；我曾提议把凡是越过国境的议会代表宣布为卖国贼；我揭露了罗兰集团在马赛骚乱中的真面目；我坚决主张悬赏捉拿平等的儿子；我曾为布绍特辩护；我曾想通过唱名表决把伊斯纳尔从议长的席位上赶下来；我曾设法宣布巴黎人对国家贡献很大。因此卢韦把我说成是个没有主见的人，菲尼斯泰尔省要求把我驱逐，卢丹市希望把我流放，亚眠市希望给我戴上嘴套，科堡希望把我逮捕，勒库安特-皮拉沃建议国民公会宣布我是疯子。哎！丹东公民，要是你们不想听我的意见，为什么要叫我来参加你们的秘密会议呢？难道是我要求参加的吗？根本不是。我一点没有兴趣跟罗伯斯比尔和你这类反革命分子密谈。不过，我也应该预计到，你们都不了解我。你不比罗伯斯比尔更了解我，罗伯斯比尔也不比你更了解我。难道这儿就没有政治家吗？看来得教你们从头学习政治，什么事情都得给你们讲得一清二楚。我对你们所说的话的意思就是：你们两个都错了。危险并不像罗伯斯比尔认为的那样在伦敦，也不像丹东认为的那样在柏林；危险就在巴黎。危险在于不团结一致，在于从你们俩开始大家都各行其是，在于精神涣散，意志混乱……”

“混乱！”丹东打断马拉的话，“要不是你，又是谁造成的。”

马拉并没有住口。

“罗伯斯比尔，丹东，危险在这许多咖啡馆，在这许多赌场，在这许多俱乐部，黑人俱乐部、联盟派俱乐部、太太俱乐部、公正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在克莱蒙-托内尔家族时代就开始建立，一七九〇年是拥戴君主的俱乐部，是由教士克洛德·福谢设想出的一个社交圈子，还有报人普吕多姆创办的毛线帽俱乐部，等等，还没有把罗伯斯比尔，你的雅各宾俱乐部，和丹东，你的科尔得利俱乐部包括在内。危险在于饥荒，由于饥荒，挑夫布兰把帕吕市场的面包商弗朗索瓦·德尼吊死在市政府前的灯柱上；危险在法院，法院把吊死面包商德尼的挑夫布兰吊死了。危险在不断贬值的纸币。在圣殿街，一张一百法郎的纸币掉在地上，一个过路的平民说：‘根本不值得我去捡。’投机商和囤积居奇的人，也是危险的所在。把黑旗插在市政府上面，这有什么用！你们逮捕德·特朗克男爵，这还不够。请你们为我扭断这个监狱里的老阴谋家的脖子。拉贝尔泰什在热马普挨了四十一刀，谢尼埃为他大肆吹嘘，国民公会的主席就授予他一顶公民冠，你们以为问题就解决了吗？这不过是一出喜剧，一场杂耍。唉！你们也不看看巴黎。危险就在眼前，你们却往远处去找。罗伯斯比尔，你的警察对你有什么用呢？你到处都派了暗探，在公社里有帕扬，在革命法庭里有科芬纳尔，在治安委员会里有大卫，在公安委员会里有库东。你看，我消息很灵通。所以，你们应该知道，危险就在你们头顶上，危险就在你们脚底下。阴谋，阴谋，到处都有阴谋。街上的行人互相读报，互相点头示意；六千没有身份证的人躲在地窖里、顶楼上和王宫大厦的木头走廊里，他们当中有潜回国内的流亡贵族、纨袴子弟和奸细；各家面包店门口排着长队；女人们站在家门口，双手紧握在一起，说：‘什么时候才能太平无事呢？’你们在行政会议的大厅里关起门来密谈，也是枉费心机，大家都知道你们在里面说些什么。罗伯斯比尔，这一点我可以向你证明，你昨晚曾经对圣茹斯特说过这样的话：‘巴尔巴鲁变得大腹便便了，逃亡起来很碍事。’是的，到处都有危险，特别是在中央。在巴黎，以前的贵族们在策划阴谋，爱国人士却光着脚走路。三月九日受到逮捕的那些贵族已被释放，那些本应上前线去拉大炮的骏马却在街上溅得我们满身污泥，一个四斤重的面包要卖到三法郎十二苏，各个剧院上演一些淫秽的戏剧，而且罗伯斯比尔不久要把丹东送上断头台。”

“呸！”丹东说。

罗伯斯比尔聚精会神地看着地图。

“现在需要的是一个独裁者，”马拉突然叫道，“罗伯斯比尔，你知道我希望有个独裁者。”

罗伯斯比尔抬起头来。

“我知道，马拉，不是你就是我。”

“不是我就是你，”马拉说。

丹东低声嘟哝道：

“独裁，试试看！”

马拉看见丹东皱起了眉头。

“哎，”他又说，“让我们作最后一次努力吧。让我们的意见取得一致。形势需要我们这么做。五月三十一日我们不是已经取得过一致意见吗？整个问题比吉伦特党的问题更严重，吉伦特党的问题只是一个具体问题。你们所说的也有部分是真实的，不过真实的情形，整个真实的情形，真正真实的情形，是我所说的。南方是联邦主义；西部是保王主义；巴黎是国民公会和公社之间的争斗；边境上是居斯蒂纳的退缩和杜穆里埃的叛变。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分崩离析。我们需要什么？需要团结一致。只有团结一致我们才能得救。不过我们得赶快行动。巴黎必须掌握革命的领导权。我们要是浪费一个小时，明天旺代的军队就可能打到奥尔良，普鲁士人就可能打到巴黎。丹东，在这一点上我同意你的意见；罗伯斯比尔，在那一点上我向你让步。好，那么，结论就是独裁。让我们实行独裁吧，我们三个人代表革命。我们是刻耳柏洛斯的三个头。这三个头中，说话的一个头就是你，罗伯斯比尔；咆哮的一个头就是你，丹东……”

“还有一个咬人的头，”丹东说，“就是你，马拉。”

“三个都咬人，”罗伯斯比尔说。

沉默了一会儿。随后这种充满了阴郁的交锋的谈话又重新开始。

“听着，马拉，在彼此结合之前就得彼此了解。我昨天对圣茹斯特说的那句话，你是怎么知道的？”

“这是我的事，罗伯斯比尔。”

“马拉！”

“了解情况是我的职责，怎样打听是我的事。”

“马拉！”

“我就爱了解情况。”

“马拉！”

“罗伯斯比尔，我知道你对圣茹斯特所说的话，就像我知道丹东对拉克鲁瓦所说的话一样，也像我知道泰阿坦码头上拉布里夫旅馆里所发生的事一样，这家旅馆是外国侨民中的漂亮姑娘们出入的场所；也像我知道戈内斯附近蒂耶大宅里所发生的事一样，这所宅子是前邮政局长瓦梅朗热的，莫里和卡扎莱斯以前常去那儿，后来西哀士和韦尼奥常去那儿，现在还有人每星期去一次。”

说到“有人”的时候，马拉瞅了丹东一眼。

丹东嚷道：

“我要是有一点儿权力，那可够你受的。”

马拉接着说：

“罗伯斯比尔，我知道你说的话，就像我知道圣殿塔楼里发生的事一样。他们把路易十六藏在那儿，养得肥肥的。仅在九月一个月里，这头公狼以及他的母狼和那些狼崽子就吃掉八十六篮鲜桃。而这时候民众却在挨饿。我知道这件事，正如我知道罗兰躲在竖琴街一所面向后院的房子里一样；正如我知道七月十四日所用的长矛中有六百支是德·奥尔良公爵的锁匠富尔制造的一样；正如我知道在西耶里的情妇圣伊莱尔的家里发生的事情一样；碰到举行舞会的日子，老西耶里就亲自用白垩在新马蒂兰街的黄色客厅里擦地板；比佐和凯尔桑在那儿吃晚饭。萨拉丹二十七日也在那儿吃过晚饭，和谁在一起，罗伯斯比尔？和你的朋友拉苏尔斯。”

“瞎说，”罗伯斯比尔低声说，“拉苏尔斯并不是我的朋友。”

接着他若有所思地补上一句：

“现在伦敦有十八家伪造共和政府纸币的工厂。”

马拉用平静而可怕的微带颤抖的声音继续说：

“你们是大人物组成的党派。是的，我什么都知道，即使是圣茹斯特所说的‘国家机密’……”

马拉把国家机密这几个字说得特别重，一边瞅了罗伯斯比尔一眼，继续说：

“罗伯斯比尔，凡是勒巴请大卫上你家吃饭，品尝他的未婚妻，也就是你未来的弟媳妇伊丽莎白·杜普莱烧的菜肴的日子，你们在饭桌上说的话我全知道。我是民众的巨眼，从我的地窖深处向外观察。是的，不错，一切我都看见、听见、知道。一些微小的事情就能使你满足，感到自我陶醉。罗伯斯比尔要博得他的德·沙拉布尔太太，即德·沙拉布尔侯爵女儿的赞赏；这位侯爵在达米安被处死的那天晚上，还在和路易十五一起玩惠斯特牌。是的，你们昂首挺胸。圣茹斯特成天打着领带。勒让德尔衣着整齐，新礼服，白背心，还带着襟饰，一心想使人忘掉他以前穿过的围裙。罗伯斯比尔以为历史会对他在制宪会议上穿橄榄绿礼服，在国民公会上穿天蓝色礼服发生兴趣。他卧房的四面墙壁上都挂着他的画像……”

罗伯斯比尔用一种比马拉更平静的声音打断他的话，说：

“你呢，马拉，所有的阴沟里都有你的画像。”

他们用闲谈的口气继续说下去，话都讲得很慢，这更显示出彼此间反驳和回击的份量，而且在威胁之外还带着一种难以言传的讥嘲。

“罗伯斯比尔，你曾经把那些想要推翻王位的人称作‘人类的堂·吉诃德’。”

“你呢，马拉，八月四日以后，在第五五九期《人民之友》上——哦，我记住了这个数字，倒很有用——你曾要求把贵族的爵位还给他们。你说过：‘公爵总是公爵。’”

“罗伯斯比尔，在十二月七日的会议上，你曾经为罗兰的女人辩护，反对维亚尔。”

“马拉，你在雅各宾俱乐部里受到攻击的时候，我的兄弟也一样为你辩护过，这能说明什么呢？什么都不能说明。”

“罗伯斯比尔，我们都知道在杜伊勒里宫的工作室里，你曾经对加拉说：‘我对革命厌倦了。’”

“马拉，就在这儿，在这家酒馆里，十月二十九日你拥抱过巴尔巴鲁。”

“罗伯斯比尔，你曾对比佐说：‘共和国，这是什么玩意儿？’”

“马拉，就在这家酒馆里，你曾经请三个马赛人陪你一起吃午饭。”

“罗伯斯比尔，你曾叫菜市场的一个壮汉拿根棍子护送你。”

“你呢，马拉，八月十日的前一天夜晚，你请比佐帮你装扮成赛马骑师逃到马赛去。”

“罗伯斯比尔，九月里审判的时候，你躲了起来。”

“你呢，马拉，你却一味地出头露面。”

“罗伯斯比尔，你曾经把红帽子扔在地上。”

“是的，因为一个叛徒戴过这顶红帽子。凡是在杜穆里埃穿戴的衣物，就会玷污罗伯斯比尔。”

“罗伯斯比尔，在夏托维厄的士兵经过的时候，你拒绝用纱巾蒙住路易十六的头。”

“我干得比蒙住他的头更好，我把他的头砍掉了。”

这时丹东插了进来，可是那等于火上浇油。

“罗伯斯比尔，马拉，”他说，“请你们都冷静一下。”

马拉不乐意听见自己的名字被放在后面，转过头来，说道：

“丹东，管你什么事？”

丹东跳了起来。

“管我什么事？就是这事：两个为民众服务的人不应该自相残杀，不应该互相争斗；国外战争和国内战争已经打得够了，决不应该再同室操戈；是我把革命搞成功的，我不希望有人把它引向失败，这就是我要管的事。”

马拉并没有提高声音来回答他。

“你还是把自己的问题说说清楚。”

“我的问题！”丹东嚷道，“你去问问阿戈讷的游行队伍吧，去问问解放了的香槟省，去问问被征服的比利时，去问问我战斗过的部队，我曾经四次用我的胸膛去迎接枪林弹雨！你去问问革命广场，去问问一月二十一日的断头台，去问问被推倒的王座，去问问断头台这个寡妇吧……”

马拉打断了丹东的话头。

“断头台是一个处女，我们睡在她的身上，却无法叫她生儿育女。”

“你懂什么？”丹东反驳说，“我就要叫她生儿育女。”

“我们等着瞧吧，”马拉说。

接着他微微一笑。

丹东看见他微笑。

“马拉，”他叫道，“你是个躲躲闪闪的家伙，我可是个光明正大的人。我讨厌像爬虫似的生活。叫我做甲壳虫可不成。你住在地窖里，我住在大街上。你跟谁都不来往；我呢，不管谁路过都可以来见我，和我交谈。”

“好一个英俊的小伙子，你愿意上我家来吗？”马拉咕哝道。

他收起笑容，不由分说地接着说：

“丹东，蒙莫兰借口为了补偿你在沙特莱当诉讼代理人的开支，代表国王给了你三万三千埃居现金，请你把这件事说说清楚。”

“七月十四日我在场的，”丹东傲慢地说。

“还有那个家具仓库呢？王冠上的钻石呢？”

“十月六日我也在场。”

“你的亲信拉克鲁瓦在比利时的盗窃行为呢？”

“六月二十日我也在场。”

“你借给蒙唐西耶的款子呢？”

“是我鼓动民众把国王从瓦伦押回来的。”

“还有你提供金钱建造的歌剧院大厅呢？”

“我武装了巴黎的各个区公所。”

“还有司法部那十万利弗尔的秘密基金呢？”

“我领导了八月十日的行动。”

“还有国民议会的两百万秘密经费，你从中拿了四分之一的事情呢？”

“我阻止了敌人进军，挡住了同盟国各个国王的道路。”

“婊子！”马拉说。

丹东霍地站起身来，神情非常可怕。

“对，”他嚷道，“我是婊子，我出卖了肉体，但是却拯救了世界。”

罗伯斯比尔又咬起指甲来了。他既不能大笑，也不能微笑。丹东那种闪电似的大笑，马拉那种毒刺似的微笑，他都无法做到。

丹东又说：

“我像汪洋大海，有涨潮的时候，有落潮的时候。在落潮的时候看见我露出的浅滩，在涨潮的时候看见我波涛滚滚。”

“还有你的泡沫，”马拉说。

“我的风暴，”丹东说。

马拉跟丹东同时站起身来。他也发火了。这条水蛇突然变成了一条龙。

“哎！”他叫道，“罗伯斯比尔。哎！丹东。你们不肯听我的话！那好，我告诉你们，你们完蛋了。你们的政策到了无法再往前进的地步，你们再也没有出路了。你们的所作所为，把面前的每一扇门都弄得关闭了，只剩通向坟墓的门开着。”

“这就是我们伟大的地方，”丹东说。

他耸了耸肩膀。

马拉继续说：

“丹东，你得小心。韦尼奥也有一张大嘴，两片厚嘴唇，两道愤怒的眉毛。韦尼奥像米拉波跟你一样，也是满脸麻子，但是这并不能阻止五月三十一日事件的发生。哦！你还耸肩膀。耸肩膀有时候会掉脑袋的。丹东，我告诉你，你的粗大的嗓门，松散的领带，柔软的长靴，简单的夜宵，宽大的口袋，这一切都和路易塞特有关。”

路易塞特是马拉对断头台的亲切称呼。

他继续说：

“至于你，罗伯斯比尔，你是一个温和派，可是这对你并没有什么用处。去吧，扑点粉，梳梳头，刷刷衣服，摆出一副神气活现的架势，弄件衬衣穿上，显得一本正经，把头发烫得卷曲起来。即使这样，你也免不了要上法场。读一读布伦瑞克的宣言吧，你也要受到跟达米安这个弑君者一样的待遇。你现在打扮得整整齐齐，将来却免不了给五马分尸。”

“科布朗茨的应声虫！”罗伯斯比尔低声说。

“罗伯斯比尔，我不是哪个人的应声虫，我代表大众的呼声。哦！你们还年轻。丹东，你多大岁数？三十四岁。罗伯斯比尔，你多大岁数？三十三岁。可是我呢，却始终活在世上，我代表年代久远的人类的苦难，已经活了六千岁了。”

“这倒不假，”丹东回击说，“六千年来，该隐一直藏身在仇恨之中，就像癞蛤蟆隐藏在岩石里一样，岩石迸裂了，该隐跳到了人们中间，那就是马拉。”

“丹东！”马拉嚷道，眼睛里闪过一道阴冷的光。

“你要怎么样？”丹东说。

这三个难以对付的人就这样说着话。这是一场雷声不断、轰然作响的争吵。

三 深层神经的震颤

谈话停顿了一会儿，这三个巨人一时间各想各的心事。

狮子见到水蛇感到忐忑不安。罗伯斯比尔变得脸色十分苍白，丹东满脸通红。两个人都微微打了个寒噤。马拉那猛兽似的目光已经消失，脸上又恢复了平静，一种富有威严的平静。这个人令厉害的对手也感到害怕。

丹东觉得自己被打败了，但是他不愿意屈服，他又说：

“马拉高喊着独裁和团结，可是他只有一种能力，破坏团结的能力。”

罗伯斯比尔张开他的两片薄嘴唇，补充说：

“我倒同意阿纳卡西斯·克洛茨的意见，我说罗兰不行，马拉也不行。”

“我呢，”马拉答道，“我说丹东不行，罗伯斯比尔也不行。”

他定睛看着他们两个人，补充道：

“让我给你一个忠告，丹东。你在恋爱，想要再结一次婚。请放聪明一点，别再搞政治了。”

他朝门口退了一步，准备出去，一面脸色阴沉地向他们告辞道：

“永别了，先生们。”

丹东和罗伯斯比尔打了一个寒噤。

这时候，屋子深处响起一个声音，说道：

“你错了，马拉。”

三个人一起转过身来。刚才马拉发作的时候，有个人从里边的那扇门进来，他们没注意到。

“是你吗，西穆尔丹公民？”马拉说，“你好。”

那个人确实是西穆尔丹。

“我说你错了，马拉，”他又说了一遍。

马拉脸色发青，这就是他脸色泛白时的样子。

西穆尔丹又说：

“你很有用，但罗伯斯比尔和丹东却是必不可少的。为什么要威胁他们呢？团结，团结，公民们！民众希望我们团结。”

他的到来仿佛给他们泼了一盆冷水，就像家庭中发生口角时来了一个外人，即使不能使大家内心平静下来，却能使他们至少在表面上平静下来。

西穆尔丹朝桌子走过来。

丹东和罗伯斯比尔都认识他。他们经常在国民公会的公众旁听席上看到这个极有权势的人，他并不出名却颇受民众欢迎。可是注重礼节的罗伯斯比尔仍然问道：

“公民，你是怎么进来的？”

“他是主教会的，”马拉回答，声音里露出一种难以言传的恭顺。

马拉不把国民公会放在眼里，领导着公社，却害怕主教会。

这是一条规律。

米拉波觉得罗伯斯比尔在深不可测的地底下捣鬼，罗伯斯比尔觉得马拉在捣鬼，马拉觉得埃贝尔在捣鬼，埃贝尔觉得巴贝夫在捣鬼。政治家只有感到脚底下平静无事才能前进。可是最革命的政治家脚下也会有地下室；一旦他们感到自己脚底下发生了他们在头顶上所掀起的那种活动，最有胆量的革命者也会不安地停步不前。

伟大的革命者的禀赋和品格就在于能够把出于贪婪而开展的活动跟为了道德原则而开展的活动区分开来，并且反对前者支持后者。

丹东看到马拉软下来了。

“哦！西穆尔丹公民可不是多余的人，”他说。

于是他向西穆尔丹伸出手去，随后他说道：

“对了，让我们把形势向西穆尔丹公民解释一下吧。他来得正是时候。我代表山岳党，罗伯斯比尔代表公安委员会，马拉代表公社，西穆尔丹代表主教会。就让他来评定一下我们谁对谁错。”

“好吧，”西穆尔丹严肃而爽直地说，“究竟是什么事？”

“是旺代的问题，”罗伯斯比尔答道。

“旺代！”西穆尔丹说。

他接着说：

“这是很大的威胁。如果革命失败，那一定是由于旺代的缘故。一个旺代比十个德国还要可怕。法兰西要生存下去，就得消灭旺代。”

这几句话博得了罗伯斯比尔的好感。

可是罗伯斯比尔仍然提出这个问题：

“你以前不是教士吗？”

他的那副教士的神态没有逃过罗伯斯比尔的眼睛。罗伯斯比尔从他的外表看出他内在的本质。

西穆尔丹答道：

“是的，公民。”

“这有什么关系？”丹东嚷道，“心地善良的教士比其他人更强。在革命的年代，教士转变成为公民，就像教堂的钟熔化成为铜币和大炮一样。当茹是教士，多努是教士。托马·兰代是埃夫勒的主教。罗伯斯比尔，你自己在国民公会里和博韦的主教马西厄紧挨着坐在一起。代理主教沃茹瓦是八月十日的起义委员会的成员。夏博是嘉布遣会修士。主持网球场宣誓的是热尔勒修士；宣布国民议会的权力高于国王的是奥德朗神甫；要求立法议会取消路易十六王座上的华盖的是古特神甫；提出废除王权的是格雷瓜尔神甫。”

“支持他的，”马拉冷笑道，“是小丑科洛·德布瓦。他们两个人完成了这项工作。教士推翻了王位，演员打倒了国王。”

“我们还是回到旺代的问题上来吧，”罗伯斯比尔说。

“那么，”西穆尔丹问道，“到底出了什么事？旺代究竟怎么了？”

罗伯斯比尔答道：

“情况是这样。旺代有了一个首领。旺代就要变得非常可怕了。”

“这个首领是谁，罗伯斯比尔公民？”

“是一个自称布列塔尼亲王的前贵族德·朗德纳克侯爵。”

西穆尔丹不禁一愣。

“我认识他，”他说，“我在他的家乡当过教士。”

他想了想，又说：

“他在当军人之前是一个很讨女人喜欢的男人。”

“就跟以前叫洛赞的比龙一样，”丹东说。

西穆尔丹沉思地补充说：

“是的，他以前是一个寻欢作乐的人。他一定很厉害。”

“简直可怕，”罗伯斯比尔说，“他烧毁村庄，杀死伤兵，屠杀俘虏，枪毙妇女。”

“妇女？”

“是的。在他枪毙的妇女中，有一个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不知那三个孩子究竟怎样了。再说，他是一个军事家，懂得怎样作战。”

“不错，”西穆尔丹答道，“他参加过汉诺威战争，士兵们当时说：‘上有黎塞留，下有朗德纳克。’真正的将军是朗德纳克。你可以跟你的同事杜索谈谈他。”

罗伯斯比尔沉思了一会儿，随后继续和西穆尔丹谈下去。

“哎，西穆尔丹公民，这个人目前就在旺代。”

“到了多久了？”

“到了三个星期了。”

“应该宣布他不受法律保护。”

“已经做了。”

“应该悬赏捉拿他。”

“已经做了。”

“应该宣布重赏能够抓到他的人。”

“已经做了。”

“赏金不是纸币。”

“已经做了。”

“是金币。”

“已经做了。”

“应该把他送上断头台。”

“一定会做到的。”

“谁去做呢？”

“你。”

“我？”

“是的，你要被任命为公安委员会的全权代表。”

“我接受，”西穆尔丹说。

罗伯斯比尔在挑选人员时决定得很迅速，表现出政治家的素质。他从面前的文件中抽出一张白纸，白纸上方印着一行字：“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法兰西共和国。公安委员会。”

西穆尔丹继续说：

“是的，我接受。必须用恐怖来还击恐怖。朗德纳克心狠手辣，我就也不手软。我要跟这个人决一死战。只要上帝允许，一定会把共和国从他的手里解救出来。”

他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

“我是教士；不管怎样，我相信上帝。”

“上帝过时啦，”丹东说。

“我相信上帝，”西穆尔丹面不改色地说。

罗伯斯比尔阴沉地点点头表示同意。

西穆尔丹又说：

“派我到什么人那儿去当代表？”

罗伯斯比尔答道：

“到负责进剿朗德纳克的远征纵队司令那儿。不过我得事先告诉你，这个人是贵族。”

丹东嚷道：

“这又是一件在我看来无关紧要的事。一个贵族？那又怎么样？贵族就跟教士一样。只要心地善良就是豪杰之士。贵族出身其实是一种偏见。我们不应该只顾到一面而忘了另一面，不应该要么反对，要么拥护。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不就是一个贵族吗？他的全名自然应该是弗洛雷勒·德·圣茹斯特！阿纳卡西斯·克洛茨是一个男爵。我们的朋友夏尔·埃斯对科尔得利俱乐部的会议没有缺席过一次，而他是个亲王，是黑森-罗滕堡领主的弟弟。马拉的密友蒙托是德·蒙托侯爵。革命法庭有一个陪审官是教士，名叫维拉特，另一个陪审官是个贵族，名叫勒鲁瓦，也就是德·蒙弗拉贝尔侯爵。两个人都很可靠。”

“你忘了，”罗伯斯比尔补充道，“革命法庭的首席陪审官……”

“安东内勒吗？”

“是安东内勒侯爵，”罗伯斯比尔说。

丹东接着说：

“当皮埃尔是一个贵族，他为了保卫共和国新近当着孔代的面牺牲了性命。博勒佩尔也是贵族，他宁可开枪自杀也不肯为普鲁士人打开凡尔登的城门。”

“尽管如此，”马拉咕哝道，“那天孔多塞说格拉古兄弟是贵族时，丹东却向孔多塞嚷道：‘所有的贵族都是卖国贼，从米拉波一直到你。’”

这时响起了西穆尔丹那严肃的声音。

“丹东公民，罗伯斯比尔公民，你们表示信任也许是对的，但是民众不信任，民众不信任也没有错。如果由一个教士去监视一个贵族，那他的责任是双重的，这个教士必须是一个坚定不移的人。”

“那当然，”罗伯斯比尔说。

西穆尔丹又补充道：

“还得铁面无情。”

罗伯斯比尔接着说：

“说得好，西穆尔丹公民。要跟你相处的是一个年轻人。你的年纪比他要大一倍，你会对他产生巨大的影响。你要好好地引导他，但是也要尊重他。看来他具有军事天才，各处的报告都一致这么说。他所在的那支部队是从莱茵军中分出来派到旺代去的。他在边境上表现出非凡的机智和勇敢，是从那儿撤回来的。他指挥远征纵队指挥得很出色。这半个月，他使那个年老的德·朗德纳克侯爵无法顺利进军。他压住他的势头，逼他后退。最后一定会把他赶到海边，推入大海。朗德纳克有老将的计谋，他有年轻统帅的勇敢。这个年轻人已经引起一些人的仇视和妒忌。参将莱谢勒就嫉妒他……”

“这个莱谢勒，”丹东插嘴说，“他还想当总司令呢！其实他只会说一句俏皮话：有了莱谢勒（梯子）才能登上夏雷特（大车），而眼下他却给夏雷特打得节节败退。”

“而且，”罗伯斯比尔接着说，“他不希望由别人打败朗德纳克。旺代战事的不幸就在这种内讧。勇士们没有受到很好的指挥，这就是我们士兵的情况。一个普通的轻骑兵队长谢兰用军号吹着《一定成》，进入索米尔，占领了索米尔。本来他可以接着占领绍莱，可是他没有接到命令，只好停止不前。必须对旺代的各个指挥部予以调整。目前哨所稀疏，兵力分散。分散的军队是无法行动的军队，就像一块化为尘土的岩石。帕拉梅兵营里只剩一些帐篷。特雷吉耶和迪南之间有一百个没有什么用处的小哨所，其实可以把驻扎在那儿的士兵合起来组成一个师，保卫整个海岸。莱谢勒在帕兰的支持下，借口说要保护南部海岸，把军队从北部海岸撤走，从而为英国人打开了法国的大门。五十万农民起来造反，英国人在法国登陆，这就是朗德纳克的计划。远征纵队的年轻指挥官并未得到莱谢勒的许可，用剑抵住朗德纳克的腰部，紧逼猛攻，击败了他。莱谢勒是这个年轻指挥官的上级，就告发了他。各方对这个年轻人意见不一。莱谢勒想枪毙他。马恩省的普里厄却想提升他为参将。”

“我觉得，”西穆尔丹说，“这个年轻人很有本领。”

“可是他有一个缺点！”

插话的是马拉。

“什么缺点？”西穆尔丹问道。

“宽大，”马拉回答。

马拉又接着说：

“他打仗的时候倒很坚定，仗一打完心肠就变软了。他一味宽容饶恕，慈悲为怀，保护修女，营救贵族的老婆和女儿，释放俘虏，恢复教士的自由。”

“这可是严重的错误，”西穆尔丹喃喃地说。

“是犯罪，”马拉说。

“有时可以这么说，”丹东说。

“往往可以这么说，”罗伯斯比尔说。

“几乎永远可以这么说，”马拉说。

“在对付祖国的敌人的时候，的确永远可以这么说，”西穆尔丹说。

马拉转过身对着西穆尔丹。

“一个共和党的首领要是放走了一个保王党的首领，你拿他怎么办？”

“我同意莱谢勒的意见，把他枪毙。”

“或者送他上断头台，”马拉说。

“随便挑一种，”西穆尔丹说。

丹东笑起来。

“我两种都喜欢。”

“你一定会得到其中的一种，”马拉咕哝道。

他的目光又从丹东回到西穆尔丹的身上。

“那么说，西穆尔丹公民，如果一个共和党的首领犯了过错，你就下令砍下他的脑袋吗？”

“不出二十四小时。”

“那好，”马拉说道，“我同意罗伯斯比尔的意见，应该把西穆尔丹公民作为公安委员会的特派员，派到海岸军的远征纵队指挥部去。那个指挥官叫什么名字来着？”

罗伯斯比尔答道：

“是一个以前的贵族。”

他动手翻阅文件。

“就把这个贵族交给教士去看管吧，”丹东说，“我对一个独自行动的教士不放心，对一个独自行动的贵族也不放心，教士和贵族呆在一起，我就不担心了。一个监视另一个，那就行了。”

西穆尔丹眉宇间特有的那种愤怒的神情变得更加明显，可是大概认为丹东的话实际并没有错，因此他没有回头去望丹东，只提高了他那严肃的声音。

“假如交给我的那个共和党首领犯了过错，我就把他处死。”

罗伯斯比尔眼睛望着文件，说道：

“那个人的名字有了。西穆尔丹公民，那个完全归你负责的指挥官以前是一个子爵，名叫郭万。”

西穆尔丹顿时脸色发白。

“郭万！”他叫起来。

马拉注意到西穆尔丹变了脸色。

“郭万子爵！”西穆尔丹又说了一遍。

“不错，”罗伯斯比尔说。

“怎么了？”马拉说，眼睛紧盯着西穆尔丹。

谈话停顿了一会儿。马拉又说道：

“西穆尔丹公民，按照你自己提出的条件，你是否愿意到郭万指挥官那儿去当特派员呢？决定了吗？”

“决定了，”西穆尔丹回答。

他的脸色变得越来越苍白。

罗伯斯比尔拿起手边的羽毛笔，用舒缓、端正的字体在那张顶端印有“公安委员会”的白纸上写了四行字，签了名，把纸和笔交给丹东；丹东签了名，马拉也跟在后面签了名，他的眼睛始终瞅着西穆尔丹苍白的脸。

罗伯斯比尔又拿回那张纸，写上日期，交给西穆尔丹，西穆尔丹念道：

共和二年

公安委员会令：兹委派西穆尔丹公民为公安委员会驻海岸军远征纵队指挥官郭万公民处的特命全权专员。

罗伯斯比尔丹东马拉

签名下面的日期为：一七九三年六月二十八日

当时称为民历的革命历法还没有正式实行，直到一七九三年十月五日，经过罗默提议，才由国民公会通过。

西穆尔丹在看那张纸上的文字时，马拉一直望着他。

马拉仿佛自言自语地低声说：

“应该由国民公会颁布一道法令或者由公安委员会作出一项特别决议把这确定下来。事情还没做完呢。”

“西穆尔丹公民，”罗伯斯比尔问道，“你住在什么地方？”

“商业法院。”

“啊，我也住在那儿，”丹东说，“你是我的邻居。”

罗伯斯比尔又说：

“时间非常紧迫。明天，你会接到公安委员会全体委员签名的正式委派令，确认对你的委派，专门为了使菲利波、马恩省的普里厄、勒库安特、阿尔基耶和其他负有任务的代表承认你的权力。我们知道你是怎样的人。你的权力是无限的。你可以把郭万提拔为将军，也可以把他送上断头台。明天三点你就可以接到委派令。你什么时候动身？”

“四点，”西穆尔丹说。

于是他们各自分手。

马拉回到家里，通知西蒙娜·埃夫拉尔说他第二天要去国民公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