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国民公会

1

我们正接近顶峰。

这就是国民公会。

在这座顶峰前，我们的眼神变得十分专注。

在人类的视野中，从来没有出现过比这高大的东西。

世上有喜马拉雅山，也有国民公会。

国民公会可能是历史的顶点。

在国民公会活着的时候（因为作为议会，它是有生命的），人们并不了解它的情况。当时人们所忽视的却正是它的伟大所在；人们太害怕了，不敢表示赞赏。凡是伟大的东西都有一种神圣的威仪。欣赏平凡的东西和小山并不难；可是一切太高大的东西，无论是一个天才还是一座高山，无论是一个议会还是一件杰作，凑得太近去观看，总不免使人吓一大跳。凡是顶峰似乎都给人一种过分的感觉。爬到上面去很费劲，断崖绝壁会使你气喘吁吁，斜坡会使你滑倒，本是幽美景致的岩石高低错落，会使你擦伤；激流飞溅的地方有悬崖深谷，隐藏在云雾中的是座座山峰；上山和下山同样使人心惊胆战。因此恐惧的感觉压倒了赞叹的心情。人们产生了厌恶高大事物这种奇怪的感觉。你看到的是万丈深渊，而不是崇高的境界；你看到的是狰狞的怪物，而不是非凡的奇观。最初国民公会就受到了这样的评价。国民公会本来是供才智出众的人观赏的，却受到目光短浅的人的衡量。

今天，国民公会已成远景，它在深邃的天空中，在宁静而凄凉的远方，勾勒出法国大革命的巨大轮廓。

2

七月十四日法国解放。

八月十日王朝垮台。

九月二十一日共和国建立。

九月二十一日是秋分，是均衡。天上有Libra，也就是天平星座。按照罗默的说法，共和国就是在这种表示平等和正义的征兆下宣布成立的。有一个星座作了预示。

国民公会是民众最初的化身。正是国民公会翻开了新的伟大一页，开创了类似今天的未来。

一切思想都得有一个可见的外形，一切原则都得有一个依托；一座教堂，就是四壁之间供奉着上帝；每种教义都得有一座庙宇。国民公会成立以后，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把它安置在什么地方。

起初挑的是马奈热大厅，后来挑的是杜伊勒里宫。在那儿竖起一个画框，加上布景，放上大卫画的一幅巨大的灰色单色画，对称地摆些长凳，再建一个方方的讲台，一些平行的壁柱，柱脚犹如铁砧一般，一些笔直的长栏，一些蜂窝状的长方形厢座，就是经常挤满群众的所谓公众旁听席，一个罗马式的顶篷，加上希腊式的帷幔，国民公会就给安置在这些直角和直线之间；风暴就在这个几何图形中间形成。讲台上的红帽子却给画成灰色。保王党人开始嘲笑这顶灰色的红帽子，嘲笑这间装饰造作的大厅，嘲笑这所用厚纸板砌成的巨大建筑，嘲笑这座混凝纸浆的圣殿，嘲笑这座用污泥和唾沫筑成的万神庙。这座建筑一定很快就会消失！柱子是用木桶板搭的，穹顶是用条板拼的，浮雕是用油灰糊的，柱顶盘是枞木做的，雕像是石膏的，大理石是画成的，墙壁是帆布的。可是就在这个临时的场所，法兰西完成了不朽的事业。

国民公会到马奈热大厅开会的时候，大厅的墙壁上贴满了标语；在国王从瓦伦被押解回来的时候，这类标语布满了巴黎全城。其中一张标语写着：“国王回来了。谁向他欢呼就用棍子揍谁，谁辱骂他就绞死谁。”另一张标语写着：“保持安静。不要脱帽。他就要从他的审判者面前走过。”又一张标语写着：“国王曾经对准国民射击，但是没有成功。现在该由国民向他射击了。”又一张标语写着：“法律！法律！”就在这些贴满标语的墙壁之间，国民公会审判了路易十六。

一七九三年五月十日，国民公会搬到杜伊勒里宫，当时杜伊勒里宫叫国民宫。会议厅占据了钟楼和马尔桑楼，也就是那时被称作统一楼和自由楼之间的全部地方。花神楼那时被称作平等楼。有一道让·比朗式的大楼梯通向会议厅。公会占据了整个二层楼，下面的底层是一间长长的警卫室，里面架了许多枪，放了许多行军床，都是使用各种武器守卫国民公会的部队的。公会还有一支仪仗队，被称作“国民公会的精兵”。

一条三色彩带把国民公会所在的那座宫殿和民众来来往往的那所公园隔开。

3

让我们把会议厅的样子接着说完吧。这个可怕的地方的一切都令人感兴趣。

一进门头一样引人注目的东西，就是两个宽大的窗户之间一座高大的自由神像。

这间屋子长四十二米，宽十米，高十一米，曾是国王的舞台，现在却成了革命的舞台。维加拉尼为朝臣们建造的这间富丽堂皇的大厅，给增添的那粗笨的屋架弄得无法辨认，不过这个屋架在九三年却经受了民众的重压；层层叠叠的公众旁听席就在这个屋架上面。有一个细节值得一提，就是只有一根柱子支撑着这个屋架。这根柱子是一整块木头，高达十米。很少有哪根女像柱承受过这根柱子所承受的重量。多少年来它顶住了革命的猛烈的冲击。它经历过欢呼、狂热、咒骂、吵闹、喧嚣、骚动、怒气冲冲、无比混乱的场面，却没有弯曲。国民公会以后，它又见识过元老院，直到雾月十八日才被换掉。

佩西耶用许多大理石柱子代替这根木头柱子，可是那些大理石柱子还是不如它经久。

建筑师的设想有时很古怪。修建里沃利街的建筑师设想的是一颗炮弹的轨迹；修建卡尔斯鲁厄的建筑师设想的是一种扇形；一七九三年五月十日国民公会定为会场的那个大厅，建筑师在修建它时设想的，却似乎是一个巨大的五斗橱抽屉。它又长，又高，又平。紧贴平行四边形的一条长边上建了一个半圆形的看台，那就是代表们的阶梯状的席位，全都没有平面和斜面桌。开会时老作记录的加朗库隆只好放在膝头上书写。代表席的对面是讲台，讲台的前面有一座勒佩蒂捷-圣法尔若的半身像，讲台后面是主席的座位。

半身像的头比讲台的边缘稍微高出一点，所以后来就把它移开了。

看台有十九排半圆形的座位，一排排层层叠起。每排座位都伸展到大厅两边的墙角。

下面，在讲台脚下形如马蹄铁的地方，站着传达员。

讲台一侧有一个黑色的木框，里面贴墙安了一块九尺高的木牌，当中一根权杖似的东西把它分成两页，上面写的是《人权宣言》；讲台的另一侧空着，后来也用同样的木框装了共和二年的宪法，由一把剑从中把它分成两页。讲台上面，在演讲人的头顶上，有三面巨大的三色旗微微颤动，这三面大旗是从一个分成两间、坐满群众的深深的厢座里伸出来的，几乎平靠在一个供坛座上，供坛上写着两个大字：法律。供坛后面，像一个捍卫言论自由的卫兵似的，耸立着一根粗大的像根柱子那么高的古罗马束棒。不少巨大的雕像靠墙挺立，面向代表们。主席座位的右边是利库尔戈斯像，左边是梭伦像；山岳党座位的上面是柏拉图像。

这些雕像的底座是普通的方形木墩，安放在一条凸起的长栏上，这条长栏围绕着整个大厅，把民众和议会分隔开来。民众把胳膊肘支在这条长栏上。

装着《人权宣言》的那个黑木框一直伸到长栏上，破坏了雕像的排列，把整条直线从中间截断，因此夏博低声对瓦迪耶说：“真难看。”

那一座座雕像的头上交替地戴着橡树叶冠和月桂叶冠。

一块绿色的帷幔，上面用更深的绿色绘着橡树叶冠和月桂叶冠，带着笔直的粗粗的褶裥，从围绕会场的长栏上垂下来，覆盖了会议厅下部的整个墙壁。帷幔上面的墙壁雪白、冰冷。这面墙壁上开辟出两层公众旁听席，既没有线脚，也没有叶饰，仿佛用刀一下子削成的。下面一层的席位是方形的，上面一层的席位是圆形的。维特鲁威的影响依然存在，所以按照规则，曲额缘是应该放在框缘上面的。大厅两侧每边有十个旁听席，两头各有两个很大的包厢。一共是二十四个旁听席，里面挤满了群众。

下面一层的旁听者们往往拥到梯层边缘，站在这座建筑的一切突出的地方。上面一层的旁听席前齐肘的高度牢固地装了一根铁杠，用作栏杆，保护上面的旁听者，不让他们被沿着梯级上来的群众挤跌下去。不过有一次，还是有人跌到会场里去了，好在斜着摔到博韦的主教马西厄身上，因而没有摔死。他说：“哦！原来主教也还有点用处！”

国民公会的大厅可以容纳两千人，在起义的日子里容纳过三千人。

国民公会有两种会议，一种在白天开，一种在晚上开。

主席坐椅的靠背是圆形的，有镀金的钉子。他的桌子由四头带翅膀的怪兽托着，而这四头怪兽只有一只脚，简直像是从《启示录》里走出来参加革命的。它们好像是从以西结的战车上解下来为桑松拉囚车的。

主席的桌子上有一个大铃，大得几乎像口钟，还有一个很大的铜墨水瓶和一本用羊皮纸装订的对开簿子，那就是会议记录簿。

常有一些刚砍下的人头，挂在长矛尖上，血淋淋地给送到这张桌子上。

登上讲台要上九级台阶。每一级都又高又陡，很难上去。有一天让索内上去的时候绊了一下。“这是上断头台的梯子！”他说。“你得学着上去呀！”卡里耶向他嚷道。

大厅角落上墙壁显得太光秃秃的地方，建筑师用一些斧头露在外面的古罗马束棒作为装饰。

讲台的左右两边，各有一个底座，上面各安了一根十二尺高的枝形灯柱，顶上各点四对灯。每一个旁听席厢座里也有这样一根灯柱。这些灯柱的底座上都雕刻着圆环，被民众称作“断头台的项圈”。

会场的座位一排排上升到跟旁听席的围栏几乎一般高的地方，代表们可以跟旁听席里的群众交谈。

旁听席的出口通向迷宫似的走廊，有时那儿充满了粗野的吵闹声。

国民公会使整个宫殿拥挤不堪，人们只好退到邻近的隆格维尔公馆和夸尼公馆里去。如果布拉德福德勋爵在一封信里所说的话真实不虚，那么八月十日以后，王室的家具就给搬到了夸尼公馆。当时花了两个月，才把杜伊勒里宫搬空。

各个委员会都安置在会议厅近旁；平等楼里有立法委员会、农业委员会和商业委员会；自由楼里有海运委员会、殖民地委员会、财政委员会、货币委员会和公安委员会；统一楼里有军事委员会。

治安委员会和公安委员会之间有一条阴暗的走廊直接相通，走廊里日夜点着一盏灯，各个党派的密探都在这儿徘徊。谁都不说话儿。

国民公会的证人席位换过好几个地方，通常是在主席的右边。

大厅两头，在封住半圆形大厅左右两侧的垂直板壁和墙壁之间，露出两条又深又窄的通道，每条通道上有一扇四四方方的阴暗的门。大家就从这儿进出。

有一扇门朝着斐扬修道院的露台，代表们从这扇门直接走进大厅。

这个大厅有几个灰白的窗户，白天光线不足，黄昏时分灯光惨淡，显得更加昏暗，所以总有那么一种笼罩在夜色里的感觉。夜晚本来黑沉沉的，光线又这么朦朦胧胧，灯光下的会议显得非常阴森。大家彼此都看不清楚，只见大厅的两头和左右两边，一张张模糊不清的面孔在相互对骂。两人就是面对面也认不出来。有一天，莱涅洛向讲台跑过去的时候，在倾斜而下的通道里撞到一个人身上。“对不起，罗伯斯比尔，”他说。“你把我当成谁啦？”一个嘶哑的声音问道。“对不起，马拉，”莱涅洛说。

在下面，主席座位的左右两边各保留了一个专席。说来奇怪，国民公会里也有享受特权的旁听者。这两个专席是惟一有帷幔的席位。帷幔给框缘中央的两股金流苏吊起。公众旁听席却光秃秃的。

整个会场充满杀气，粗犷而整齐。犷悍之中合乎规矩，这也有点像整个革命。国民公会的大厅为后来艺术家们所称的“穑月式建筑”提供了一个最完善的典型。这种建筑厚实而不牢固。当时的建筑师把对称作为美的标准。文艺复兴的风格在路易十五时代已经登峰造极，此后便走向反面。高雅发展成为平淡，纯粹演变成为乏味。建筑学中也存在着矫揉造作的作风。十八世纪的建筑，形状和颜色丰富多彩，令人眼花缭乱，此后这种艺术又走向简朴，只容许直线存在。这种进展的结果就是丑陋。艺术只剩下一副骨架，这就是出现在眼前的现象。这是中庸和节制所生的弊端；建筑风格朴素到了贫乏的地步。

撇开政治激情不说，光就建筑而言，这个大厅也使人不寒而栗。人们还模糊地记得以前的那个剧场，饰有花环的包厢，天蓝和深红色的天花板，刻花多面枝形吊灯，发出钻石光彩的多枝烛台，闪色的挂毯，帘幕和帷幔上绣的无数爱神和仙女，所有那些画的雕刻的镀金的装饰，整个儿像一首优雅的王家田园诗，使这个严肃的地方充满了欢快的色彩。而现在你四下里看见的都是生硬、笔直的线条形成的角度，像钢铁一样冰冷和锐利，给人的感觉就像布歇被大卫处死了似的。

4

谁看见国民公会开会的情形，就不会再去想会场；谁在看戏，就不会再去想戏院。这种景象真是丑陋和崇高到了极点。这儿有一大群英雄，也有一大批懦夫。有荒山上的猛兽，也有沼泽里的爬虫。今天已经化为幽灵的所有那些斗士，当年全都聚在这儿，相互碰撞，相互挑衅，相互恐吓，一边斗争，一边生活。

让我们来列举一下这些巨人的名字吧。

右边是吉伦特党，一群思想家；左边是山岳党，一群竞技者。一边有接受过巴士底狱钥匙的布里索；有马赛人服从的巴尔巴鲁；有手里掌握着驻扎在市郊圣马尔索的布雷斯特营的克尔维勒冈；有确定代表对将军拥有绝对权力的让索内；有注定不幸的加代；有天晚上，王后在杜伊勒里宫把睡着了的太子指给他看，加代亲了亲那孩子的额头，却使孩子的父亲掉了脑袋；还有毫无根据地检举山岳党和奥地利勾结的萨尔；有右派的瘸腿西耶里，正如左派有双腿残废的库东一样；有被一个记者称作恶棍的洛斯·杜佩雷，他请那个记者吃饭，对他说：“我知道，所谓恶棍，只是指跟我们想法不同的人罢了。”还有在一七九〇年历书的头一页上写了“革命已经结束”的拉博·圣艾蒂安；有参与奋力推翻路易十六的基内特；有起草过教士公民组织法的冉森派教徒加缪，此人相信六品修士帕里斯的奇迹，在卧房的墙上钉了一幅七尺高的基督像，每天晚上都匍匐在像前祈祷；有跟卡米尔·德穆兰一起发动七月十四日起义的教士福谢；有伊斯纳尔，他的一大罪状就是在布伦瑞克说“巴黎要被烧掉”的时候，却说“巴黎要被毁掉”；有雅各布·杜邦，他头一个叫喊“我是无神论者”，而罗伯斯比尔回答他说：“无神论是贵族的玩意儿。”有冷酷、机敏而勇敢的布列塔尼人朗瑞奈；有布瓦耶-丰弗雷德的生死之交杜科；有巴尔巴鲁的忠实朋友雷柏基；他因为罗伯斯比尔还没有被送上断头台而提出辞职；有反对常设区公所的里绍；有拉苏尔斯，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充满杀机的名言：“让感恩戴德的国民遭殃吧！”可是一旦自己被押到断头台的脚下，他却只好自相矛盾地向山岳党人说出这么一句傲慢的话：“我们死，是因为民众还没有觉醒，一旦民众觉醒，你们就死定了。”有比罗托，他取消了公会代表不可侵犯的特权，从而不自觉地为自己铸造了一把铡刀，并为自己竖起了断头台；有夏尔·维拉特，他用这样一句抗议的话庇护自己的良心：“我不愿意在刀锋下投票。”有《福布拉》的作者卢韦，他后来在王宫大厦开了一家书店，请洛多伊斯卡为他站柜台；有《巴黎风光》的作者梅西耶，他嚷着说：“所有国王的脖子都感觉到了一月二十一日那天。”有把拥护旧国界的派别视为祸患的马雷克；有记者卡拉，他在断头台下对刽子手说：“这会儿就死真没意思，我还想看看后面的结局呢。”有自称是马耶讷-卢瓦尔第二营士兵的维热，他在受到旁听席的民众威胁的时候，就大声说：“旁听席再有人嘀咕一声，我就要求我们全体退场，拿起战刀向凡尔赛进发！”有后来饿死的比佐；有注定要死在自己的匕首之下的瓦拉泽；有口袋里装着《贺拉斯》而暴露身份、后来死在王后堡（后改名平等堡）的孔多塞；有命定要在一七九二年受到群众爱戴而在一七九三年却被群狼吃掉的佩蒂翁；另外还有许多别的人，像蓬泰库朗、马博兹、利东、圣马丁、尤维纳利斯的译者、曾经参加过汉诺威战役的杜索，以及布瓦洛、贝特朗、莱斯泰-博韦、勒萨热、戈梅尔、加尔迪安、曼维埃尔、杜普朗捷、拉卡兹、安蒂布尔，而为首的是一个巴纳夫式的人物叫韦尼奥。

另一边，有安托万-路易-莱昂·弗洛雷勒·德·圣茹斯特，他二十三岁，脸色苍白，额头很低，面貌端正，目光神秘，一副郁郁寡欢的样子；有被德国人称作“火魔王”的梅兰·德·蒂翁维尔；有制订嫌疑犯法令的罪魁杜埃的梅兰；有牧月一日被巴黎民众推举为将军的苏布拉尼；有当过本堂神甫、用洒过圣水的手握着军刀的勒邦；有预见到将来主持司法不需要法官只需要仲裁人的比约-瓦雷纳；有可喜地发明了共和历法的法布尔·德格朗蒂纳，正如凭着崇高的灵感创作了《马赛曲》的鲁热·德·利勒，不过两个人都没有再作出什么创造发明；有说过“死掉一个国王并不等于少一个人”的公社检察官曼努埃尔；有曾经攻进特里普施塔特、纽施塔特和斯皮尔、看见普鲁士军队溃逃的古戎；有从律师变为将军、在八月十日前六天获得圣路易骑士称号的拉克鲁瓦；有弗雷隆-左伊勒的儿子弗雷隆-泰西特；有铁面无情地搜查铁柜的吕勒，他命中注定要成为一个自杀的伟大的共和党人，在共和国灭亡的那天自尽身亡；有心似魔鬼、面如死尸的富歇；有杜歇纳老爹的朋友康布拉，他曾对吉约坦说：“你是斐扬俱乐部的，而你女儿却是雅各宾俱乐部的。”有蛮横地对那些抱怨囚犯赤身露体的人说“监狱就是石头衣裳”的雅戈；有发掘过圣德尼的坟墓的可怕人物雅沃格；有专管放逐而在家里却藏着被放逐的沙里夫人的奥瑟兰；有主持会议时总暗示旁听席鼓掌或起哄的邦塔博勒；有凯拉利奥小姐的丈夫新闻记者罗贝尔；这位小姐曾经写道：“罗伯斯比尔和马拉都不上我家里来；罗伯斯比尔愿意的话，随时可以来。马拉永远不要来。”还有加朗-库隆，当西班牙干预对路易十六的审讯时，他曾经高傲地要求议会不要屈尊俯就地宣读一个国王为另一个国王请命而写的信；还有格雷瓜尔，他起初还不愧为早期基督教的主教，但是后来到了帝政时期，却由共和党人格雷瓜尔变成了格雷瓜尔伯爵；还有阿马尔，他说：“整个天下判决路易十六有罪。他向谁去提出上诉呢？向别的星球吧。”还有鲁耶，一月二十一日那天，他反对在新桥鸣炮，说：“一个国王的脑袋落地，不应该比一个普通人的脑袋落地发出更大的响声。”还有安德烈的弟弟谢尼埃；有把手枪搁在讲台上的瓦迪耶；有帕尼斯，他对莫莫罗说：“我想要马拉和罗伯斯比尔在我家的饭桌旁互相拥抱。”莫莫罗问：“你家住在哪儿？”“住在夏朗东。”“住在别的地方，我倒要奇怪了。”还有勒让德尔，他是法国革命的屠夫，就像普赖德是英国革命的屠夫一样。他向朗瑞奈嚷道：“过来，让我把你结果！”朗瑞奈回答说：“首先，你得颁布法令说我是一头牛。”还有科洛·德布瓦，他是一个性情忧郁的喜剧演员，脸上戴着一副古代的面具，上面有两张嘴，一张说是，一张说不，一张赞成，一张谴责，在南特痛斥卡里耶，在里昂把沙利耶奉为神明，把罗伯斯比尔送上断头台，把马拉送进先贤祠；还有主张把凡是佩戴“殉难者路易十六”纪念章的人统统处死的热尼西厄；有把自己的房子送给汝拉山的老人的小学教师莱昂纳尔·布尔东；有水手托普桑、律师古皮约、商人洛朗·勒库安特、医生杜埃、雕塑家塞尔让、画家大卫、亲王约瑟夫·平等。还有别的许多人，像勒库安特·皮拉沃，他要求颁布法令，宣布马拉“精神错乱”；罗贝尔·兰代，他是一条章鱼的可怕的创造者，这条章鱼的脑袋就是治安委员会，它的二万一千条触角就是遍布法兰西全境的所谓革命委员会。勒伯夫，关于他，吉雷-杜普雷在《假爱国者的圣诞节》中写了这样一句诗：

勒伯夫见到勒让德尔就哞哞叫。

托马斯·潘恩，他是一个宽厚的美国人；阿纳卡西斯·克洛茨，他是一个德国男爵、百万富翁、无神论者，属于埃贝尔派，为人老实；廉洁正直的勒巴，他是杜普莱的朋友；罗维尔，他是那种罕有的为凶恶而凶恶的人，因为为艺术而艺术的原则所影响的范围要比一般人所认为的更为广泛；沙利耶，他希望大家用“您”来称呼贵族；塔利安，他是一个多愁善感但很凶恶的人，为了爱情他发动了热月九日的事变；康巴塞雷斯，他是诉讼代理人，后来成了亲王；卡里耶，他是诉讼代理人，后来成了残暴如虎的人；拉普朗什，有一天他曾叫嚷着说：“我要求给警炮以优先权。”蒂里奥，他主张用口头表决的方式选举革命法庭的陪审员；瓦兹省的布尔东，他要尚邦和他决斗，也检举过潘恩，自己却受到埃贝尔的检举；法约，他建议“派一支放火的军队”去旺代；塔沃，四月十三日他几乎成了吉伦特党和山岳党的调停人；韦尼耶，他要求吉伦特党和山岳党的领袖都上军队去当普通的士兵；还有呆在美因兹闭门不出的勒贝尔；有在攻占索米尔的战斗中坐骑被打死的布尔勃特；有指挥瑟堡海岸军的甘贝尔托；有指挥拉罗谢尔海岸军的雅尔-庞维利耶；有指挥康卡勒舰队的勒卡庞捷；有后来在拉斯塔特中了埋伏的罗贝若；有马恩省的普里厄，在军营中他总佩戴着他从前的骑兵队长的肩章；有萨尔特省的勒瓦瑟尔，他用一句话就使圣阿芒营的营长塞朗决心战死沙场；还有勒韦雄、莫尔、贝尔纳·德·圣特、夏尔·里夏尔、勒基尼奥，而这群人的首领是个米拉波式的人物，名叫丹东。

有个人置身于这两个阵营之外，却使这两个阵营中的人都对他肃然起敬，这个人就是罗伯斯比尔。

5

下面蜷伏着恐怖和畏惧，恐怖可能是崇高的，而畏惧却是卑下的。在激情、盛怒、英雄主义、献身精神的下面，是一伙默默无闻、无精打采的人。坐在会场低洼地方的人被称作平原派。凡是摇摆不定的人都聚集在这儿，他们心怀疑虑，犹豫不决，退缩不前，老是延宕，窥测风向，每人都对别人存有畏惧之心。山岳党是一批出类拔萃的人，吉伦特党也是一批出类拔萃的人。只有平原派是普通群众，西哀士就是平原派的一个典型代表。

西哀士从一个思想深刻的人转变为一个没有头脑的人。他到了第三等级就驻足不前，没有上升到民众的地位。有些人天生要在中途止步。西哀士叫罗伯斯比尔老虎，罗伯斯比尔却叫他鼹鼠。这个形而上学的人没有变得聪明睿智，却变得小心谨慎。他是革命的侍臣，而不是革命的仆人。他拿起铁锹，和民众一起去练兵场干活，跟亚历山大·德·博阿尔内呆在同一辆车子上。他劝别人努力，自己却一点也不出力。他对吉伦特党说：“架起你们党的大炮吧。”有些思想家也是斗士，例如孔多塞和韦尼奥，或者像卡米尔·德穆兰和丹东。有些思想家想的却是如何处世做人，这些思想家和西哀士志趣相投。

出酒最多的酿酒桶里也有酒渣。所以平原派的下面有沼泽派。那是一潭令人厌恶的死水，透过它看到的是利己主义。胆小的人在那儿索索发抖，默默地等待着自己的命运，没有比他们更不值一提的人了。他们受尽屈辱，却并不感到羞耻；他们把怒火埋在心底，表面俯首帖耳，暗地里却准备反抗。他们老脸皮厚地表示惧怕，什么贪生怕死的行为都做得出来。他们喜欢吉伦特党却拥护山岳党。结局得由他们决定；他们总是倒向胜利的一边。他们把路易十六出卖给韦尼奥，把韦尼奥出卖给丹东，把丹东出卖给罗伯斯比尔，把罗伯斯比尔出卖给塔利安。马拉活着的时候他们对他大肆攻击，马拉死了以后他们把他奉若神明。他们拥护一切，直到有一天突然打倒一切。凡是摇摇欲坠的东西，他们就本能地断然把它推倒。他们专门为地位牢固的人效力。在他们眼里，摇摆不定就是背叛他们。他们人数众多，他们力量强大，他们代表畏惧，由此产生了卑鄙无耻的大胆行径。

五月三十一日、芽月十一日、热月九日的事变就是这么产生的。这些悲剧由巨人开始，却由侏儒收场。

6

在这些满怀激情的人当中，也混杂了不少充满幻想的人。这儿出现了各种类型的乌托邦，有赞成断头台的尚武型，有主张取消死刑的纯朴型；在王座那边是幽灵，在民众这边是天使。既有好动刀兵的人，也有好用心思的人。前者的脑子里想的是战争，后者的脑子里想的是和平。卡诺萌生了建立十四支军队的想法；让·德布里却考虑建立一个世界性的民主联邦。在这些舌剑唇枪的雄辩当中，在这些怒吼咆哮的声音当中，也存在着意味深长的沉默。拉卡纳尔默不作声，脑子里却琢磨着国民的公共教育；朗特纳默不作声，却在考虑创办初级小学；勒韦利埃-莱波默不作声，却梦想把哲学提高到宗教那种尊严的地位。别的人关心的是一些更微小、更实际的具体问题。吉东-莫尔沃研究的是改善医院的卫生条件；梅尔研究的是废除实际存在的奴役；让-邦-圣安德烈研究的是废除债务监禁和人身拘留；罗默研究的是沙普的建议；杜博埃在考虑整理档案；科朗-菲斯捷在考虑创办解剖学会和自然科学博物馆；居约马尔在研究内河航运和埃斯科河的堤坝。艺术自有其狂热的爱好者，甚至痴迷者；一月二十一日，正当国王的头在革命广场落地的时候，瓦兹省的代表贝扎尔却跑到圣拉扎尔街，去看在一个顶楼上找到的一幅鲁本斯的画。艺术家、演说家、预言家、丹东一类的巨人、克洛茨一类的天真汉、斗士和哲学家，所有这些人都走向同一个目标，走向进步。什么都无法打乱他们前进的步伐。国民公会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在常人认为不可能的事物中找出有多少是可以变为现实的。在它的一个极端，罗伯斯比尔用眼睛盯着法律；在它的另一个极端，孔多塞用眼睛盯着责任。

孔多塞是一个爱好思考、头脑清晰的人；罗伯斯比尔是一个付诸行动的人。而在腐朽的社会的最后危机中，付诸行动有时就意味着消灭一切。凡是革命都有上升和下降两个斜坡。在这两个斜坡上，层次分明地呈现出各个不同的季节，从冰天雪地的冬季直到鲜花盛开的春季。这两个斜坡上的每个地段都产生出一些与其气候相适应的人物，从生活在阳光下面的人到生活在雷电下面的人都有。

7

人们互相指点着左边通道上那个隐秘的地方，罗伯斯比尔曾经在那儿对克拉维埃的朋友加拉附耳低声说过这样一句可怕的话：“克拉维埃在哪个地方呼吸空气，就在哪个地方策划阴谋。”同时也在这个便于密谈和低声发作的角落里，法布尔·德格朗蒂纳曾经和罗默争吵，责怪罗默把暑月改为热月，弄得他的历法变了样。人们也互相指点着上加龙省的七个代表紧挨着坐过的那个角落。这七个代表最先被叫来宣布他们对路易十六的判决。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回答——马耶：“死刑。”戴尔马：“死刑。”普罗让：“死刑。”卡莱斯：“死刑。”艾拉尔：“死刑。”朱利安：“死刑。”德萨比：“死刑。”这是充满整个历史的永不间断的回响；自从人类有了司法机关，这种声响就一直使法庭的墙壁发出坟墓的回音。人们指点着乱哄哄的混乱的人群当中所有那些叫嚷着作出悲剧性的表决的人。帕加内尔说：“死刑。国王不给处死，留着有什么用。”米约说：“今天如果世上没有死刑，就该把它创造出来。”年迈的拉弗龙·杜特鲁耶说：“赶快处死！”古比约叫道：“马上送上断头台。慢了就要加重死罪。”西哀士只说了两个阴森森的字：“死刑。”蒂里奥反对比佐提出的由民众来审判的建议：“什么！要通过基层议会！这样，全国就会有四万四千个法庭！这个案子就变得遥遥无期。等到路易十六头发白了，他的脑袋才会落地。”奥古斯丁·邦·罗伯斯比尔跟在他的哥哥后面嚷道：“那种屠杀人民宽恕暴君的人道，我不明白。死刑！主张缓刑，就是由暴君而不是由民众来作出判决。”接替贝纳尔丹·德·圣皮埃尔的富斯杜瓦尔说：“我就讨厌看见人流血，不过一个国王的血不是人血。死刑！”让-邦-圣安德烈说：“暴君不死，人民就没有自由。”拉维孔特里说了这样一句格言：“暴君还有一口气，自由就要被窒息。死刑！”沙托纳夫-朗东叫道：“把最后一个路易处死！”居亚丹表达他的愿望：“把他带到被推倒的栅栏前去处死！”所谓被推倒的栅栏，指的就是保护王座的栅栏。泰利耶说：“我们应该铸一门大炮去打敌人，大炮的口径要跟路易十六的脑袋一样大小。”在那些主张宽容的人当中，让蒂说：“我主张监禁。制造一个查理一世，等于制造一个克伦威尔。”邦卡尔说：“流放。我想看到世上第一个被迫干活谋生的国王。”阿尔布伊说：“放逐。叫这个活着的鬼魂上别的王位四周去徘徊。”赞贾科米说：“关押。让卡佩活着做个稻草人。”沙永说：“让他活着。我不愿意把一个人处死去让罗马把他奉为圣人。”在这些判词从那些严厉的嘴里一句接一句吐出来，散落到历史当中的时候，不少袒胸露臂、浓妆艳抹的妇女在旁听席上统计票数，她们手里拿着名单，每听到一个人表态就用别针在名单上扎个洞。

凡是发生悲剧的地方，就会有恐怖和怜悯。

提起国民公会，不论在它统治的什么时期，人们眼前就会重新浮现出最后一个卡佩受审的情形。一月二十一日的传奇性事件似乎和国民公会的一切行动都混合在一起。这个可怕的议会里弥漫着一股在劫难逃的气息；这股气息吹过燃烧了十八个世纪的古老的君主专制的火炬，把它吹灭。在一个国王身上，对过去的历代国王作出最终审判，这正如同对过去所发起的一场声势浩大的讨伐的起点。不论参加国民公会的哪一次会议，都会看见路易十六的断头台的影子投射在墙壁上；旁听的人相互讲着凯尔桑辞职不干了，罗兰辞职不干了，德塞夫勒省的议员杜沙泰尔卧病在床，奄奄一息，却叫人把他抬到会场，投票不杀国王，他的举动引得马拉哈哈大笑；有个代表今天已被历史遗忘，当时大家都想看他一眼。他在开了三十七个小时的会议后，困倦不堪，在席位上睡着了；轮到他投票的时候，传达员把他唤醒，他半睁开眼睛，说道：“死刑！”接着又睡着了。

他们判处路易十六死刑的时候，罗伯斯比尔还有十八个月可活，丹东还有十五个月，韦尼奥还有九个月，马拉还有五个月又三个星期，勒佩蒂捷-圣法尔若只有一天。人的一口气息是多么短促而吓人啊！

8

国民公会有一个向民众敞开的窗口，这就是公众旁听席。等这个窗口显得不够大的时候，大门就给打开，街上的人纷纷涌进议会。群众涌进议会，这可是历史上最出人意外的一种景象。通常，这种拥入是热情友好的。街头巷尾的平民百姓和身居高位的代表就此亲近起来。但是民众的这种热情友好的态度也令人畏惧，因为他们有一天在三个小时内就夺取了残老军人院的全部大炮和四万条枪。每时每刻都会有队人来把会议打断；他们是被允许进入会场的代表，请愿的人，前来表示敬意的人，献礼的人。圣安托万区的荣誉长矛，由几个妇女扛着进来了。有些英国人给我们光脚的士兵送来两万双鞋子。《箴言报》报道说：“奥比良的本堂神甫、德罗姆营营长阿尔努公民，到议会来要求上前线，并且要求保留他的本堂神甫的职位。”各区的代表们扛着担架前来，担架上放着餐盘、圣盘、圣餐杯、圣体盒、成堆的金银和镀金的银，这些衣衫褴褛的群众把如此贵重的东西献给祖国，他们所要求的报酬只是允许他们在国民公会前面跳一下卡马尼奥拉舞。谢纳尔、纳尔博纳和瓦利埃上这儿来唱歌，向山岳党表示敬意。勃朗峰区公所送来一座勒佩蒂捷的半身塑像，一个女人在议长亲她时给议长头上戴了一顶红帽子；“迈耶区公所的女公民”向“立法者们”抛掷鲜花；“祖国的学生们”跟在乐队后面来感谢国民公会“为本世纪带来了繁荣”；法兰西卫队区公所的妇女们送来了玫瑰花；香榭丽舍区公所的妇女们来献一顶橡叶冠；圣殿区公所的妇女们跑到会场来宣誓“只和真正的共和党人联合”；莫里哀区公所献上一枚富兰克林纪念章，议会下令把它挂在自由女神像的冠冕上；育婴堂里的孩子被称为共和国的儿女，穿着国民制服列队来到这儿；九二年区公所的姑娘们穿着白色的衣衫来到这儿。第二天的《箴言报》上报道：“主席从一个美丽的姑娘天真无邪的手里接过一束鲜花。”发言的代表都向群众致敬；有时还奉承他们，对大家说：“你们是不会错的，你们是无可指责的，你们是崇高的。”民众有天真幼稚的一面，爱听甜言蜜语。有时也有闹事的人闯进议会，他们进来的时候怒气冲天，出去的时候变得心平气和，正如罗讷河流经莱芒湖，流进湖的时候一片混浊，流出湖的时候却碧绿澄清。

有时气氛也不太平静，昂里奥就叫人把用来烧红炮弹的铁格子架搬到杜伊勒里宫的大门口。

9

国民公会在散播革命的同时，也在创造文明。它是一个大火炉，一个可以炼铁的炉子。这个炉子里虽然翻腾着恐怖，但也酝酿着进步。从那片混乱的阴影中，从那些汹涌飘逝的浮云中，射出万道光芒。这些光芒如同永恒的法则，在地平线上闪耀，始终在人民的天空中清晰可见，这些光芒分别代表着正义、宽容、仁慈、理性、真理和爱。国民公会宣布了这样一条伟大的真理：“公民之间的自由是相互制约的。”这句话概括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全部准则。国民公会宣布穷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它宣布残疾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盲人和聋哑人应该受到国家供养；母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未婚的母亲应该得到安慰和扶助；儿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孤儿应该由国家收养；清白无辜的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被宣判无罪的人应该得到赔偿。国民公会谴责贩卖黑奴，废除奴隶制。它宣布公民团结互助。它规定实行免费教育。它建立起国家的教育系统，巴黎有师范学校，各省城有中心学校，各乡镇有小学。它创办音乐戏剧学院和博物馆。它统一法规，统一度量衡，用十进制统一计算单位。它建立起法国的财政，用公众的信用代替君主政府长期破产的信用。它为通讯提供了电报，为老年人创办了国家补助的养老院，为病人建立了清洁的医院，为教育创办了综合科技学校，为科学创办了气象局，为人类智力创办了研究院。它既是本国的，又是世界性的。国民公会颁布了一万一千二百一十条法令，其中三分之一是有关政治的，三分之二是有关人的。它宣布普遍的道德是社会的基础，普遍的良心是法律的基础。总之，奴隶制被废除，博爱得到提倡，人道受到保障，人的良心得到矫正，劳动法规改为劳动权利，使其成为人的帮助而不是人的负担，国家的财富得到增强，儿童受到教育和扶助，文学和科学得到推广，一切高峰都灯火通明，一切苦难都得到救助，一切原则都公之于众，凡此种种，国民公会着手完成的时候，内部正经受着旺代蛇蝎似的叛乱，外部还得用肩顶住各国国王虎狼似的进攻。

10

好一个广阔的天地。各种类型的人物，有人性的，没有人性的，还有超人的，都在这儿露面。眼前充满了相互对抗的壮阔的场面。吉约坦避开大卫，巴齐尔大骂夏博，加代嘲笑圣茹斯特，韦尼奥看不起丹东，卢韦攻击罗伯斯比尔，比佐检举平等，尚邦谴责帕什，所有的人都讨厌马拉。要记下来的人名还有的是！阿蒙维尔的外号叫“红帽子”，因为他来开会时，总戴一顶红色锥形高帽。他是罗伯斯比尔的朋友，却出于对平衡的爱好，想“在处死路易十六之后，把罗伯斯比尔送上断头台”；马西厄是由于一个接吻而名垂后世的那个好心肠的主教拉穆雷特的同僚，面貌也跟拉穆雷特长得很像；莫尔比昂的勒阿尔迪痛斥布列塔尼的教士们；巴雷尔属于多数派，他主持了对路易十六的审判，他跟帕梅拉的关系就像卢韦跟洛多伊斯卡的关系；多努是奥拉托利会会员，他总说：“咱们得争取时间”；还有马拉对着附耳低语的杜布瓦-克朗塞以及德·沙托纳夫侯爵、拉克洛和埃罗·德·塞谢勒，后者听到昂里奥嚷着要“炮手们各就各位”，就直往后退；还有把山岳党比作德摩比利的朱利安；希望专门为妇女保留一个公众旁听席的加蒙；至于拉卢瓦，他在戈贝尔主教来到国民公会，摘下主教冠戴上红帽子的时候，代表会议向他表示敬意；勒孔特大声嚷着说：“那么教会里的人就会争着还俗了！”头颅受到布瓦西-当格拉敬礼的费罗在历史上留下这样一个问题：布瓦西-当格拉究竟是向他的头颅即受害者敬礼呢，还是向长矛即凶手敬礼？杜普拉兄弟俩一个是山岳党，一个是吉伦特党，两人彼此憎恨，就像谢尼埃兄弟俩一样。

这些骇人听闻的话都是在这个讲台上说的，有时甚至连说的人都不知道自己说话的语调竟像革命的预言，由于这些话，客观事实好像突然莫名其妙地不高兴，变得激动起来，似乎误解了刚才听到的那些话；实际发生的事情似乎对所说的话感到十分恼怒；灾祸突然降临，来势很猛，仿佛被人们所说的话激怒了。正如在大山里喊上一声，就能引起雪崩；多说一句话儿，也可能引起灭顶之灾。要是没有说过话，事情就不会发生。有时发生的事件竟像一个性情暴躁的人。

就这样，由于演说者偶然说的一句话受到误解，伊丽莎白夫人就掉了脑袋。

在国民公会，说话肆无忌惮是理所当然的。

争论当中，威胁的话你来我往，满场乱飞，犹如火灾中的火星。佩蒂翁说：“罗伯斯比尔，说事实吧。”罗伯斯比尔说：“事实吗，就是你呀，佩蒂翁。我会来说事实的，等着瞧吧。”一个声音说：“处死马拉！”马拉说：“马拉死的那天，巴黎也就完了；巴黎完了，共和国也就完了。”比约-瓦雷纳站起来说：“我们要……”巴雷尔打断他说：“你说起话来像个国王。”有一天，菲利波说：“有一个会员拔出剑来对付我。”奥杜安说：“主席，请你叫杀人的家伙遵守秩序。”主席说：“等一下。”帕尼斯说：“主席，我要你维持秩序。”有时代表们也放声大笑。勒库安特说：“尚德布的本堂神甫抱怨他的主教福谢不准他结婚。”有个声音说：“福谢自己有好几个情妇，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阻止别人娶老婆。”另外一个声音说：“当教士的，娶个老婆吧！”旁听席的人也参加这种交谈，他们对会场里的代表说话时都熟不拘礼。有一天，代表吕昂走向讲台。他的屁股一边比另一边大得多。一个旁听的人就对他嚷道：“转到右边来吧，你不是有一个大卫式的‘脸蛋’吗？”民众在国民公会里就是这么随便。不过有一次，就是在一七九三年四月十一日的那场骚乱中，主席也下令拘捕了旁听席上一个扰乱秩序的人。

有一天，老比纳罗蒂出席会议作证，罗伯斯比尔发言，一连讲了两个小时，眼睛一直望着丹东，有时紧紧地盯着他（这很严重），有时斜眼瞅着他（这更糟糕）。罗伯斯比尔就近向对手发起闪电似的攻击，最后怒气冲天地说了许多阴森可怕的话：“我们认得那些阴谋家，我们认得那些行贿的人和受贿的人，我们认得那些卖国贼；他们就在这个会场里。他们听到我们的发言。我们看见他们，眼睛一直盯着他们。他们应该抬头往上看看，就会看到法律之剑悬挂在他们的头上；他们应该审视一下自己的良心，就会看到自己的卑鄙无耻。他们真得留点神。”罗伯斯比尔讲完以后，丹东把身子向后一仰，脸朝着天花板，眼睛半睁半闭，一条胳膊垂在椅背上，只听他低声吟道：

鲁塞尔老弟的演说词，

讲得短的才不算长。

辩论的双方互相咒骂：阴谋家！杀人犯！恶棍！叛乱分子！温和派！他们在会场里布鲁图的半身塑像前彼此检举，又叫又骂，相互挑战。双方怒目而视，挥舞着拳头，手枪若隐若现，匕首抽出一半。讲台上充满了熊熊的怒火。有几个人说话的神气就像自己背靠着断头台似的。人头起伏攒动，有的面无人色，有的神情可怖。这儿有山岳党、吉伦特党、斐扬派、温和派、恐怖派、雅各宾党、科尔得利派，还有十八个判处路易十六死刑的教士。

所有这些人，都像烟似的被吹向四面八方。

11

这是一些随风飘荡的人。

但是这种风是一股神奇的风。

成为国民公会的成员，就是成为海洋里的一个波浪。即使他们当中最伟大的人也是如此。动力来自上天。国民公会表现出一种意志，那是全体的意志而不是任何个人的意志。这种意志是一种思想，一种无法遏制的庞大的思想，它在阴暗的天空高处呼啸，我们把它称作革命。这种思想经过的时候，有的人给推倒，有的人给托起；这一个被带到浪花的顶上，那一个却在礁石上撞得粉碎。这种思想知道自己要去的地方，推着面前的旋涡滚滚向前。把革命归咎于人，就等于把潮汐归咎于波浪。

革命是未知之神的行动。向往未来的人称革命为好事，留恋过去的人称革命为坏事，但是你可别把它说成是别的什么造成的。革命仿佛是各种重大事件和伟大人物的共同作品，其实它只是各种事件演变的结果。这就好比事件在那儿花钱，而由人来付账；事件在那儿口授，而由人来签名。七月十四日签名的是卡米尔·德穆兰，八月十日签名的是丹东，九月二日签名的是马拉，九月二十一日签名的是格雷瓜尔，一月二十一日签名的是罗伯斯比尔；但是德穆兰、丹东、马拉、格雷瓜尔和罗伯斯比尔都不过是记录之人。这些伟大篇章的非凡而可怕的编纂者有个名字，就叫上帝，而他戴的面具，就叫命运。罗伯斯比尔相信上帝，这一点无庸置疑！

革命是从各个方面压迫我们的内在现象的一种表现形式，我们把这种内在现象称作必然。

在这种神秘莫测、错综复杂的善行和痛苦面前，耸立着“为什么？”这个历史的问号。

“因为”这种一无所知的人的回答，也是无所不知的人的回答。

在这些摧残文明又使文明复兴的关键性的灾变前面，很难对某一细节的是非作出评判。根据结果去责备或称赞某些人，那简直无异于根据总数去责备或称赞一个个数字。该发生的事总得发生，要刮的风也不会不刮。永远晴朗的天空不会受到这些寒风的影响。革命之上存在着真理和正义，正如暴风雨之上仍有繁星密布的天空。

12

这就是庞大的国民公会；它是人类同时受到各种黑暗势力进攻的筑有壁垒的营盘，是大批受到包围的思想观点在黑夜中发出的火光，也是各种人物在下临深渊的陡坡上所作的无边的露营。历史上没有什么可与这个团体相比，它既是议会又是下层民众，既是高级选举机关又是各个阶层的人聚会的场所，既是庄严的地方又是公共广场，既是法庭又是审判的对象。

国民公会始终被风吹得弯腰曲背，可是这股风是从民众嘴里吹出来的，也是上帝呼出的气息。

今天，过了八十年以后，每当国民公会出现在哪个人的脑海里，不论这个人是历史学家还是哲学家，他都要停下来思索。谁都不能不注意这队浩浩荡荡的幽灵。

二 在幕后的马拉

正如马拉事先告诉西蒙娜·埃夫拉尔的那样，在孔雀街会谈以后的第二天，他来到了国民公会。

国民公会里有个支持马拉的侯爵，名叫路易·德·蒙托，此人后来把一个十进制的座钟送给国民公会，钟的上面是马拉的半身雕像。

马拉走进会场的时候，夏博刚走到蒙托身边。

“遗老……”他说。

蒙托抬起眼睛。

“为什么你叫我遗老？”

“因为你是遗老嘛。”

“我？”

“你过去是个侯爵。”

“我从来就不是侯爵。”

“啊！”

“我父亲是当兵的，我祖父是织布工人。”

“你在胡扯些什么呀，蒙托？”

“我不叫蒙托。”

“那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马里邦。”

“老实说，”夏博说，“你叫什么对我都一样。”

接着他又嘟哝道：

“现在谁都不承认自己是侯爵。”

马拉在左边的通道里停下来，望着蒙托和夏博。

每次马拉进来的时候，总会引起一阵闹哄哄的议论声；不过这种声音离他很远。他周围的人都默不作声。马拉并不理会这些。他对这种“沼泽里的蛙叫”不屑一顾。

在下面几排椅子光线昏暗的座位上，瓦兹省的库佩、普吕内勒、维拉尔（他是主教，后来当了法兰西学院院士）、布特鲁、珀蒂、普莱沙尔、博内、蒂博多、瓦尔德吕什都纷纷相互指点着马拉。

“瞧，马拉！”

“他没有生病吗？”

“他是病了，你看他穿着晨衣。”

“穿着晨衣？”

“天哪，真的！”

“他真是放肆极了！”

“他竟敢这样子上国民公会来！”

“既然有天他曾戴着桂冠上这儿来，当然也能穿着晨衣上这儿来了！”

“黄铜色的脸，灰绿色的牙齿。”

“他的晨衣像是新的。”

“什么料子做的？”

“棱纹平布。”

“还带条纹。”

“瞧那卷边。”

“是皮的。”

“老虎皮。”

“不，白鼬皮。”

“是假货。”

“他还穿着袜子！”

“真奇怪。”

“还有带扣子的鞋子。”

“是银扣子！”

“康布拉的木鞋可饶不了他。”

其他座位上的人装作没有看见马拉，谈论着别的事情。桑托纳克斯走近杜索。

“杜索，你知道吗？”

“知道什么？”

“前贵族德·布里耶纳伯爵呀？”

“就是和前贵族德·维勒鲁瓦公爵一起关在福斯监狱的那一位吗？”

“是的。”

“他们两个我都认识，怎么了？”

“他们吓得要命，看见戴红帽子的狱卒就行礼。有一天，他们甚至连纸牌都不肯玩了，因为给他们的那副纸牌上有国王和王后。”

“后来怎么了？”

“昨天他们上了断头台。”

“两个人一块吗？”

“两个人一块。”

“总之，他们在监狱里表现得怎样？”

“像是胆小鬼。”

“在断头台上呢？”

“十分勇敢。”

于是杜索发出了这样一声感叹：

“死比活着容易。”

巴雷尔在念一份报告；那是一篇关于旺代的报告。莫尔比昂的九百名士兵已经带着大炮前去援救南特·勒东受到农民军队的威胁。潘伯夫受到袭击。一队巡逻艇在曼德兰附近游弋以防止登陆。从安格朗德到莫尔，整个卢瓦尔河的左岸布满了保王军的炮台。三千农民军占领了波尔尼克，他们高呼：“英国人万岁！”巴雷尔念的报告实际是桑泰尔给国民公会的一封信，信的结尾说道：“瓦讷遭到七千农民军的进攻。我们把他们击退了，并且缴获了四门大炮……”

“抓了多少俘虏？”一个人插嘴问道。

巴雷尔继续念下去……“又及：我们没有俘虏，因为我们不再抓俘虏了。”

马拉始终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根本没有在听，仿佛思考着什么严重的问题。

他手里拿着一张纸，用手指不停地搓弄着。如果有谁把这张纸展开，就会看到下面几行字，是莫莫罗的笔迹，大概是对马拉提的一个问题的答复：

“——对特派员拥有的绝对权力没有什么办法，尤其是对公安委员会的特派员。热尼西厄在五月六日的会议上说：‘每个特派员比国王的权力还大。’可是他白费唇舌，根本不起作用。特派员们掌握着生死大权。昂热的马萨德，圣阿芒的特吕拉尔，马尔塞将军身边的尼翁，萨布尔军队里的帕兰，尼奥尔军队里的米利埃，全都拥有无限的权力。雅各宾俱乐部甚至任命了帕兰为旅长。一切都是形势所迫。公安委员会的一个代表可以使一个总司令无法行动。”

马拉把那张纸揉成一团，放进口袋，慢慢地向蒙托和夏博走去；那两个人还在闲聊，没有看见他进来。

夏博说：

“马里邦或者蒙托，你听我说，我刚从公安委员会出来。”

“他们在干什么？”

“他们把一个贵族交给一个教士去监督。”

“啊！”

“一个像你一样的贵族……”

“我不是贵族，”蒙托说。

“交给一个教士……”

“像你一样。”

“我不是教士，”夏博说。

两个人都笑起来。

“请把这件趣闻讲得具体一点，”蒙托说。

“是这么一回事。一个名叫西穆尔丹的教士被委派到一个名叫郭万的子爵那儿去当全权代表；这个子爵指挥着海岸军的远征纵队。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防止这个贵族弄虚作假，防止这个教士叛变。”

“这很简单，”蒙托答道，“只要把死神拉进来就行了。”

“我就是为这件事来的，”马拉说。

他们抬起头来。

“你好，马拉，”夏博说，“你难得参加我们的会议。”

“我的医生叫我常常洗澡，”马拉回答。

“别太相信洗澡，”夏博说，“塞内加就是在洗澡的时候死的。”

马拉微笑着说：

“夏博，这儿可没有尼禄。”

“可是有你，”一个粗暴的声音说。

原来丹东正从一旁经过，向自己的座位走去。

马拉并没有回头。

他把头垂到蒙托和夏博的两张脸中间。

“你们听着，我是为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才来的。今天我们三个当中得有一个向国民公会提出一项法令草案。”

“我可不行，”蒙托说，“没有人会听我的，我是侯爵。”

“我嘛，”夏博说，“没有人会听我的，我是嘉布遣会修士。”

“我呢，”马拉说，“也没有人会听我的，因为我是马拉。”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

马拉心事重重的时候是很难向他发问的。不过蒙托还是斗胆问了一句：

“马拉，你想提出的是什么法令？”

“规定任何军事长官，凡是放走叛军俘虏，一律判处死刑的法令。”

夏博插嘴说：

“这道法令已经有了，是四月底通过的。”

“可是就跟没有一样，”马拉说，“在整个旺代，到处都有人把俘虏放走，窝藏俘虏也不受到惩罚。”

“马拉，那是因为这道法令已经失效。”

“夏博，应该让这道法令重新生效。”

“当然可以。”

“因此就得在国民公会上说一下。”

“马拉，用不着在国民公会上，去公安委员会说一下就行了。”

“只要公安委员会把这道法令在旺代的每个市镇上张贴出来，”蒙托补充说，“并且惩办两三个典型的人物来示众，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挑几个大人物，”夏博说，“挑几个将军开刀。”

马拉咕哝道：“不错，这就够了。”

“马拉，”夏博又说，“这件事你亲自到公安委员会去说吧。”

马拉直直地瞅着他；给这么瞅着是很不舒服的，就连夏博也不例外。

“夏博，”他说，“到公安委员会去，就等于到罗伯斯比尔家去。我不到罗伯斯比尔家去。”

“我去吧，”蒙托说。

“好吧，”马拉说。

第二天，公安委员会向各处发出命令，要求把这道法令在旺代的所有城市和乡村张贴并严格予以执行：凡是私下帮助被俘的叛军匪徒逃跑者，一律判处死刑。

这道法令不过是第一步。国民公会还要走得更远。几个月以后，在共和二年雾月十一日（即一七九三年十一月），由于拉瓦勒城打开城门接纳逃跑的旺代叛军，国民公会颁布法令，凡为叛军提供庇护所的城市一律予以摧毁。

另一方面，欧洲各国国王在那些逃亡贵族的怂恿下，由德·奥尔良公爵的总管德·利农侯爵起草，发表了德·布伦瑞克公爵的声明，宣布凡是手持武器的法国人，一经抓获立即枪决；如果敢动国王的一根毫毛，就将巴黎夷为平地。

一边是野蛮，一边是残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