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第四章 儿女情深
毛泽东既是伟人，又是凡人，他也有舐犊之心。但他不让儿女依附于他，要求他们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
孩子们拉毛泽东去跳舞
毛泽东放下手中那支能改变山河颜色的红蓝铅笔，从办公桌前站起来，伸了一下懒腰，然后开始摸烟。王鹤滨见毛泽东要休息了，就赶紧凑上前去为他点烟。毛泽东猛吸一口，只见那烟卷儿闪着火亮，一下子燃掉一大截儿。然后，他把烟雾十里长堤般地喷吐出来，脸上就露出了特别陶醉的神色。
王鹤滨见毛泽东心情很好，便不失时机地建议道：“主席，休息一下吧，去看看电影！”
毛泽东又吐出一口烟雾，盯着王鹤滨说：“你们喜欢看，你们就去看嘛，干么非拉我去看呀！”
“刚刚进口的新片子，是美国滑稽明星劳拉、哈代一瘦一胖搭档演出，非常幽默逗人。据说他们曾从师于喜剧大王卓别林，演出了很多喜剧，这是其中之一的代表作。从一九二七年起二人就同台演出，拍了五十多部喜剧片，一九三二年他们的影片《音乐盒》还获得第五届奥斯卡最佳喜剧短片金像奖……”
此时江青也过来敲边鼓：“主席，去看看吧！是好莱坞的大片，大家都想看看。”
“哦，既然你们都说好，那就去看看？看看去！”被王鹤滨用报纸上“不可不看”的广告词活龙活现地一煽乎，毛泽东居然同意去看电影了。
好不容易让毛泽东看完一场电影，王鹤滨就像立了大功那样欣喜万分。可没想到事与愿违，他竟惹来一个麻烦。江青不满地说：“王医生，你怎么选的片子？结尾是两个骷髅在那里走路，吓死人了。这样的片子怎么好让主席看呢？”
“其实，这个片子事先我也没看过。”王鹤滨苦笑道，“只说它是世界著名的喜剧，谁想到……”
王鹤滨原是香山门诊部党支部书记兼业务副主任，一九四九年八月下旬调到中南海担任中央五大书记的保健医生。报到的那天，由于王鹤滨与值班警卫王振海不熟，竟然被他的本家毫不客气地挡在了门外。当看到毛泽东从菊香书屋出来了，他就毛遂自荐地递上介绍信，毛泽东看完后说：“欢迎你啊，王医生，我现在去开会，我需要你的时候再通知你。”说完和王鹤滨握握手，就往颐年堂开会去了。
几天之后，王鹤滨接到毛泽东要见他的通知。他怀着戒惧戒躁的心情来到神圣和神秘的紫云轩，只见刚刚睡醒的毛泽东半躺在床上，正在点火抽烟。王鹤滨没有说话，只是笑着点点头算是打了招呼。
毛泽东吧唧吧唧地吸了几口烟，然后像个老农民似的嘴角冒烟说：“王医生，你到我这儿来，我的事情不太多，我的身体还可以，你要多照顾一下其他几位书记。弼时同志的身体就不太好，你要多去看看他。”
王鹤滨站在那儿认真地听着，两眼直盯着毛泽东。毛泽东见王鹤滨像揳进地板的钉子一样不言不语地傻站着，就说了声：“哎，王医生，你在我这里不要拘谨嘛，有话就说有屁就放！”
听毛泽东如此说，王鹤滨非常窘迫。他没想到作为“九五之尊”的国家领袖，竟然还说这样的粗话！
毛泽东忽然又笑着问他：“王医生，你说对不对呀！”
王鹤滨勉强一笑，因为他不好回答。后来，王鹤滨和毛泽东接触多了，就理解了这是毛泽东固有的幽默，也是毛泽东平易近人之处。
既然毛泽东不喜欢看电影，也不愿意做室外运动，作为保健医生的王鹤滨准备按照毛泽东的作息习惯，跟着毛泽东工作一段时间，以便观察了解他的生活规律，再制定一套更适合于他的保健措施。
这是一个隆冬的夜晚，潜入丰泽园的寒风不停地抽打着房顶上的瓦楞，摇晃着院里的古树。王鹤滨也像寒风一样悄悄地溜进毛泽东的办公室，坐在东山墙下的一个长沙发上。正在办公的毛泽东听到有动静，就侧头向王鹤滨瞟了一眼，然后又继续工作。
灯光辉映着雪白的墙壁，房间里越发整洁明亮。只见毛泽东左手夹烟，右手抓笔，阅读文件时全神贯注，眉头稍稍聚拢。在落笔签批前，有时还吮一吮嘴唇。王鹤滨静静地坐着，密切的观察着。一段时间过去了，他还没有找到能缓解毛泽东紧张工作的方法。
西北风发出的呜呜吼叫和暖气片产生的阵阵热浪，像是在对王鹤滨施行催眠述，瞌睡虫开始抚摸他的脑袋，向他发起一阵阵袭击。不一会儿，王鹤滨的头感到沉了，脖子开始发软。他就用双手托着下巴，双肘支撑在茶几上，以免脑袋垂落下来。
他不能站起来走动，因为那样会打扰毛泽东办公。他努力把两只眼睛睁大，用手拧自己的大腿，以痛觉来振作精神。这种方法起初还起点作用，后来也不知是手劲小了，还是困劲战胜了疼痛，上眼皮沉重得像一道铁闸，再也无力把它抬起来了。他在朦胧中睡着了，睡得很香，时而发出一阵鼾声。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王鹤滨醒了。他一睁开眼，发觉肩膀已伏在茶几上，脑袋埋在双臂间，背部好像压着什么东西。他下意识地用手去摸，原来是毛泽东的大衣。王鹤滨立刻站起来，满脸羞愧地望着毛泽东。
王鹤滨心里很不是滋味，脸上也阵阵冒火。他本来是想关心毛泽东的健康，怕老人家太劳累了，没想到这不争气的瞌睡，反而给毛泽东添加了麻烦，以至于叫他老人家来关照自己了。
王鹤滨这样做了不到十天就支持不住了，浑身乏力，头晕恶心，眼圈发青，嘴唇发干，犹如生了一场大病。毛泽东见王鹤滨的气色不好，就关切地问：“王医生，你病了吧？你们当医生的也会生病呀！”
一天下午，毛泽东散步来到澄怀堂，发现歇班的卫士正在那里打乒乓球，江青和王鹤滨站在一旁观战。毛泽东看着他们打得激烈有趣，便来了兴致，也拿起一个球拍说：“我也来玩玩卫生球！”
卫士们的球艺虽说不高，若要认真较量，未必会输给毛泽东。可是，他们怎么好意思赢他老人家呢？于是，卫士便把球规规矩矩地送过案子那边，送到毛泽东的球拍前面。
毛泽东像拿砍刀一样横握球拍，动作有些笨拙。可他打起球来一点也不规矩，就像过去指挥游击战、运动战一样，冒着出界和落网的危险，竭力将球打出变化来。那球落得忽左忽右、忽远忽近，卫士奔跑不迭，应接不暇，不一会儿便流下汗来。
卫士送过去一个高球，毛泽东忽然睁大眼睛，虚张声势地盯住对方的右案角。以毛泽东的球技，能把球打在右案角就很不容易了，但卫士还是做好了万一落案的接球准备。
毛泽东的球拍挥动一半，忽然抽回胸前，轻轻一推，乒乓球便朝对方的左案角落去。球速很慢，可卫士身体的中心已经右倾。由于急切往里转身，全身失去了平衡，卫士差点儿跌倒，踉跄着后退两步，眼睁睁看着球落在左案角上，接着又不慌不忙地弹起来，朝地面落去。
毛泽东哈哈一笑，吮吮嘴唇，眉目活跃出生动的表情：“声东击西，杀你个顾头不顾尾！”
大家都差一点笑翻在地，江青和王鹤滨还鼓起掌来。能使毛泽东高兴高兴，松弛一下过度疲劳的脑筋，始终是卫士们的心愿，也是保健医生的职责，而且也能体现他们的工作水平。
“王医生，你和主席打一盘！”卫士把球拍递给王鹤滨。
“不行不行，我这几天身体不好。”王鹤滨摆了摆手，然后对江青说，“江青同志上。”
江青没有接球拍，而是很认真地打量一下王鹤滨，然后发现“新大陆”似的大惊小怪道：“哎呀！我说王医生，你是怎么搞的，脸色苍白得很哪！”
“我想跟着主席的作息时间体验一下，才几天就吃不消了。”王鹤滨如实回答。
“哈哈哈，怎么样？你才跟主席体验了几天，就支持不住啦！是不是？这下你有体会了不？我这样跟了主席十几年呢，知道该是什么滋味了吧！”她有点幸灾乐祸地大声说着，大声笑着。当然，爱表现自己、抬高自己的江青，她的这些话是想说给毛泽东听的。
然而，坐在椅子上的毛泽东正在有滋有味地吸烟，好像根本没有听到江青在说什么。王鹤滨走到毛泽东跟前，皱起眉头问：“主席，您这样不分昼夜地工作，身体怎么能支撑得住呢？我试了几天就不行了。”
“哈哈哈……”毛泽东不乏哲人的风趣，他用两手比划着自己又高又胖的身体，“你看，我的规模也比你大呀！”
“主席的体质确实好，不过还是应该坚持健身运动。”江青说，“打乒乓球当然是一个很好的健身运动，但对老年人不合适，容易发生扭伤。我认为游泳和跳舞比较适合老年人……对了，今晚有舞会，主席不要忘了！”
春藕斋又要举行舞会了，舞迷们吃过晚饭，开始往那里集中。
春藕斋是丰泽园内特有的一座书斋式建筑，呈“凸”字形。砖木结构，琉璃瓦顶，青石底座，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室内虽是雕梁画栋，彩绘饰顶，却因年深日久，显得陈旧暗淡。室内面积不足百十平米，除去放置屏风、衣架、桌椅的地方，能用于跳舞的场地只有五六十平米，而且铺着大方石块的地面也不是太光滑。
这天下午，叶子龙知道毛泽东没有安排太急太多的事情，就让女儿二娃把娇娇和李讷叫来，对她们说：“等主席吃完晚饭，你们就拉着他到南海边散步。记住，不要光让主席给你们讲故事，忘了大事——八点钟，你们几个一定要拉他到春藕斋跳舞。”
“为什么拉毛伯伯跳舞？”二娃仰起小脸问。
“主席如果不跳舞，就会越来越胖，长成大肚子。肚子一大，就走不动路了。你们要是真的关心主席，就要拿出实际行动来，让他去跳跳舞，活动活动身体。好，八点钟就看你们的啦！”
“那我们试试吧！”孩子们信心不足地回答着。
回去后，娇娇一看父亲吃完饭了，就跑到隔壁告诉燕燕和二娃。她们仨一块来到菊香书屋东厢房，加上李讷，四个孩子前呼后拥、牵裳曳袂地拉着、推着毛泽东出去散步。
她们边走、边玩、边说、边笑，还时不时地拉着毛泽东胳膊看他的手表。围南海转了一圈，时间还早，她们又回到菊香书屋休息。
“今天好热哟！”不知是天气燥热还是心里着急发热，二娃擦一把脸上的汗说，“毛伯伯，你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讲个故事？好，我给你们讲个小娃子的故事！”毛泽东看了看被热得像刚出锅的小馒头的孩子们，说，“从前有个八岁的小男娃到了阎王殿，阎王要拿他下油锅。油烧得滚滚的，一丢进去，结果没有什么动静。阎王到油锅跟前一看，那娃子正在油锅里游泳呢！他游过来游过去，看样子很舒服。阎王就问他：你是哪里人呀？他说是汉口人。阎王说怪不得，你这个汉口人是不怕油锅烫的。原来汉口的夏天很热，比北京这里热多了，汉口人习惯了，经受了锻炼。阎王拿他没办法，只好放他回家……”
孩子们全神贯注地听着，一会儿瞪大了眼睛，一会儿张大了嘴巴。满脸惊诧的二娃一看快到八点了，就赶紧拉着毛泽东往门外走，嘴里嘟囔道：“快点，快点，到时间啦！”
“干什么去呀？”毛泽东问她们。
几个孩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敢说，怕说露了嘴毛泽东不去跳舞。心想，只要把毛泽东拉到春藕斋，她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于是，她们就一个劲地拥着毛泽东走。
“干什么去呀？你们不说，我可就坐下不走了！”毛泽东来了个就地坐下的架势。
这一下可把孩子们吓坏了，她们异口同声地说：“叫您跳舞去。”
“跳舞去，那好啊！” 毛泽东乐了，于是笑呵呵地问，“去跳舞是不是该换双鞋子呀？”
听说毛泽东愿意去跳舞，四个孩子就放心了。这个忙着给毛泽东找那双胶底皮鞋，那个忙着给毛泽东脱掉脚上的布底鞋。她们七手八脚地忙活一阵子，终于把皮鞋给毛泽东穿上了。
“你们小孩子家不跳舞，为么事要拉我去跳舞呀？”毛泽东走在路上问她们。
“我爸说，说什么来着？”二娃一着急竟然记不得她爸是怎么说的了，回头问燕燕。
“叶叔叔说，您不跳舞就会长成大肚子。肚子大了，就走不动路啦！”娇娇接过二娃的话茬说。
“哈哈哈……”毛泽东笑着说，“好好好，我去跳舞，不要长成个大肚子！”
毛泽东一进春藕斋，舞场上立刻响起热烈的掌声。他热情地和大家握手打招呼，对走过来的叶子龙说：“子龙啊，你这个老办法，还有新用场哩！”
毛泽东跳舞始于延安时期。
那是一个星光灿烂、清风拂面的夜晚，暮色给黄土高坡披上一层浪漫的轻纱，朦胧的月光制造出一种梦幻般的效果。窑洞外放着三把椅子，椅子上放着留声机和几张唱片。在背景音乐烘托的温馨氛围中，江青和朱仲丽连哄带拖地把毛泽东请出来学跳舞。
被毛泽东誉为“人中之丽”的朱仲丽故意加重湖南乡音说：“主席，您在百忙之中应该抽出时间休息休息，放松放松，活动一下身体呀！江青同志早就让我陪你学跳舞，您怎么今天才抽出身呀！”
“我不知道跳舞究竟有什么好处？”毛泽东笑着问。
“跳舞可以活动下肢，尤其是腿根子，还可以起到娱乐的作用。同时，也是一种社交形式，有人还把跳舞当作一种高雅的情趣加以享受……”朱仲丽一口气说出了跳舞的诸多好处。
毛泽东首先由江青带着，跟着音乐挪动脚步，朱仲丽在一旁打着拍子。这是一张维也纳狐步舞曲唱片，面对欢快优美的旋律，毛泽东不知如何举措。他被江青生拉硬拽地转了几圈有点不耐烦，索然把两手一甩，就坐回椅子上下意识地去摸烟。接着江青和朱仲丽跳了一曲，毛泽东边吸烟边看，看得很认真，好像发现了一种美。等朱仲丽再教他时，他便来了兴致。
“您的脚，要灵活些，别像士兵走队列似的，要把脚尖抬一点，擦着地皮跳就好看，还要学会转圈子，朝左朝后，对，就这样跳……”
“没想到，跳舞还有这么多奥妙。”被朱仲丽搞得团团转的毛泽东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你这个女娃子权力不小，竟然成了我的指挥官啦！”
徐娘半老但风韵犹存的美国妇女活动家史沫特莱带着好莱坞女明星的神态，试图教会毛泽东唱歌跳舞。她曾告诉毛泽东跳舞要用心而不是用脚，因而使毛泽东的舞技有了一些长进，但她始终觉得毛泽东的高傲和自重妨碍了他的跳舞。
杨家岭礼堂盖起来后，每周举行一次舞会。乐队很简单，三把胡琴，一个三弦，一个小提琴，演奏者都是中央机要科的年轻人。这一天，毛泽东刚到舞场，洋味十足的上海女青年吴莉莉就主动地邀请他跳舞。毛泽东先是一怔，然后下意识地摆摆手，说自己不会跳。
“您能写出《实践论》，难道学不会走舞步？”吴莉莉出口不凡。
“哦，对！实践，应该实践实践。”毛泽东一边说，一边被动地下了舞场。
毛泽东觉得自己与舞伴跳得十分不协调，为冲淡一下别扭的气氛，就调侃道：“我们哪是在跳舞，倒像是在拼刺刀。”
“主席，我可不敢和您拼刺刀啊！”吴莉莉一脸的惊异。
“那么说，你这个小布尔乔亚不值得和我一拼啰，能和我老毛拼一拼的是蒋介石！”毛泽东边跳边说，“蒋介石的‘蒋’字是将军头上一棵草，是一个草头将军，而我毛泽东的‘毛’字是一个反手……”
舞场上爆发出一阵笑声。就这样，吴莉莉和毛泽东多次共舞，终于教会了他好几种舞步……
夜色苍茫，音乐幽婉。春藕斋门外，警卫连的一个战士听到舞曲响起来，就问他的排长：“能不能让我看看毛主席跳舞？我都来两个月了，还没见过毛主席呢！”
“回去回去，回去睡觉，以后有的是机会。”见多不奇的排长根本不当回事儿。
“那不行，我离他都这么近还看不到怎么行？排长，我求求你，求求你了。”他拉住排长的胳膊不撒手。
“小声点，别惊动别人，我去看看再说。”排长从春藕斋出来说，“小鬼，今天照顾你一次。我叫里边把窗帘拉开一道缝，你就从窗帘缝往里看吧！”
这个战士兴奋极了，他用力握住排长的手说：“排长，你真好。以后你叫我干啥我就干啥，我准听话。”
排长拍了一下他的屁股：“少废话，快趴上去，小心脑袋撞着玻璃！”
这个战士趴在窗子上，放眼望去，只见舞厅里摆着许多沙发和靠背椅，江青坐在靠门的一个简易沙发上。身着白衬衫、灰裤子的毛泽东正和一个女青年跳舞，那个女青年梳着两条长辫子，穿的是连衣裙。毛泽东和她一边跳舞，一边说话。
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首长们多数跳的是延安式，也叫苏联式。这种舞步是男的先出右脚，女的先收左脚。毛泽东的舞姿犹如他的书法艺术，似在挥毫泼墨，随意挥洒。尽管舞姿不能令人称道，但神情却很专注和自信。他是跳舞时间最短的一位，常常迟到早退。
朱德跳的是慢步舞，不论三步还是四步，统统一个跳法。这种跳法对他这个上了年纪的老人来讲很合适，不容易头晕。他跳起舞来严肃认真，但步法不太灵活，形似散步，又像推磨。他基本上是有舞必到，按时到场，按时跳舞。他跳的时间不长，九点半左右一定要回去休息。
刘少奇跳舞也比较活跃，快三步、慢四步、探戈都会跳。他住的地方离舞场不远，如果没有急事，他到点就来。他喜欢跟年轻人跳舞，由于每一支曲子要换一个舞伴，所以他在舞场里认识不少年轻人。他说，利用跳舞可以结交朋友，可以调查研究，可以讨论工作。他离场前总要和夫人跳一次，所以只要看到他和王光美跳舞了，就知道他准备离开了。
周恩来具有外交家的风度、政治家的原则、军事家的果断、艺术家的潇洒，因此他能适应各种场合的舞会。他平时来春藕斋跳舞不多，一般是在紫光阁、北京饭店、国际饭店跳舞，因为那里有很多民主人士和外国专家。有时，他还去参加家庭舞会，宋庆龄、张治中的家里他都去过。
毛泽东知道卫士们也都喜欢跳舞，就叫他们走下舞池一块跳。开始的时候卫士们心里有些发怵，怕城里人瞧不起他们这些“土八路”。因为他们只会跳延安式，一见人家跳得那么优美潇洒，就不大敢下场了。毛泽东见他们有思想顾虑，就鼓励他们：“没关系，你们虚心些，向人家学习嘛！”
娇娇她们几个站在旁边看人家跳得那么起劲，自己不会跳也怪着急的。干脆，她们也跳。于是四个孩子手拉着手也下了舞池。她们一会儿跟在毛泽东身后学他一左一右地上下大摆动，一会儿随着周恩来学他潇洒自如的舞步，一会儿又跟着朱老总后面，学他那四平八稳的慢步舞。
舞场上有一对年轻人在疯狂的旋转，那优美的舞姿不时引来大家的喝彩声。李讷拉了娇娇一把：“姐姐，快看，二哥的舞跳得多好啊！”
娇娇一看是毛岸青在翩翩起舞，就说：“二哥吃过洋面包，喝过洋墨水，他的舞是在苏联学的，苏联人都能歌善舞，他当然跳得好了。”
“姐姐，你也在苏联呆过，你会跳舞吗？”
“我不会跳，那时我还小。”
“你要会跳该多好啊，你来教我们……”
岸青苦啊，因为他是我毛泽东的孩子
由于毛岸青的舞跳得好，在舞会上成了大家注目的人物，这就难免引来一些议论。尤其在知道他是毛泽东的公子后，有些人对他就更加关注了，于是品头论足、说三道四的声音不绝于耳。
舞会上，毛岸青自然要接触一些女孩子，和她们搭讪几句。有时谈得投机，多聊一会儿；有时开起玩笑来，免不了要动手动脚。这在年轻人中本来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无可非议。可是社会上总有那么一些人，专爱打探小道消息，蜚短流长地搬是弄非。
经过好事者传来传去，毛岸青和女孩子聊天就变成了他乱找女朋友，毛岸青与女孩子跳舞就变成了他玩弄女性。流言飞语不胫而走，一传传到江青的耳朵里。江青对毛岸青本来就看不顺眼，听到传话人添油加醋地乱说一通，就好像有一根棍子拨动了炉子里的干柴，一股明火陡地从她的心头窜了上来。
毛岸青接到江青召见的电话，就登着自行车往中南海赶。在菊香书屋门口，毛岸青碰上了李讷。李讷天性率直而明亮，她很同情、理解二哥的处境，可又惧怕母亲的厉害，看见了岸青，舌头一伸，眼珠一转，便悄悄地说：“二哥，你见着妈妈可要当心点啊！”
“怎么？妈妈生病了？”毛岸青一愣，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我妈没生病，生气了。”李讷凑过来补充一句。
“生谁的气？”头脑单纯的毛岸青，也把世事看得十分单纯。
“不知道……”
心中无冷病，大胆吃西瓜。毛岸青神情泰然地走进江青的房间。
江青一见毛岸青来了，脸上骤然阴云密布。她兴师问罪般地质问：“岸青，你告诉我，近来你都干了些什么？”
毛岸青翻了一下眼睛，小心地看着江青说：“翻译。”
“翻译？”江青把脑袋一甩，眼睛一睁，“听说你和同事闹起来啦？”
“我没……没错。”
毛岸青在上海流浪时，脑袋被巡捕打伤了，反应不太敏捷。他从苏联回国，汉语又不太熟练。看到江青凶神恶煞的样子，他讲起话来更是结结巴巴的了。
“叫你写检查，你写了没有？”江青绷着脸问，“你知道吗，如今你已变成什么人了？”
“我是翻译人员。”毛岸青从来没有向别人隐瞒什么的习惯。
“翻译人员？”江青撇嘴斜了岸青一眼，“你要注意你的身份呢！你现在是一朝王子了。你还在耍流氓，见一个女的谈一个爱，我计算了一下，总共有四个了吧？”
面对突如其来的非难，毛岸青大吃一惊。他摇摇头，摆摆手，气愤和委屈更使他的嘴巴不太利索：“我……我……没耍流氓，我只是交朋友……”
“朋友是你这么个交法？再这样下去，你就会走向犯罪的道路。”江青的嗓门越来越大，脸色也越来越难看。
从来没有经历过这般屈辱的毛岸青，犹如被猝不及防地轰了一个“当头炮”，神经受到强烈的刺激，只觉得心里发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你为什么不说话，是写检讨接受批评，还是站在这儿装傻充愣？”
毛岸青突然感到一阵头晕，顿时天旋地转，两腿发软，一下子栽倒在地上。
“快，快把他拖出去！”江青一声怪叫。
毛岸青性格内向，行动迟缓，生活自理能力差。他不会来事，更不会讨好卖乖，因此遭到江青的厌恶。江青从来不给他好脸，爱答不理的。他在这个家里感到很压抑，心情很不舒畅。
前段时间，中宣部内揭发有人冒领了毛岸青的稿费，毛岸青一怒之下打了那个人一耳光。毛泽东知道后，就狠狠批评了他，没想到他原有的精神分裂症复发了。他有时发呆，长期失眠，只是没有引起家人的注意。现在，江青的小题大作如同一根导火索，毛岸青的精神世界崩溃了，本来神经就不能受刺激的他一下子病倒了。
江青见毛泽东从办公室出来了，就急忙迎上前说：“没什么，他装疯！”
“他是受多了刺激，又缺少母爱，才弄成这个样子。”毛泽东把脸一拉，严厉地批评江青，“你这个人没有一点人情味，他是一个病人，以后不许再这样说他！”
看着倒在地上的儿子脸色苍白、两眼发直、口吐白沫咕噜咕噜地喘着粗气，毛泽东难过极了。这是自已的亲生骨肉啊，又是杨开慧留下的一根独苗。他忍住转动在眼眶里的泪水，忙问赶过来的医生：“岸青是怎么了？”
医生说：“神经受到了过度刺激，癔病复发，需要住院治疗。”
“看病要紧，看病要紧，那就住院吧！”毛泽东爱他的每一个孩子，对每一个孩子都倾注父爱，但又无暇照顾他们，于是心情沉重地对娇娇说，“娇娃，岸青要搬出去了，要离开我了。以后我很难再经常见到他，更难照顾他，你就替我多照顾一下他吧！”
“我会的。”娇娇尽管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但她不愿让父亲失望，不愿让父亲为二哥难过，她还是点头答应了，“二哥有时候语无伦次，表现得比较糊涂，主要是精神压抑得太厉害。其实他平时不是这样，我见过他同几个苏联专家聊天，谈笑风生的思路很清晰，很有条理性。”
“我爱岸青，也非常同情他。他很小的时候就跟岸英一起沦落街头，受尽了苦难与折磨，多次遭到巡捕的毒打，这些摧残对他的刺激太大了。岸青苦啊，因为他是我毛泽东的孩子……”
新任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的江青，在“创造性”地发挥她的一技之长——批判《清宫秘史》不成，又开始批判《武训传》。此时她正带着一干人马去武训的家乡山东聊城搞调研，根本顾不了照管毛泽东的日常生活。于是，她把这项工作推给了保健医生王鹤滨。
兼任毛泽东生活秘书的王鹤滨，偶尔要陪毛泽东吃顿饭，看他喜欢吃什么，饭菜的营养和热量够不够，然后再向值班卫士报告毛泽东的饮食情况，厨房就根据王鹤滨的汇报再来安排毛泽东的下一顿饭。
有一次陪毛泽东吃饭，王鹤滨还带来一个小客人——他的儿子王子冀。毛泽东发现王子冀两眼盯着一碟炒辣椒，就开始逗他：“喂，小家伙，想吃炒辣椒，是吧？这可好吃啦！”说着就夹起一小截红辣椒，在孩子眼前晃了晃。
王子冀张开小嘴刚要去吃，却被父亲拉开了。
“主席，不要给他吃！”王鹤滨认为这辣椒大人都会辣出汗来，孩子哪受得了，被辣得哇哇一哭，这顿饭就给搅了。
毛泽东见王鹤滨阻拦，就把辣椒放进自己嘴里，还装出特别好吃的样子，把王子冀的口水都给逗出来了。于是，毛泽东又夹了一截红艳艳的辣椒段，送到孩子面前：“吃吧，可好吃啦，不要听爸爸的。”
当孩子伸长脖子要吃辣椒时，又被他父亲给拦住了。馋涎欲滴的王子冀很纳闷：伯伯说好吃，爸爸为什么不让吃呢？
辣椒还是让毛泽东吃了，但毛泽东却带着批评的口吻对王鹤滨说：“你让他吃嘛，怕么事哟？让他上上当。不要把孩子教育成那样，使他以为大人都是好人，大人也有坏人嘛！”
原来毛泽东是想通过吃辣椒来培养孩子的逆向思维意识，以及认识世界的复杂性。毛泽东吃辣椒真是吃出了味道！
毛泽东像所有的湖南人一样口味偏辣，平时在家吃饭顿顿离不开辣子，不管是新鲜的青辣椒还是晒干的红辣椒，饭桌上总要有一盘。他还半真半假地对人说：吃辣椒革命性强。果不其然，当年“闹红”最厉害的就是不怕辣的湖北人、辣不怕的四川人和怕不辣的湖南人。为了吃辣椒，他还跟贺子珍发过一次脾气呢！
那还是二十年前在瑞金的时候，正值盛夏，贺子珍为他炒了一碗辣椒，一连吃了好几顿，他都舍不得吃光。贺子珍端出来一闻，馊了，就把它倒掉了。
“那碗辣椒哪儿去了？”刚起床的毛泽东一边洗脸，一边问。
“倒掉了。”
一听这话，毛泽东顿时火冒三丈，连盆带水全扔到了地上。贺子珍被气得跑了出去，一直到晚上才回来。
事后，了解到事情的原委，毛泽东很后悔当时的鲁莽。不过对那点辣椒，他仍认为扔得可惜：“把它再煮一下，是不是吃了不要紧……”
毛泽东吃饭很简单，与其说是凑合，还不如说是习惯，可以说是普通农民的生活习惯，也可以说是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他从来不挑食，厨师做什么就吃什么。但是有一次他竟然向王鹤滨提出了要求：“王医生，你怎么老给我吃这个细大米，细大米很贵呀！弄点粗大米吃不好吗？”
王鹤滨马上说：“好啊，粗大米含有很高的维生素B，营养价值高。”
“粗大米既有营养，又很便宜，以后可以多进一些。”毛泽东又说，“这段时间伙食费太高了。现在全国都在搞生产节约运动，能不能把伙食标准再压低点儿？”
其实，毛家的伙食标准并不高，早点同普通人家差不多，也是稀粥、馒头、咸菜“老三样”。有一次厨师想给孩子们换换口味，就做了一顿面包、牛奶加咖啡。毛泽东知道后马上召开家庭会，严肃批评道：“伙食标准规定多少就是多少，什么时候也不能超，哪个随便超都不行。”他还指着娇娇和李讷说，“你们是我毛泽东的孩子，也是全国劳动人民的孩子，绝不允许搞一点点特殊！现在全国人民每个星期都能吃上面包吗？不能嘛！我毛泽东的孩子更要自觉才行。”
王鹤滨说：“自上次开会以后，我们严格掌握了伙食标准，已经没有压缩的余地了。你算算，家里是八口人吃饭，平均下来，伙食费跟普通人家差不多。我们想了好多办法，实在是压不下去呀！”
“压不下去？那你就用力压嘛！”毛泽东既温文尔雅又意志坚强，“一九二五年，我在国民党政府那里担任代理宣传部长，共四口人，我、开慧、岸英还有一个保姆。那时候，官没现在大，钱也没现在多，可是每月还有节余。现在，我身边的工作人员是国家派的，车是国家配的，再花那么多钱就很不应该啰！”
“要不，把孩子们的水果来个定时定量，改变过去随便吃的方式。” 于是王鹤滨就宣布了他压缩开支的一项措施。
岂料第二天，压缩开支的第一步刚刚开始，江青便对王鹤滨发起了脾气：“王大夫，我问你，你是医生，你说吃水果对人有没有好处？”
“当然有好处啰！” 王鹤滨不知道江青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只好应付着，作了肯定地回答。
“既然有好处，那你为什么不让孩子们吃水果。”
“不是不让吃，是定时定量吃。”王鹤滨明白江青发火的原因后，便心平气和地向她解释，同时又把毛泽东让自己降低生活费标准的事叙述一遍。
江青愤然道：“那不行……”
一天下午，王鹤滨趁毛泽东起床之机，准备给他进行常规性健康检查。还躺在床上的毛泽东，身上盖着毛巾被，露出两只胳膊。他的头发浓黑，前额宽阔，皮肤柔细。两只脚很大，平放在毛巾被外面。
给毛泽东检查身体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正如卫士们所说：毛泽东不喜欢医生。不过这次还好，毛泽东看到王鹤滨拿出血压表来便主动伸出了胳膊。血压正常，接着检查眼、耳、鼻、喉……全身都没毛病，只是牙齿又黑又黄。牙齿不好，长期下去肯定会影响气管和肺部的健康。
“主席，你的牙可不行！”王鹤滨说。
“太黑了，是不是？那是过去吃黑豆吃的。”
王鹤滨扑哧笑出声来：“不能怪吃黑豆，是你抽烟太多熏的。你的牙龈也不好，你要注意刷牙的方法，用牙刷上下刷有利于保护牙龈。”
“不见得吧，老虎不刷牙，你说它的牙好不好？我看比你的牙厉害多了！”
王鹤滨一时语塞，看到毛泽东有龋齿，就问：“主席，你闹过牙疼吗？”
“闹过。我的牙不能吃酸的和甜的。”
“那就更得注意了。”王鹤滨提醒道。
“注意什么？牙疼又不是病。”
“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了命。”
“关键是第一句：‘牙疼不是病’。”
“那是老百姓说的，不科学。”
“就你那个书本科学？几千年的实践证明牙疼要不了命。”毛泽东像争论重大政治课题一样认真。
“一下子要不了命，时间长了也要影响……”
毛泽东打断王鹤滨的话：“你们医生的话，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全听你的我就完了，全不听你的我也不行。”
查完身体，王鹤滨准备离去，却被毛泽东一把拉住。毛泽东用低缓的语调说：“王医生，岸青的病怎样了？江青说他的病情不见好转。”
前几天，王鹤滨看了毛岸青写给他父亲的一叠信札，从信的表述中明显地反映出他的思维处于病态。王鹤滨从最近了解到的情况看，毛岸青的精神也不太正常。如不久前他看到岸青对卫士说：“你们说，毛主席伟大，我是他的儿子，我伟大不伟大？”
毛岸青见王鹤滨走过来，就高兴地说：“王医生，你对我最好，为什么别人都不对我说真心话呢？”
“别人对你也很好，对你都说真心话。你现在做什么工作呀？”王鹤滨问。
“我在翻译一本新书，等出版了，送你一本！”毛岸青的思维又很清晰。
“岸青，你怎么安定不下来呀？你要控制住自己才好！”
“就是脑子里的那个小家伙在作怪，他老是对我说，‘跳进水里去，跳进水里去！’我没办法摆脱他。可那个小家伙有时也很好，对我有说有笑的，我又离不开他。”
有一天，毛岸青突然拉住娇娇的手，要和她一块往南海里跳。娇娇吓坏了，一边劝说二哥，一边往后抽自己的手。可是她的手被岸青抓得紧紧的，怎么也抽不回来。幸亏被及时赶到的警卫战士拦住了，才没酿成事故。
王鹤滨看着满脸忧郁的毛泽东，轻声说：“他的病情确实越来越重了。”
“越来越重，那怎么办？”毛泽东的语气满含忧虑。
“不然再转一家医院治治看。”
“转院治疗？去哪个医院好呢？”
“要不，去苏联……”
毛泽东沉思了一会儿，像是对王鹤滨说，又像是与自己商量，“我本来不愿意为孩子的病去麻烦苏联政府。让我好好考虑一下，如果病情还是不见好转，又找不到合适的医院，不行就去苏联。”
为毛岸青犯病的事，被毛泽东一顿狠批的江青不敢发作，憋了一肚子火。过了一段时间，江青冷静下来一想，认为这件事尽管使她心里不快，但毕竟是她惹出来的，与她有直接关系。为了弥补过失，她处处表现出关心岸青的样子，还去医院慰问岸青，了解岸青的治疗情况。
江青走进毛泽东的办公室，故弄玄虚地说：“主席，我去医院看过岸青了，我对主治医生李志绥不太放心。他是从旧中国过来的人，历史背景很复杂……”
毛泽东打断江青的话：“你这个人就是不肯相信人！李大夫是清朝御医的后代，他大哥是共产党员，他本人的医术也很好，有什么不放心的？”
“反正岸青的病经他治疗没有什么起色，大家都对这个人没好感。”江青又以关切的口吻说，“我看岸青的病不能再拖了，得抓紧治疗，国内又没有好的医院，不如把他送到苏联去，那里的医疗条件好些。再说，岸青是在苏联长大的，他对那里的生活环境也比较适应。”
“岸青去什么地方治疗，要听医生的。”毛泽东抽了一口烟，“对了，“中央决定从直属机关抽一部分干部到南方搞土改，我准备让你去，你考虑一下。”
江青对毛泽东的突然安排显然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不知说什么好，便坐在那儿推磨般的转着圈思考起来。
毛泽东按照他的思路继续说：“土改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尧舜禹汤直到孙中山都没有做过，真是状元三年一考，土改千载难逢啊！土改再有一年就结束了，今后这样翻天覆地的场面不会再有了。岸英、岸青都搞过土改工作，你应该抓住这个机会也去锻炼一下。”
毛泽东还想说什么，江青马上拦住他的话，变被动为主动地说：“我也很想下去锻炼锻炼，就怕你不同意。”
“你考虑一下，下去困难很多，能否吃得消？”毛泽东很关心地提醒道。
“为了党的事业，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江青语豪气壮地说。
“你的身体不太好，先不定，你再多方面考虑考虑。”毛泽东最后说。
事过两三天，李家骥正在给毛泽东擦澡，江青进来了。她一坐下就问：“这次下去，具体地点定了没有？”
“中央机关主要是去两湖地区，我让叶子龙再了解一下。”毛泽东稍停又说，“这次下去最少得三个月时间，你的身体行不行？”
江青毫不犹豫地说：“身体没问题。”
毛泽东见江青态度坚决，又问：“你打算带谁去？”
江青看了一眼李家骥，然后用商量的口气说：“你看这样行不行，把银桥留在你身边，让家骥跟我走。”
毛泽东回头问李家骥：“你有什么意见？”
李家骥顺口答道：“我没意见，听主席安排。”
李家骥是山西盂县人，一九四九年三月来到毛泽东身边当卫士。有趣的是，这位一九四五年参加八路军的年轻人日思夜盼想见到毛主席，其实他早就和毛泽东、江青见过面，却有眼不识泰山。
那还是他在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当机要员期间，一天晚上给值班人员做夜宵，在炝完锅就要下面条时，忽然门外有人说话，都是南方口音。他隐隐约约听一个人说：“好香哟，是谁在做饭！”
“新来的小鬼。”是叶子龙的声音。
透过满屋弥漫的烟气，他蒙蒙胧胧看到一位身材魁梧的首长在伙房门口和叶子龙说话，旁边还有一个年轻的女同志。
叶子龙接着说：“他先在我这里熟悉情况。”
“不简单，这么小年纪就会做面条。” 高个子首长又问，“来多长时间了？”
“四天了。”
“是第五天，首长。”李家骥见叶子龙说得有出入，就壮着胆子予以更正。
“好，味道不错，将来我也尝尝你做的面条，好不好？”高个子首长半开玩笑地对他说。
“行，愿为首长服务。”李家骥高兴地回答。
就在这时，秘书拿着一份材料走过来了，对高个子首长说：“得胜同志，急电！”
高个子首长接过电报就匆匆地走了。
其实，这位高个子首长就是毛泽东，他旁边的女同志是江青。当时，毛泽东的穿着非常普通，又是夜间，看不清人的面孔，他又不知道毛泽东有夜间办公的习惯，更不知道“得胜”是毛泽东的化名，所以他怎么也没想到和自己说话的就是他一心想要见到的毛主席。
半年后，李家骥被叶子龙送给毛泽东当卫士。李家骥还记得，当时毛泽东曾称赞他是李家的一匹“好马”，随又联想到自己转战陕北时骑过的那匹大青马，还说凡是对革命有贡献的，我们都不能忘记他们……
九月十八日，李家骥开始做外出的准备工作，其中包括江青带的衣服、书籍和文件。江青外出一般带两个皮箱，一个是她去苏联治病时买的，是新的；另一个是旧皮箱，据说是当年在上海买的，她来延安时就是带的这个箱子。
下午，毛泽东与李家骥谈了二十多分钟话。他说：“这次和江青搞土改，走得远，还是新区，阶级斗争复杂，你们必须做到四条：一是执行政策，用党的政策武装群众，让他们自己起来与地主斗争；二是警惕，防止坏分子钻你们的空子；三是团结，注意依靠当地干部；四是党的领导，特别是遇到大事一定要集体研究，依靠党组织集体领导。”
最后，毛泽东又特别嘱咐李家骥：“这次下去，你一方面要照顾好江青，同时又要参加土改，回来后向我汇报。江青只有一项任务，你是两项任务。如果有太难办的问题可以写信给我。江青这个人有些骄气，你多迁就一下，也算是帮助我做工作了。”
九月二十一日，他们在中直机关学习三天，进行培训。二十四日，在江青带领下，李家骥，还有李德华、贾士兴一行四人离开了北京。
到了武汉，激情燃烧的江青马上拜访当地领导，中南局书记邓子恢等同志让他们休整一下，并介绍了有关情况，确定让他们到武昌县第二区新屋乡搞土改。江青听了这个县和乡的汇报，然后在十月十日前后正式入点。
由于江青和工作组事先调查研究搞得细，到点后又得到了地方政府和群众的大力支持，所以在那里工作得比较顺利。十二月中下旬，全乡土改工作告一段落，他们向省市领导作了汇报后就算完成了任务。回到北京，他们不仅向毛泽东作了口头汇报，还写出了书面材料，毛泽东看了也表示满意。
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
一九五二年，那是一个龙腾虎跃的年代。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犹如一个精力旺盛的年轻人，充满着蓬勃朝气。全国人民奏响了生产与支前的新乐章，位于北京海淀区万寿路的育英学校，嘹亮的校歌与前线的战歌遥相呼应：小小的叶儿哗啦啦，育英学校是我的家，学校里面真正好，唱歌跳舞笑哈哈……
育英学校是革命子弟的摇篮，她诞生于战火纷飞的一九四八年。当年在西柏坡，许多革命先辈忙于工作，无暇照看自己的孩子。为此，中共中央办公厅责成中直供给部把孩子们给管起来，于是就在建屏县下东峪（今属河北省平山县）建立了西柏坡供给小学，又称中央机关小学。育英学校是唯一一座中央直属小学校，在这里读书的大多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子女。
育英学校大门的里侧矗立一道影壁墙，上面有赫然醒目的“好好学习”四个毛体大字。六一儿童节之前，育英小学向毛泽东提出为学校题词的愿望，毛泽东欣然应允。很快，在该校上学的李讷就把她父亲那独成一格的四个大字带到了学校。于是，他们把毛泽东的题词摹写在影壁墙上，以教育和鞭策全校师生。
这一天，一个打扮入时的中年妇女从影壁墙处走进来。不大一会儿，平静的校园喧闹起来了，老师们纷纷往校长办公室的走廊拥来。他们有的在发表议论，有的还指指点点，原来是李讷的妈妈江青到学校来了。
李讷的班主任丁力也站在走廊里，和其他老师一样，等待着一睹“第一夫人”的尊容。忽然有人传过话来，说校长让她过去。丁力一下子紧张了起来，江青突然来访，又要她过去，是不是关于李讷的事？
一九五○年秋天，李讷在育英学校插班三年级。此前李讷没有上过学，她认识的字都是家里的父母和工作人员教的。丁力非常喜欢这个聪明活泼的新同学，李讷对她的班主任也非常尊重，她还把父亲从苏联带来的铅笔送给她作纪念呢！
丁力走进校长室的时候，只见校长韩作黎正在与江青谈话：“我主张学生的教育，要善于诱导，要民主，要培养他们独立思考和独立生活的能力。”
江青连声道：“是是是……”
韩校长指着来到她跟前的丁力说：“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李讷的班主任丁老师。江青同志想来了解李讷的情况，你对李讷更熟悉，你和江青同志聊聊吧！”
江青的身材颀长俊美，再穿上一套可体的西装，越发显得光彩照人。她可能发现身穿布鞋、布袜和旧军装的丁力在用审美的眼光注视她，就不好意思地解释道：“没法子，这也是工作需要嘛！”
韩校长说：“我还有点别的事，你们先谈着。”
江青很有礼貌地把韩校长送出门，然后回来和丁力说：“丁老师辛苦了。我这次来，一是想看看你们，向你们表示感谢。二是想了解一下孩子在学校的表现。”
“李讷是个好学生，既聪明又好学，除了做好课上的作业外，还看了不少课外读物……”
江青有些不安地说：“我就是想向你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李讷平时喜欢看书，可是她看得时间太长了，常常是通宵达旦。长期这样下去，身体肯定吃不消。”
丁老师说：“学校管理得很严，又是住校过集体生活，特别对女生比较注意，尚未发现她通宵看书的情况。”
“我确实发现了这个情况，所以这次特意来学校和你们沟通一下。”
“如果真有这种情况，不但要影响她的健康，而且也会影响白天上课。您看这样好不好，为了提醒她这个问题，您不妨给她写个座右铭……”
江青摆了摆手说：“不必了，你们提醒一下就行了。”
“那也好，我找李讷谈一谈，让她注意。”
告辞之前，江青又说：“李讷在学校一切都是按集体生活规律行动，但在家里就不一样了，再说又是星期天，总还是比较自由的，我们对她管得就松一些。李讷是主席的小女儿，主席对她非常关心，所以你们发现她有什么问题，望能及时打声招呼，免得让主席担心。”
“好，有什么情况我们会及时报告的……”
其实，李讷在学校里对自己要求很严，处处注意自己的影响。她与别的同学一样，出生在非常艰苦的战争年代，小时候营养不良，体质较差。上学后，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有时家里送来几个苹果，由学校转到班里，丁力就把她叫到办公室当面交给她。
李讷虽然还是个孩子，但很懂事。她决不把苹果带回班里去吃，因为那样显得太特殊太张扬了。她就抱着苹果，蹲在墙角处默默地大口大口啃咬起来。那模样，确实让老师涌出一种怜悯之情，因为她毕竟是毛主席的女儿啊！
每到这时，丁力免不了一再叮嘱：“李讷，慢些吃，这样会不消化的。”
她还是很快把苹果吃完了，然后抹抹嘴站起来，向老师说一声谢谢，但脸上却带着羞愧的神色，总以为自己又“特殊”了一把。
经过六天紧张的生活，又迎来一个周末。星期六的晚上，菊香书屋东厢房又热闹起来了，毛泽东和他的孩子们聚在一起吃饭。桌子上摆的都是毛泽东喜欢吃的菜：一盘大块的红烧肉，肥多瘦少，一盘清蒸鱼，一盘炒苋菜和一盘青椒豆豉炒苦瓜。毛泽东吃饭出名的快，他三下五除二就食不知味地把晚饭给吃完了，放下碗筷点燃一支烟，神仙般地抽了起来。
娇娇吃饭比较慢，别人都吃完走了，她还在慢慢地吃。毛泽东安慰道：“娇娃莫急，慢点吃，细嚼慢咽有利于消化。”
娇娇从苏联回来时，十几岁的大姑娘长得和八九岁孩子的个头差不多。毛泽东看着身材瘦小的娇娇，就心疼地说：“娇娃是吃洋面包吃得不长个儿了，现在改吃中国饭，中国饭好吃，养人，能促进发育长大个儿。”
娇娇没有答话，只是边吃饭边看着父亲，父亲也在笑眯眯地看着她。
“娇娃别急，多吃点！”毛泽东磕了一下烟灰，很认真地说，“我的娇娃下学期要上中学了，爸爸给你起个名字好吗？”
“爸爸，我有名字呀，我叫毛娇娇！”
毛泽东点点头，随即陷入了短暂的沉思，当年他给女儿起名的情景又历历在目：那是一九三七年的早春，带着伤痛的贺子珍在保安县小石山的一个窑洞里生下了孩子，帮助接生的刘志丹夫人同桂荣刚刚离开“产房”，邓颖超、康克清、刘英等就跑过来道喜了。
“主席，听说贺大姐生了？”被毛泽东戏称为“开明娘娘”的刘英站在窑洞门口问。
“生了，生了！生了个大鸡蛋。不过小脸蛋、小嘴巴、小鼻子长得像子珍一样清秀、文静。” 毛泽东风趣地说。
女红军们走进窑洞一看，只见贺子珍包着头，一脸幸福地躺在床上，依偎在她怀里的婴儿正哇哇哭叫。邓颖超把婴儿轻轻地抱起来，看到她又瘦又小，顿时产生一种母性的爱怜之情，就心疼地说：“真是个小娇娇呀！”
站在一旁的毛泽东听邓颖超这么一说，便想起了《西京杂志》中“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如芙蓉”的佳句来，因为“姣”与“娇”同音同义，便取其意，起名叫毛娇娇了。
十几年转瞬即逝，现在毛泽东微笑着说：“娇娃，你是在陕北保安出生时起的小名，现在长大了，要上中学了，爸爸要给你起个正式的学名，而且这个名字还要有一定的意义才行。”
毛泽东打开《论语》中的《里仁》篇，指着其中的“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的一句对娇娇解释说：“讷，就是语言迟钝的意思。敏，则解释很多。”他讲到这里又打开了《辞源》，指着“敏”字解释道，“敏字有多种解释，如敏捷、聪慧、勤励。《论语•公冶长》说‘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敏，还可作‘灵敏迅速’、‘聪敏通达’、‘聪明多智’等解释。杜甫《不见》诗中说‘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
娇娇听得入了迷，深感父亲的学识渊博。父亲无论说到什么事，都能引经据典，追根溯源。她在心里暗下决心：一定要向这个导师型的父亲好好学习，做他的好女儿、好学生。
“你的名字就叫敏，但不一定叫毛敏，也可以叫李敏。”毛泽东对娇娇说。
“为什么？”娇娇睁大眼睛十分不解地问，“大哥叫毛岸英，二哥叫毛岸青，他们都跟爸爸姓毛，我为什么不姓毛？”
毛泽东用手拍拍她的头说：“娇娃，爸爸姓毛，是不错的。但是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爸爸曾经用过毛奇、子任、李得胜等十多个名字，爸爸最喜欢的就是李得胜这个名字。”
“爸爸，您为什么改姓李，叫李得胜呢？”
毛泽东又点燃一支烟，很快陷入了沉思：“那是一九四七年三月，蒋介石命胡宗南调集二十万大军进攻延安。党中央考虑到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决定主动放弃延安。当时我对舍不得离开延安的同志说，暂时放弃延安，是意味着将来解放延安、南京、北平、上海，进而解放全中国。离延安有延安，守延安失延安。为了不使敌军发觉目标，我化名李得胜指挥作战，李得胜就是‘离得胜’的谐音。后来，这个预言实现了。党中央撤离延安后，转战陕北，在运动中歼灭了大量的敌人。最后，损兵折将的胡宗南不得不老老实实地退出延安……”
听了这番话，娇娇终于明白了父亲给她取名的真正用意，那是勉励她继承父辈的事业，刻苦学习，做一个对革命有用的人。
从毛泽东两个女儿的名字看，应该掉换过来，姐姐叫李讷，妹妹叫李敏，才更合乎中国人起名排字的顺序。这大概是因为李讷的名字起在前，占了“便宜”；李敏的名字叫在后，有点“吃亏”了。她俩都改姓李，但两个“李”则是一虚一实，李敏的“李”是源自父亲化名李得胜的姓，而李讷的“李”则是随其母亲李云鹤的姓来的。这样一来，毛泽东的儿子都冠以“毛”姓，女儿则冠以“李”姓。
这年夏天，李敏考进了北师大女附中。她和刘少奇的女儿涛涛、亭亭，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都是同校。这所学校虽然比育英小学近多了，但还是有好几站地，乘车前后还得走一大截路。中南海大多数在此就读的女孩子，都骑自行车上学。
开学那天，李银桥带着李敏去学校报名，按照毛泽东的吩咐，为了不使自己的子女有特殊感和优越感，同时也是为了减轻学校老师的心理压力，在李敏入学登记表的“家长”一栏里，填上了李银桥的名字。正好李敏也姓“李”，李银桥充当她的“家长”，便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可是有一次，李银桥跟随毛泽东外出了，只好由王鹤滨带着孩子去学校报到。在填写学生登记表时，不明就里的王鹤滨犯难了，觉得总不能胆大包天地代替毛主席签名吧……待毛泽东回到北京，王鹤滨就拿着学生登记表去请毛泽东签名，没想到毛泽东把手一摆：“孩子是你带去的，老师都认得你了，就签你的名字嘛！”
从此，王鹤滨就以“家长”的身份带孩子们去上学，孩子们也像对待家长那样对待他。时间一长，他本人也心安理得，仿佛真的成了孩子们的“家长”了。
可是有一天，不知为什么，李讷竟流露出对王鹤滨这位“家长”的不满情绪。那是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毛泽东见到从学校回来的小女儿，就顺便问一句：“你说王叔叔好不好呀？”
哪知李讷撅着小嘴说：“王叔叔不好，丁老师好……”
毛泽东不动声色地又问：“王叔叔怎么不好？”
“他把我们往学校里一扔就不管了！”
毛泽东哈哈大笑起来：“那你好好想想，每个星期六又是谁接你们回家呀？”
李讷想了想，喃喃地说：“王叔叔。”
毛泽东又继续问：“那你现在再说说，王叔叔好不好呀？”
李讷眨巴眨巴眼说：“王叔叔好。”
毛泽东笑了，李讷也笑了……
披着绿色时装的夏季姗姗来到了北方，天气越来越热。江青看到李敏身上的衣服比较厚，而且还补了几个补丁，就从自己的衣柜里找出一件半新的衣服，对李家骥说：“你把这件衣服送给李敏，让她试试，能穿就让她穿吧，反正放着也是浪费。这是一件我很喜欢的衣服，是我出国时穿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毛泽东身体发胖，许多衣服不能穿了，他就送给卫士们穿。江青也照此办理，能补的补，能改的改，实在不能穿了的就送给李敏或其他人穿。
其实，江青也是穿着旧衣服长大的。她是庶生，她和她的母亲在家里都没有地位，因此她小时候不得不捡拾哥哥退下来的旧衣服穿。学生们经常嘲笑她穿着男孩的衣服，嘲笑她穿着露出大脚趾和脚后跟的鞋子。她的童年是在贫穷、孤独、屈辱中度过的，可能就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家庭环境，使她养成了狭隘而多疑的心胸、泼辣而乖戾的个性。
李家骥把江青的旧衣服拿给李敏，并转达了江青的意思。李敏拿起衣服比了比说：“李叔，你还是拿回去吧，我穿不起来，太大。再说，学生也不能穿这么好的衣服呀！”
李家骥向卫士长作了汇报，李银桥说：“不能穿，就放起来吧！”
“要是江青问到这件事，该怎么给她解释？”
李银桥深知江青这个人事儿多，他也不知道如何应付江青，就反问道：“你看怎么办好？”
李家骥想了想说：“这样吧，衣服不退给江青，暂时放起来。如果江青问到这件事，就说衣服太大了，现在穿不了，等长大后再穿。”
李银桥点点头说：“好，就这么办！”
过去，李敏对江青老给她旧衣服穿确实有过意见。那还是去天津看望母亲的时候，在天津市政府招待所，贺子珍把她搂在怀里，眼泪汪汪地问：“你爸爸身体好吗？你爸爸身边的人待你好吗？江青喜欢你吗？”
“爸爸身体很好，爸爸请你放心。爸爸身边的人待我都很好，有一位李叔叔是爸爸的卫士长，李叔叔的爱人是照看我的阿姨，他们都很喜欢我。江青妈妈……”话说到此，李敏就犹豫着不说了。
贺子珍急忙追问：“江青是不是不喜欢你？”
“不是……”李敏吞吞吐吐地说，“她尽让我穿旧衣服，让妹妹穿新衣服。”
贺子珍苦涩地笑了笑：“娇娇，妈妈的好孩子！你是大女儿，应该穿旧衣服；妹妹年纪小，穿几件新衣服是应该的，再说她妈妈的衣服她穿了也不合身。”
李敏嘟囔道：“我穿了也不合身，都是小韩阿姨给我改了才能穿。”
眼噙泪花的贺子珍再一次教导女儿：“你是姐姐，要多关心和照顾妹妹。你要好好学习，听爸爸和江妈妈的话，这样我才放心啊！”
李敏赶快为母亲擦掉眼泪：“妈妈不要哭，我听妈妈的！我一定好好学习，再不嫌穿旧衣服了……”
李敏这次没有接受江青送给她的衣服，并不是嫌衣服旧了，而是认为衣服太好，她舍不得改。再说，作为学生，穿这样好的衣服，也不符合她父亲倡导的艰苦朴素作风呀。
没过多长时间，李敏和毛泽东在院子里散步。李敏突然提出：“爸爸，天热起来了，我想买一件连衣裙穿，可以吗？”
毛泽东不加思索地对李家骥说：“告诉李银桥，买一件吧！”
李家骥说：“行。”
李敏高兴得跳了起来：“谢谢爸爸。”
毛泽东怜惜地抚摸着李敏的头发，笑着说：“你已经是大姑娘了，该打扮打扮自己了，穿得漂亮一点，要不将来找不到对象呢！”
李敏一听急了，跟父亲嚷起来：“你这个做爸爸的，说话一点不像爸爸的样子！”
毛泽东又指着李敏的两条辫子说：“在辫子上系两个蝴蝶结，人就会漂亮多了。当然，也不能打扮得太过分，否则别人会把你当作怪物看呢！”
说完，毛泽东哈哈大笑起来，李敏也被父亲逗笑了。
几天之后，李银桥给李敏、李讷各买来一条小方格布裙。其实，李讷也没有几件衣服。她从小就不爱穿戴，也不爱打扮，始终不肯脱下她的蓝校服，一辈子都将自己裹在灰暗之中。毛泽东曾经说过她：“你为什么不穿花一点呢？”
年初，江青在武汉参加土改时得了感冒，从此终日发低烧、睡不着觉，特别是右肋下时有疼痛。回到北京一检查，才发现得了慢性胆囊炎，肝也不太好。于是，她提出要去苏联治疗。
正在忙于做出国准备的江青，发现李敏穿了新裙子，就气呼呼地质问李家骥：“李敏的衣服是谁让买的。”
李家骥知道江青对李敏没穿她的旧衣服有意见，就说：“是主席让买的。”
江青心眼小疑心重，就指着李家骥说：“你也不说实话了。”
李家骥再一次向她申辩：“我哪敢不说实话，确实是主席让买的。”
江青还是不相信：“什么主席让买的？我知道是怎么回事……”
刘思齐两年后方知丈夫已不在人世
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元宵节。
月亮像是从餐厅里飞出的大烧饼，高高地悬挂在餐厅之上。天上月儿圆，地上人团圆，从南方回来的毛泽东和家人在吃团圆饭。江青还在苏联治病，冷清了一段时间的小餐厅又热闹了起来。
毛泽东一边吃饭一边问两个女儿：“你们过年都吃饺子了没有？”
李讷嘴快：“吃了，吃了。除夕晚上，我们还放了很多爆竹，可响啦！”
毛泽东又问刘思齐：“你妈妈身体怎样？”
“我妈的身体还好，就是最近不怎么爱说话，可能是工作上遇到不顺心的事了。不过没关系，过段时间就会好的。”
“哦……”毛泽东举起的筷子悬在半空，倏地又用筷子指着桌子上的菜说，“思齐，吃菜，你多吃菜呀！”
饭后休息时，李敏、李讷围着她们的父亲，要他讲一讲南方的情况。毛泽东点燃一支烟说：“讲一讲可以，但也只是理性知识，真正想了解南方，还需要你们亲自去看看……”
“那我们什么时候去呀？”李敏有点迫不及待。
“总会有机会的，等你们再长大些，爸爸带你们去……”
李敏说：“我想去井冈山！”
李讷说：“我想去韶山冲！”
“这些地方你们都应该去，去看看有好处。”毛泽东又笑着说，“近来你们的学习怎么样啊？你们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只有学习好了，学得了知识，增长了才干，将来才好为人民办事啊！”
李讷自豪地说：“我门门功课都是五分。”
“你呢？”毛泽东问李敏。
“我的语文成绩不太好，只考了四分。”
“四分也不错嘛！你在国内时间短，汉语基础差一些。不要紧，慢慢来，只要肯用功，总会进步的。”接着毛泽东嘱咐李讷，“你要帮助姐姐学习中文，姐姐可以给妹妹辅导俄语，姐妹俩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刘思齐看着毛泽东：“爸爸，今晚有舞会，咱们一块去跳舞吧？”
李讷拍着小手说：“我也去！”
“好好好，都去都去，娇娃也去，我们都去跳舞。”毛泽东把烟头拧灭在烟缸里。
来到春藕斋，一个女青年抢先邀请毛泽东跳舞。毛泽东拉住她的手一边走着舞步一边问：“小同志，你姓什么呀？”
“姓吴，‘口天’吴。”
“哪里人？”
“青岛人。”
“嗯，你这个‘天上长嘴’的人还是江青的老乡呢！”
“江青？不认识。江青是谁？”
毛泽东淡然一笑，没再说什么。他转过身子，突然发现不远处有一个熟悉的身影，待仔细一瞧，竟然是他的亲家母。他甚感诧异，因为住在中南海外边的张文秋从未到这里跳过舞……
原来春节前夕，张文秋去协和医院看病，碰到了延安时期的老战友李贞。很久没见面了，老姐俩亲热地互相打听着对方的情况，李贞很自然地就问到了刘思齐：“文秋，你的大闺女好吗？”
“挺好的，只是挂念岸英，岸英有很长时间没来信了。”
“你真的还不知道？岸英他……”李贞话说一半，就下意识地用手捂住了嘴。
“岸英怎么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张文秋立刻意识到出事了。
李贞心情沉重地摇了摇头，一时泪花闪烁。
张文秋一把抓住李贞的胳膊，声颤音抖地说：“快告诉我，不要再隐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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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英他，唉……”李贞叹了口气，向张文秋透露了毛岸英牺牲的内部消息。
有过程的死，人们不惊讶；突然而亡，却让人很难接受事实。张文秋听说自己的爱婿已不在人世，当即如五雷轰顶，几乎晕倒在医院的走廊里。短短的两个多月，一个大活人就不在了？她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将信将疑。
毛岸英的岳母张文秋，是建国初期从司法部调到中国人民银行工作的。两年前，她曾随中央老革命根据地慰问团奔赴南方，作为分团负责人，她被派到年轻时曾横刀跃马战斗过的洪湖、沔阳、京山等革命老区慰问。世事沧桑，物是人非，回到阔别二十三年的故乡京山，始知和她相依为命、早年便投身革命的胞弟张振甲早已牺牲。张文秋和亲家翁毛泽东一样，她的家庭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多位亲人。
张文秋含辛茹苦地终于将两位烈士的遗孤——她的三个女儿拉扯大，并得到了毛岸英这样一个既明事理又有远志的大女婿，饱尝人生苦果的张文秋自以为苦尽甘来，人生的后半段该是多么幸福美好啊！然而万没想到，幸福总是踏着坎坷走，欢乐和痛苦总是交替着，一场新的灾难又一次落在她的头上。
天上挂着愁云遮面的圆月，几颗冻得发抖的星星一闪一眨的像泪人的眼睛。张文秋揣着渺茫的希望，想当面问一问亲家翁，试图证明岸英牺牲只是一个误传。她悄悄走进中南海的春藕斋舞场，看到毛泽东迈着大秧歌与迪斯科结合而成的“毛式舞步”正在跳舞，她欲言又止。
毛泽东的目光又一次扫到张文秋身上，看到她满脸悲情，痛苦不已，不禁大吃一惊：“难道她也知道了岸英的实情？”当两个亲家那经历过人生悲欢离合的目光相遇时，都不禁为之震惊。一切尽在不言中！
三月六日，莫斯科郊区某疗养院。
天色阴沉，铅块般的云层像要塌落下来似的。一阵紧似一阵的北风，发出呜呜的悲鸣。雪花飘飘，房屋、树木、街道都披上了素装。疗养院的旗杆上，降至一半的苏联国旗在垂首默哀。
宽敞整洁的病房里，江青和医护人员正在接听收音机。播音员缓慢低沉的声音，如同铅液一般在房间里流淌。满脸悲情的女翻译卡尔图诺娃给江青翻译：“斯大林同志在昨天晚上去世了，他死于脑溢血……”
房间里一片沉寂，随后有人在轻声地啜泣。
去年八月，江青来到莫斯科看病。苏联医生把她送进外科实验室，经过抽样检查，他们很快提出了治疗方案。几经转院，江青的身体基本痊愈。她于斯大林逝世的前一天，住进了这座环境优雅的疗养院。
关上收音机，一位医生低声对江青说：“我们的领袖之死至关重要，毛主席应和其他各国首脑一块来莫斯科参加葬礼。”
“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当然也是毛主席的好朋友。我作为毛主席的妻子，对斯大林的逝世感到很悲痛。”江青又说，“至于毛主席能不能来苏联参加葬礼，这不关我的事，这样重大的决定应由中共中央作出。不过，我可以去联盟大厦（停放斯大林灵柩的大厅）为斯大林同志守灵。”
毛泽东最终没有来苏联参加葬礼，但发来了对斯大林充满着哀悼、缅怀与敬意的唁电。在为斯大林举行国葬的前夕，江青与疗养院的其他病人一道守夜。天刚朦朦亮，马路上就出现了去红场吊唁的队伍。当看到窗外行走的人群混乱无序，江青就感慨地说这可能是斯大林的失败之一，他生前没有把这一天的送葬队伍准备好。
斯大林葬礼之后，江青看望了在莫斯科长期养病的毛岸青。在回来的路上，她对卡尔图诺娃说：“毛主席就两个儿子，岸青有病，岸青的哥哥在朝鲜牺牲了……”
“你是说毛岸英同志牺牲了？”
看到卡尔图诺娃满脸的惊异，江青马上问：“你们认识？”
“毛岸英，我知道。他在大学时就是一个有为的青年，他是有天才的，又博览群书。我听叶琳娜说他回国后，在一些问题上与父亲意见不一致，毛主席就派他去参加土改。”
叶琳娜是毛岸英在东方大学时的同学，也是毛岸英最要好的女友，当时只有她知道毛岸英是毛泽东的儿子。
“那是让他去深入中国人民的生活，毛主席对子女要求很严。”江青接着说，“在他要求去朝鲜的时候，我持反对态度……”
“为什么？”卡尔图诺娃问。
“因为我们毛家为中国革命已经牺牲了五位亲人，我怕岸英再发生意外。没想到，越怕什么，就越有什么。”
“我作为中文翻译，对中国历史，尤其对毛主席了解得太少了。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些情况，毛主席真了不起！”
“岸英很勇敢，他是被美帝国主义的飞机炸死的，他牺牲得光荣。”江青的声音有点悲戚，“只是她的妻子太可怜了，他们才结婚一年。直到现在，她还不知道丈夫已不在人世了……”
七月二十七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了，从而结束了历时三年的朝鲜战争，全世界人民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连日来，中朝两国人民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之中。然而，丰泽园里的毛泽东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喜悦和忧伤交织在一起，心情极为复杂。
毛泽东是一位叱咤风云的领袖，同时也是一位感情丰富的诗人，喜怒哀乐任其挥洒，从不掩饰内心的情感。然而，面对儿女亲情，尤其在儿媳面前，毛泽东不得不像演戏一样深藏悲伤，强装欢颜。饰演如此复杂的角色，即使是一个出色的演员也非易事，何况毛泽东在这场家庭悲剧中充当的还是主角。
两年零八个月，一百四十个星期日，毛泽东就这样独自承受着老年丧子之痛，将这不幸的消息瞒住刘思齐，以便让她安心学习。然而儿媳每一次的看望，对他来说都是一场感情上的折磨，是一种慢刀割肉般的钝痛。刘思齐每次过来，都要问他收到岸英的信没有？岸英为何还不来信？毛泽东总是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寻找各种话题来安慰自己的儿媳。
刘思齐作为毛岸英的妻子，没有一天不沉浸在对丈夫的深切思念之中，每当夜深人静时，她常常辗转反侧，冥思难眠。漫长的等待中，她只接到岸英一封信，并不知道丈夫去了什么地方。直到今年年初，她偶尔从摄影记者侯波手里得到一张照片，这才知道自己的丈夫参加了志愿军，去了朝鲜战场。看到岸英身着朝鲜人民军军装，站在雪地里显得是那样的威武英俊，思齐心头涌出一缕甜美和自豪。从此以后，她天天盼望岸英的佳音，就像一首唐诗里所说的那样：忆归期，数归期，梦见虽多相见稀。相逢知几时？
“姐姐，朝鲜停战了，志愿军快要回国了，岸英哥也该回来了！”脖子上系着红领巾的邵华非常敬仰志愿军英雄，她曾在《少年文艺》上发表过一首题为《黄继光》的诗歌。
“中国军队是仁义之师，既然战争结束了，志愿军不会长期留在朝鲜，我想哥哥很快就会回来的，我们要做好迎接哥哥的准备哟！”不修边幅的毛岸青大大咧咧地说。
“大哥走了几年，我也长高了，不知他还认不认得我这个小妹妹？”小少林高兴得咧着嘴，像熟透的石榴露出一排洁白的小牙。
“看把你们乐的，你岸英哥是在总部工作，志愿军撤回时肯定有许多善后工作要做，所以他可能要比别人晚回来几天。”刘思齐嘴上这样说，脸上却流露出激动、喜悦、渴盼的神色，巴不得丈夫早点儿来到身边。
刘思齐在想象着丈夫回来时将怎样欢迎他：他们将像以往一样在星期天一起去逛公园、一起去看电影、一起从东四牌楼下车漫步回家；想象着他们将一起去买菜、一起下厨房，然后斟满酒端起杯，夫妻对酌；想象着丈夫又会同岸青在他们那充满喜气的斗室里下棋下到天亮，兄弟俩为一步棋争得面红耳赤，最后还是哥哥妥协让步……
刘思齐恍若是在做梦，可分明又不是在梦中，因为那都是他们共同度过的日日夜夜，是她对幸福时光的思念。记得她和岸英相约：每个星期六的傍晚，他们在新华门聚会，然后携手沿着南海岸边向丰泽园走去，因为公公喜欢看着他们双双出现在他的面前。每当这时，毛泽东总是喜笑颜开，留他们一起共进晚餐。
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刘思齐始终一无所知。她依旧在学校里读书，忙于自己的功课。脑子里只记住丈夫临别时说过的一句话——我明天要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出差……她相信岸英的话，料想他在远方正忙于重要的工作，不便给她写信。她心甘情愿地等待、再等待，一点儿也不埋怨丈夫。
不过，现在刘思齐已经知道丈夫去了朝鲜，是在志愿军司令部搞翻译工作，但不知是有什么特殊使命，或许保密性极强，她不便多问。她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父母都是老革命，又都做过地下工作，不该知道的就别问，这一点她懂。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年龄的增长，独守空房、望月兴叹的刘思齐对夫妻团聚的渴望与日俱增。在那撩人情思而又寂寞难耐的时刻，她常把自己关在屋里，捧着毛岸英走后惟一的一封来信读了一遍又一遍，尽管这封信是丈夫几年前写来的，但那上面熟悉的笔迹仍使她备感亲切，看到它就像看到岸英本人一样。
有时她也在想，志愿军司令部与中央军委联系密切，通信再难也不至于一年两年没有一封信呀？每当这时，已哭干了眼泪的张文秋就演戏般地劝慰道：“思齐呀，年轻人分离，要挺得住啊，当年我和你父亲结婚才三天就各自领命分手，几年生死不知，不也熬过来了嘛！”
光阴荏苒，转眼之间快三年了。板门店停战协定已经签字，功绩卓著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战员也将从朝鲜陆续回国。毛岸英牺牲的消息无法再隐瞒下去了，毛泽东也不可能一直扮演着这人世间最难堪的角色，他准备向儿媳诉说真情。为了使刘思齐能承受住这突如其来的巨大打击，毛泽东颇费心思。
一个星期日的下午，天气闷热，知了在不厌其烦地唱着忧伤的歌。菊香书屋的院子里无人走动，惟有树阴筛下的太阳光点在地面上离散聚合，给人一种眼花缭乱、心绪不宁的感觉。毛泽东和刘思齐在树底下促膝而坐，他们谈了很长时间。
毛泽东镇定自若地说：“朝鲜停战了，中朝两国人民和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胜利了。在板门店谈判桌上，克拉克上将说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
“听说朝鲜停战了，我非常高兴。作为志愿军的家属，我早就盼望这一天了。”刘思齐显得有点激动。
“思齐啊，革命战争总是要付出代价的，无数革命者为了今天的幸福，抛头颅、洒热血，这里头也就包括了我们的亲人——你的父亲刘谦初，岸英的母亲杨开慧呀！”
“我知道爸爸又想开慧妈妈了。”
“人生最大的苦痛莫过于生离死别，但谁人又能逃得过呢？我和岸英的母亲是情深意笃，可是再好的夫妻也有分别的那一天。为了祖国的解放事业，为了抗美援朝，牺牲了无数的战士，他们的牺牲是光荣的，人们永远都不会忘记他们。”
毛泽东越说语气越沉重，刘思齐越听越觉得不对劲。她心里嘀咕：这是怎么了？对了，朝鲜都停战了，志愿军快回国了，为何岸英没有寄回片言只语，难道他……她不敢往下想了，她心中飘浮的那片祥云，顿时被镶上一圈灰边儿。
精神恍惚的刘思齐不知是怎么走出菊香书屋的，怎么走回家的，怎么推开家门的。她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如同困扰在噩梦中。她的耳畔不停响起公公的话，左思右想心里总是不踏实，对岸英的思念和担心更让她难以承受。挂着满脸问号的刘思齐又一次跑进中南海，鼓足勇气，用生硬的口气询问坐在沙发上看文件的毛泽东：
“爸爸，你告诉我，岸英到底怎么了，他为什么没有回来？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来信？他已经有两年八个月零十八天没给我来信了，就是工作再忙也不能几年不写信呀！他是不是变心了？不爱我了？”
毛泽东把目光深缩在眼眶里，不敢正视刘思齐。他被一向温顺的儿媳这一反常态的举动和一连串的问号怔住了，拿烟的手开始颤抖，手上的文件散落一地。
刘思齐一切都明白了，只觉得双腿瘫软，两眼发黑，大颗大颗的泪珠滚落下来。
“岸英已经牺牲了，再也不会回来了，他继承了他妈妈的遗志！”一个苍老而悲怆的声音悠悠地传了过来，接着又传来一句，“不要怪我一直瞒着你，我也是过了很长时间才知道的。以后，你就是我的亲女儿！”
这就是公公给刘思齐的回答。老人是在痛失爱子两年多以后，才极不情愿地把实情告诉儿媳的。
虽说刘思齐早就有所怀疑，但怀疑一旦被证实，她的精神防线被彻底摧垮了，思维停滞了，大脑像断了电的屏幕一片空白。随后，眼前又出现她和岸英在延河边、在西柏坡、在中南海风雨同行的一个个模糊镜头，他那相拥的体温尚在怀中，他那亲切的气息犹在脸畔。
刘思齐仰起脸，睁大眼睛，被压抑的悲痛如岩浆喷涌而出。那撕心裂肺的哭声，惊动了菊香书屋，惊动了丰泽园，惊动了整个中南海。
全国解放了，新中国成立了，生活安定了，刘思齐认为一切都好起来了，从此可以安安稳稳地坐在教室里听课了，不用行军打仗了，剩下的就是努力工作，同岸英相亲相爱厮守终生。可是这对一个女人来说最简单、最平凡、最起码的希望却在瞬间破灭了，就像一个肥皂泡似的那么轻而易举地破灭了，烟消云散了。
痛苦万分的毛泽东沉默了一会儿，语调变得凝重起来：“我也很爱岸英，他是一个好孩子。尤其是你们的开慧妈妈、泽民叔叔、泽覃叔叔、泽建姑姑和楚雄小弟相继牺牲之后，他……”毛泽东忍了又忍，终于哽咽了。
“岸英——我的岸英啊！我天天都在想你、盼你回来……你走得太急了，连声招呼都不打。你太狠心了，不要我了……”这个富有革命浪漫主义情怀的现代知识女性此时却像农家妇女那样哭得一抽一抽的，她头上拖着的两条长辫子也跟着不停地抖嗦。
李银桥拍了拍刘思齐的肩膀，含泪劝道：“思齐啊，你别哭了，你爸爸的手都冰凉了，他也悲痛难过呀！”
刘思齐一愣，忙向毛泽东望去，只见他如蜡像一般毫无生气地呆坐在沙发上，两眼直视着前方，双手无力地搭在膝盖上。刘思齐咬住嘴唇去安慰公公，像婴儿一样无力地依偎在毛泽东身上，握着他那双大手，那双在她的印象中一直是温暖而柔软的大手，此刻却像石头一样冰凉冰凉的。
哀莫大于老年丧子，要经得住这莫大的哀痛，需要有极大的意志力。冷静下来的刘思齐终于明白了：岸英牺牲后，公公一直在强忍着哀痛做她的工作，公公担心她经不住这可怕的噩耗，迟迟不告诉她，还得用种种“隐瞒”对付她的询问，公公希望她能坚强地承受住这致命的打击。
刘思齐止住哭泣，擦一擦被泪水沾湿的两颊，以忧伤的眼神望着毛泽东：“爸爸，你要保重身体，我再也不哭了！”
毛泽东痛苦地拍着她的手臂，怆然而语：“好孩子，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亲女儿。你有什么要求和困难，尽管提，我会帮助你的……”
“爸爸……”眼泪又堵住了刘思齐的话语。刘思齐知道她的悲痛会引起毛泽东更加深沉的伤感，于是咬紧牙关强忍悲痛，抹一把泪脸，像个梦游者头重脚轻地走了。与其说是走出了菊香书屋，还不如说是逃出去的。
贺子珍说朱道来很像年轻时的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六月，北京。
毛泽东在他的办公室里一边抽烟，一边审阅《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稿。听说贺敏学来了，便放下铅笔，起身迎接。
贺敏学是毛泽东的大舅哥，在其五兄妹中排行老大。北伐战争开始时，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带领起义军来到井冈山，他把自己的八角楼主动让给毛泽东住。他先后担任过红四军的第九师师长、第二十四师代师长。红军长征时，他跟陈毅留在赣南打游击。
贺子珍从苏联回国时，他正在山东同重点进攻胶东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决战，是他的妻子李立英和五岁的女儿贺小平代表他到东北看望贺子珍。李立英为人爽直热情，与贺子珍很投脾气。两人带着孩子朝夕相处，同吃同住，互诉衷肠，给贺子珍的伤痛心灵带来不少安慰。
当毛泽东得知贺敏学来北京参加全国建筑工程局长会议后，就让李敏邀请她的舅舅来丰泽园作客，还交代卫士长李银桥派司机去接。
贺敏学被外甥女带到菊香书屋的会客室，毛泽东热情地同他握手，请他坐下，并破例地给他递烟。这是贺敏学和毛泽东自中央苏区分别二十年后的第一次会面，作为战友和亲属，他们的交谈如拉家常一般亲切而坦率，除了抗美援朝尤其是毛岸英的话题之外，他们想到哪里就聊到哪里。
贺敏学一坐下就声洪音朗地说：“主席，你把孩子管得太严了。上周日，李敏到宾馆来看我，我们在莫斯科餐厅吃了西餐，然后让秘书把她送到公交车站，但她说什么也不上车，坚持要走着回去。后来我才知道她买了两本书，坐车的钱不够了。”
毛泽东哈哈大笑，说：“娇娃这孩子很懂事呢！”
他们的话题很快转到贺子珍身上。贺敏学说：“子珍在上海生活得很好，地方上对她很照顾，陈市长经常去看她。”
“是啊！上次见到陈毅，我对他说贺子珍在上海的开销，从我的稿费中支出，他说他们上海还养得起一个贺子珍。”
“贺子珍和孩子们在一起，很开心。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只是她每时每刻都在思念主席和李敏。这次来京开会，她还要我代她向你问好呢！”
毛泽东没有作声，只是脸上露出一丝伤感。良久，他才从沙发上站起来，手里夹着香烟，在会客室里来回踱步。他走了一圈，又踱回原地，便扳着指头数起了贺子珍的年龄：“子珍现在该是四十四岁了吧？你劝劝她再婚吧，成立个新家! ”
乍听毛泽东这句话，贺敏学一时怔住了。贺敏学当然知道，这是毛泽东在替自己的妹妹着想。但他又非常清楚，贺子珍不是那种秉性易改的女人，在她和毛泽东发生情感变故后，苏联的同学曾向她表示过爱意，回国后也有人希望能获得她的爱情，但都被她婉然拒绝了。贺子珍曾对李立英说过她一生只爱一个人，她已经把她的感情给了毛泽东，不可能再爱第二个人了。
面对毛泽东的提议，贺敏学努力把复杂的心潮平稳下来，然后说：“主席，子珍跟我说过‘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你是知道她的性格的，她不愿意的事谁都拗不过她。”
毛泽东轻轻叹口气：“这个事也不好强加于人，‘花开花落两由之’吧！你回去告诉子珍，娇娃在我这里很好，已经读中学了，今后每年都让她去看望一次妈妈。让子珍安心养病，好好生活，你和立英要多关心照顾她。”
此后，李敏每个寒假都去看望母亲。为了避免误会，毛泽东很少给贺子珍写信，都是通过李敏转达他的问候。李敏每次探望母亲时，毛泽东都要亲自为她打点行装，嘱托工作人员买一些北京的土特产，其中有水果、蜜饯、茯苓饼，还有“六必居”的酱菜，大包小包的，直到李敏嚷嚷拿不动为止。
李敏这一次去上海，仍是按照父亲的安排，住在东湖宾馆一个专为毛泽东准备的套间里。她每天吃完早点后，就带着寒假里要复习的功课到母亲那里去。中午回宾馆吃饭，下午再到母亲那里去，晚上再回到宾馆里食宿。
贺子珍虽然想留女儿住在自己身边，以便母女俩多些相聚的时间。但是她没有这样做，一是因为毛泽东替女儿安排得很周到，她不想改变它；二是她住的地方太褊窄了。这个位于上海太平路的一栋两层小楼里，除了贺子珍外，还住着她哥哥和妹妹的孩子。一共四个房间，贺子珍只住一间，李敏再住进来就显得拥挤了。
整个假期，贺子珍每天最快乐的时刻，就是听女儿讲她在父亲身边的故事。听了女儿的介绍，又看到女儿在各方面的进步，贺子珍就产生了对毛泽东的感激之情，于是就和哥嫂联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内容大致是：娇娇回国后，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说，现在不但会说了，而且还会用中文写信。这都是主席教育的结果，我们感谢主席对娇娇的大力栽培。
收到这封信以后，深为感动的毛泽东打破了自己定下的戒律，亲自给贺子珍回了一封信。当然那是一封完全可以公开的很纯洁的信，里面充满了社会主义大家庭所提倡的那种五湖四海的同志般的情谊。其中写道：希望贺子珍同志保重身体，顾全大局，多看看社会主义。
贺子珍看完这封无比珍贵的毛泽东的手书，完全明白了信中的弦外之音。而贺子珍也是一直这样要求自己的——顾全大局，不给国事缠身的毛泽东增添任何麻烦。
快乐的时光如白驹过溪，使人感到过得飞快。在贺子珍的眼里，寒假的假期实在是太短了，没过几天，亲爱的女儿又要离她而去了。
这是一列上海开往北京的特别快车，机车的烟囱冒着浓浓的黑烟，正在引火待发。
站在月台上的贺子珍对着车窗说：“娇娇，到北京后千万别挂念我，要安心学习。对你爸爸说我很好，一切都很好……”
“知道了。妈妈，你都说八遍了。”李敏打断贺子珍的话，笑声中带点不耐烦。
“我给你爸爸买一个耳勺，是用骨头雕刻的，很精致，他一定会喜欢的。你爸爸是油耳朵，要经常清理耳中的油垢。我把它放在皮包里了……”其实，那个提包里还有贺子珍送给江青和李讷的礼物。
汽笛一声长鸣，列车起动了。
“再见，妈妈！”李敏向贺子珍不停地摆手。
“再见……”贺子珍跟着开动的火车跑了几步，眼泪呼啦流淌下来。
回到寂寞凄冷的家里，贺子珍思绪万千，毛泽东、毛岸青、李敏的身影不时浮现在她的眼前。在她的脑海中突然闪出一个婴儿，一个大眼睛、长睫毛、双眼皮的婴儿。那婴儿好熟悉、好可爱哟！对，他是毛毛……
二十二年前，贺子珍在福建长汀生下了她和毛泽东的第二个孩子。因为是个男孩，毛泽东把他和杨开慧的三个孩子并列，取名毛岸红。当时贺子珍正患疟疾，医生怕影响孩子的健康，不让她喂奶，就给孩子找了个奶妈。
奶妈是江西人，当地老表喜欢把小孩叫毛毛，毛泽东与贺子珍也入乡随俗地跟着奶妈称毛岸红为小毛毛了。毛泽东还调侃道：“人家叫我老毛，我的儿子叫小毛毛，比我多个毛，将来要比我强哦！”
毛毛生得端庄周正，又是浓眉大眼，很像他的父亲。毛泽东非常喜爱他，每次来医院，都要从奶妈手里把他接过来，抱在怀里又是亲，又是摸。有时毛毛睡着了，就把他放在贺子珍身边，自己则坐在他们母子身旁，静静地凝视着。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时，呀呀学语的毛毛已经两岁多了，正是讨人喜欢的时候。他是毛泽东与贺子珍所生的六个孩子中惟一一个在两人身边抚养的，因此倍受父母的宠爱。毛泽东每次外出，不管多晚回来，懂事的毛毛都站在门口，倚门而待。有时候，他等饿了，就会学着妈妈的样子说：“我不饿，我要等爸爸回来一块吃。”
为了能和毛泽东一起长征，贺子珍被迫把毛毛交给留在当地坚持游击活动的毛泽覃夫妇。临行前，贺子珍从邻居那里找来一些棉花，把自己的一件军装剪开，连夜一针一线地给儿子缝制小棉袍。分别那天，毛毛睁着一双闪亮的大眼睛，可怜巴巴地抱住贺子珍的脖子，说什么也不让妈妈离开。他哭闹着说：“我要爸爸，我要妈妈，我不留下！”“毛毛不哭，等打了胜仗，爸妈会来接你的。”贺子珍说完，狠了狠心，一扭头便快步离开。
病愈的毛泽东回到家里，却不见毛毛的身影，只有眼泪汪汪的贺子珍。得知原委后，毛泽东不禁大发雷霆：“你也太狠心了！等我回来，再看一眼抱走不行么？你真蠢……”
那一夜，毛泽东房间的灯光没再通宵明亮。第二天清早，只见桌子上有两张毛边纸，湿湿的，像是被泪水浸过。其中一张写着：英(狗)、青(猪)、龙(兔)、红(猴)。
岸英、岸青、岸龙、岸红，毛泽东有过四个儿子，却一个也没能留住他们，爱子岸红更是连照片都没有一幅。如今音讯全无，他惟有默念生肖属相。
瑞金和中央苏区失陷后，毛泽覃怕走漏风声以致小毛遭遇不测，就把他秘密转移到瑞金一个警卫员家里。半年后，毛泽覃在一次战斗中牺牲，毛毛从此下落不明。
解放前夕，为完成毛泽覃的遗愿，也为了满足毛泽东、贺子珍对儿子的思念之情，贺怡曾回去寻找过毛毛。
进城不久，贺怡跑来香山对毛泽东说：“在江西丢掉的毛岸红有消息了。”毛泽东非常高兴，就详细询问了一些情况，但发现贺怡讲的时间、地点、岁数和相貌与他记忆中的毛毛均不相符。后来，贺怡又专赴江西吉安，继续为寻找毛毛而奔波，没想到在途中发生了车祸，贺怡不幸身亡。
夜已经很深了，三根指针叠成一捆的时钟，敲响了十二下，把贺子珍从沉远的回忆中惊醒。贺子珍确信：毛毛没有死，毛毛长大成人了，毛毛就在江西。于是她赶紧拿出笔墨，给江西省长邵式平写信，说她在瑞金时生有一个男孩，叫小毛毛，长征出发前寄养在老表家里。现在思儿心切，请千万千万帮助查找……
江西省优抚处干部王家珍带着组织上的重托，四处走访询查，终于打听到朱盛、黄月英夫妇在一九三四年十月领养过红军的一个小男孩，取名朱道来。
不久，有关朱道来的材料和照片由中组部转到上海。贺子珍看到朱道来的照片一下子就惊呆了：多么像年轻时的毛泽东呀！贺子珍非常激动地向中组部报告：“从材料反映的情况看，朱道来很像是我的小毛毛。”并恳请组织让这个孩子和他的养母来上海一趟，她想亲眼鉴定一下。
王家珍、黄月英带着孩子来到上海，贺子珍仔细端详着朱道来，顷刻间喜泪纵横，声声颤抖地说：“毛毛，毛毛，这就是我的毛毛。”
为了防止误差，贺子珍送“毛毛”去医院检查身体。结果朱道来的血型与贺子珍也完全一致，这更使贺子珍确信朱道来就是她丢失的毛毛了。当黄月英把孩子当年穿的小棉袍交给贺子珍时，贺子珍双手颤抖着，脑海里骤然幻化出当年她和毛毛分别时的情景。
一晃两个月过去了，中组部打来电报，要朱道来去北京一趟。于是，王家珍带着朱道来和黄月英来到北京，住在中组部招待所听候组织安排。
其实，朱道来的照片早就通过周恩来转到了毛泽东手中，惊异多于欢欣的毛泽东经仔细辨认后，虽然没说出什么肯定的意见，但也传下话来：“这孩子很像年轻时的毛泽覃！”
然而，就在大家为这件事喜不自禁时，没想到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一个来自南京的女红军找到中组部，声称朱道来是她的孩子，要求组织还给她。于是，问题变得错综复杂起来。
正在忙于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毛泽东，听了周恩来的报告后很果断地说：“不管是谁的孩子，都是革命的后代，把他交给人民，交给组织吧！”
周恩来建议道：“送给帅孟奇同志吧！她家里收养不少烈士的遗孤和革命者的后代。”
“好，她是组织部的人，就交给组织吧！”
看到毛泽东很疲惫，周恩来便转换一个话题：“主席，你要注意身体啊！北戴河疗养院整修好了，您去那里休息几天吧！”
“秦皇岛是个好地方，名胜古迹很多。那里有个碣石山，曹孟德到过那里，还写了一篇《观沧海》。”毛泽东踌躇片刻，仿佛在回味中流击水的惬意，“北戴河的海水好，到那儿游水去！恩来，你也去，学一学游水……”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
离开酷暑难耐的北京，江青带着李敏、李讷、毛远新来到白浪滚滚、凉风习习的北戴河，住在编号为六号楼的章家楼。由于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在即，而在这次会议上将要讨论通过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此前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所以毛泽东准备晚些时候再去北戴河。
北戴河海滨的环境十分幽雅，参天的白杨和高大的雪松，将一号楼掩映在翠绿之中。面对蓝色的大海、金色的沙滩，沐浴着凉爽的海风，呼吸着湿润的空气，真是令人心清气爽。
这是一个晴朗无云的下午，不甘寂寞的江青拉着两个女儿向大海走去。翻卷起伏的海浪仿佛在向她打招呼，搞得她有点眼晕。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出身于海滨的胶东人居然不谙水性，她只能手脚并用如“狗刨”一般在浅水处瞎扑腾。她不但游姿不美，而且步态也不雅观，这是她从小裹脚时留下的后遗症。王光美看到江青游泳缺乏要领，便好心好意地过来辅导。
王光美当时只有三十来岁，头发黑亮，相貌温和。她比江青小七岁，入党晚十五年，因此她很尊敬这位老大姐兼老革命。她们平时虽然接触不多，但有时也“来而不往非礼也”的互相走动，打打电话。开国大典那天晚上，江青就约王光美一块上天安门看焰火。听说江青要去苏联看病，王光美也特意打电话致以慰问。江青到了苏联后，还给王光美的女儿买了一些衣物。但是后来，江青变了，她们之间的接触就不多了，以至反目为仇。
“江大姐，游的时候要尽量放松些，精神和身体都要放松。首先应该练习蛙泳，要学会换气……”王光美边向江青走来边热情地指教。
“我知道，我早就会游……”每当这时，自尊心极强的江青话没说完就要喝上几口又咸又涩的海水。即使这样，她也不愿意接受王光美的帮助。
受过高等教育的王光美多才多艺，她不光游泳游得好，而且也会照相，她曾给刘少奇照过许多高水平的艺术照。江青看到王光美游泳会许多姿式，游起来舒展潇洒，自己游泳不行，就嫉妒起来了。特别是看到王光美与刘少奇及其孩子们的感情那么亲密，那么融洽，更是嫉妒不已。
江青和两个女儿到北戴河已经好几天了，仍不见说好要来的毛泽东。李敏和李讷非常想念他们的爸爸，于是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催他快点过来。
毛泽东很快给女儿写了回信——
李敏、李讷，我的亲爱的女儿：
你们的来信都收到了，很欢喜。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一带是曹孟德(操)到过的地方。他不仅是政治家，也是诗人。他的碣石诗是有名的，妈妈那里有古诗选本，可请妈妈教你们读。我好，勿念。
亲你们!
爸爸
一九五四年七月廿三日
信中，透露出毛泽东对女儿的爱，更透露出对女儿学业上的关心。李敏、李讷将曹操的诗文抄写在笔记本上：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就在李敏、李讷遵照父亲的嘱咐，抄录、背诵曹操的《观沧海》之际，在北京的毛泽东删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国家元首”这几个字后，便带着为新宪法的诞生累得吐了血的“秀才们”来到了北戴河。田家英一到北戴河，就找他的女儿曾立去游泳。
那天，曾立和平时一起玩耍的小伙伴又来到海滩，远远看见一位身材高大、穿着泳裤的爷爷坐在椅子上理发。这位爷爷不但光着上身，而且也光着脚丫，还把一双大拖鞋扔在一边。
出于孩子的天真和顽皮，她和小伙伴悄悄地爬到椅子背后，伸出小手把大拖鞋拉到身边，然后刨了个沙坑，把拖鞋埋了进去。接下来，她们就忐忑不安地躲到一边，等待着观看这场恶作剧的高潮。
然而，剧情的发展大大出乎她们的意料。大个子爷爷理完发站起来，发现自己的拖鞋不见了，就围着椅子找起来。当这个爷爷身子转过来时，曾立蓦地觉得他的面孔是那样的熟悉，就和她家正面墙上的画像一模一样。
尽管她没有把这位高大的爷爷和画像上的毛主席往一起联系，但心里不免犯起了嘀咕。毛泽东看见这两个神色不安的小孩，已经猜出了八九分：“你们两个小鬼是谁呀？我的拖鞋不见了，你们大概知道它飞到哪儿去了？”
曾立和她的小伙伴顾不上回答，赶紧去找大拖鞋。可是由于慌张，竟然忘记了埋鞋的位置。理发员急了，拉长了脸要训斥孩子，毛泽东向他摆摆手，示意不要吓着孩子。于是，他们便耐心地和孩子们一起寻找。
这时，田家英来到海边找他的孩子，看见曾立和毛泽东在一起，就告诉她：“这就是毛主席毛伯伯。”
“他真的是毛主席？”曾立感觉不可思议，画像上的伟大领袖，就这样赤脚露体地和她站在一起？和她说话？
“家英，找我有事吗？”毛泽东问。
“不，我是找孩子来的。”
“找孩子？你怎么知道我孩（鞋）子不见了？”毛泽东学着田家英的四川话问。
“你孩子不见了？”满眼惊异的田家英看到毛泽东光着两只脚，这才恍然大悟地笑了起来。
当得知由于孩子的恶作剧，使毛泽东半天找不到鞋子时，田家英非常恼火。但毛泽东却以他的幽默调侃道：“家英啊，你的小鬼是要我多晒一会儿太阳，你就不要批评她了嘛！”
田家英忍俊不禁，和毛泽东一起大笑起来。拖鞋终于找到了，毛泽东亲切地抱起曾立，问她几岁了，上学了没有。
田家英看着毛泽东走向大海游泳去了，遂想起不久前发生的一件事：为了让毛泽东从繁忙的事务中解脱出来，使其生活状态有所变化，保健医生想了很多办法，比如动员他散散步，跳跳舞，看看电影，打打乒乓球，后来又动员他去游泳。
一天，保健医生徐涛和毛泽东散步时，拐弯抹角地试探着问：“主席，你说地球上的生命起源于哪里？”
不料，毛泽东马上警觉起来。他以锐利的目光上上下下打量着徐涛问：“你想干什么？”
“谈自然科学的时候，不能总是你考别人，也应该让别人提点问题呀！”
毛泽东这才回答：“起源于大海。”
“不对，是游泳。”接着，徐涛费了好大一番口舌来说明游泳是接触自然、全身运动、锻炼心肺、老少咸宜等诸多好处。
这大圈子兜得终于见效了，毛泽东突口：“游水，可以去。”
于是，毛泽东就有了进京后的第一次下水，那是在清华大学的室内游泳池。去游泳途中，不知底细的徐涛对毛泽东打保票：“主席，你就放心吧！有我保护，保险出不了事。”
“哦，出了事怎么办？”毛泽东不动声色。
徐涛拍拍自己的胸脯：“我救你！”
到了游泳池，徐涛拉着毛泽东要从浅处下水，可毛泽东径直朝深水区走去。
“不行不行，那样很危险！”徐涛急了。
“不是有你保护吗？难道你害怕啦？”毛泽东说完，扑通一声跳进深水里。
徐涛两眼盯着水的波纹，惊怔得张大了嘴巴，不知如何是好。
过了数秒钟，毛泽东的脑袋浮出水面，然后一会儿侧泳，一会儿蛙泳，一会儿仰泳，真是如鱼在渊。他游转回来，脸上露出孩子般的天真与得意。他对心有余悸的徐涛说：“我家门前有个池塘，年幼的我就在那里游水。那时，你这个生命还没有起源呢！”
此时看到毛泽东在秋风萧瑟、洪波涌起的大海里“闲庭信步”，想到保健医生不自量力地要充当毛泽东的游泳保镖，田家英摇摇头，情不自禁地笑了。
仁者爱山，智者喜水。生于“湖南”“湘潭”水塘边的毛泽东不但自幼喜爱游水，而他的一生都与“水”字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名字“毛泽东”有“水”字，大革命时他所在的“长沙”、“武汉”有“水”字，长征时经过的“金沙江”、“大渡河”有“水”字，解放战争指挥的“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都有“水”字。于是就有人附会道：“水滴石穿”，毛泽东打败蒋介石那是理所当然的了。
在搁置公务的闲暇时刻，毛泽东与女儿们在大海里追涛赶浪，戏水狂欢，共享这亲近大自然的快乐。畅游之余，他还与女儿们谈起了曹操，说曹操不但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诗人。毛泽东喜欢曹操那豁达洒脱、直抒胸怀的诗句，他借古人幽思，抒今人情怀，写下了那气势磅礴的《浪淘沙•北戴河》名篇：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在北戴河，毛泽东多次提到曹操，提到《观沧海》，除了想提高两个女儿特别是李敏的中文水平外，还是希望她们能从诗中受到熏陶，受到启发，受到教益。然而，李敏、李讷对古文尚未熟读，还不能理解全诗的含义。面对气象万千的山海，她们心里只能有无限的慨叹和表达不尽的诗意。
然而，江青对曹操的诗词不感兴趣，她偏爱古典小说《红楼梦》，还自称是“半个红学家”。回到北京，当她看到山东大学的校刊发表李希凡、蓝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时，便如获至宝地把这篇批评“红学”权威人士俞平伯的文章推荐给毛泽东。在她的鼓动下，毛泽东给中央政治局及其他有关同志写了一封信。于是，很快在全国掀起了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运动。
北京好像没有风和日暖的秋天，过了国庆节，一直炎热的天气突然变得冷了起来。而且时光过得很快，说话间这一年的日历就剩下没几张了。
在中南海怀仁堂东南隅有一座挂着乾隆御书“永福堂”匾额的北京老式四合院，五间北房东西一字排开，当中一间是餐厅，东侧的两间是彭德怀的起居室，西侧的两间为办公室。东厢房曾作为召开军委办公会议的会议室，西厢房是工作人员的办公室和宿舍。由于年久失修，有的门窗已经损毁，廊柱上的油漆开始剥落，整个四合院显得较为破旧。
此时，已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的彭德怀正坐在写字台前，聚精会神地审阅军委总干部部送来的一份电报。他推开文件夹，摘掉老花眼镜，端起杯子咕嘟咕嘟喝几口水，然后起身在办公室的地毯上来回踱步，脑子里琢磨着电报里的内容。
几天前，志愿军总部就安葬毛岸英烈士一事给中央军委发来一个电报，军委总干部部起草了复电，要求志愿军总部将毛岸英的尸骨运回北京安葬。按理说，在国内安葬毛岸英无可厚非，黄继光、杨根思、邱少云等抗美援朝战斗英雄，以及在朝鲜牺牲的团以上干部遗体，均已运回国内安葬在安东、沈阳等地的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因此这样做并无特殊。
彭德怀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处事原则性很强。他看完电报后，觉得把毛岸英的尸骨运回国内安葬不太妥当，但考虑到事关国家主席，自己不好擅专。他准备给周总理写信，表明自己的态度。吃罢晚饭，他又坐回办公桌前，严肃得如同一尊神像。他破例地点上一支烟，缭绕的烟雾漫过了他的发际，使他的心绪难以平静——
一场旷日持久的抗美援朝战争，牺牲了多少中华儿女啊！他们都安葬在朝鲜的国土上，毛岸英也不应该例外。毛主席不是亲口说过岸英是志愿军中的一位普通战士嘛！再说作为中朝人民用鲜血凝成的友谊的象征，作为毛主席本人和中国国际主义精神的体现，毛岸英也应该埋在朝鲜。这是一座友谊的桥梁，架设在鸭绿江之上；这是一座感情的丰碑，竖立在中朝人民心中！
毛岸英安葬在他牺牲的地方，既有利于教育中国人民，又有利于中朝友谊。想到这里，主张“中国生、朝鲜死、朝鲜埋”的彭德怀掐灭了烟头，额上那酷似军用地图等高线的皱纹也一下子舒展开来。他戴上花镜，提笔疾书：
总理：
昨二十四日赖传珠同志拟一封电稿，将毛岸英同志尸骨运回北京，我意埋在朝鲜，以志司或志愿军司令员名义刊碑，说明其自愿参军和牺牲的经过，不愧为毛泽东的儿子，与其同时牺牲的另一参谋高瑞欣合埋一处。以此教育意义甚好，其他死难烈士家属亦无异议，原电稿已送你处，上述意见未写上。特补告，妥否请考虑。
敬礼
彭德怀
十二月二十五日
周恩来看完彭德怀写来的信，沉思良久，认为老将军说得有道理，毛岸英的尸骨不宜运回国内安葬，更不宜在北京安葬，应该和牺牲了的所有志愿军烈士埋在一起，这也是主席的意思，这样做政治意义更大。于是，他将彭德怀的信批转给毛泽东阅示。
“主席！”毛泽东的秘书拿着文件夹走进紫云轩，轻声说，“总干部部给彭总发来一个电报，说岸英是主席的儿子，要求将岸英的遗骨运回祖国，破格安葬在北京。彭总从大局考虑，认为这样做不妥。这是彭总写给总理的报告，总理批给您阅示。”
秘书把文件夹递给毛泽东，接着又说：“金日成首相来电，向主席表示慰问，他说岸英同志是为朝鲜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牺牲的，也是朝鲜人民的儿子，他们希望把岸英安葬在朝鲜，以供后人记念。”
“老彭说得对，哪个战士的血肉之躯不是人生父母养的，不能因为我是党和国家的主席，就给儿子搞特殊啊！”毛泽东从笔筒里抽出铅笔，在文件上慨然批示：同意德怀同志的意见，把岸英的遗骨和成千上万的志愿军烈士一样，掩埋在朝鲜的土地上，也不要为他举行特殊的葬礼。
于是周恩来又在彭德怀的信上作了“尊重你的意见和朝鲜同志的要求，请（传珠）重拟复电”的批示。刘少奇、邓小平圈阅后也都表示同意。
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唯物主义者，主张烈士与青山同在。他早年走出韶山冲赴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学堂读书时，为表达自己满怀豪情闯天下、不达目的誓不休的决心和信心，曾将改写的一首诗夹在他父亲的账簿里，题目叫《呈父亲》：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毛泽东在会见苏联驻华大使、毛岸英生前好友尤金时说：“共产党人死在哪里，就埋在哪里……我的儿子毛岸英死在朝鲜了，有人提出把他的尸体运回来。我说，不必，死哪埋哪吧！”
后来，刘思齐、邵华再次提出“迎岸英回家”的请求，毛泽东引用东汉名将马援的话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不是有千千万万志愿军烈士安葬在朝鲜吗？岸英也应该埋在朝鲜。”毛泽东没有同意她们的要求。
就这样，毛岸英与千千万万牺牲在朝鲜的志愿军烈士一样，长眠于他战斗过的并用鲜血浸染过的朝鲜大地上。他们与青山同在，“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女儿对父亲的一片真情
毛泽东批复彭德怀关于在朝鲜安葬毛岸英的信以后，便迎来了他的生日。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六十一岁寿辰，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和海外侨胞都提前给毛泽东送来了寿礼，国内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许多知名人士也悄悄地给毛泽东送礼祝寿来了。
一般送给毛泽东的礼品，毛泽东看到的只是礼单，实物则由中央办公厅负责礼宾的部门统一接收保管。因为毛泽东认为这些礼物不是送给他个人的，而是送给中国人民的。他常说：“我要是生活上不检点，随随便便吃了拿了，那些部长们、省长们、市长们、县长们都可以吃了拿了，那这个国家还怎么治理呢？”
这一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给毛泽东送来了二十四箱红苹果。由于是不宜保存的鲜果，又赶上元旦这个节日，毛泽东便吩咐李银桥把苹果送给警卫战士们吃。
当警卫一中队的指战员知道苹果是毛主席送来的，都激动得流下了眼泪。他们打开纸箱，拿起苹果一看，一个个都傻了眼。原来，每个泛着红光的苹果上都有一行擦不掉抹不去的大字：毛主席万岁！
这些字，都是早早地写在尚未成熟的苹果上，被太阳晒出来的。
“毛主席万岁”怎么能吃掉呢？警卫战士作难了。内卫一班的张木奇说：“这样也好，干脆别吃，保存下来，天天可以闻到苹果的香味儿！”
李银桥拿着两个苹果去见毛泽东，汇报了情况。毛泽东却不以为然地说：“我就不喜欢这个口号，哪个人能活到一万岁？既然活不到，那就把‘万岁’吃掉吧！”
李银桥又回到警卫一中队传达了毛泽东的话，并且学着毛泽东的湖南口音绘声绘色地把“吃”字说成“掐”，让大家把二十四箱印有“毛主席万岁”的朝鲜苹果，统统“掐”掉。
就是毛泽东这一年的生日，李讷为了表达对父亲的感激之情，也正在忙着制作一件小小的礼物。也许是她把这份爱心看得太重了，礼物怎么设计都不合她的心愿。眼看着父亲的生日就要过去，可礼物还没有制作出来。李讷不肯罢休，又重新补做了一件。这次做的是用丝线在圆形硬纸上编成的精美别致的小书签，一面画着寿桃，一面写着“送给亲爱的爸爸”。
毛泽东收到李讷姗姗来迟的生日礼物和一封充满亲情的信，只见上面写道：
亲爱的爸爸：
你正在睡觉吗？一定睡得很香吧？
你一定奇怪，我为什么突然要写信给你。事情是这样：在你生日的时候，我想给你送礼，一块手绢还没有绣成，你的生日就过去了。而且也绣得很不好，于是我就没有送。因为我知道你不会生气，你是我的好爸爸，对吗？这次妈妈的生日就要到了，就趁此补补吧，我送的东西也许你不喜欢，但这是我亲手做出来的。东西虽然小，但表示我的心意：我愿我最亲的小爸爸永远年轻，慈祥，乐观，你教导我怎样生活怎样去做人，我爱你呀！小爸爸，我愿你永远活着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吻你
热烈爱着你的女儿讷
一九五五、二、八
李讷写给父亲的这封信，字里行间都洋溢着“亲”和“爱”两个字。十五岁的李讷在父亲面前还有些撒娇，但对父亲的依恋和敬重之情却发自肺腑，对父亲的关爱和感恩之意铭刻在心。她把父亲的教导当作精神火炬，当作无价之宝。对这个伟人家庭父女之间的情感，后来她曾用罗曼·罗兰的一句话来形容：伟人的心灵就像那高山之巅，那里终年狂风大作，云雾满天，可是呼吸却异常的顺畅。
北京的冬季，天地间变得一片苍白，北风洋洋洒洒地成了季节的主人，把本来多姿多彩的大地舞弄得十分单调。送走了春秋，送走了酷暑，思母心切的李敏终于盼来了寒假。对于李敏来说，那可是个朝思暮盼的假日，因为只有到了寒假，她才能去上海看望一次母亲。
在温暖如春的紫云轩，李敏端来一盆热水，要为毛泽东洗脚。她到父亲身边那么多年了，这还是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给父亲洗脚呢！毛泽东望着酷似年轻贺子珍的李敏，望着李敏端着一盆气汤汤的热水，一下子又想起了过去，想起了井冈山时期的贺子珍。
毛泽东感慨满怀地回忆道：“一九二七年秋天，我率领队伍向井冈山转移，由于连日行军，我的脚被草鞋磨破了，行动很困难，脚背肿得像个大茄子，紫里透亮。他们要用担架抬我走，我坚持自己拄棍子步行，把担架让给重伤员。队伍到达井冈山下时，王佐派人接应我们上了山，后来在井冈山上认识了你妈妈。”
李敏问父亲：“水烫不烫？”
“不烫，正合适。”毛泽东接着说，“你妈妈见我这个样子上得山来，好心痛哟！她几乎是以命令的口吻让我把脚伸到她的手里。她小心翼翼地揭下我脚上的纱布后，又忙着去煎汤熬药，为我洗脚，敷药。”
“疼吗？”李敏抬起头问父亲。
“我强忍着钻心的疼痛，笑着对你妈妈说：世界上的万物都是物极必反，这脚疼过了头也就不疼了。你妈妈说都这样了，还开玩笑呢！”
李敏给父亲洗好了脚，毛泽东一边把脚从盆里抬起，一边冲着她笑。
李敏说：“爸爸，过两天我要去上海了，也不知道妈妈的身体怎样了？”
今年夏天，李敏收到舅妈的来信，说她母亲病了，而且病得不轻。
原来那天，收音机里播放了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贺子珍虽然有十多年没有亲耳聆听毛泽东的声音了，但那抑扬顿挫的话语依然是那样的熟悉，那样的亲切，那样的动人心魄。她听得入了迷，电台播送了一遍又一遍，她跟着听了一遍又一遍，以至忘记了吃饭，忘记了睡觉。后来，收音机烧坏了，她也病倒了。
李敏知道，毛泽东的声音对她母亲来讲，那真是太亲切太感人了。母亲会跟着这声音回到井冈山那难忘的战斗岁月，重踏雪山草地那艰险的长征旅途，重回延安那看似平静又非平静的夫妻生活。然而，这只可闻声、不能见人的现实，无情地折磨着母亲的心灵！
作为女儿，李敏可真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她恨不得长上翅膀飞到母亲身边，去照顾母亲，去尽女儿的一份孝心。李敏急了，找爸爸去，只有爸爸能帮助妈妈。
毛泽东听到贺子珍生病的消息后，心里也焦急不安。这是李敏见到父亲最难过的一次，可能触动了他内心深处的情感。在此之前，岸青搬离中南海时，李敏也看到父亲很难过。而这一次，父亲不仅心里难过，而且还从他那坚硬的眼颊流下了不大多见的泪珠。
毛泽东是很少流泪的，他过去曾对贺子珍说过：我这个人平时不爱流眼泪，只有在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就忍不住要掉泪；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就难过得落泪；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
当时李敏正在上学，她不可能中断学业去照顾母亲。怎么办呢？毛泽东思来想去，忽然想到贺子珍的病是因心事过重而引起的，心病还需心药治。于是，他展纸提笔，给贺子珍写了第二封信。
毛泽东听说贺子珍拒绝看病，也不肯吃药，就在信里劝她要注意身体，好好治病。听说贺子珍抽烟很厉害，就在信里写道不要抽那么多烟，烟抽多了对身体不好。在信中，他还要求贺敏学代为照顾贺子珍。真是拳拳之心，款款之情，都从字里行间表露出来了。
果然，这封信比灵丹妙药还管用。当身边的人告诉贺子珍毛主席给她来信了，要她好好吃药，好好养病时，她的神志竟然奇迹般地清醒了过来。她很快就能自己读信了，也肯配合医生吃药打针，而且还改掉了多年的吸烟习惯。
可是，半年过去了，母亲的身体究竟怎样了？
毛泽东望着李敏，无比温情地说：“娇娃，你妈妈的病好些了。不过，你还是应该去看看。到了上海，要告诉妈妈安心养病，她所有的开销从我的稿费中支付。”
李敏点点头走了，带着父亲的嘱托走了……
雾散雪霁，冬去春来。时间按照自己的节奏不快不慢地走进了一九五五年。柳树柔枝钻出了嫩芽，白杨吐出了蕾苞，山坡下的松林更显得郁郁葱葱。
大榆洞后山上的野草染绿了地皮，满山的金达莱不等叶儿长出就急不可待地绽放一穗穗黄花。一年一度清明节，又到给亲人添坟烧纸的时候了，毛岸英和高瑞欣的坟头又换上了新土。
那是一个风和日煦的好天气，志愿军首长带着几个战士，准备把毛岸英和高瑞欣的坟墓迁到桧仓志愿军烈士陵园。还没等他们动手挖土，朴真真手扯着她的孙女和许多身着飘拂如仙的朝鲜长裙的阿妈妮就赶到了。
朴真真听说志愿军要迁坟，便像一个侠肝义胆的守护神挡在坟前说：“志愿军同志，这是我儿子的坟，不能迁走啊！我老了，由我的孙女看护这座烈士坟；孙女老了就由她的后代看护，我们会一代一代地传下去看好这座烈士坟的！”
志愿军首长耐心地向她解释：“阿妈妮，这是志愿军烈士墓，我们是奉命来迁移的，把它安葬到志愿军烈士陵园去……”
朴真真打断志愿军首长的话，像普通农家妇女一样捶胸顿足、呼天抢地地大声哭号：“他是为我们朝鲜人民牺牲的，他永远地埋在我们朝鲜人民的心中。他是我的儿子呀，我要天天看着他、照顾他，这坟谁也不能迁！”
面对朴真真非常坚决的态度，志愿军首长只好实话实说：“阿妈妮，你知道这位志愿军烈士是谁吗？他是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儿子毛岸英。”
“啊，毛主席的儿子……”朴真真像被电击了一下僵立着不动，忘记了自己，忘记了周围，忘记了一切，只是泪流满面，嘴唇不停地抽搐。过了片刻，她面向北京方向，深深地施了一礼，又面向毛岸英的坟头施了一礼。突然，她抱住志愿军首长的胳膊泣不成声。
这一切都被站在一旁的随军记者杨大群看在眼里，记在笔端。杨大群只知道这两位烈士是和他同一批入朝的战友，万没想到其中一个他所认识的毛秘书原来是毛主席的大儿子。杨大群像朴真真和在场的所有人一样，都惊怔不语了，惟有心潮在起伏跌宕。他为今天能采访到如此千载难逢的好新闻而高兴万分，同时又为这篇难得的好新闻因涉及到领袖人物不能公开报道而深感遗憾！
在破土移棺时，大榆洞的乡亲们一直留在现场。朴真真把葫芦里的水洒在棺木上，她的女一声连一声地喊着“请毛叔叔喝水”。她们和大家一起把毛岸英的灵柩抬上车，然后望着缓缓离开的灵车，就像为远行的亲人送别一样久久伫立不动。灵车如飞蝶一般在山间花丛中越飘越远，直到看不见了，朴真真这才狂泄内心的悲痛，又号啕大哭起来。
于是，在桧仓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里，又增添了一座普普通通的坟墓，墓前立着一块三尺高的花岗岩石碑，在墓碑正面镌刻着郭沫若题写的“毛岸英同志之墓”七个大字，在墓碑的背面是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撰写的一段碑文：毛岸英同志原籍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是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的长子，一九五○年他坚决请求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于一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光荣牺牲。毛岸英同志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将永远教育和鼓舞着青年的一代。毛岸英烈士永垂不朽！
毛岸英的遗骸葬在了朝鲜，但他的一批遗物却被送回祖国，送到了毛泽东的手中。毛泽东睹物思人，一阵难以抵挡的悲痛搓断了他的柔肠。但他不想将这悲痛传染给任何人，他要独自承受这种失去爱子的痛苦。为此，他没有将这批遗物交给儿媳刘思齐，而是嘱托李银桥把它全部收进一只皮箱里，存放在紫云轩他时刻能够看到的一个地方，他要经常和这个生前很少有时间谈心的儿子说说话。
在整理毛岸英遗物时，李银桥眼含泪花作了如下登记：
白色棉布衬衣一件，印赭色细方格，商标是一片树叶，标有“荣新內衣厂”字样。衬衣为长袖，左胸有一口袋，前襟缀有五颗白色的小纽扣，两只衣袖另外各有一颗白色的小纽扣，领口处印有“130114领衬”字样，领口处的色泽严重发黄，衬衣的下摆也已发黄，衣前胸有黄色斑迹。
长袖改短袖棉布衬衣一件，印浅蓝色竖条格，左胸有一口袋，前襟缀有白色纽扣五颗。衣长六十二厘米，肩宽三十九厘米，袖长五十三厘米，胸围九十二厘米。衣领处缝有一块长二十四厘米、宽七厘米的补丁，可以明显看出是用剪下的衣袖缝上去的。
鹅黄色短袖棉布衬衣一件，长六十四厘米，肩宽三十八厘米，袖长十七厘米，胸围一百一十厘米，商标为“冠军champion DAHJRMG”字样。左胸有一口袋，前襟缀有五颗白色小纽扣，领口已磨损，衣前襟有黄色斑迹。
蓝色棉帽一顶，帽顶直径二十厘米，帽舌轧制有机缝的密线，两侧有护耳和后帽沿，帽里为灰色，显示有螺旋形的机缝线。
灰色长筒纱袜一双，全长五十七厘米，底长二十四厘米，整双袜子磨损严重，已经褪色，袜底前部和后跟各有一块黑布补丁。
白色棉布毛巾一条，长七十一厘米，宽二十七厘米，两端有穗。毛巾一端的右下角印有一个黑色的菱形图章，图章字迹模糊。整条毛巾磨损严重，多处有大小不一的破洞，并有大面积的黄色斑迹……
刘思齐虽然没有看到从朝鲜转来的毛岸英的遗物，但亡夫之痛依然时时萦绕在她的心头，令她寝食难安。为了不引起毛泽东的伤感，她只能暗泣，不能明哭。可是在餐桌上，她那双哭得又红又肿的眼睛还是被公公发现了。毛泽东闭嘴沉思，长叹一声，放下碗筷，水米未进，含着悲情和无奈离开了餐厅。
从此，刘思齐便把悲伤硬是压在心底，饮泪不哭。然而，毛泽东深知儿媳内心的苦楚，看到她落落寡欢的神情，看到她形销骨立的身影，就耐心地劝慰道：“战争嘛，总是要死人的。不能因为岸英是我的孩子，就不应该为中朝人民而牺牲。”
自从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公开后，毛泽东对刘思齐总是说：“今后，你就是我的大女儿。”从那时起，毛泽东就格外疼爱刘思齐，还说“只要我有一口气，就要照顾好我的女儿思齐。”在每次通信中，他总是称她为“娃”、“亲爱的思齐儿”，给了她无比深厚、伟大的父爱。
就在刘思齐因丧夫而悲痛欲绝时，却有人放出谣言落井下石。刘思齐忍受不了这恶毒的人身攻击，就给公公写了一封信。毛泽东复信说：“谣言不足信，可以置之不理，因为不胜其烦。你的心要清闲些。把身子养好要紧。”听到毛泽东亲切的声音，愁苦迷惘的刘思齐在精神上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又鼓起了生活的风帆。
毛岸英千真万确地牺牲了，毛泽东已明确地告诉了刘思齐。但刘思齐仍接受不了这个残酷的事实，她的感情，她的心都在拒绝这个噩耗，总觉得岸英还活着，岸英“出差”到了一个遥远的、她所不知道也去不了的地方，幻想着在某一天下午或是晚上毛岸英会突然回到她的身边。但是，她的最亲爱的人毛岸英已经化作冲天的烈焰，匆匆地上路了！
在得知丈夫牺牲的真相后，刘思齐度过了无数个交织着痛苦、焦虑、恐慌甚至绝望的日日夜夜，一直无法从悲伤的围城中走出来。她像狂风过后的一棵树苗倒伏了，本来孱弱的身子日渐消瘦和憔悴。尽管她像往常一样对公公极尽孝道，可她那张蒙着愁云惨雾的脸更使老年丧子的毛泽东痛苦不已。为了改变这一触物伤怀、寥落凄苦的处境，刘思齐决定离开北京一段时间。
就在这年夏天，刘思齐提出去莫斯科留学。她在病中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也非常赞成她换换环境，马上写了回信——
思齐儿：
信收到。患重感冒，好生休养，恢复体力，以利出国，如今日好些，望来此一看；否则不要来。最要紧是争一口气，学成为国效力。
你要的列宁选集两卷，给你送上。
祝好！
父字
一九五五年八月六日
毛泽东的慈父之爱
李讷自从在勤政殿看到参展的解放军新式军装后，就一直盼望着国庆节的到来，她想在全军实行军衔制的这一天亲自目睹她的大元帅父亲的英姿。然而遗憾的是，作为军委主席的毛泽东在十月一日并未换上大元帅服，他依然穿着那套又肥又大的灰色中山装。
建国后，中央军委为加强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把实行军衔制的问题重新提上了议事日程，这是我军建军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在一次全国人大会议上，有些代表提出毛泽东比斯大林率领部队打的仗多，时间也长，毛泽东应该像斯大林那样被授予大元帅军衔。
毛泽东听完汇报后说：“根据国际国内的经验，这个大元帅我不能要，穿上大元帅的制服不舒服啊！”并问在座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你们的元帅军衔还要不要评啊？”他们都摆着手异口同声地说：“不要评了，不要评了……”
国庆节那天晚上，身穿崭新笔挺的军礼服、佩戴大将军衔的罗瑞卿着急地一边看表一边嘟囔道：“焰火晚会就要开始了，主席怎么还不出来？”
“我再看看去。”少将警卫局长汪东兴赶紧穿廊过院地向菊香书屋走去。
在紫云轩的过厅里，毛泽东正在理发。他坐在高背藤椅上，颈部系着白色盖布，手里拿着一份文件。他对理发员王胡子说：“你办你的公，我办我的公。”
毛泽东一边翻阅文件，一边随意地转动着头颈。给毛泽东理发不能用电推子，也不能用电吹风。已上了年纪的王胡子，随着毛泽东脑袋的转动，上下左右地剪着头发。没过多久，他已是满头大汗了。
王胡子名王惠，是一个非常敬业的倔老头，常挂在他口头上的一句豪言壮语是“理发时毛主席都得听我的”。据说在延安整风的抢救运动中，王胡子曾被打成反革命，勒令他坦白交代。奇怪的是王胡子也承认自己是暗藏的特务，还说要在理发时用剃头刀子捅死毛泽东。毛泽东不相信王胡子是特务，更不相信王胡子会杀害他，于是让人把王胡子找来谈谈。
王胡子一见到毛泽东就下跪，并痛哭流涕道：“我坦白交代，我要杀主席。”
毛泽东问：“我就在你跟前，为么还不动手? ”
王胡子说：“等国民党来了再动手。”
“到那时还用得着你动手？”毛泽东厉声喝道，“老王，你给我讲实话，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不这么讲，人家就不让我睡觉，实在困得受不住了，只好按他们讲的去坦白交代，这才让我睡上一觉。”
就这样，毛泽东下令停止抢救运动，凡是以前交代的问题全不算数，有什么就说什么，没有就不要胡说八道。王胡子获得了自由，从此就像对待再生父母一样，对毛泽东更是忠心不二了。
“王师傅，你得快一点，焰火晚会就要开始了。”毛泽东提醒王胡子。
“别着急，不会误事的！”王胡子慢条斯理地说。他手里的刀架在毛泽东另一侧脸上，比比划划半天，好不容易才“刷”了一下，接着便退后一步，像在欣赏什么杰作似的端详个没完。
“哎呀，我说老王，快一点好吗？”毛泽东开始烦躁，欠一下屁股，却被王胡子马上从头顶上按住了。
“急什么？到时候肯定让你去。”那口气好像是他在决定毛泽东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他在毛泽东那颗充满智慧的头颅上，就那么扶过来扶过去，时而轻剃轻刮，时而左右端详，认真细致地为毛泽东把面修好。
好不容易刮完了脸，毛泽东抬屁股想起身，却又被王胡子及时按住，还不耐烦地说：“怎么不听话呢？坐好了！”
毛泽东哭笑不得，又不能发火，只好在王胡子的手掌下强抬一下头说：“我要你快点嘛！”
“沉住气，听我的，给你刮干净再去。”末了，王胡子居然在毛泽东的后脑勺上拍了两下，接着又不知轻重地“教训”起来，“你是国家主席，主席要有主席的样子。啊，再说了，这是我的手艺，剃不好不光影响主席的形象，我也没有面子呀！”
罗瑞卿责备汪东兴：“这么大的主席，你们就这样子给他理发。在家里腾出一间房子，建个理发室，到北京饭店拉一把理发椅子来。”
汪东兴说：“这些都好办。我请示过主席，他不同意，只准这样子理发。”
罗瑞卿又说：“王胡子这么大岁数了，手直抖，要是把主席剪破刮破了皮，怎么得了？”
汪东兴面带难色说：“给主席做事的人，就是不好找。王胡子从延安干到现在，主席就是不同意换人。再说了，换个生人在他眼前晃动剪子刀子，他能放心吗？”
参加完国庆晚会回到家里，李讷就问毛泽东：“爸爸，我们看了大阅兵，解放军真神气。在苏联，斯大林是大元帅，下面才设元帅。你怎么不当大元帅，怎么不穿大元帅服呢？”
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只是笑着拍拍自己的肚皮：“爸爸这个肚子啊，受不了那个委屈。当大元帅要扎大皮带，要系武装带，爸爸有肚子，不行，受不了……”
天近黄昏，霞光灿烂。舒徐有致的清风把南海吹得浪花闪动，波光粼粼，平时湖面那一排排色彩鲜明的倒影也乱了层次，变得模糊不清。岸边摇曳着的垂柳枝条，像轻歌曼舞的少女秀发飘逸而生动。一群白鸽振羽翩飞，呜呜的哨声自近及远，渐渐消逝在红墙之外。
周秉德沿着南海岸边走来，快到丰泽园的时候，看见毛泽东坐在岸柳下休息，便过来跟他打招呼。
周秉德是周恩来三弟周恩寿的长女，一九四九年夏天被周恩来接到中南海一起生活。周秉德和她那些年龄相仿的小朋友一样，经常跟着他们的父辈来到丰泽园一带玩耍，于是和这位很早就当过教员而且曾多次申明喜欢当教员的毛泽东认识了。她有一种感觉，听毛泽东说话仿佛是在听叙事诗，看似很平淡的话语，经毛泽东的口一说，句句都有了诗的意境，而且精妙而深湛。她小学毕业时，曾拿着自制的赠言簿请毛泽东留言。“好，写一个，给你写个‘好好学习’吧！”毛泽东题罢字，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难得坐在岸边独自休息的毛泽东，也看见了偊偊而来的周秉德，于是招手笑着说：“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
“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 周秉德续读了木兰诗，接着说，“毛伯伯，我是来找李敏玩的，好长时间没过来了。”
“小秉德，现在读书读到哪一年级啦？”
“我初中毕业了，就要上师范学校！”
“哦，师范！”毛泽东顿时来了兴致，“师范有高中的吗？”
“不是高中，是中等专科学校。”周秉德解释道。
“学师范好，我就是学师范出身的啊！”毛泽东兴趣更浓，“女孩子不一定非要学理科，非得做个科学家、工程师什么的，学师范、学医就挺好嘛！到时候，我让李敏、李讷也去学师范。不过，你的决心下定了没有啊？”
毛泽东的赞赏，使周秉德高兴极了。她自豪地说：“决心早下了，一开学我就去师范学习啦！毕业后，我要像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里的瓦尔瓦娜一样，到农村去教书。”
后来，在李敏小学毕业的时候，毛泽东就对她说：“你怎么不向秉德学习呀？你也应该去学师范呢！”于是李敏也考进了北师大女附中。
在北师大女附中，也有和八一小学相似的情形，那就是有的父母一方牺牲，一方再婚，有的则是父母离异，重新组建家庭。旧的家庭消逝了，新的家庭又不适应，这就给孩子们原本天真纯洁的心灵掺进了几分苦涩和复杂。看见别的孩子与家人团聚时的温馨，他们则益添惆怅和伤感。
李敏和那些缺失家庭温情的孩子有相近的感受，因此与她们更容易贴近。她有一个同学叫王桂芹，由于两家的境况相近，两人的关系很好，王桂芹私下写的东西对李敏也不避讳。也正因为如此，后来李敏看到了她在假期回乡探母时写下的日记，还把它带到中南海送给父亲看。
毛泽东很仔细地阅读了王桂芹的日记，将其中的一些错字、笔误改正过来，还在他认为精彩的地方画了圈。在“越在农村住得长，就越觉得知识贫乏，我越是多接近农民，就越感到自己懂得道理太少，知识掌握得不牢”等处，画了三个圈。
毛泽东不光在王桂芹的日记上画圈，而且还在上面作了批注：“每年暑假回乡一次，极为有益。此文写得很好。住半个月不够，最好住一个月。”显然，他对这十多篇学生日记很欣赏，随即写了张纸条给两个女儿：“李讷细看两遍，退李敏。李敏也要看两遍。”
在学校里，李敏看到不少同学要求进步，有的还在积极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李敏也想这样做，但又怕自己不够党员的条件。因此，入党申请书在她的书包里躺了好多天，一直没胆量把它交给党支部。她考虑来考虑去，总想找个知己谈谈自己的想法。忽然，她想到了父亲，于是就利用周末回家的机会，与父亲进行一次“同志”式的思想交流。
这一天，毛泽东正坐在沙发上看书，见大女儿来到面前，就抬起头看着她说：“娇娃，有事吗？坐下来说……”
李敏坐下了，待忐忑不安的心绪稍微平稳，就一本正经地说：“爸爸，我想和您谈件事，谈一件很重要的事。”
“谈一件重要的事？”毛泽东放下手里的书，带着惊异的眼神看着李敏，“好哇，你想谈什么重要的事呀？”
听着父亲那温和而亲切的语气，李敏顿时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热流涌遍全身。于是，她激情满怀地说：“爸爸，我想入党！”
李敏说完就不好意思地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尖，心在怦怦地跳动，可又急切地想知道父亲的反应。这是她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啊，想必父亲会高兴和支持的。没想到毛泽东非但没有一句鼓励的话，反而问她：“你为什么要入党呀？”
毛泽东的这句问话，着实把李敏给难住了，三言两语怎么能说得清楚呢？李敏心想：爸爸怎么跟党支部的人一样？他好像并不欢迎自己入党啊！李敏的满腔热情，像被南海里的冰水激了一下。
李敏话里带气地小声喃喃：“人家的父母都鼓励自己的子女成长进步，争取早日加入组织。您不但不支持我，反而问我为什么要入党，我真不理解您的意思。”
看到李敏生气的样子，毛泽东笑了。他语气和蔼地说：“爸爸这不正在帮你解决问题吗？问你为什么入党又有什么不对呢？你积极要求入党，这是件好事嘛！就是好事，也要问个为什么？一个人要入党，首先要明确为什么入党，端正入党的动机，这才是最重要的……”
“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为了……”李敏一时半会也说不全面，就望着父亲说，“那让我好好想想，等我想好了再跟您谈，行吗？”
“好嘛，爸爸的大门一向对未来的共产党员敞开着！”
李敏不好意思地笑了。
接着毛泽东又问起李敏的读书情况：“娇娃，我给你定的读书计划完成得怎样了？”
以执卷为乐的毛泽东，频频倡导女儿读书。在李敏进入师范后，他给李敏下达了一个读书任务：通读中国四大名著的中文版本。
俗话说：“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男不看西游，女不看红楼。”当然，这种民间评判是用民间的伦理来衡量的，不足为凭。可是，看这样的“大部头”毕竟超出了李敏年龄和知识的负荷，对她这个汉语基础较差的中学生来说该有多么大的难度啊！这意味着她要付出比其他同学更大的艰辛，做出更大的牺牲，包括放弃星期日、节假日的休息。
“我读了一部分，难度很大。”
“《三国演义》看完了吧？”
“这本书我越读越糊涂，越糊涂就越乱。三家谁和谁打？怎么打？在什么地方打？我都搞不明白了，我的脑子乱成了一锅粥。再看下去，就要把我也加上成了四国开战了。”李敏既认真又撒娇地说，“爸爸，我实在是读不下去了，请您网开一面，放我一把吧！”
“糊涂了，就先把这部书放下，再看别的书，《西游记》、《红楼梦》都可以看。读书要讲究方法，先易后难嘛！”
“那我就读读《红楼梦》吧！以后再读三国。”
“《红楼梦》这本小说描写的是乾隆年间，清朝开始走下坡路，曹雪芹借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揭示了封建制度的腐朽。这本书里最招人喜欢的是贾宝玉，他鄙视仕途经济，反抗旧的一套，有叛逆精神，是革命家。”毛泽东又说，“不过，三国也一定要看的，不但要看，还要看三遍。《三国演义》开头的那句‘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就符合辩证法。水浒里也有许多辩证法，祝家庄是怎么打进去的，主观主义就不行……”
夜，深沉而宁静。菊香书屋之夜，更显得寂静无声。
南房的窗户上挂着厚厚的窗帘，仿佛要把尘世的喧嚣隔断。在桔黄色的灯光下，李讷正坐在书桌前看书。她一边聚精会神地阅读，一边用手指按着自己的太阳穴，仿佛在清点进入脑际的词句。
从小就喜欢文学的李讷，对中国古典小说的阅读要比李敏容易一些。李讷读书之多，思想之深邃，见解之独特，更是令人称道，完全不像她那个年龄的女孩子。她和她父亲一样，常常是手不释卷，有时看书竟忘记了吃饭，忘记了睡觉。除了看书以外，她的生活非常简单。
在李讷的房间里，一进门就能看到一排排书架，奇怪的是这些书架的摆法并不像一般家庭那样靠墙而立，而是像图书馆那样占据了房间的大半个空间，只是在一个小角落里放着一张木床，以及桌椅等几样简单的家具。什么沙发，什么地毯，什么衣柜穿衣镜，什么装饰摆设……统统没有。
毛泽东工作之余，有时会来到李讷的房间聊天。毛泽东讲话时，习惯信手拈来各种诗词典故，连讲带解释，信马由缰，海阔天空。被父亲熏陶出兴趣来了的李讷，对这类话题不但心有灵犀，更是如蜂逐蜜，一聊便没了个钟点。当娓娓夜谈的毛泽东发现女儿的眼皮在打架时，往往已是三更过后月偏西了。
原来天性欢快的小李讷，随着年龄的一天天长大，逐渐变得像她的名字那样讷于言了。她不喜欢热闹，总觉得那是为了陪伴大家而牺牲自己的时间。她喜欢和书报打交道，文字里突如其来的新鲜事远比生活来得酣畅淋漓。怀揣书籍，她可以轻巧地感知天下。每当夜读到三更时，她推开了窗户，遥望着满天闪烁的星斗，就觉得天又升高了。
李讷默默无闻地读完高中，希望能在她的兴趣和特长方面有更深的造诣，更大的发展。但这毕竟关系到一个人一生走向的大事，她自然要和父母交换一下想法，征得老人的同意。
依毛泽东的想法是让李讷当教师，他一直认为授业解惑的教师是人生最佳的选择。他曾经是教师，虽然他后来搞了政治，成了一个大党、一个大国的领袖，但他对教书育人这个职业仍然情有独钟。所以到了李讷要选择专业的时候，他还是那一定之见。不过，毛泽东除了逼孩子到艰苦的环境中去锻炼，逼孩子不搞特殊化之外，他并不强求孩子在其他方面必须遵从自己的旨意。
然而在李讷的专业选定上，江青早就有了一番深思熟虑——希望女儿攻读当时比较热门的船舶制造专业。江青越俎代庖的设计，显然和李讷的志趣相去甚远。可能江青也察觉到女儿内心并不太依从自己的意志，于是想请求校方帮助一起做做工作。师大女附中校长孙岩，是她延安中央党校的校友，彼此非常熟悉，于是就打电话邀请孙岩到中南海来一趟。
令江青意想不到的是，她的要求竟被孙岩当即回绝了。这是孙岩的老规矩了，因为她这个中学校长非同一般，如果召开家长会，恐怕一半以上的政治局委员都得到她的学校来开会。再说，她和许多中央领导或高级干部的妻子，都是延安中央党校的同学或校友，她们的女儿又大都在她的学校就读，和私交一掺和，工作就不好做了。因此一般家长有事找她，她总是退避三舍，让家长直接和班主任联系。
但性格执拗的江青下定了要拉孙岩做她同盟军说服李讷的决心，便一次又一次地打电话，一定要孙岩和她见一面。孙岩拗不过江青不屈不挠地三请四邀，只好破例答应了。
江青把孙岩接到菊香书屋东边的勤政殿，几句寒暄之后，便把谈话引入主题：“老同学，最近我看了一些资料，发现我国的造船业太落后了，当然这主要应归咎于帝国主义的封锁。我国的海岸线那么长，我国的大江大河又那么多，不发展船舶工业怎么行？船舶工业对国民经济，对国防建设太重要了，我们不能屈服于敌人，我们要自己更生，培养出我们自己的人才……”
听完这一番慷慨激昂的谈话，孙岩这才知道江青对李讷报考大学专业的意见，以及她为什么非要和自己见面的动机。但是，孙岩认为根据李讷的实际情况，江青提出的这种定向对李讷并不合适。作为一个对李讷有所了解的师长，她觉得应该开诚布公地把自己的看法告知李讷的家长。
孙岩对江青说：“你对船舶制造业重要性的分析很有道理，以李讷的勤奋和智力，学习这一专业也不是不可以。但我觉得，你应该从李讷的具体条件方面，更周全地考虑一下。”
江青眨着眼睛，没有说话。
“首先，李讷的身体状况不是那么太好。”孙岩像讲解数学公式那样开始条分缕析，“你也知道她的腿有疾患……”
江青插话道：“对，她小时候打针针头断在了里面，一直没有取出来，常由此引起低烧。”
“搞船舶制造，不可能光坐在设计室里画图纸，还要到船坞看制造，有时还得随船出海了解实际性能。你要她学这门专业，那你让不让她下水，让不让她出海？”
接着孙岩讲出了第二个不宜：“学船舶制造，需要比较好的数学和物理基础，这都不是李讷的强项，我国的船舶制造比较落后，必须学习参考国外的先进技术，还需要外语好，这又是李讷的弱项。”
江青对孙岩的陈述听得很仔细，时而点头表示认同。
“文史才是李讷的专长，她的古典文学和历史知识水平，都超出了她的同学一大截。她比较内向的性格，也适于从事写作和研究工作。如果她按照你的想法去学船舶制造，一旦遇到什么疑难，你们丝毫不能给她任何帮助。而学习文史的话，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只需向他父亲请教，就一切迎刃而解了。”孙岩语调平缓，但言之有据，好像在向别人介绍自己的孩子。
经孙岩芦笋剔皮似的一层层剥析，江青已不再那么坚持自己最初的定见，反而向孙岩征询对女儿的专业选择有什么好的建议：“你认为李讷上哪所大学好，选择什么专业对她更合适？”
“李讷的文史基础厚实，在写作上也显示了一定的禀赋，但不一定非要学文学，历史专业似乎对她更适合。这并不影响她对文学的兴趣，每个朝代都有独具特色的文学艺术创作。如果要我推荐学校的话，我主张上北京大学。主席已经有一个女儿在北京师范大学了，不必都凑到一个学校里。北京大学的历史系相当好，有那么多知名的教授……”
当孙岩离开勤政殿时，江青看上去已经被她说服了。
恰饭时间，你看的每一条广告都是作者大大的稿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