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第二章 公不庇私
开国领袖毛泽东在处理亲情关系上有“三不”原则，即：恋亲不为亲徇私，念旧不为旧谋私，济亲不为亲撑腰。
必须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坏传统
俗话说“天下的衙门朝南开”，而毛泽东的办公室却在东厢房。一张写字台靠在办公室的西窗下，一把转椅放在南墙边。宽大的写字台上铺着绿绒布和玻璃板，桌面左侧放着台灯和代办文件，中间放文房四宝，右侧放茶杯、烟缸和转来的信函。
坐在写字台前的毛泽东由于身高腿长，他的两脚伸过了桌子，赫然露出带着补丁的长统袜。他放下手中的狼毫，左手端起茶杯，发现杯子里没水了，随将三个指头伸进茶杯，抠出残茶送进嘴里，又顺势用手背抹一下沾湿的嘴角。
“打秋风的来了！韶山出了个大官就好像凤阳出了个朱元璋。家乡人可得罪不起呀，要好生伺候。”毛泽东一边有滋有味地咀嚼茶叶，一边在回想着不久前发生的一件事。
那天，刚刚送走国民党元老程潜的毛泽东听说老家来人了，就急驰火赶地往菊香书屋跑。老乡们等得不耐烦，都七嘴八舌地发起牢骚来：“好嘛！当了主席就不管我们了，和国民党的大官倒呼得挺亲热……”
“众乡亲息怒，我这不是赶过来了嘛！”毛泽东忙作解释，见大家都心平气顺安静下来了，这才问，“家乡的情况怎么样呀？”
“家乡正在划成份，我们都是贫农。”一个老乡说。
“我家给定了个什么成份？”
“当然是贫农啦！你家不贫农，谁还贫农？”
毛泽东摆摆手说：“不对，不对！我家的情况你们还不知道吗？过去我家里确实很穷，祖父是贫农。到父亲手里，积攒了一些钱，买了一些地，家业逐渐殷实起来，我家应该是富农。你们回去后，把我家的地分给大家种，房子也分给大家住。”
一个年长的老乡捻着胡须说：“我们这次来，就没打算回去。你现在坐了江山，还不封封我们呀？让我们来给你看管着江山，怎么说也要比外姓人可靠。”
“不行不行，我的官小得很呀！”毛泽东一边摇头，一边指着身旁的李银桥说：“我的一切活动都得听从组织的安排，就连吃碗红烧肉还得他批准呢……”
毛泽东的思绪被走进来的脚步声打断。他抬起头来，只见一个温文尔雅的年轻人掂着手里的一摞信，面带难色地说：“主席，就这几天，又来了这么多信。”
这个人是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他是四川成都人，生于一九二二年。其实田家英是他的笔名，本名叫曾正昌。他不愧是曾子的后代，十三岁时就给报刊投稿，十四岁加入了抗日救亡团体海燕社。一九三七年奔赴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一九四六年给毛岸英当家庭教师，两年后毛泽东把他留在身边当秘书，他和胡乔木、陈伯达并称为毛泽东手下的“三枝笔”。由于他掌管着毛泽东的印鉴，故有“掌玺大臣”之称。
毛泽东接过信来，像接过一块沉甸甸的砖头。他看了看每封来信的地址后苦笑道：“全国快解放了，人也当官了，亲戚朋友也多了。这么多的信，我如果一封一封地看，再一封一封地写回信，接待他们来北京，解决他们的问题，别的事情也就不用做了。”
“是，是……”田家英理解地点点头。
“田秘书，你看这样好不好？凡是我的亲属来信要求解决问题的，或者要求来北京的，一般的来信，就由你们处理吧！如果你们处理有困难，再交给我来办。这一段时间的来信，写个简报给我看看就行了。”
毛泽东略作沉思，接着又说：“原则可以这样：凡是要求来北京看我的，没有我的允许一律不准来；凡是要求我给安排工作的，一律拒绝，我这里不介绍、不推荐、不说话、不写信；凡是反映地方政府和干部工作作风问题的来信，我们只收集材料，作为研究工作时参考，不直接处理，也不向下批转，以免使地方政府和干部为难，不敢大胆工作。”
田家英飞快地舞动着笔杆，把毛泽东的话一字一句地记在本子上。
“我们共产党的章法，决不能像蒋介石他们那样也搞裙带关系，一个人当了官，沾亲带故的人都跟着升官发财。如果那样下去，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和蒋介石一样，早晚要垮台。”
“我们共产党人和蒋介石不一样……”
毛泽东接着说：“我对开慧家里的人和我家里的人都一样，非常有感情。开慧在家乡搞革命工作，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开慧被反动派逮捕以后，他们千方百计地去营救。开慧被反动派杀害了，他们又冒着极大的危险去收殓尸体，还营救岸英他们，把他们送到上海交给组织。他们这样做，我是非常感激的。可是，开慧的哥哥杨开智本来在湖南农场干得好好的，现在又要我在北京给他安排工作。我如果这么做了，不要说以后其他的亲友也会提出类似要求，就是只解决他一个人的工作问题，那也是强加于组织，强加于人民嘛！”
毛泽东见阎长林进来给他斟水，就问：“小阎，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阎长林挠了挠头皮说：“进城以后，各个部门都招收了不少新人。有一些老同志的家属和亲朋，只要历史上没有什么问题，一说也都让参加工作了。”
“机关招收新人，那是工作上的需要，是完全正常的。我毛泽东如果也把自己的亲属介绍到机关去工作，那就不正常了。”
“主席对开慧同志家里的感情是很深的，请开慧家里的人到北京来看看，给他们谈清楚，他们会理解的。如果主席现在忙，顾不上，过段时间再叫他们来也可以嘛！”阎长林说，“最近，机关里老同志的家属来了不少，我的家属也来了。住在香山不太方便，我带他们到故宫看了看，就让他们回去了。”
“是啊，机关干部的家属和亲友来，都是正常的，应该来看看新中国的首都。我的亲友要来的话，就可能变成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形成一种很不好的风气，这一点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毛泽东抽了一口烟，接着说：“你们都在我这里工作多年了，我对你们都很有感情，对你们也都是信任的。有朝一日你们要出去做什么重要的工作，我会支持的。但是，我不好说让你们到什么地方去做什么官，当什么长吧？这样，就是强加于组织，强加于人民了嘛！我搞特殊，群众不拥护，对你们也没有什么好处嘛！”
夕阳西下，红霞满天。
毛岸英穿着一套旧军装，胳膊肘上还显眼地打了一块补丁，好像刚从南泥湾回来似的。他和向三立来到丰泽园时，毛泽东外出散步去了，院子里只剩下几个工作人员。毛岸英把向三立带到诗书成山的菊香书屋西厢房，一边沏茶一边说：“父亲习惯于夜间工作，白天需要休息，一般都是在下午和晚上会见客人。”
“主席操劳国家大事，太辛苦了。”向三立嗅一下迎面扑来的阵阵书香，接着说，“我过来，不会打扰主席的工作吧？”
“不会的，父亲知道你要过来。”毛岸英递给向三立一份报纸，“咱们一边看报一边等着。”
此时，毛岸英想起了不久前发生的一件事：那天，毛泽东把他叫到办公室，用严肃的口吻问道：“听说你收到家乡人的来信了？”
“是表舅三立写给我的。”
“信上都说了些什么？”
“他在信上说，开智舅舅想请你帮他在长沙谋个厅长方面的位置。”
毛泽东一听震怒不已。此前他曾在大会小会上反复强调，进城了，我们不能当功败垂成的李闯王。共产党员必须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坏传统，亲属伸手要官的，一个不给；困难的，可以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一部分救济。
“什么？”毛泽东吼道，“他希望通过你这个所谓的太子，在长沙谋个厅长方面的位置？”
“对！”
“什么？你还理直气壮地说对？”
毛岸英原则性很强，他一听父亲说话的口气以及质问的内容就有点不服，遂肃然立正，加重语气说：“请问主席同志，您说我应该怎样回答呢？”
“你……”毛泽东正要大发雷霆，一看儿子坦然自若的样子，遂又改变了口气，“你是如何回答这位表舅的？”
毛岸英从衣袋里掏出两封信，双手递给父亲：“您看看吧，一封是表舅写给我的，另一封是我写给他的回信。”
毛泽东打开岸英写给向三立的一封三千多字的长信，只见其中写道：
来信提到舅父“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的位置”一事，我非常替他惭愧。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的了，而尤以为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以外，正在于此，皇亲国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
读罢儿子写的回信，毛泽东陷入了沉思。站在一旁的毛岸英看着父亲那深思不语的表情，也许久许久没有说出一句话来。顷刻之间，整个菊香书屋的氛围显得是那样的凝重，似乎连空气的分量也增加了许多。最后，毛岸英终于猜出了父亲的心事，他为了能让父亲尽快地从这些凡尘琐事中解脱出来，就轻轻地叫了一声“爸爸”。或许是毛泽东由此想得实在是太多了，他竟然没有听见儿子的呼唤，继续沿着他的思路在深沉地思索着……
“爸爸！”毛岸英提高声调又叫了一声。
毛泽东终于从沉远的凝思中回到现实，有些愕然地问道：“你叫我有么事？”
“我想知道爸爸对我这封回信的感想？”
“哦！”毛泽东笑了，十分满意地说，“好，像是我的儿子！”
毛岸英趁机提出向三立曾委托他的一件事：“爸爸，表舅来北京有一段时间了，他想过来看看你，不知你能不能抽出时间……”
正当毛岸英回忆他和父亲的谈话时，毛泽东散步回来了。他穿着宽宽大大的灰布中山装，脚穿一双平底黑布鞋，是那么的平平常常，又是那么的普普通通，看不出一点领袖的架子。他像陕北的老农民那样嘴唇冒着烟雾，大步咚咚地走进屋来。
毛岸英快步迎上去，指了指已从沙发上站起来的向三立：“爸爸，三立表舅来了。”
“主席好！”向三立恭恭敬敬地施了一礼。
“向先生，你长得很像你父亲呀，看到你就像看到了岸英的姥姥！”毛泽东热情地向他伸出手来，“到北京多久了？”
“报告主席，我到北京一个多月了。”
“不要客气。坐下说，坐下说。”毛泽东问，“你是南方人，初到北京，生活还习惯吗？”
“习惯，习惯。”向三立又实话实说，“只是餐餐吃馒头有些不习惯，不过慢慢会适应的。”
毛泽东呷了一口茶，又点燃一支烟。看到家乡的亲人，他开始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他首先谈到自己的母亲：“我小时候在家里，母亲非常疼我。她心地善良、为人厚道、同情穷人，常常背着父亲接济那些生活困难的亲戚和穷苦人。我离开家乡后，母亲得了一种叫淋巴腺炎的病，就是脖子上长瘤子，全身奇痒。这种病现在并不难治，可惜那时候医学不发达，没有药物治疗，母亲就这样过早地去世了！”
说到这里，毛泽东哽咽了，停顿一下接着说：“我母亲要是还活在世上，那该多好啊！她死的时候，才五十三岁，活到现在也才八十多岁。”毛泽东为那场小小的疾病无情地夺走了母亲的生命感到深深的痛惜。假若母亲还健在，他一定会亲自去韶山把她接到北京来，让她过上一段好日子！
向三立被毛泽东的思母情怀深深地感染了，他说：“主席，您不必难过。您没有辜负老人家的希望，您母亲若是九泉有知，一定会感到欣慰的！”
沉默了一会儿，毛泽东又谈到他的父亲。他说：“我父亲勤劳俭朴，精打细算，善于持家。但他为人苛刻，吝惜钱财。他起早贪黑，推着脚车把谷米运到县城去销售，再把杂货运回来卖给乡亲们，把赚来的钱用于买田置地、放高利贷。没过几年我们家就发了，由几百块银洋发展到十几亩田、几十亩田，成了当地的一个富户。”
毛泽东继续说：“父亲对我们很严厉，总是叫我们劳动，不准我们躲懒，说他辛辛苦苦地干活都是为了发家致富，都是为了给我们兄弟造福。可我们谁也没有继承他的财产，父亲真是用心良苦啊！”
说到这里，毛泽东动情地问向三立：“你知道韶山那边的情况吗？我家的房了还在不在？是不是很破了？”
“听韶山那边的人说，房子都还在。过去被国民党没收了，现在人民政府又收了回来，还作了一些维修。”向三立见毛泽东陷入了沉思，便问，“主席是不是又思念家乡了？不然，回去看一看？”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嘛！我很想回家看看，只是现在没有时间。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有很多事情要做。下一步怎么走？还有待研究和探讨。总之，首先要把国家治理好，暂时没有时间去考虑别的。”毛泽东看了岸英一眼，于是话题又转到杨开慧身上，“你开慧表姐是很坚强的，为了革命，她献出了生命。其实她完全可以不死啊，可是她为了革命的事业壮烈牺牲了。”
“霞姐是很了不起的，她死得光荣，死得其所！”
“开慧是怎样牺牲的？她牺牲时你在哪儿？”
“霞姐牺牲时，我才十三岁，在板仓附属实验高小上学。”向三立悲痛地说，“霞姐带岸英兄弟到我家住了一年多，其间何键几次派兵追捕都躲脱了，一九三○年秋天她回板仓不久就被捕了，一个月后在长沙浏阳门外的识字岭被害。据说，霞姐牺牲的当晚，她的尸体就被一位老赤卫队员偷运出来，岸英和岸青抱着妈妈的尸体大哭不止，年仅三岁的小岸龙还要和妈妈睡在一起呢！”
听到这里，毛岸英不禁泪涌眼眶，失声痛哭起来。他对当时的情景已很模糊，非常惋惜地对向三立说：“妈妈要是在你家，也许就不会出事啰！”
向三立会意地点点头：“是啊！如霞姐不回板仓，继续在石洞住下的话，多少能得到一些保护，不至于那么容易遭到何键的逮捕。可她不想连累向家，更不愿让亲戚为她担惊受怕，毅然带着孩子回到了板仓。谁曾想何键出于对主席的仇恨，竟会像疯狗一样对她下毒手，甚至连孩子都不放过……”
“干革命总会有牺牲，你的哥哥向钧不也为革命牺牲了吗？”毛泽东说。
“比起霞姐来，我的思想落后多了。”向三立为自己曾经在穷途末路时去粤中盐务局谋职而感到惭愧，“我曾在广东为旧政府做过事，这是不应该的！”
“这也难怪你呀！那是生活所迫，何况你在那里还学了本事！”毛泽东风趣地说，“你是先学农业后搞财会，建设新中国，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呢！你学的那些本事，在新中国都会派上用场。”
正谈着，江青走了进来。毛泽东向她介绍说：“这位是开慧的表弟向三立，是从湖南老家来的。”接着又指着江青介绍道，“她是江青同志。”
向三立连忙喊了一声：“江青同志，您好。”
“饭准备好了，我们吃饭吧！”江青一边同向三立热情地握手一边微笑着说。
江青的兴致很高，可能与她执行一次特别的公务有关。前两天，中央有关部门安排江青到前门车站为返沪的宋庆龄送行。那天，经过精心打扮的江青非常兴奋，因为她知道参加这次活动是“代表毛主席”，亦即以毛泽东夫人的身份在社会场合公开露面。遗憾的是新华社没有发表消息，更没有当今的第一夫人和历史上的第一夫人握手相拥的照片。
来到餐厅，毛泽东的家人都站起来迎接。热情好客的刘思齐和娇娇忙着提茶倒水，为客人削水果。李讷见毛泽东腆着肚子走进来，就想起了院子里的许多瓜，于是指着他的大肚子说：“你们看爸爸像个瓜吧？”
大家都哈哈笑了起来，向三立却暗自吃惊，没想到孩子们在主席面前竟敢如此放肆。
毛泽东却毫不在乎，依旧满面春风。他和蔼地对孩子们说：“瓜有许多种，是南瓜？冬瓜？还是葫芦瓜呀？”
孩子们一时答不上来，还是李讷聪明伶俐，反应敏捷：“爸爸的肚皮像南瓜！”
这位毛泽东的爱女生性活泼，最受父亲宠爱，只有她对父亲了解最多，也许她觉得父亲的身体开始发福，渐渐隆起的肚皮象个南瓜或葫芦瓜。向三立被他们父女之间的这种和谐、平等、欢快的气氛感染了、打动了。
毛泽东对向三立说：“今天是周末，又来了亲戚，特意叫厨师加了两个菜。辣味菜你习惯吧？”
“习惯，习惯。”向三立是湖南人，家乡风俗嗜辣，他怎能不习惯吃辣椒呢！
“吃吧，多吃菜，随便吃吧！”毛泽东一边给向三立挟菜，一边对毛岸英说，“你照顾一下表舅，三立尽管比你大不了几岁，但他的辈份比你长呢！”
毛岸英起身斟酒，向三立忙说：“我喝酒不行，上饭吧！”
毛泽东端起酒杯，朗声道：“不用着急上饭，先喝杯酒，无酒不成席嘛……”
送走了客人，江青大惊小怪地对毛泽东说：“你看杨尚昆办的什么事？他挑的礼品没有几样我能看得上眼的。这要是送到斯大林那里，人家会怎么想？”
毛泽东脸色一变，笑容顿落：“谁批准你干涉中办的工作了？这些礼品怎么不好？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家还一穷二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给斯大林祝寿，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嘛！”
“我……”本来兴高采烈的江青被毛泽东一顿狠批，无语而凝噎。
“你就是改不掉资产阶级的作风，你去吧！”毛泽东大手一挥，仿佛要挥去令他讨厌的烦恼。
毛泽东不让江青插手选送礼品的事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这一庄严的声音还在天宇反响回荡的时候，毛泽东便开始着手出访苏联的准备工作。
毛泽东这次访苏，适逢斯大林七十寿辰。既然是去祝寿，又是同斯大林初次见面，当然要带些礼物去。闲来无事的江青闻听此讯后显得异常热情，她上半年去过一趟莫斯科，并受到斯大林的礼遇和夸赞，自以为很了解斯大林，知道他喜欢什么需要什么，于是便积极主动地向中央办公厅建议送些能表达中国国情的礼物去，而且最好只送农产品和手工艺品。
忽然有一天，毛泽东把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叫到他的办公室，一见面就问：“给苏联的礼品准备得怎样了？”
“选了一些，江青同志正在帮我们一起选。”杨尚昆笑着回答。
毛泽东听后把头一甩，有些不悦地说：“关于礼品的事，你们和外交部办就行了，怎么还要江青和你们一块选。不要让她插手，她不懂，你们选出来让恩来定就行了嘛！”
杨尚昆见毛泽东生气了，忙解释说：“主席，是我们找江青同志来帮忙的。”
“你们不要找她，这是和外国人打交道，她不懂这方面的事。”毛泽东余怒未消地说。
“江青同志刚从苏联回来，她对苏联的情况比较了解……”杨尚昆又解释道。
“你们怎么非要她插手呢！她懂什么？”毛泽东不容置辩地批评后，接着说，“礼要送其需。我看苏联现在冰天雪地，一定缺少新鲜的蔬菜和水果，你们不妨选一些大白菜、大萝卜、大葱、大梨子……”
杨尚昆说：“礼品的事，我回去再和外交部研究一下。现在，我把访苏的准备情况给您汇报一下。”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若有所思地说：“一年多了，我总想去见一见斯大林，给他详细讲讲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直到今天，才有了这个机会。过去，斯大林对我们有支持，也有不信任。现在，我党已夺取了政权，又前去登门为他祝寿，不知这位年届古稀的老大哥此时作何感想？”
站在一旁的卫士李家骥不便多听，就退了出去，直奔江青办公室，因为江青有事找他。
江青让李家骥坐下，问道：“杨主任干什么来了？”
李家骥说：“好像是来汇报访苏的事。”
江青又问：“他们都说了些什么？”
李家骥明明知道谈了不让她插手选礼品的事，但不能透漏出来，这是纪律所不允许的，也不利于同志间的关系。就在李家骥不知如何作答时，江青又说话了：“家骥，你已经知道了，主席很快就要去访问苏联，我已向他建议让你跟着去，主席没跟你说吧？”
“是吗？不知道。” 李家骥到毛泽东身边时间不长，深知自己缺少工作经验，处处小心谨慎，多思考，少说话，特别是和江青相处更不敢说多余的话。他不大相信地睁大眼睛，“我行吗？银桥比我有经验，比我熟悉情况，比我更合适。”
“银桥的媳妇生孩子，他去不了。这段时间你干得不错，我和主席都很满意，主席同意你去。你还有什么想法吗？”江青一边喝茶一边做出格外关心的样子。
“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这个担子很重，怕干不好，辜负了首长的一片希望。” 李家骥说着又把话往回拉了一下，“如果让我去，那当然是求之不得的，我会虚心向老同志学习，多向领导请示，一定要把工作做好。”
“那好。这件事只有你我知道，还处于保密阶段，不能公开。你不要对任何人说，但可以做思想准备。”
“请您放心，我绝对不会和别人讲。”李家骥见江青微微点头表示满意，便借机马上说，“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得到主席那边去看看，今天是我的正班。”
关于为毛泽东制做出国服之类的事，江青没敢再插手，都是周恩来亲自把关，由叶子龙、汪东兴和李银桥具体操办。当时，周恩来建议毛泽东要顺应国际的礼仪，都做黑色的：黑色的礼服、黑色的皮鞋、黑色的袜子。但毛泽东不愿意与国际接轨，就执拗地说：“出一趟国怎么还这么复杂？我就不穿黑的。”
周恩来知道毛泽东有说一不二的脾气，于是就去做工作，无论如何得让他穿黑的，不能让外国人笑话我们不懂规矩。这是我们新中国的主席第一次出国访问，一定要和外交礼节相适应。毛泽东听了周恩来的一番理论，就说：“那好吧，做一套黑的，一套灰的。”
在做衣服的过程中，既考虑到国际上的礼节又照顾到毛泽东的习惯，黑色服装和灰色服装各做两套。毛泽东得知给他做了四套衣服，又马上不安地说：“新衣服做得太多了，如果在西柏坡就不会做这么多，花钱不少啊！刚刚进城，我毛泽东也开始浪费了。你们记住，今后不能再给我做衣服了，这些衣服够我穿一辈子的了。”
十二月二日，叶子龙送来了李家骥的出国护照。李家骥看到护照上有他的照片，还有他不认识的像麻花一样圈圈点点的外文，于是就像收藏家在欣赏古玩那样看了正面看反面，最后又把眼睛盯在自己的照片上。拍照的那天由于赶时间未来得及理发，他穿着那件土八路的棉袄，留着很长的头发就把相给照了。
“别看了，别看了！你的形象很有风度，穿着大棉袄，留着大背头，像个资历不浅的老干部啊！”叶子龙开了个玩笑，接着问李家骥，“主席的衣服试了没有？”
“试过了，很威风。” 李家骥的目光离开了护照。
“那江青怎么还要我们给主席试衣呢？”叶子龙又问。
“前几天，江青同志也让我再给主席试试衣服。”
“既然江青同志有这个意思，我们就再给主席试一次……”
三天后的一个中午，江青再次问李家骥：“明天你们就要上路了，主席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全都准备好了，一共装了两个箱子。”李家骥回答。
江青还是不放心：“你再问问李银桥，看还有没有落下的东西，我晚上要过来检查。”
晚上十点钟，江青果然过来检查了。她看了看毛泽东的两个箱子以及所带东西的清单，然后满意地说：“很好，就这样吧！”
十二月六日晚上六点多钟，身披斗篷、头带皮帽的毛泽东与随行人员陈伯达、叶子龙、汪东兴、师哲等离开丰泽园，在西直门火车站登上了开往莫斯科的专列。
一场大雪，把松辽平原装点得洁白素雅。这是瑞雪，预兆着毛泽东和斯大林这两位伟人的重要会谈将获得圆满成功。
专列在中长线上日夜兼程地疾驶，滚滚的车轮奏响了一往无前的进行曲。已是后半夜了，毛泽东丝毫没有倦意，仍像往常一样在吸烟、喝茶、想问题，不时在文件上批注几个字。
在车厢的颠簸摇晃中，毛岸英向毛泽东走来：“爸爸，躺下休息一会儿吧！”
为国为民日夜操劳的毛泽东，平日里很少有时间同儿子在一起说说话谈谈心。现在儿子就在身边，仍未睡觉。他放下手里的笔，看着儿子站在那里，不由得疼惜地说：“岸英啊，你快去睡吧！”
毛岸英走近了说：“我年轻，不困……”
“傻孩子，年轻人才容易犯困哩！”
毛岸英在他父亲的身旁坐下来，倚着父亲的肩头说：“爸爸睡，我就睡！”
夜色虽已浓重，但一望无垠的雪地竟把远山近树辉映得黑白分明。专列突然驶进森林，在莽莽的林海深处逶迤穿行。毛泽东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冰川雪树，知道这里离气候最寒冷的西伯利亚不远了。他转过头来对毛岸英说：“我学了几个俄文单词，背一遍给你听听，看发音准不准？”
“爸爸这么忙，还有时间学俄语？你说吧，我听听看。”
“‘达瓦里西’是同志的意思，‘兹特拉斯特乌耶节’是您好的意思，‘斯巴塞巴’是谢谢，‘达斯维达尼亚’是再见的意思。”
毛岸英见父亲又要点烟，就说：“爸爸，香烟有害健康，你要少抽呀！”
“对了，‘香烟’这个词在俄语中怎么说？苏联都有哪些好烟呀……”
天刚蒙蒙亮，陪伴父亲一夜未眠的毛岸英走到一张靠窗的椅子上坐下来。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见了，也走过来坐下，对两眼充血的毛岸英说：“你呀，靠着椅子，抓紧时间合一会眼吧！”
毛岸英微微一笑说：“李部长，你不是也没睡吗？”
李克农又说：“岸英，干脆，等主席醒了你再去说说，让他带你一块去苏联，这是个机会……”
毛岸英微微摇了摇头：“我爸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再说这次代表团的人选是政治局常委集体讨论决定的，我爸才不会同意带我去呢！”
“情况特殊嘛！你精通俄语，又熟悉苏联。要不，我去说？”
“您可别去说，去了准得挨批。”毛岸英打了一个哈欠，“把代表团送到满洲里，咱们就一块打道回府……”
十天后，毛泽东到达莫斯科，斯大林等苏共中央领导人以最高的礼仪来欢迎这位来自东方的“不受谴责”的胜利者。欢迎仪式结束后，毛泽东下榻于莫斯科西南郊姐妹河畔的孔策沃别墅。这是斯大林在卫国战争期间的住所，房子不大，地上有三层，一、二层住人，顶层是台球室。地下室有厨房、工作人员用房和作战指挥室等。
毛泽东一贯提倡入乡随俗，可他自己却是一个不改旧习相当顽固的人。他走进给他安排的卧室，像当年来到新战场那样默默地“侦察”一番，然后用手按了按软蓬蓬的高级沙发床和鸭绒枕头，就皱起眉头说：“我睡不来这种软床，把我用的东西和书拿来。”
“我马上去办！”站在一旁的李家骥知道，毛泽东进城以后，睡的一直是硬帮帮的木板床，书籍占据了大床的一半空间。
毛泽东又嘱咐道：“不能麻烦人家，我们自己想办法。”
“主席，这好办。我们把垫子掀开，铺上木板就行了。”
晚上，中国大使馆的同志把床板送来了，上面铺上从国内带来的毛泽东用惯了的旧褥子、白床单，同时摆上灰毯子、毛巾被、荞麦皮枕头。
苏方对中国人为毛泽东搭起的“新床”感到难以理解，斯大林的卫队长别里别契打着手势，咿哩哇啦地质问李家骥为何要把苏联的卧具撤换掉。
师哲连忙用俄语解释说：“毛泽东同志有用自己被褥的习惯，这样才能睡好觉。”
别里别契耸了耸肩膀，表示还是难以理解。直到师哲详细地给他讲了毛泽东多年来形成的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和习惯后，他才伸出大拇指说：“哈拉少，哈拉少！毛主席真伟大，毛主席太俭朴了。”
当天晚上，就是在这张临时搭起的木板床上，毛泽东碾转反侧，思绪难平，他在回忆着曾在莫斯科生活过的五位亲人：贺子珍、毛岸英、毛岸青、娇娇，还有他那未见过面的小儿子——
一九三八年秋天，刚到莫斯科的贺子珍不顾长途跋涉的疲惫，就急不可耐地跑到医院，要求取出体内的弹片。医生检查后遗憾地告诉她，这些弹片已经被骨骼、肌肉和肺叶包住，形成一个整体，弹片不可能也没必要取出了。这就意味着它已经成为贺子珍身体的一部分，贺子珍必须长期忍受弹片留在身上所带来的痛苦。
贺子珍到莫斯科不久就生下了她的第六个孩子，取了个俄罗斯的名字叫柳瓦，由一位金发碧眼、古道热肠的老太太伺候她月子。满月以后，她把孩子送进育婴室，便走进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为培养亚洲地区的革命者专门开办的东方大学。
贺子珍听说岸英和岸青就在附近的国际儿童院学习，于是就带上水果去看望他们。从此，两个孩子差不多每天放学后都要到东方大学找贺妈妈，找他们回家的温暖感觉。
每到周末，母子四人在宿舍里团聚。贺子珍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关心岸英和岸青，用自己的津贴给他们买这买那。她经常给兄弟俩讲祖国、讲延安、讲杨开慧，还与他们一起下棋打扑克。在异国它乡能享有这种亲情和欢乐，不仅抚慰了兄弟俩孤寂创伤的心灵，而且也使他们尝到了人世间最难能可贵的母爱。
良辰易逝，好景不长。正当他们对未来生活充满希望的时候，不幸的遭遇接踵而至，尤其是贺子珍那个刚满十个月的小儿子突然得了肺炎，还没来得及送医院救治就夭折了。后来，不满四岁的娇娇来到了她妈妈身边。再后来……毛泽东长叹一声：“唉，子珍和孩子们太苦了！”
走出国门的毛泽东正在忙于国事访问，而留在家里的江青却闲居无事。此刻她想起了不久前在北京站为宋庆龄送行的情景，不禁勾起了她对上海的无限怀念，于是给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提出想到“新解放区”去看一看。
为了让江青了解新区土改的情况，毛泽东审阅后同意了，但也来个“约法三章”。毛泽东的回信是通过电报发给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转交给江青的。信中说：
少奇同志阅转江青：
一月一日来电已悉。同意你去新区看一看，但须得少奇同志同意。如果他同意的话，则应以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员的名义由中央组织部写介绍信给新区党的组织。因此还须和廖鲁言同志谈好，并得到他的同意。到新区后注意只收集材料，不发表意见，并须顾到不要给当地党政以较多的麻烦。以上统向少奇同志接洽，由他作决定。
毛泽东
一月四日上午四时
独自外出受到种种约束的江青在获得毛泽东的批准后，便登上了南下的火车。她有十二年没有到过上海了，尽管那个城市已发生了深刻变化，但她一想到即将故地重游，心情还是非常激动的。
当火车驶进上海站，江青发现饶漱石竟亲自到站台上迎接。尽管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尽了“地主之谊”，还称她是“朝廷特使”，但她对这位“土地爷”好像并无好感。
一到上海，江青就提出直接下农村，进行土改调查，却被饶漱石以附近特务多无法保证安全为由予以阻止。江青提出逛逛商店，饶漱石坚持一起去。从那以后，江青不论走到哪里，都有饶漱石和公安局长相陪，都有持枪的便衣跟随，使她感到有点被绑架的意思，好像又回到早年在上海的惊恐岁月。
相比之下，上海市长陈毅较为开放。他看到江青在垂头丧气，就建议她参加一些文化活动，会见一些文化名人。但他工作太忙，便指派他的副手潘汉年陪江青去剧院去电影院。后来，江青曾一度离开上海，去无锡考察了当地闻名全国的茶叶业和丝绸业。
“去新区看一看”的江青，于返回途中悄然在济南下车。这是建国后她第一次“荣归”故里，但令她痛心的是，她的母亲李栾氏已于两年前病故。在哥哥李干卿的陪同下，她来到母亲墓前大哭一场——哭她母亲的命苦，没有享到女儿的“福”！
一九五○年三月四日，毛泽东结束了在苏联八十八天的访问，带着“既好看又好吃”的成果回到了北京。
在这长达近三个月的时间里，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第一次离境出访，同时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中苏之间第一次最重要的正式外交活动。在这次活动中，身高一米八三、在国际舞台上“先身夺人”的毛泽东面对铁腕人物斯大林勇于坚持原则，极力维护国家主权；周恩来协助毛泽东日夜操劳，在同苏共中央领导人的多次会谈中不卑不亢、据理力争；代表团全体成员团结一致、共同努力，最终决定了中苏两国之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对国际政治特别是远东地区的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
听说毛泽东回来了，丰泽园里的工作人员纷纷赶了过来。大家争先恐后地和毛泽东握手，簇拥着毛泽东走进菊香书屋。
毛泽东在他办公桌前的转椅上坐下以后，阎长林和李银桥一左一右地忙着为他斟茶、点烟，其他人也都围拢他说着、笑着，好不热闹。
毛泽东被热烈的气氛包围着，十分动情地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草窝；外面世界千般好，不如家里乐逍遥。还是家里好！”
“主席，您胖了呢！”江青看着毛泽东说。
“爸爸显得年轻了！”娇娇拉紧了毛泽东的手。
李讷一头扎进毛泽东的怀里：“爸爸，爸爸，我可想死你了！”
毛泽东笑着说：“我也想你们呀！”
说话间，毛岸英和刘思齐也过来了。刘思齐问：“爸爸怎么去这么长时间呀？可急死我们了。”
“我很好啊，我这不是健健康康地回来了嘛！”
毛岸英调皮地问：“爸爸给我们带什么洋货来了？”
“带来了，带来了！每人一份，让叶子龙分给你们。”
正说着，汪东兴走了进来，他笑着说：“好热闹呀！大家都在这儿……”
毛泽东忙问：“你不在家休息，怎么也过来了？有么急事吗？”
“没有没有，就是想来看看主席。”汪东兴说完便板起面孔批评大家，“主席刚回来，你们也不知道让主席休息休息。都到叶主任那儿拿礼品去！”
听到“礼品”二字，江青马上想起毛泽东对她的批评，脸上便出现了愧色。
众人离开后，毛泽东问李银桥：“怎么不见小韩？”
“她还在香山。”
“接过来吧，我想见见他们！”
李银桥说：“好，我明天就去接……”
“三股洪流”向毛泽东冲来
毛泽东回国的第二天，李银桥从香山接来了韩桂馨。毛泽东要为喜得贵子的李银桥夫妇庆贺一下，特意叫厨师多准备几样菜，并提醒道：“你们把饭菜做干净就行了，不必买太贵的东西。现在是冷天，不要买西红柿、黄瓜之类反季节的蔬菜。现在买一条黄瓜的钱，到了夏天就能买一筐黄瓜。现在买一条黄瓜只能吃一顿，夏天买一筐黄瓜能吃十几顿。”
吃饭时，毛泽东一家人都到了。李讷一见到韩桂馨就问：“韩阿姨，小弟弟呢？”
韩桂馨两手一摊说：“送回安平老家了。”
“有人看吗？”毛泽东关切地问。
“有人看，在村里找了个奶妈。”
毛泽东放下手中的筷子，责怪道：“小韩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为什么？”韩桂馨不知自己做错了什么，“我怎么不对了？”
“你给我们家当阿姨、看孩子，看了李讷又看娇娃，而你自己有了伢子，却把他送到乡下去了。”
李银桥在一旁憨笑道：“主席，这可不能怪她，是我的主意。”
“你这样做也不对，要晓得母子连心嘛！”毛泽东对韩桂馨说，“伢子是新中国的下一代，中国的发展与富强，还要靠他们这一代人去努力呢！”
韩桂馨说：“在这里带孩子，我怕影响工作。”
毛泽东却说：“为新中国带孩子也是工作嘛！”
“咱们吃饭吧！”江青说完，就用筷子给韩桂馨夹一块大肥肉，“刚生完孩子，得补一补。现在有这个条件了，我生李讷那会儿就不行。”
然而，韩桂馨却吃不下去，她被毛泽东一番温暖肺腑的话语感动了。当年毛泽东关心过他们的婚事，如今又关心起他们的孩子来了。
韩桂馨原在卫生部系统的中央机关幼儿园工作，于一九四七年十月调到毛泽东身边帮助照看李讷。当毛泽东听说韩桂馨是河北省安平县人时，就把李银桥叫过来：“银桥，小韩是你的老乡呢，这就叫缘分，你们握个手吧！”
毛泽东看一眼略显腼腆的李银桥，又向韩桂馨介绍：“他叫李银桥，也是安平的，是我的卫士组组长，也是党小组组长。以后你就归他领导，有什么事多在一起商量，一同想办法。”
半年后来到西柏坡，毛泽东问李银桥多大了，李银桥答：“二十一岁。”
毛泽东又问韩桂馨：“小韩，你今年十九了，对不对？”
“对！主席的记性真好，是十九了。”
毛泽东忽然一笑，把两只手往一起碰了碰：“那很好嘛！你们应该互相多帮助帮助。”
李银桥的脸骤然大红，韩桂馨的脸也红了。
第二天，李银桥陪毛泽东散步，毛泽东悄悄问他：“你们谈得怎么样？”
李银桥不好意思地低下头，窘得老是笑。
“不要封建嘛！你们谈我是赞成的。”毛泽东拉住李银桥的手，鼓励地拍拍他的肩膀。
已到了婚配年龄的李银桥何尝不着急呢？西柏坡男多女少，少数女同志自然成了众多男同志竞相瞄准的目标。他知道已有不少男同志托江青给小韩捎过话，而自己却不好意思找小韩谈，也不好意思托人……
终于有一天，毛泽东帮他找到了“突破”的机会。
那天李银桥接到一封家信，说父母要给他介绍对象。他拿着信去找毛泽东：“主席，你看这事怎么办？”
毛泽东看完信，反问为答：“你说怎么办？”
李银桥低头不说话。
毛泽东哈哈笑出声来：“银桥啊，你就是太老实，你就不能去问问小韩？她文化比你高，你还可以请她帮你写封回信呢！这叫投石问路，懂吗？”
李银桥如醍醐灌顶，脑袋豁然开朗。到底是领袖呀，毛主席不但善于办大事，就是谈恋爱也是足智多谋！
“小韩，你看看这封信。”李银桥把信递到韩桂馨手里，小心观察她看信的表情，试探着问，“你看怎么办？如果，如果不合适……就……就推掉吧？”
“那就……那就推掉呗！”韩桂馨越说气越短，越说脸越红。
见含羞带笑的韩桂馨如此说，李银桥的胆子便大了起来。他得寸进尺地说：“推掉，可以。你文化比我高，就帮我写封回信吧！告诉我的父母，谢谢那位姑娘的好意。主席说了，我们要互相帮助，是吧？”
“你可真聪明……你也真够傻的！”看着规矩得让她有点绝望的李银桥，韩桂馨激动中带有柔情，羞涩中含着嗔怪，“那么多人找我，我都没答应，就等……我就，就答应你……”
李银桥长长舒了一口气，得意地笑着说：“是主席教我的这个聪明办法，要不然我还要傻等下去呢！”
“哼，主席就是喜欢你，叫别人都叫卫士，唯独叫你银桥。”面红耳赤的韩桂馨说着，声音忽然低了下来，“现在女同志少，等将来进了城，女同志多了，你……你可不能变心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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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银桥撸了撸短茬华发郑重地说：“怎么可能呢？毛主席不答应，我李银桥也不答应呀！好歹我也是你的领导，我要是变心还像个当领导的吗？怎么去教育别人呀！”
韩桂馨含情脉脉地瞥了一眼李银桥，小声说：“那好吧，你就领导我一辈子，我都听你的！”
半年后，他们向组织递交了结婚申请书……
正当韩桂馨沉浸在美好往事的回忆之中，突然被李讷的喊叫声打断了。李讷说：“韩阿姨，明天叫李叔把小弟弟接回来好吗？我要看小弟弟。”
饭后闲谈中，毛泽东向韩桂馨了解了香山近来的情况。韩桂馨无意中说出有位领导在一处山坡地，在给机关施工的同时也顺便给自己盖了一个小二楼，只是还没有住进去。毛泽东听了，脸色立刻变得难看起来，韩桂馨便没再往下说。
离开菊香书屋，李银桥找了个僻静的地方，指着韩桂馨批评道：“吃饭的时候你都瞎说些什么？没看见主席的脸色都变了？”
韩桂馨大声争辩：“怎么是瞎说呢？我说的都是事实。我也不知道主席会生那么大的气呀？”
“说话要注意场合，你这张嘴话太多！”李银桥绷着脸没好气地说，“对了，前两天江青找过我，说岸青和娇娇都来了，虽然他们都不是她生的，但都得管她叫妈。警告我们不许在孩子面前提亲娘后妈的事，尤其不许再提贺子珍！还说如果发现了我们背地里挑拨他们的关系，绝轻饶不了我们！”
韩桂馨把她那杏眼一睁，无比气愤地说：“她和孩子们的关系如何，是他们自己的事，碍得着我们两口子什么了？真是的，我看她就是偏心眼……”
李银桥打断韩桂馨的话：“你等着瞧吧，这下儿准得出事。”
韩桂馨不解地问：“出什么事？”
李银桥不再解释，只是说：“我真不该把你接过来！”
情况正如李银桥所预料的那样。第二天下午，李银桥在菊香书屋看到了那位在香山为自己盖房子的领导，坐在会客室里的还有周恩来和聂荣臻。
毛泽东双手掐腰，威严逼人。他上上下下打量着那个人以后，便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大声吼道：“你的派头还真不小呢！我看和过去的帝王将相差不多了！”
那位领导干部吓得面如土色，直冒冷汗，站在一边如得了疟疾似的不停颤抖。毛泽东背着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突然停下来向那人劈头盖脸地严苛训斥：“你这么干，还配当共产党的干部吗？老百姓要戳我们的脊梁骨骂娘呢！我早就说过，进城以后不要学做李自成，你为么装傻？我反复强调大家要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你是怎么做的？”
那人头低得像个锄钩，战战兢兢地说：“主席，我错了……”
“你错了？当初盖房子为何不晓得错了？中央机关刚刚进城，在我的眼皮底下竟然发生这样的事，真是匪夷所思。”毛泽东越说越气，“我看你就是明知故犯，仗着手中有点权力，有意拆共产党的台！”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狠狠吸了一口。突然又把那支烟使劲地掐灭，大手一挥厉声喝道：“拉出去枪毙！”
站在门口的李银桥被吓得一哆嗦，周恩来和聂荣臻也被惊得从沙发上站起来。那人更是被吓得魂飞魄散，身子发软，摇摇晃晃地险些瘫倒。
毛泽东又连说两句：“拉出去。拉出去枪毙！”
周恩来见毛泽东气愤至极，不得不上前劝他暂息雷霆之怒，等将问题调查清楚后再做处理。毛泽东依旧盛怒道：“我们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来这里享受的，更不允许贪污腐化。这样下去，不就成了李自成啦！”
周恩来说：“主席讲得对！但这件事需要调查清楚，依照法律程序办。”
聂荣臻也说：“请主席放心，如果调查属实，我们一定严肃处理，决不姑息！”
那位领导干部也回过神来，痛定思痛地说：“我一定吸取教训，愿意接受组织给我的任何处罚。”
毛泽东质问：“你能吸取教训？”
那人带着哭腔道：“能，我一定改正错误，以后打死也不敢了。”
毛泽东再问：“你能改？”
那人发誓痛改前非：“改、改，不改就枪毙了我……”
毛泽东这才对聂荣臻说：“他是你们部队的人，那就交给你去办吧！”
进城以后，部队干部的思想非常活跃。生活环境改变了，有的干部经不起城里灯红酒绿的诱惑，追求骄奢淫逸的生活，以至犯了错误，当了资产阶级的俘虏。但多数干部都不适应城里的生活习惯，如总政一室主任黄镇，从厕所里出来就皱着眉头说：“这个抽水马桶还真不如太行山的茅坑蹲着痛快！”他往床上一躺，床垫子上下乱颤，睡惯了土炕和门板的老八路在“席梦思”上怎么也进不了梦乡。
这一天，从西山下班回来的黄镇一进家门就招呼妻子：“朱霖，快收拾收拾东西，组织上叫我们去外交部报到。”
“去外交部？”朱霖有些惊奇，“你不是正在筹备总干部部吗？”
“形势需要嘛！”刚被领导做通思想工作的黄镇现在开始做妻子的思想工作，“已经有好几个国家和我们建交了，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没有外交官怎么行！”
“我们是当兵的呀！”热爱部队工作的朱霖不愿意去地方工作。
“战斗队要变成工作队嘛！”
“再说，我们也不会外语呀？”
“你生下来会打仗吗？”黄镇严肃地说，“不会不能学嘛，以后要学的东西多着呢！比方说，你们女同志要学习怎么抹口红，怎么烫头发，怎么熨衣服。对了，还要学习怎么吃饭……”
“越说越玄乎了，饭谁不会吃，那还要学？”
“你会吃西餐吗？你知道刀叉怎么用？”
朱霖听说做外交工作还有那么多规矩，就摆手道：“要去你一个人去，反正我要在国内干革命。”
“那怎么行？”黄镇慢条斯理地翻动着厚厚的嘴唇，挑了个形象的字眼说，“秤不离砣，公不离婆嘛！”
从此以后，他们就脱掉军衣换上西装，变成了新中国的第一批外交官。
黄镇是安徽桐城人，生于一九○九年。他小时候的名字叫士元，后来又改名百知。他对毛泽东说他的脾气不好，需要提醒自己“镇静”，所以改名黄镇。毛泽东说：“黄镇这个名字也不错，《楚辞》中说：白玉兮为镇。玉可碎而不改其白，金可销而不易其刚，竹可黄而不毁其节。派你出国是要完璧归赵，你就做个蔺相如吧！”
他们到了外交部，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得从头学起。为了尽快适应新的工作，黄镇总想多学一点知识。当时，苏联是老大哥，和我们建交的又多是东欧国家，因此俄语比较常用。黄镇知道毛岸英精通俄语，于是就拜毛岸英为师，向他学习俄语。
毛岸英为人谦和，可对他的“学生”却毫不宽容，竟然板起面孔，拿出一副师道尊严来。他要黄镇每天记住两句话，第一天布置的作业，第二天一上课就用俄语问：“黄镇同志，你好。从现在起，我只和你讲俄语，请注意听。你记住昨天教的句子了吗？”
满脸通红的黄镇撅起嘴唇，勉勉强强挤出两个词：“得挖利息（同志），我系你扎（学生）！”
毛岸英见他说得如此费力，便动了恻隐之心，就笑着说：“不错，基本正确，只是有点像中国话。”
黄镇一听乐了：“是啊，我就是找了两句上海话和安徽话才记住了这两个词。”
“好。对初学者来说，这未尝不是一个好方法。”毛岸英像启蒙老师似的对学生鼓励一番，接着说，“今天，咱再学两句话……”
黄镇把毛岸英新教的两句俄语，又记在他的小本子上。睡觉时，他总是把本子放在枕头底下，睡醒了就拿出来看两眼。
教完黄镇俄语，毛岸英来到菊香书屋，看到毛泽东坐在办公桌前，一边大口大口地抽烟，一边在凝思默想。他知道父亲是一个很少发愁的人，可是近来他总是紧锁眉头，莫非他的工作太忙太累了，还是有别的什么事情？
这一天，毛泽东当着儿子的面终于敞开了心扉。他把烟头狠狠地拧灭在烟缸里，然后重重地拍打着一摞子信说：“这是滚滚三股洪流，向我毛泽东冲来了。”
毛岸英没有言语，知道父亲正在思考对策。
过了一会儿毛泽东才说：“一股是文家，一股是杨家，一股是毛家，都认为咱们坐了天下，都伸出手来讨官要官了。因为都是穷家子弟，才没来向我买官，可是也都送来了土特产。这可怎么办呢？我们可不是蒋介石，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如果我们也搞起封官许愿来，那样咱们就不是共产党啰！”
毛泽东随手递给儿子一封信，接着又点起一支烟。
信是写给祖母娘家人文南松的。毛岸英知道，文南松是父亲外婆家最小的一个表兄，在文家排行二十，被父亲称之为廿哥。父亲小时候常寓居他家，还向文家借过书看，与文南松关系密切，可谓情同手足。文南松虽然没有出去闹革命，但他对父亲从事的革命活动却十分关心，并竭尽全力照看毛家及其留在家里的亲人。这是父亲写给他小表兄的回信——
南松表兄：
正月来信收到了，感谢你的好意。运昌兄给我多次信，我回了一信，寄南县白蚌口，不知他收到没有？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十哥、十七哥还在否？十一哥健在甚慰，他有信来，我已回了一信，不知他收到否?你说乡里缺粮，政府不发，不知现在怎么样?还是缺粮吗?政府一点办法也没想吗?来信时请详为告我。
此复，即问
近安
毛泽东
一九五○年五月十二日
毛岸英知道文南松的二哥文运昌曾给田家英写来一封信，其中列了一个要求照顾安排工作或保送升学的十四人名单，毛泽东看到那封信后，当即在上面批了几个字：许多人介绍工作不能办，人们会要说话的。
父亲日理万机，还受到那么大的“三股洪流”冲击，这怎么得了啊！心疼父亲的毛岸英沉思了一会儿说：“爸爸，按照你的意思，我在去年秋天给老家回了几封信，我想他们会思考一些问题的。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工作忙离不开，我找时间回湖南一趟，把咱们的想法当面告诉亲人，请他们给予谅解。”
毛泽东略作踌躇：“信，还是要回的。他们认为咱们现在是坐天下了，不理他们，人家会说我们把这么多乡亲都给忘了，好像我毛泽东忘本了，没有一点人情味。不过这倒不怕，常言说得好：人正不怕影子斜。如果有去湖南出差的机会，你顺便回去一趟也好。”
就在毛岸英与父亲筹划如何回老家时，突然接到李克农要他去武汉出差的通知。机会来了，毛岸英准备在武汉办完事就去湖南一趟。
这天晚上，毛泽东把儿子叫到身边，父子俩都有好多话要说。毛泽东已有二十四年没回家乡，岸英离开家乡也有二十年了。毛泽东对儿子说：“岸英，你回家一趟，代我给你姥姥祝寿，给你母亲上坟。你母亲是个很贤惠的人，又很有气魄 ，对我帮助很大。你的姥爷是个进步人士，对我资助不少。”毛泽东沉吟片刻，眼睛有些湿润，喑哑地喃喃一声，“我很怀念他们……”
临上车前，毛泽东交给岸英三封信，一封是写给舅舅杨开智的，一封是写给外婆的，一封是写给湖南人民政府主席王首道的。熟悉农村、深知土地价值的毛泽东嘱咐儿子到了韶山不但要看望乡亲们，还要告诉他们不久就要实行土改了，这可是贫下中农盼望已久的翻身解放的日子啊！
毛泽东还叮嘱儿子：“见了乡亲们要有礼貌，不能没大没小。见到辈份大的男人，叫声阿公，女的喊‘艾基’，长辈喊伯伯、叔叔、婶婶、阿姨，同辈以兄弟姐妹相称。要入乡随俗，不要有任何特殊，老百姓最瞧不起摆架子的人。”
说罢，毛泽东拿出一个皮包让岸英带上，还说，“这里的一些票子，是我多年的积蓄，看到真正有困难的乡亲，你就见机行事吧！俗话说：‘空手进门，猫狗不闻。’虽然不多，表示个心意吧！”
毛岸英拍着自己的衣兜说：“爸爸，我有钱。”
“你哪来的钱？”毛泽东问。
“我和思齐攒的呗！”
“花钱可别大手大脚哟……”
毛岸英替父亲偿还一百块大洋的债务
妻离子别二十余载，岸英终于有机会为他母亲扫墓了，毛泽东的心里稍微安慰了一些。听说胡觉民和曾碧漪都在北京，毛泽东就吩咐秘书安排时间见见她们。
胡觉民因患十二指肠溃疡，在大连治疗了两个月不见好转，准备返回湖南。路过北京时，中组部副部长帅孟奇热情地接待了她。由于病情恶化，身体虚脱，她又被送进北京医院治疗，直到身体康复。
胡觉民又名胡淑娥，一九○九年生于湖南湘乡城前区坪里冲。她与毛远耀结婚后便一起从事教育工作，在学校里秘密宣传革命道理。一九三一年，她随丈夫到上海开展革命活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八年初，在湖南省工委工作的胡觉民被调往延安，毛泽东曾向她打听过韶山老家的情况：
“觉民，韶山到延安来的人不少啊，一共来了几批？”
“大概有三批。”胡觉民回答，“不过，中间可能还有人来过延安。”
“你数给我听听，都来了哪些人？”
胡觉民略作沉吟，掰着指头数道：“第一批到延安的是远耀、远翥、泽全叔、泽青叔，第二批是远志、慎仪和张淼洪，第三批是我和华初他们，总共有十几个人。另外，韶山还有不少人想来。”
毛泽东听说从家乡来了这么多有志青年，而且还继续有人要投奔延安，觉得革命事业大有希望，就风趣地说：“他们都来了，都是毛家的人，那就由我来当这个族长吧！”
新中国成立后，随军南下的毛远耀担任了长沙市副市长，胡觉民也担任了湖南省总工会组织部长兼办公室主任。几十年风磨雨洗的戎马生涯，使胡觉民的体质每况愈下，她患上了严重的肠胃病。
古柏烈士的夫人曾碧漪听说胡觉民在北京养病，便到招待所来看她。她们谈到了离别后的情况，谈到了老战友贺子珍，还谈到了贺子珍的女儿娇娇。既然到了北京，为何不去看看他们？于是二人就和中央办公厅联系，要求进中南海见一见毛泽东和娇娇。
早在井冈山时期，曾碧漪与贺子珍就认识了，她时常回忆过去一起并肩战斗的情景：在第三次反“围剿”时，她和贺子珍带着文件箱趴在高兴圩的一个山头上，一边观察战斗的进展，一边提防敌人偷袭。
战斗进行了一天一夜，又到第二天黄昏了。双方的子弹都打光了，红军战士有的同敌人展开了白刃战，有的用石头砸敌人。敌人死伤过半，仍在拼命顽抗，他们把所有军官都集合起来了，准备向红军反扑。
突然一声轰鸣，转眼间几架敌机就飞到了头顶。它们不顾两军处于胶着状态，竟然肆无忌惮地投下了炸弹。地面上的敌人被自己的飞机一通乱炸，便无心再战，一边往后逃跑一边冲着盘旋的飞机破口大骂。
时刻牵挂着毛泽东的贺子珍，正向指挥阵地引颈眺望，忽然发现敌机朝她们所在的山头俯冲而来。贺子珍大喊一声：“不好，快隐蔽！”
然而，在这光秃秃的山头上，哪有什么隐蔽物！只听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炸弹爆炸了，气浪把泥土掀起几丈高，又重重地砸在她们身上，把她们整个地掩埋了。
醒来后她们惊奇地发现谁都没有死，也没有受伤。她们从弹坑里爬出来，久别重逢似的拥抱在一起，然后去找她们的文件箱。很幸运，被埋在土堆里的文件箱完好无损，只是挑夫早被吓得逃之夭夭了。
天已经完全黑了，还飘着硝烟的战场一片沉寂，既不见敌人的影子，也不知红军的去向。战场还没来得及打扫，被血水染红了的山坡上，横七竖八地躺着血肉模糊的尸体。她们抬着文件箱一路走一路歇一路问，待找到自己的队伍时已是第二天的黎明了。
毛泽东看到她们平安归来，既惊讶又惊喜，还调侃道：“通信员向我报告，说他亲眼看见你们坐上了土飞机，我正打算为你们开追悼会呢！你们这是人回来了？还是鬼回来了？”
周围的人听了，都忍不住大笑起来。
贺子珍指着文件箱说：“我们不但人回来了，文件箱也带回来了……”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曾碧漪和贺子珍大难不死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
毛泽东在菊香书屋东厢房接见了曾碧漪和胡觉民，知道她们不抽烟，就拿起苹果说：“你们吃苹果，这是山东烟台的苹果，又脆又甜。”
胡觉民说：“主席，您也吃。”
毛泽东嘿嘿一笑，露出抽烟熏黑的大门牙：“这东西我喜欢，可我没这个福分，我的牙齿不让我吃。酸甜苦辣，这辈子我只能吃苦吃辣啰！”
曾碧漪见江青不在场，便和毛泽东谈起了贺子珍。然后又问：“娇娇在家吗？很长时间没看到娇娇了，她长大了吧？”
毛泽东便吩咐卫士：“把我们的娃娃都叫过来。”
孩子们走了进来，岸青、娇娇、李讷、刘思齐，还有江青的外甥王博文，一齐拥到客厅，如步兵班集合似的站成一排，向客人行鞠躬礼。
毛泽东指着曾碧漪对孩子们说：“这位是古柏烈士的夫人曾碧漪同志，你们叫大婶。”孩子们一起喊了声“大婶”。
毛泽东又指着胡觉民说：“这位是你们远耀大哥的爱人胡觉民同志，虽然年岁大一些，但和你们是同辈，你们叫她大嫂。”孩子们又一起喊了声“大嫂”。
胡觉民问：“怎么不见岸英兄弟？”
“他去湖南了。你到北方来，他到南方去，你们是相逢不下马，失之交臂呀！岸英已经结婚了，这就是岸英的爱人。”毛泽东指着刘思齐说。
刘思齐很有礼貌地站起来，弯腰鞠躬：“大嫂好！”
“娇娇，你过来，让大婶看看长得像爸爸还是像妈妈。”见到老战友的亲骨肉，曾碧漪又是拍背又是搂肩，然后一把将娇娇拉到自己怀里，问长问短，好不亲热。说着说着，她的声音开始哽咽，两手捂住脸，泪水从她的指缝间流淌出来。
毛泽东知道曾碧漪是触景生情，她在怀念自己的儿子古一明。看到毛家的孩子个个健康活泼，通情达理，而自己的孩子不久前被车祸夺去了生命，于是抑制不住心中的悲情，就嘤嘤地哭了起来。
曾碧漪抹一把眼泪，竭力压住自己的伤感，然后抽噎着说：“去年十一月，贺怡在广东出差，特意到南雄来看我。听她说贺大姐从苏联回来了，还说小毛的下落也打听到了，我非常高兴，很想与贺大姐他们见一面，于是就带着才团聚数日的儿子与贺怡同车北上。二十一日晚上，我们开进泰和县境，本该住下来第二天再走，可贺怡寻亲心切，硬要连夜赶路，没想到吉普车翻到沟里了，贺怡和古一明不幸遇难，我的一条腿也被压断了。”
听完曾碧漪的哭诉，毛泽东难过地说：“你办事一向小心，怎么这次……”
“唉……”曾碧漪叹了一口气。
沉默了好大一会儿，毛泽东说：“我们入党时宣誓要为劳苦大众谋解放，当然也包括我们自己。现在解放了，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唯独你这个问题我解决不了。儿子已经死了，无法挽回了，你要想开点。”
胡觉民也劝慰道：“黄泉路上无老少。你的儿子不在了，我们也非常悲痛。但悲痛归悲痛，活着的人总不能老是在悲痛中过日子，我们要冲出悲痛的漩涡坚强地活下去。你要想开点，保重自己的身体要紧啊！”
毛泽东问曾碧漪：“你住在什么地方？”
“住在全国妇联。”
“那好，全国妇联是妇女同志之家。你是党员，也可以和觉民住在一起，中组部是党员之家嘛！”毛泽东还叮嘱道，“你们都是革命老同志，有什么事情可以同组织说，也可以到我这里来，先打个电话或写封信，我会抽出时间的。”
接着，毛泽东留客人吃晚饭，他特地吩咐厨师准备两桌南方菜，他的家人和工作人员都参加了。
“一壶酌酒喜相逢，多少烦恼事，都付笑谈中！来，我们干一杯。”毛泽东用嘴唇抿一下酒杯说，“在苏区时，我们同在一起行军，同在一起吃饭，那时条件很艰苦，经常饿肚子。现在情况不同了，我们可以吃得好一点。”
曾碧漪破涕为笑地说：“那时候风里雨里，水里火里，虽然生活很艰苦，但大家都很乐观。”
这时候，刘思齐端起酒杯说：“大婶、大嫂，我代表岸英给你们敬杯酒，祝你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全家幸福！”
“岸英回来，你可要替我们向他问好啊！”
时值盛夏，强烈的阳光划破树荫，照亮了半个院落。从家乡省亲归来的毛岸英走进菊香书屋东厢房，向父亲汇报家乡之行的所见所闻，以及韶山、板仓、大坪三处亲属的生活情况。
毛岸英这次南下是公私兼顾，他随苏联代表团到达武汉，给李克农当了几天翻译后便匆匆赶往长沙探亲。在湖南省委招待所住了一夜，这位“少年舍家游，思乡半夜起”的青年游子，吃完早点便迫不及待地来到学宫街外祖母家。
毛岸英的突然出现，使望穿秋水的外祖母悲喜交集，舅父舅母也兴奋得涕泪俱下。岸英一把抱住外祖母，孩子似的撒起娇来，用当地的土语喃喃：“外婆，外婆，我好想你啊！”接着又抱住外祖母的胳膊失声痛哭，“妈妈，妈妈，你的命好苦哇……”
外祖母从岸英那英俊秀气的脸上，依稀辨出亡女杨开慧的倩影，不禁一阵感叹唏嘘，她抚摸着岸英的脑袋说：“让孩子哭几声妈妈吧！”
五月二十五日（农历四月初九），是向振熙老太太的八十寿辰。这一天，毛岸英遵照父亲的嘱托，在杨家举办了一个小型庆祝会。他首先对各位来宾表达谢意，接着宣读了他从北京带来的一封贺信——
向老太太尊鉴：
欣逢老太太八十大寿，因令小儿岸英回湘致敬，并奉人参、鹿茸、衣料等微物以表祝贺之忱，尚祈笑纳为幸。
敬颂康吉!
毛泽东 江 青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三日
向老太太一边听着一边频频点头表示高兴，并对岸英说：“别看你爸爸是个大人物，他也有赤子之心。唉，要是你妈妈还健在，那该多好啊！”
毛岸英念念不忘二十年前死在敌人屠刀下的母亲，外祖母的一句话又加重了他的思母情怀。在舅父、舅母的陪同下，毛岸英来到板仓给母亲扫墓。他抱住“毛母杨开慧墓”的石碑，双腿跪下泣不成声地哭道：“妈妈，儿子回来了，真的回来了！妈妈，我是岸英呀，岸青也会来看妈妈的。可是，妈妈，我没有把岸龙看好……”
除了看望外婆、祭扫生母之墓外，毛岸英这次回湘还有一个使命——代表父亲看望韶山的父老乡亲。
韶山是父亲的诞生之地。二十五年前，父母曾经带着三岁的毛岸英、抱着出生不久的弟弟回到故里小住。当时年幼，如今回想起来已记不清老家是个啥样子了。为了加深对乡情的感受，毛岸英特意在毛氏祠堂的门板上睡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他就踏着晨露去瞻仰祖父的旧居上屋场，在父辈住过的房间里流连沉思，总是舍不得离开。
根据父亲特意的嘱咐，毛岸英到大坪乡唐家坨看望了祖母的娘家人。文运昌、文南松等老人在棠佳阁正厅摆开酒席，热情款待远道而来的这位稀客。他们举杯祝祷：“岸英，你是祖母的娘家亲，常言道：娘家亲是真正亲，打断骨头连着筋。岸英贤侄的到来，我等生平难得。来，为毛主席健康长寿干杯！”谦恭懂事的毛岸英没有坐下，一直站着向弄不清辈分的老亲世邻敬酒祝福!
正当毛岸英与乡亲父老互致问候、欢聚一堂时，李克农发来了加急电报，催他赶快回京。六月二十五日，朝鲜爆发了内战，李克农拟秘密访苏，政治上绝对可靠而又精通俄语的毛岸英成为这次密访行动不可或缺的随员。毛岸英接到电报，旋即结束了湖南之行，匆匆北上……
毛泽东看到儿子黑了，瘦了，嗓子哑了，不问便知，他在母亲坟前哭得是何等的悲恸！思乡情浓，已经二十四年没看到家乡山水的毛泽东把所有认识的人都打听一遍，说到动情处，或慨然喟叹，或朗声大笑，从他那聚精会神眉目活跃的生动表情看得出，他很羡慕儿子的这次故乡之行。
毛岸英忽然像想起了什么，拿起瘪瘪的空皮包，用手拍了一下说：“爸爸，你让我带去的那些钱没够用，这家给五块，那家给十块，简直像往大海里撒把盐。对了，冲里有个叫毛贻泉的老人找到我，说三十年前你借他一百块大洋未还。当时我已两手空空，只好找王主席求援，向他借钱还了债。”
毛泽东一边摇着大蒲扇，一边笑吟吟地说：“欠债还钱，理所当然嘛，应该应该！”
“咱们家乡太穷了，有不少人家衣不遮体、食不裹腹，听说还有的靠吃野菜度日，甚至用树叶、树皮、树根充饥。”
毛泽东眉头一皱，心情沉重地说：“是啊，整个国家不都是很穷吗？就是因为太穷，人家才来欺负你呀！这不，战争又逼近国门，连咱们的宝岛台湾都驻上美国的军舰了！”
“朝鲜战局会有大的变化吗？”毛岸英急忙问父亲，他还没有脱离军人的气质，对战争有着相当敏锐的嗅觉。
“美国纠集了十六个国家出兵朝鲜，来者不善。他们的野心也太大了，这是乘人之危、趁火打劫。麦克阿瑟是个战争狂人，三八线是缠不住他的腿脚的，他要是越过了这条分界线，那就是冲着咱们来的哟！”
毛岸英关切地问：“麦克阿瑟要是打过了三八线，那不是扩大战争了吗？难道他还要打过鸭绿江不成？”
“蒋介石败在共产党手下，他的美国大老板当然不甘心啰！麦克阿瑟是个极端仇视共产主义的家伙，他们这次是打着联合国旗号来的，不同凡响啊!”毛泽东用他那扭转乾坤的大手猛然一劈说，“没什么了不起！水来土掩，兵来将挡。他们敢派兵侵略，我们就进行反侵略，定叫他有来无回，死无葬身之地。不过，麦克阿瑟是个狂妄之徒，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
“看起来，我们迟早要和美国人打一仗了……”
“不谈这个，不谈这个啦！”毛泽东的眉头仍未舒展。他站起身来，一只手掐着腰，一只手夹着烟说，“岸英，你准备一下，跟李克农去一趟苏联，我和总理也得去叩人家的大门哟！唉，真是难哪，还不知人家肯不肯帮朋友一把！”
毛岸英有生以来还从未见过父亲大口大口地叹气。看到毛泽东在屋里来回踱步，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知道他心情不好。内审国情，外度大势，他要考虑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于是，毛岸英把亲友们赠送的一些土特产交给卫士，然后辞别父亲，准备过两天再来看他。
毛泽东要儿子做一个普通的劳动者
菊香书屋东厢房，不时传来一阵阵欢声笑语，毛泽东正在以家宴的形式招待一位“封疆大吏”。餐桌上撤掉了他平常喜欢吃的红烧肉，全部换上清真菜，因为今天要宴请的这位客人是维吾尔族干部赛福鼎同志。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议在中南海紫光阁刚刚闭幕，毛泽东听说赛福鼎明天就要返回新疆，所以特意请他来家里吃个便饭。
“这是赛福鼎·艾则孜同志，是新疆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接着，毛泽东又把他的家人介绍给赛福鼎，“这是江青同志。这是我的大孩子，叫岸英，是在苏联读完大学回来的……”
听说毛岸英是从苏联回来的，懂俄语，便引起了赛福鼎的极大兴趣。他当即用俄语和毛岸英交谈，询问毛岸英在苏联的情况和对苏联的印象。他们对话时，毛泽东注意地听着，脸上流露出满意的神色。
“怎么样，他的俄语及格不？”毛泽东问。
“完全及格！讲得既标准又流利，而且充分显示了俄罗斯人的风格。”赛福鼎赞赏道。
“我的俄语不行，但看得出来，他讲俄语不困难。”毛泽东说完，又对毛岸英提出了更高要求。
“虽说大学毕业了，但你学的那点书本知识是远远不够的。你还需要继续学习，不但要学习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要到基层到群众中去，从实践中学习，在劳动中锻炼。”毛泽东看了一眼赛福鼎，继续对毛岸英说，“我准备把你交给赛福鼎同志，你随他到新疆去。新疆是个好地方，那里的人民非常好，他们会欢迎你的。你要拜各族人民为师，好好为他们服务。为此，首先你要学会维吾尔语言和文字。”
“欢迎你去新疆工作。新疆土地辽阔，风景优美，那里的人民特别好客，他们的心像哈密瓜一样的甜。你去了很快就会爱上新疆的，爱上新疆人民的，而且掌握了俄语后，你也能很快地学会维语。”
毛泽东和赛福鼎的一席话，在毛岸英心中激起了巨大波澜。他急切地问赛福鼎：“你什么时候回新疆，这次能带我去吗？”
赛福鼎想给毛岸英以肯定的答复，但又不知毛泽东是否决心已下，于是用祈盼的眼神看看毛泽东，希望得到他的同意。
“新疆是一定要去的，不过你应该先到最艰苦、最基层的地方去锻炼，以后再去新疆。” 毛泽东有所安排地说，“你不是想到工厂工作吗？组织上已同意了你的要求。”
“是吗？那太好了……”
毛泽东打断岸英的话，把视线移向毛远新，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显得有些悲戚。他说：“远新啊，你爸爸是在新疆牺牲的。你将来可以去新疆，去完成你爸爸没有完成的事业，好好地为新疆各族人民服务。”
“新疆人民没有忘记你爸爸。在毛泽民同志办公的地方，他用过的东西都还完好地保存着。你长大后，一定要去新疆工作，新疆人民会欢迎你的。”赛福鼎对毛远新说。
毛远新的父亲毛泽民是毛泽东的大弟，生于一八九六年四月三日。他于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曾在上海、武汉等地从事地下工作。在中央苏区他一直负责财经工作,是一位出色的理财专家。长征途中，他肩负着全军的筹粮筹款重任。红军到达延安后，他担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
一九三八年春，毛泽民赴苏联治病途中，在新疆督办盛世才的要求下，中央同意他留在新疆工作,先后担任财政厅副厅长、代理厅长和民政厅代理厅长等职务。一九四二年春，叛附不定的盛世才最终投靠了蒋介石，他把所有在新疆的中共人员包括家属小孩统统抓捕投进监狱，并于第二年九月二十七日,下令杀害了毛泽民等人。
毛岸英还依稀记得二叔的音容笑貌，他面带悲情说：“以后有机会，我要去新疆瞻仰二叔工作的地方，给二叔扫墓！”
“我和大哥一块去！”毛远新说。
“好，不说这些了，咱们吃饭……”毛泽东端起了酒杯。
在距菊香书屋不远的地方有个院落叫永福堂，它和菊香书屋一样也是一个老式四合院，房梁上有雕刻的图案，不过由于年代久远，已看不清是什么了。大红柱子也油漆斑驳，色调陈旧，隐隐约约还能嗅到从房间角落里飘出的一股霉味。
客厅里简约淡雅，墙壁上挂着两幅字画，地板上摆着几盆兰花。在一张铺了凉席的沙发上，坐着一个手捧书本的青春靓女，正在聚精会神地阅读。这就是朱德的女儿朱敏，她刚从莫斯科回来度假。
朱敏原名朱敏书，化名赤英。 一九二六年四月十八日生于莫斯科，未满周岁时回到四川成都。一九四○年十一月，被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护送到延安。一九四一年二月，被送到苏联莫斯科第一国际儿童院学习。不久到白俄罗斯明斯克夏令营疗养，在苏德战争中沦为德国法西斯的小囚徒；一九四三年八月，她被装入闷罐车押送到德国东普鲁士，在集中营里服苦役。直到一九四五年一月苏联红军攻克东普鲁士，才得以离开集中营，经过几个月的流浪生活，被送到波兰一个苏联难民收容站里被人发现，于一九四六年一月重新回到莫斯科，并完成中学和大学学业。此时，她正在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学习。
“赤英在家吗？”
朱敏听到门外有人用俄语大声呼叫她的名字，顿时条件反射地站起身，心里在嘀咕：“会是谁呢？”
“赤英……”
“哎呀，是岸英哥！你吓我一跳……”朱敏出去将躲在门外和她捉迷藏的毛岸英拉进屋里。
“听说你从苏联回来了，我来看看你。”
“都当新郎官了，还这么调皮！”朱敏笑着说，“对了，新娘子好吗？我还没见到嫂子呢？她怎不和你一块来？”
“思齐还在上学，不然她也会来看你的！”
“前天娇娇过来了，我们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亲切感，一见面就搂着又是哭又是笑。”朱敏激动地说，“我们一直用俄语交谈，全然忘了我们是在中国，在中国最核心的地方。”
“你们是一起去苏联的吧？”
“那可不是！”朱敏回忆道，“那是一九四一年初，在我们一起去苏联的四个孩子中，娇娇年纪最小，只有四岁。一路上她吃了不少苦，但很坚强……”
毛岸英还是老样子，高大、英俊，对人和气，甚至和在莫斯科一样，见面还是用苏联人的礼节。他还是叫朱敏化名，“赤英”成了他称呼朱敏的专利，这使他们之间有了许多话题。
刚刚和新中国分享喜悦，又成为新郎的毛岸英，是个地地道道的大人了，可他依然是无忧无虑，又说又笑的老样子。当年他在国际儿童院中是第一个参加苏联红军的中国孩子，使得好多男孩羡慕得要死，恨不得和他共穿那一身军装。
朱敏与毛岸英的结识，还有一段传奇故事呢：
一九四五年初，朱敏逃出东普鲁士集中营后，在一个有副好心肠外搭一副好脾气的收容站政委的帮助下，她开始写信寻找父亲。
朱敏激动地坐在桌子前，展开信纸，哪知一提笔，却把老祖宗的字忘得差不多了，怎么想也写不出来几个字。俄文她又没有学好……
这可好，朝思暮想能给自己的亲人写信，如今有了机会，朱敏这个昔日的初中生却被法西斯摧残成了一个既不会中文又不懂俄文的文盲！
看来寻找父亲，朱敏这文化水平肯定是不行了，她只好又去找政委。她告诉政委，自己不会写中文了。这让政委也很惊讶，感慨这地狱的魔力能把人改变得这样厉害。最后，政委答应帮助她写信。
和第一次寻找父亲相比，这次更难。
上次是周恩来找到了朱敏，朱敏是被寻找者，而这次朱敏是寻找者，特别是她什么线索也没有，就是请这位关心她的红军政委代笔寻找，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朱敏在莫斯科只生活了三个月，对那里的地名街名都不了解，甚至连她所在的国际儿童院在什么地方都说不清楚，只知道他们的国际儿童院是共产国际负责创办的。
这个信息让政委很高兴，他说他知道这个地址，很快就帮朱敏写好了一封信。信中说一个叫赤英的中国女孩要寻找在中国的父亲，并且将朱敏在国际儿童院的情况也介绍了一下。因为他们还在靠近德国的边境，怕信件丢失，没有敢直接写上父亲的名字。但她忽视了一个关键问题，也没写上她真实的名字——朱敏。
信倒是没有丢失，被寄到了莫斯科，可共产国际已经解散了，无人受理她的信。信在莫斯科停留了一段时间，被热心的邮递员转到莫斯科红十字协会。工作人员打开信，看到原来是国际儿童院的孩了，就准备转国际儿童院。
巧合的是，毛岸英在苏联卫国战争结束后听从其父亲的安排，正好到红十字协会办理回国手续，而朱敏的信当时正放在工作人员的办公桌上。毛岸英看见后，问这是谁的信？工作人员见毛岸英也是中国人，就问他认不认识儿童院里有个叫赤英的中国女孩，说她要寻找在中国的父亲。
如果当时告诉毛岸英是朱敏，他或许根据姓氏推测，还能知道她是谁的女儿。可一听叫赤英，他想了半天，实在没有印象了。朱敏在国际儿童院时，毛岸英已经考入大学，只有星期天才回儿童院住，加上他们的年龄差距，毛岸英和朱敏只有几次点头之交，三个月后，朱敏又失踪了。毛岸英当然记不住一个叫“赤英”的新生。不过，毛岸英答应回延安打听一下谁是赤英的父亲。
这一次幸运女神又走进了朱敏的命运里，毛岸英在心里默默记住了赤英这个名字，他为朱敏以后和其父亲再次取得联系立下了汗马功劳。
就这样毛岸英带着“赤英”的名字回到了延安。在一次和毛泽东的交谈中，他无意中说起有个叫赤英的中国女孩在寻找她的父亲。
当时，毛岸英并没有想到他父亲会知道这个古怪的名字，但一听说赤英，毛泽东马上停下手里的事情，问：“你知道赤英在哪儿？”
难道父亲知道赤英是谁？毛岸英连忙把在莫斯科红十字协会看见的一封信告诉了父亲。
“这是我们朱老总的千金啊，这个化名我知道！” 毛泽东高兴地说，“这可好了，好多年没有音信了，没想到她还活着，你赶快去告诉朱伯伯，让他也放心！”
毛岸英连忙找到朱德，把朱敏在德国寻找父亲的事情告诉了他。
当时朱德没有说什么，第一个反应是到桌前坐下，拿过纸和笔，要写信给朱敏。
毛岸英想想说：“信上说，赤英的中文已经忘记了很多，你写信给她，不知她能不能看得懂。还是我执笔，写信给她，好吗？”
朱德放下毛笔，连声说：“好好，你写你写！”
毛岸英写好信，寄到莫斯科红十字协会，请他们将信再转给赤英。
朱敏知道毛岸英在延安给她写过信，就专门去红十字协会打听。当时朱敏希望信还能在红十字协会，可那里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他们早已将毛岸英的信按照红军政委留给的地址寄走了。然而，这回幸运女神和她擦肩而过，等信在邮车上周折数万公里来到收容站时，他们已经全部到了波兰境内，在离苏联边境很近的地方等候国际火车通车，以便回莫斯科。
毛岸英的信再次成为无人查收的“死”信。
在很长时间都没有苏联和中国的消息时，这位红军政委并没有“原地待命”，依然想办法和苏联方面联络。他们到了波兰和苏联交界的地方，政委利用和苏联联系方便的条件开始一层层地往上报告，终于朱敏的情况被报告到斯大林的办公室，她的身份一下子大白天下。
斯大林一道急令飞往波兰境内：立即护送朱德将军的女儿到莫斯科。
没有几天，朱敏被安排乘坐战后第一列通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踏上了离别后的第一次归程。为了她的安全，路上专门派了两个士兵负责护送。
政委用吉普车送朱敏到了站台。朱敏看见绿色车厢，心里感到一阵颤抖，可她怎么一点也激不起喜悦的浪花，只有一肚子依恋的泪水在翻腾！
朱敏依依不舍地望着这个帮助她重返莫斯科，帮助她从心灵上彻底走出法西斯阴影的红军政委，内心冒出了一个奇怪的念头，她对着正在指挥士兵往车上拿东西的政委说：“政委叔叔，让我参加红军吧，和你们在一起战斗！”
“我的红色公主，你是我们最高统帅亲自下令保护的重点人物，我怎么能让你参军？斯大林同志要是知道了，他可要……” 政委笑着做了一个撸的动作，“他可要撤我的职的。”
“我真不想离开你们，你们对我太好了，我不想走……呜呜……”
红军政委这时眼睛也湿润了，他走过来，紧紧拥抱着朱敏，最后在朱敏的额头上轻轻地吻了一下说：“上车吧，你应该继续读书，以后还要回中国，建设自己的国家，你的任务很重啊，不要忘记给我来信！”
朱敏没有理由再留在站台上了，只好上了车。
一九四八年毛岸英再次来莫斯科，听说朱敏已经从德国返回伊万诺沃了，就来看她。毛岸英一见朱敏，和苏联人见面一样，高兴地拥抱了她，拉着她的手上下一顿打量说：“你真是命大，能从德国集中营回来！”
朱敏问毛岸英：“你怎么知道我在德国集中营？”
毛岸英这才告诉朱敏：“你那封寻找爹爹的信是我最先看见的，也是我把你的情况告诉了爹爹……”
“原来这样！”朱敏一下子对年长她几岁的毛岸英有了兄长般的亲切感。
朱敏紧紧握住两年不见的毛岸英的手，不解地问：“岸英哥，听说你要去工厂工作，是真的吗？”
“没错，确有其事。我已经去报到啦！”毛岸英爽快地说。
“你在社会部干得好好的，怎么想起要下工厂？”
“父亲要我学一门技术，做一个普通劳动者。我也想到工厂锻炼锻炼，从基层做起。我在社会部虽说也是一名普通干部，做的也是具体工作，但那里毕竟是机关，而是是大机关，离工人群众太远。”毛岸英侃侃而谈，忽然问道，“对了，你认识蔡博吧？”
“不熟悉，但听说过这个人！”朱敏说，“他是蔡和森伯伯的儿子，对吧！”
“他是我在苏联留学时的同窗好友。可他现在成了鞍山钢铁厂的冶炼专家，已经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贡献了！”
“三年后毕业了，我也回国工作。”
“好，我等着你……”
毛岸英站起来要告别，朱敏送他出大门。毛岸英像个淘气的大哥哥，又开始和朱敏逗乐：“赤英，你不仅忘记了自己的名字，把老祖宗的文字都忘了，连爸爸都丢了……
听见毛岸英说中国话像打机关枪一样流利，这可把说中文蹩脚的朱敏急死了，真想狠狠捣他几拳头。毛岸英见朱敏扬起了拳头，就一溜烟跑开了。朱敏在他身后用俄语“警告”他：“你可小心点，我去告毛伯伯，说你欺负我。”
没想到这次分别竟成永诀，以后朱敏再也见不着毛岸英了，再没有机会向这位敦厚的哥哥撒娇了，国内也没有人知道朱敏流亡在外寻找父亲的那段曲折遭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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