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第五章 家庭风波
毛泽东和江青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由于二人在性格上的差异，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分歧、摩擦甚至冲突。
江青这个人呢，我跟她搞不来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日下午，北京中南海。
毛泽东收到一封信，一看信封上那清秀娟丽的字体，就知道是儿媳刘思齐寄来的。这时的刘思齐已改名刘松林，正在苏联学习。去年秋天，刘思齐带着一颗孤独的心和欲振的双翅，牢记毛泽东“学成为国效力”的嘱咐，毅然离开了北京。
看完儿媳从莫斯科寄来的信，毛泽东感慨满怀。他在办公室里拿着信发呆，很长时间不喝水、不吸烟、不说话，也不写东西了。他从刘思齐想到了当年的毛岸英，想到了还在苏联治病的毛岸青……
历史会重演，甚至有惊人的相似。刘思齐的亡夫毛岸英也在苏联学习过。十八年前也是这个时候，当接到儿子不远万里托人捎来的第一封信时，毛泽东的心情也是这般激动。
杨开慧就义后，岸英、岸青受尽国民党反动派的欺压、凌辱之后，经地下党组织营救，被送到了苏联。毛泽东记得，那也是春节前后，当接到两个儿子从苏联写来的信和他们的照片时，他兴奋得不能自已。他看完了信看照片，看完了照片又看信，眼泪模糊了视线，擦擦泪眼再看。只见两个孩子都长大了，而且很健壮。他们都穿着圆领羊毛衫，戴着法兰西帽。毛岸英帽子下面那双浓眉凤眼、宽阔的鼻翼，多像他的母亲啊……
李银桥看到毛泽东望信兴叹，就轻声提醒道：“主席，明天就是大年三十了，思齐来信给您拜年，您应该高兴才对啊！”
“高兴高兴！每逢佳节倍思亲，思齐很懂事，是个好孩子。” 毛泽东收起信，又心有所牵地说，“思齐远在苏联，不大晓得国内的情况，我要给她写封信……”
几天之后，毛泽东写给刘松林的回信，通过外交信使直接送往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信的措辞如下：
亲爱的思齐儿：
给我的信都收到了，很高兴。希望你注意身体，不要生病，好好学习。我们都好，勿以为念。国内社会主义高涨，你那里有国内报纸否？应当找到报纸，看些国内消息，不要和国内情况太隔绝了。
祝好！
得胜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
除夕之夜，由于好事的女主人还在苏联治病，毛泽东家里显得非常安静。子夜时分，他们围坐一桌热热闹闹地吃年饭。
“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回来？”李讷问毛泽东。
“还得过一些时间。”毛泽东说，“今年过年，咱家的人一下子少了一半，你妈妈，你嫂子，还有你二哥都在苏联。”
“苏联也过春节吗？”
“苏联不过春节，过圣诞节。”李敏说，“他们的圣诞节和我们的春节一样热闹好玩。”
“听说圣诞老人给孩子们发礼物，是真的吗？”
“是真的，就像中国老人给孩子们压岁钱一样。”
李讷问毛泽东：“爸爸，你给我们压岁钱吗？”
毛泽东笑着说：“给，给，让李叔叔明天给你们。”
厨师端上热气腾腾的饺子，李讷忙问：“是什么馅的？”
“猪肉馅的。”厨师知道毛泽东不爱吃牛羊肉，特意做了猪肉馅的饺子。
“有辣子吗，把辣子拿过来。”毛泽东喜欢沾辣椒酱吃饺子。
“慢点吃，不要烫着。”李云露提醒手拿筷子大动干戈的孩子们。
“快点吃，吃完咱们去放爆竹。”毛远新把一个饺子塞进嘴里,两腮鼓得像个乒乓球。
吃完饺子，三个孩子一起到院子里燃放鞭炮。毛远新点起了“二踢脚”、“钻天猴”，李敏和李讷两手捂住耳朵站在一边看，毛泽东坐在北房前的一把藤椅上，显得非常舒心。
这时的北京城，已能听到噼哩趴啦的鞭炮声。从中南海向外望去，可以看到腾空而起的焰火，还能看到景山上若明若暗的一串串灯笼。
爆竹声中除旧岁，总把新桃换旧符。伴随着夜半钟声，作为农业之中国、农民之中国人独享产权的农历年，就在这辞旧迎新“交接仪式”般的爆竹声中轰轰烈烈地过去了。
冬去春来，雁去燕归。在这春暖花开草长莺飞的季节里，去苏联看病的江青像候鸟归巢似的也回到了北京。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决定任命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江青为毛泽东的秘书。这“五大秘书”中的陈伯达、胡乔木为政治秘书，叶子龙为机要秘书，田家英为日常秘书，江青除照顾毛泽东的生活外，还负责收集和研究参考资料。
在提名江青当秘书时，毛泽东当即表示反对，说江青不行。他讨厌让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过去曾多次反对过。常委们经过反复讨论，认为毛泽东的生活秘书还是由江青担任比较合适，毛泽东使用起来也比较方便。由于大家一再坚持，毛泽东便少数服从多数地勉强同意了。
这样，江青就有了一项正式任命，即中共中央主席秘书，享受副部级待遇。
然而，江青对这个来之不易的任命却没有丝毫欣喜的感觉。她把这个任命看成是迟来的“爱”，总以为自己是一个资历不浅的党员，又跟着毛泽东鞍前马后地转战南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早就应该有一个职务了。不过，她现在的“心腹大患”仍是身上的肿瘤，虽然已经治愈，但仍然存在化疗不彻底癌细胞转移的危险。因此，她高兴不起来，也无心多管闲事。
江青的病，用她自己的话说是“累”出来的。进城以后，革命是平静了，但江青的心潮却没有平静，坐腻了冷板凳的她不安心在丰泽园当压寨夫人，一直盼望“天降大任于斯”。五年前，中共中央宣传部、政务院文教委党组就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问题向中央打了一个报告，其中提到拟任江青为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作了如下批语：“乔木同志：此件很好，可照此实行。……江青是否适宜做处长也值得再考虑一下。”
自命“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江青，总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她要干出一番胜于当年蓝苹的惊世骇俗的事业来。她一就任电影处长，就试探着染指政治，并一招得手便不再让人，正如她诗中所说的“锁在云雾中”的“江上”“奇峰”，不但“偶尔露峥嵘”，而且还连续露了三次“峥嵘”。她在批判电影《清宫秘史》和《武训传》之后，又批判了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
就在江青第三次“露峥嵘”之后，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她在一次常规体检中发现可能患有子宫颈癌。这可怕的消息等于把她列为死亡的候选人，性命第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刚刚步入不惑之年的江青不得不把政治野心搁置一边，赶紧飞往苏联治病。可那里的大夫只怀疑她患有子宫颈癌的可能性，不能确诊。
江青不耐烦地说：“可能性，可能性，就是你们这个可能性，把我吓了个半死。你们能不能搞准确一点？”
苏联大夫说：“夫人，需要静养一段时间，进行观察……”
“你们不要夫人夫人的，应该称达瓦里西（同志）！”
江青对“夫人”这个称谓很是反感。有一次苏联四位最高领导人的夫人请她吃饭，当莫洛托夫的夫人问到“毛夫人的年纪”时，她被气得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没好气地回答道：“不老也不年轻……”
过了一段时间，江青见苏联大夫仍不能确诊，便回到国内休养。
国内各大医院对江青会诊的结论仍然是“子宫颈癌”，建议她立即施行子宫切除手术，以达到根治的目的。但江青要保持一个“完整”的女人，反对在她的身上乱动刀子。于是她又第四次飞往苏联，经过三个疗程的钴放射，江青的子宫颈癌竟奇迹般地痊愈了。
在回国前夕，江青向主治医生请教如何预防，又提出将来会不会并发其它疾病等问题，苏联医生都一一作了解答，并提醒她在一年之内不能同房。江青当即表示：“我们早就不在一块住了，我同毛泽东同志是政治夫妻！要不是因为政治原因，我们的岁数相差那么大，怎么可能在一起生活呢！”
位于中南海西北隅有一座建筑于清代的王公邸园，原是宣统年间摄政王的府第。它共有两进院落，前院高台阶上是一座五楹相连坐北朝南的老式厅堂，厅前的横匾上题写“西花厅”三个大字。院内曲廊、亭榭、假山、荷池一应俱全，其中有一个与新主人个性相似的四方亭，名曰“不染亭”。
周恩来是第一批搬进中南海的新中国领导人，但他最初的住处并非西花厅，而是毛泽东现在居住的菊香书屋。这中间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趣事：
据说，刚进城的时候，周恩来住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后来，毛泽东要从香山双清别墅搬进中南海，周恩来亲自到各处为毛泽东选择住地。中海、南海走了个遍，最后还是觉得菊香书屋的综合条件最好。于是，周恩来把菊香书屋让给了毛泽东居住。在看房子的过程中，周恩来看到西花厅院里有众多可爱的海棠树，还有一座与他性格相符的“不染亭”，就选择了这座具有中国古典风貌的院落作为他终生居住和办公的地方。
这一天，周恩来、邓颖超在他的客厅里正和侄女谈论家庭伦理问题。周恩来以自己的现身说法，语重心长地教育周秉德要正确对待自己的恋爱和婚姻问题：“人们为了反对包办婚姻，要求婚姻自由，奋斗了几十年。在解放后的新中国，你们得到了这种权利，你们是幸福的。你们的婚姻虽然无须通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还是可以听听旁人的意见。”
“我听伯父和七妈的。”周秉德温顺地说。
“你们的终身大事还是应该由你们自己选择，自己决定。”周恩来讲了自己同邓颖超定情的经过，“当我决定献身革命的时候，我就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必须也能一辈子从事革命，应该选择一个能够经受得住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人作为伴侣，共同战斗。这样，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接着，就和她通起信来了。”
“怪不得那会儿突然连连接到你的信呢！” 邓颖超笑着说，“从那以后，我们就开始相互通信。在共同的斗争和长期的通信中，相互了解的基础是坚实的。是共同的革命理想和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紧紧地连接在一起的……”
“叮铃铃……”电话铃打断了他们的谈话，邓颖超拿起话筒一听，原来是毛泽东打来的，“主席，你好啊！”
“听说你前段时间身体欠佳，现在怎样了？”
“主要是身体虚弱，严重失眠。现在好多了，谢谢主席的关心。”
“你懂医道，会调理自己的身体。我听说你还写了一本《以革命者的坚强意志战胜疾病》的书？”
“主席听谁说的？”邓颖超惊喜地问。
“是这样的，江青的身体一直不好，这你也知道，也是睡不好觉。我想把你的大作借过来给她看看，激励一下她战胜疾病的信心。”
“主席爱开玩笑，我那本小册子哪有这么大的作用呀！主席要看，我派人给您送去……”
应该说，邓颖超认识江青比毛泽东还要早。那还是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刚从上海来到西安的江青去拜见邓颖超，她递给邓颖超一本相册，里面的剧照表明她确实是来自上海的演员，而且所演的又都是左翼影剧。如果说江青写的《我们的生活》是她离开上海的“宣言书”，那么这本贴满剧照的相册就可以说是她去延安的“介绍信”了。
邓颖超饶有兴趣地看完江青的“介绍信”，发现这个不笑不说话，一笑俩酒窝的女人很漂亮，是属于那种一看就像演员的令人炫目的漂亮，于是笑着说：“嗬，上海的大明星嘛！延安欢迎你这样的进步文化人投奔那里。”
后来到了延安，江青与周恩来、邓颖超就更熟了。不过，那时的江青很低调，跟上海那段罗曼蒂克的蓝苹判若两人，跟后来飞扬跋扈的江青也不一样。比如，毛泽东在他的窑洞里会客时，江青很少露面，要么递支烟，要么倒杯茶，然后就马上走开。来了外宾，她不得不露面时，也只是握握手，点点头，从不插话。一位外国记者曾这样记述他对江青的印象：她直率而客气，很像一位通情达理的贤妻良母……
周恩来一边催促邓颖超赶快派人把书给毛泽东送去，一边十分感慨地说：“江青身体不好，主席处处照顾她让着她，这次又亲自打电话要你的小册子。为了江青的健康，主席真是用心良苦啊！”
江青虽然担任了副部级的秘书，但仍然过着悠哉游哉的休养生活。由于化疗带来的后遗症，再加上她的性格本来就暴烈，因此她的脾气越来越怪。不但情绪急躁，而且作风也很霸道，以致身边的工作人员很难与之配合，常常是狼烟四起，战火不断。不过打得却毫无章法，又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邓颖超提供的《怎样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对江青无效，她依然昏昏沉沉地睡不好觉。经医生会诊后，决定给她加大安眠药的剂量。当保健医生徐涛给她送药时，她突然大吵大闹：“徐涛，你让我吃那么多的葯，你想害死我呀！”
“我是医生，是在为你治病，怎么能说是害你呢？”
“我吃这么多的药会中毒的。”
“不会的，这是医生们会诊后开的处方。”
“什么医生会诊？你们都不安好心，让我吃这么多毒药的全是反革命。”
这条罪名非同一般，它使徐涛不寒而栗。徐涛想起了苏联的“白衫事件”：据说苏联国家安全部门发现一个由医生组成的恐怖集团，他们想通过有害的疗法达到缩短苏共领导人生命的目的。在那个案子中，有五位医生被指控、逮捕。于是徐涛质问江青：“你说我毒害你，你有什么证据？”
江青拿不出证据，就恼羞成怒地说她中毒了，还蛮横无理地驱赶徐涛：“你给我走，这里不要你，马上走！”
背着这种“黑锅”，担着这份嫌疑，即便离开了也说不清楚，将来的日子更不好过。徐涛理直气壮地说：“这是我的工作，你让我走我就走啦！”
“我让你走，你就得走，这里我说了算！”
“你……”徐涛肚子里的火直冲脑门子，头发根子都要竖起来了。
护士长吴旭君实在看不下去，就把这件事报告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当即把江青叫去，厉声斥问：“徐涛是我的医生，你有什么权力赶他走？”
江青狡辩道：“我吃他的药中毒了，他要害死我，他是反革命！”
“徐涛同志如果是反革命，那么我也是反革命了，要处理就一起处理我们两个。”毛泽东那带有辣椒味的湘音把江青呛得一哆嗦，“他们为我看病为我服务，从根本上说不是为我个人，而是为党为人民工作，你凭什么要赶他走？谁给你的权力？”
江青自觉理亏，低头不再说话。
“你怎么赶走的就怎么给我请回来，你要给我向他道歉！”
江青踌躇一会儿，便无可奈何地说：“好吧，为了主席的健康，为了党的事业，我去向他道歉……”
看着江青离去的背影，毛泽东对卫士说：“江青这个人呢，我跟她搞不来，谁跟她也搞不来！她这个人非常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很少有人能跟她搞到一起！”
江青不敢公开违抗毛泽东的话，只好去把徐涛请回来，并且当面向徐涛表示歉意。她原以为徐涛也会做些自我批评，至少说上几句客气话。没想到血气方刚的徐涛说：“我没有错，她加给我的全是莫须有罪名，我怎么可能向她道歉呢？”
为此，江青更恼火了，逢人便讲：“徐涛的架子那么大，我都向他道歉了，他就不做一点自我批评。”
于是，徐涛的这次“不做自我批评”，又成了他下次挨整的罪名。
毛泽东说我的事不用江青管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之后，毛泽东回到了北京。
北京的夏天，赤日炎炎，暑气在一片聒耳的蝉鸣声蒸腾着。身穿白汗衫的毛泽东，正在他的办公室写信。昨天，他收到曹云芳寄来的一封信。曹云芳的丈夫罗哲是中共早期的党员，曾跟随毛泽东从事农民运动，在一九二八年就牺牲了。曹云芳在信中向毛泽东讲述了自己的近况，还特意问到杨开慧的两个儿子。
曹云芳的来信，勾起了毛泽东秋雨般的伤感。他猛吸几口烟，提起狼毫，疾笔写道：
罗哲同志英勇牺牲，早就听到一些消息。现在，你仍健在，并有两个女儿能继承罗哲遗志，我很高兴。罗哲为党艰苦工作，我可作证，当时没有别的证件。恤金由谁领的问题，应由当地政府去作决定，如果决定给继子，不给女儿，也就算了，不必为此去争论。坟墓可由家属修理。现寄上三百元，请你酌量处理。今后如果还有困难，可以告我设法。你见过的两个孩子，一个在战争中牺牲了，一个也已病废。你们在贵阳工作有成绩，向你们致贺……
写完信，毛泽东又续燃一支烟，便来到餐厅准备吃饭。当他坐下来，忽然发现饭桌上少了一样他今天要吃的菜，便问：“红烧肉呢？”
坐在毛泽东旁边的江青低下脑袋，默不作声。
原来，毛泽东给自己规定每周吃两次红烧肉，今天又轮到他吃红烧肉的时间了，厨师自然不会忘记。李银桥跟随毛泽东多年，深为了解他的脾气和习性，知道他喜欢吃红辣椒和红烧肉，这已是他多年形成的爱好和习惯了。
提起毛泽东偏爱红烧肉，那得从一九四七年八月的沙家店战役说起。那次战役胜利后，坐在帆布躺椅上休息的毛泽东对卫士说：“银桥啊，你去想想办法，帮我搞碗红烧肉来好不好？我想吃，要肥的。”
李银桥答道：“打了这么大的胜仗，吃碗红烧肉还不应该？我马上去搞！”
毛泽东摇了摇头，用很平缓的语气强调说：“不是那个意思。这段时间累了，用脑子太多，你给我搞碗肥些的红烧肉吃，补补脑子。”
听毛泽东如此说，李银桥心里难过起来：主席已是三天两夜没合眼了啊！在这六十多个小时里，他吸了五包烟，喝了半瓶子白兰地和几十杯浓茶，吃下好几两茶叶。
时间不长，红烧肉就做好了，还有一盘炒辣椒。毛泽东一看到黄灿灿、油光光的红烧肉，顿时就来了精神。他端起盛肉的碗用鼻子使劲嗅了嗅，两只眼睛眯成一条缝，连声赞道：“香！啊，真香！”
毛泽东从李银桥手里接过筷子，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是几大口肉，再夹上几筷子炒辣椒，顷刻之间就三下五除二地把肉和辣椒吃了个净光。
毛泽东是湖南人，爱吃辣椒，这是人所共知的。可是今天，李银桥看着他那狼吞虎咽吃肉的样子，一时间吓傻了。
毛泽东放下碗筷，看到李银桥目瞪口呆的样子，自己反倒不好意思了，如孩子一般朝李银桥窘笑着。
“有些馋了呢！”毛泽东像是解释又像是征求意见地问，“打胜仗了，我的要求不高吧？”
“不高，不高！主席的要求太低了，太少了！”李银桥心想，俘敌六千，只吃一碗红烧肉补脑子，还担心自己的要求高了，天底下哪儿去找这么好的领袖哟！
“不低了！”毛泽东见李银桥快要流泪的样子，又说，“在前方冲锋陷阵的战士，常年难得吃上一口肉，最多也只能杀了马来改善伙食，我一个人吃红烧肉，心里不安呢！”
“主席快别说了！”李银桥的泪水已打湿眼眶，“以后只要我有办法，一定千方百计给你搞红烧肉吃……”
今天中午，江青知道厨房又要给毛泽东做红烧肉，就对值班卫士田云玉说：“别搞红烧肉了。主席年纪大了，肥肉吃多了不好，胆固醇高，容易造成血管硬化，出现血栓。你去告诉厨房，别搞了！”
田云玉和卫士组的人也不希望毛泽东总吃大肥肉，便按照江青的吩咐办了，告诉侯师傅不要再做红烧肉了。
毛泽东见饭桌上没有他要吃的菜，大为恼火，就对侍立一旁的田云玉说：“你把卫士长给我叫来！”
田云玉去叫李银桥，先向李银桥报告了情况。李银桥一进餐厅，就被毛泽东劈头盖脸地一顿责问：“为么事没做红烧肉啊？”
李银桥没有回答，满心希望和毛泽东一块吃饭的江青能帮助说一句解释的话。可是，江青尽管看到李银桥用祈求的目光瞟了她好几眼，却埋头吃饭假装没看见，一声也不吭。
毛泽东生气了，大声喝道：“为何交待了的事情不办？”
这时，李银桥只得低下头，无言以对。他不能再去看江青，看一眼就等于转移矛盾。但他心里还不肯放弃那一线希望，还在期待着江青能在这个时候说上一两句她说过的话。
可是，李银桥的期望彻底破灭了。江青仍然垂首不语，就好像这件事与她完全没有关系。
毛泽东见李银桥流泪不语，就摆了一下手：“你下去吧！”
毛泽东忍着天气的燥热和心中的不快，索然寡味地吃了几口饭，放下碗筷就离开了餐厅。
第二天早晨，毛泽东睡觉前又叫来了李银桥，让他坐在床前的一把椅子上，小声问：“说说吧，究竟是怎么回事？”
李银桥眼里又涌出了泪花，不肯说。毛泽东皱起眉头，一再催问，李银桥依然坚持着不说。正当毛泽东快要发火时，身穿睡衣的江青忽然走进毛泽东的卧室。李银桥不安地站起来，毛泽东立刻皱着眉头白了江青一眼。
江青见情势不妙，就知趣地连声说：“好，好……你们谈，你们谈。我走，我走！”
李银桥看到江青那张火红的脸膛和那双喷火的眼睛，就急忙跟上去送她。不料，毛泽东却大为光火。他厉声吼道：“莫管她，谈我们的！”
李银桥只好又重新坐到毛泽东身边，欲言又止……
“你说嘛，怕么事哟！”毛泽东有些烦躁了，“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于是，李银桥就把江青不让做红烧肉的事讲了出来。
毛泽东沉思片刻，然后吩咐道：“我就是土包子，我是农民的儿子，农民的生活习性；她是洋包子，吃不到一起就分开。今后我住的房子穿的衣服吃的饭菜按我的习惯办，江青住的房子穿什么衣服吃什么饭菜按她的习惯办。我的事不用她管，就这样定了！”
从此，两口子就不在一个桌子上吃饭，江青吃饭在她自己的办公室或卧室，毛泽东吃饭在自己的办公室或卧室。偶尔凑到一张桌子上，却也像下棋似的分成“楚河汉界”各吃各的菜。不过，厨师端上为毛泽东做的菜，江青仍要坚持夹几片尝尝，看做得好不好。由于毛泽东爱吃辣椒，并经常说敢吃辣的人革命性强，所以江青总要夹几片毛泽东面前的辣椒辣辣嘴。而江青的菜，毛泽东却从不动一筷子。
江青不仅很在意饮食卫生，而且也很在意娱乐身心。她会的文体活动很多，但就是不会游泳。游泳不能激发她的热情，更不能使她的身心陶醉。看到别的女士游泳游得好，特别是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时而侧泳，时而蛙泳，如“浪里白条”，江青就深为惭愧，而且还心生嫉妒。于是，她游泳的兴趣顿减，把更多的时间消磨在打扑克上了。
江青虽然打牌的兴趣很浓，但缺乏应有的牌场风度。她和毛泽东不同，毛泽东输得起，她输不起。毛泽东输了，在无计可施时最多也就是咂咂嘴吁吁气，好像这辈子总算尝到了输的滋味。有时，为了调节排场气氛，毛泽东也爱搞一些小动作。
据说毛泽东访苏时，在他过生日的那一天，吃过长寿面看过电影之后，工作人员就拉他一块打扑克。叶子龙和汪东兴一对，师哲和毛泽东一对。站在一旁观阵的李家骥知道汪东兴和叶子龙好赖牌，就仔细盯着他俩的动作。打了一盘，果然叶汪赢了，赢了当然就洋洋得意。
毛泽东心有不甘，就攥着拳头说：“师哲，我们要加把劲，还要注意有人捣鬼。”
“对，我们要立规矩，不能耍赖，否则不算。”师哲明确提出要求。
汪东兴和叶子龙也附和着说：“对，大家都要守规矩。”
第二盘开始了。李家骥发现毛泽东抓牌时一下子抓了两张，然后把好的牌留下，把不好的牌借磕烟灰的工夫变戏法似地送了回去，而且连续两次。这样以来，他的“实力”就大多了。这一盘他和师哲明显占据优势，并非常轻松地扳回了败势。
叶子龙产生了怀疑，就提醒对家：“东兴，我们要提高警惕啊！”
“大家都应该提高警惕！”毛泽东兵不厌诈地表示赞同。
李家骥看到他们虚虚实实地打起嘴仗来，觉得很有意思，就忍不住笑了。
看到李家骥在偷偷地乐，叶子龙感到事有蹊跷，就说：“主席捣鬼了。”
“你才捣鬼呢！你说我捣鬼了拿出证据来。”毛泽东也不示弱。
“李家骥刚才笑了，李家骥可以证明。”
“李家骥只能证明你们捣鬼，对吧？”毛泽东边说边给李家骥使眼色。
李家骥心里明白，在这种场合他只能装糊涂、和稀泥。于是高声说：“都没捣鬼……”
和江青打扑克就不一样了，大家都感到很压抑，那不是娱乐，简直是郁闷。她打扑克不许别人谦让，这一条同毛泽东一样。不一样的是她一定要赢，赢不了就大发脾气，大伙都得跟着倒楣。
这是一个星期日，江青在新六所又招呼卫士们到她办公室打扑克。李银桥知道和江青打扑克“高处不胜寒”，一出错牌就遭白眼，尤其在她情绪低落的时候，还会把气撒在她的牌友身上。过去，李银桥与江青就闹过一次不愉快。
那次打扑克也是在新六所，他和江青是对家。李银桥出错一张牌，没想到引爆了她这个早已积满怨愤的“火药桶”。只见江青掀起眼皮狠狠瞪了李银桥一眼，然后用力把牌甩在桌子上：“不打了，不打了！我问你，李银桥，你为什么说我躲风？”
那时正搞三反五反运动，江青一逢运动就外出，不但不参加，还在言谈话语中流露出对搞运动的不满情绪。机要秘书徐业夫问李银桥为什么运动一来江青就走？李银桥随口说了一句躲风呗！没想到，这句话怎么传到江青耳朵里了，难怪她借打牌之机大发脾气。
李银桥闻声起立，脸色像霜打的一样惨白。他喃喃地解释道：“江青同志，我不是有意的，是徐秘书问我时，我随口说的……我真的不是有意的！”
“你还挑拨我和李敏的关系，挑拨李敏和主席的关系！”江青声色俱厉。
“没有，绝对没有！”李银桥这一次忍不住叫了起来。
“你还敢嘴硬！我让你派车接李敏回家，你为什么不接？”
“我去接了，她不来。”
“你要诚心接还会接不来？你是成心捣蛋！你就是搬弄是非！你背后说我躲风，这是我知道了的，我不知道的你还说了我什么坏话？”江青喊着，眼里已经有了泪花，泪眼又冒出咄咄逼人的怒火。
“没有，什么也没有，我以党性保证！”李银桥急得咬牙跺脚对天发誓，泪水在眼圈里乱转。
“你这个人没良心……”
江青这里闹得不可开交，李银桥不便走开，而时间已到下午四点，毛泽东该起床了。李银桥强忍着继续听江青责骂几句，也不解释了，指指腕上的手表：“主席该起床了，我得过去，过后我再向你检讨吧！”
李银桥小跑来到值班室，恰好毛泽东按响了电铃。他急忙端着洗脸水，大步走进毛泽东的卧室。
“主席，我和江青同志吵架了。”李银桥在毛泽东擦过脸开始喝茶看报时小声说。
“为么事吵啊？”毛泽东继续看报，心不在焉。
“是她跟我吵的，她说我污蔑……我说她躲风……”
“你有没有说呀？”
“我没有污蔑她的意思……”李银桥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毛泽东已经停止看报，注意听李银桥说，然后轻轻叹了口气：“唉，你们哪，总是给我添乱！”
“她还说我挑拨她和李敏的关系，挑拨……根本没有这回事。”李银桥把眼睛睁到最大，似乎这样更能证明他所说的全是真话。
“好吧，你下去，我和江青谈谈。”毛泽东公事公办似地摆了一下手。
毛泽东没有马上去找江青，他认为这种家长里短的小事不宜“热加工”，应该“冷处理”。后来，在毛泽东的调解下，李银桥象征性地写了个书面检查，又利用江青住院之机去病房慰问并当面道歉，那场风波才算平息了下来。
这次江青又要打扑克，李银桥吸取了以前的教训，惹不起躲得起，于是就以洗衣服为由不去打。江青见李银桥迟迟不到场，就怒气冲冲地过来问：“我叫你为什么不动？”
“我得洗衣服。”李银桥双手泡在水盆里，“对不起，我真的没时间呢！”
“哼！当了卫士长，升官了，我就叫不动你了？”江青不屑一顾地说。
李银桥晃着沾满肥皂泡的手说：“江青同志，真是对不起，我不是不想打，是我的手太背……”
江青的火气更大了：“好哇！你这卫士长的架子倒不小，尾巴翘上天了！我让你打你也敢说不打？”
韩桂馨听说李银桥和江青吵起来了，就赶忙过来劝架：“江青同志，您别跟他一般见识，他是个大老粗。”转身又批评自己的丈夫，“你也真是的，快别洗了，擦擦手，跟江青同志打牌去！”
没想到江青反倒讥讽起韩桂馨来了：“好了好了，你们两口子就别再演戏了，不就是当了个卫士长吗？我看你还能当多大的官儿……”
“我当卫士长怎么了？这是毛主席定的！”忍无可忍的李银桥最终动了肝火，他毫不妥协地说，“今天我还就是不打了，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我今天非要你打不可！” 江青一副天老大她老二的架势。
李银桥不再理她，转身去找毛泽东。走进菊香书屋东厢房，李银桥涨红着脸对正在填词作诗的毛泽东说：“主席，这工作我没法儿干了！”
“又为么事啊？”毛泽东诗兴全无。
李银桥委屈地淌下了眼泪：“主席，我……”
这时，江青气鼓鼓地追了进来：“主席，你说今天这事儿怎么办吧？”
“你们这是做么事？”毛泽东发起脾气来颇像一个严厉的家长，“一个是我的卫士长，一个是我的老婆，你们两个闹起来，别人看了会怎么说？你们还小吗？”
只见江青脸上像潮水一般涌起的怒容，又像潮水一般落下。她不再说话，转身离去。
毛泽东对留下来的李银桥说：“莫理她！她是个是非窝子，刀子嘴，尽伤人……”
毛泽东说江青一来就大煞风景
一九五七年夏天，北京中南海。
在菊香书屋东厢房，一个穿着朴素、个头不高、头发花白的老年妇女，正和毛泽东追昔叙旧。他们的谈话虽然充满着浓郁的乡土气息，但彼此的心情都非常沉重。客人是毛泽东当年的保姆陈玉英，毛泽东管她叫“孙嫂”。
“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听到熟悉的乡音，看到久别的乡亲，毛泽东的思绪一下子被推到三十年前。真乃往事如烟啊，那是一段令人难忘的真实而又缥缈的历史镜头！
三十一年前的冬天，毛泽东一家住在长沙望麓园一号，身边已有岸英、岸青的杨开慧准备生下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就在这时，陈玉英被请到毛家当保姆。四年后，杨开慧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陈玉英和毛岸英也被关进了监狱。在狱中她和杨开慧一样遭到了敌人的严刑拷打，但她也像杨开慧一样没有屈服。杨开慧就义后，被组织营救出狱的陈玉英继续带着毛家的三个孩子，直至第二年春天孩子们被组织接走。
毛泽东感慨地说：“孙嫂，我们有三十年没见面了。过去只给你写过信，叫岸英兄弟看过你，我非常想念你啊！”
“谢谢主席的关心，我也非常想念主席。”陈玉英激动万分，没想到毛主席还惦记着她这个当过保姆的老妪。
“你从青年，经过中年，现在到老年了。你还是老样子，你好健康啊！”
“老了，身体不行了……”陈玉英悲喜交集，她那张老而多褶的脸上滚下了泪珠。
“开慧说你是信得过的人，你是我们的好管家！你帮助我们照顾孩子，料理家务，使我们能够专心地从事革命活动，你对革命的贡献不小呢！”
“你们对我都很好，把我当作自家人，不仅给我讲革命道理，还在生活上关心我。你还记得不？我刚到武昌时，由于不识字，乡音又重，经常走错路找不到家。你就用毛笔在一块白布上写着‘武昌都府堤四十一号’，让我带在身上，说如果再找不到家就拿出来问问过路的人。今天见到主席我非常高兴，开慧要是还在那该多好啊！”
“孙嫂，往事不堪回首，却又遮拦不住。每每回忆起来，我的心里还怪难受哩！”毛泽东眼含泪珠说，“你也知道，杨家对我的恩惠不浅，开慧帮助我很大。你和开慧在反动派面前表现得很坚强，没有被他们吓倒，这是很好的，今天看见你就像看见了开慧一样。”
“唉，可开慧她……”陈玉英泪流如注，已泣不成声。
“开慧的牺牲是壮烈的，身边还有岸英啊！唉，好端端的一个岸英，我只想把他培养成人民的好儿子，好好地为人民服务。没想到说没就没了，再也见不到他了……”
陈玉英使劲把眼泪噎回去，收住哭泣：“主席，是我不好，又惹你伤心了……”
“你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罪，也该好好休息了，过一个幸福的晚年！”毛泽东说，“在北京多住些日子，好好玩一玩。你以后每年都要来北京一次，看看这里的发展变化。你的女儿想来，也让她来嘛，你们都是我毛家的人啊！”
回忆往事，尤其是回忆忧伤的往事，就显得时间过得很慢。陈玉英怕影响毛泽东的工作，便站起来告辞：“主席，我知道你很忙，你千万不要累坏了身子，要多保重啊！”
“你也要保重身体。”毛泽东也站了起来。
“再见了，主席。”
“再见，孙嫂……”
看着远去的陈玉英，毛泽东突然想起他最近写的《蝶恋花·答李淑一》，于是自言自语道：“淑一应该收到我的信了，不知她代我去给开慧扫墓了没有？”
杭州自古就是一个旅游胜地，在这里随处可觅千古流芳的缠绵，随时可感充满诗意的温馨。江青站在刘庄宾馆一号楼的窗前，面对红霞尽染的杭州山水凝眸沉思：西湖断桥、黄龙洞泉、六和塔影勾起了她对往事的一幕幕回忆。
二十年前，江青就是在这个美丽浪漫的“人间天堂”和唐纳结婚的，那是一个集体婚礼，除了她和唐纳之外，还有两对新人。那一天，六个要“和”的人站在六和塔前合拍一张照片，便完成了他们艺术家式的结婚典礼。
尽管他们把自己的爱情描绘得比彩霞还要绚丽，比清泉还要纯净。可是，“六和塔前六不和”，这三对新人都没有“白头偕老”。
《六和婚礼贺曲》的余音尚未散尽，唐纳和江青便开始小吵天天有，大吵三六九，其结果就像他们在《都市风光》影片里饰演的李梦华和张小云一样，不但不欢而散，而且还差点儿闹出人命来。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毛泽东写诗赞美他的前妻杨开慧，触动了江青心中的另一个敏感区，况且所用的词牌又是情爱缠绵的《蝶恋花》。当嫉妒转为愤怒时，江青被怒火烧昏了头脑。在醋意大发之中，她跟毛泽东使了脾气：“你怀念你的杨开慧，我还怀念我的唐纳呢？”
“胡闹！”毛泽东骂道，“你这个人混。”
“怎么了，难受啦？男女平等嘛！你怀念前面的老婆登在了报上，我还怀念前面的丈夫呢！他没有死，找到他我也要给他通信，也要登在报上。我无官一身轻，怕什么影响！”
一怒之下，江青真的写了一封信，不过不是写给唐纳——她不知道唐纳在何处——而是写给唐纳的好友、上海的著名导演郑君里的，想请他帮助查找唐纳的下落。
那次大吵大闹之后，江青就搬到了玉泉山，彻底摆脱了毛泽东的“紧箍咒”，即以“皇后”的名分放肆地作威作福起来。她喜欢杭州西子湖畔的刘庄别墅，下令翻修改建。按照她的设计，中间是个大客厅，紧接的两端是办公室，然后两个卧室，一切都要和毛泽东对等，只是毛泽东的房间稍大一些……
“江青同志，你在看什么呀？”卫士李连成问。
“哦，我在欣赏西湖美景。”江青的眼神明明超越了窗外的风景线，但她不能把内心的秘密说出来。
“省委领导在杭州饭店为主席准备了舞会，我们该出发了……”
舞场上气氛热烈，笑声不断。舞伴都是从文工团挑出来的演员，与毛泽东熟了，与毛泽东的工作人员也熟了。他们一见面就互相热情地打招呼，似乎要掀起一个跳舞的小高潮。
可是就在高潮乍起时，大家突然落潮般地退向两边，舞厅里出现一种尴尬的沉闷，原来毛泽东身后走来了庄重严肃的江青。她那拒人千里的目光，不由人不紧张，不敬而远之。毛泽东还想用幽默的话语激发大家的热情和随便，然而无效，大家说也规矩，笑也规矩，动作更规矩，毛泽东所希望的那种没大没小的活跃气氛再也不曾出现。
毛泽东皱起眉头，心里的不悦显而易见。他坐在沙发上对李银桥嘀咕一声：“她一来就大煞风景，我就不想见她。”
毛泽东说他不愿意见江青，那是他的心里话。上次，也是在杭州，他一住进刘庄就和谭震林、江华几个人登山观景去了。独自留在宾馆的江青参观了几个房间后，发现她的套房比毛泽东的小得多，而且有一扇门还出了点毛病，于是就把脸阴沉得像正在下雨的天气，电闪雷鸣地咆哮：“这不是存心跟我过不去吗？这不是有意不让我在这里住吗？”盛怒之下，她独自离开了烟雨迷蒙的杭州。
毛泽东一行游山回来，迎出门外的服务员诚惶诚恐地把江青愤然离去的消息报告给毛泽东，没想到毛泽东并不感到意外，反而像松了一口气：“这么好的房子还不住？她走就走吧，省得在这里闹别扭。她的毛病太多，特别是这二年，动不动就发火，她可能正在生病，过几年也许会好些……”
在舞会的乐曲上，毛泽东与江青的爱好完全不同。毛泽东喜欢民间小调，而江青则喜欢西洋乐曲，所以在跳舞上二人也合不来。乐曲响起来，人们刚准备上场，江青突然一声尖叫：“不好不好，这个曲子不好，你们再换一支。”
乐队指挥连报几支曲名，都被江青挑剔地说出一大堆“问题”，俨然是一位音乐大师。乐队及跳舞的人免不了惊讶她知道得这么多，这更使她手舞足蹈得扬才炫博，一展所长。毛泽东被气得一个劲喘粗气，好不容易被她“钦点”出几支曲子，舞会这才正式开始。
在咚咚锵锵的敲击声中，江青陪毛泽东跳了第一个舞。实事求是地说，江青的舞跳得相当不错，舞姿高贵而洒脱，只是跳得过于正规，缺少热情。毛泽东给李银桥使了个眼色，心领神会的李银桥马上给卫士安排好顺序。舞曲再起时，李连成抢先一步站到江青面前，邀请她上场。这样，被解脱出来的毛泽东才能同其他人跳舞。
青年们热情洋溢，眼看舞会又要掀起一个小高潮，突然又响起江青尖锐刺耳的叫声，就像京剧花旦吊嗓子一般：“刺耳，刺耳了，吵死人了！你们奏乐的就只会这么大声音吗？就不能小一点？再小点！”
这一场舞会，大家紧张坏了，毛泽东也气坏了。曲终舞尽，毛泽东回到住处憋屈得像风箱似的直吐粗气：“扫兴！江青到哪里哪里就扫兴……”
在毛泽东不太宽敞的卧室里，宽大的木板床里侧摆放着很多书，除了《资治通鉴》、《史记》、《东周列国志》等中国名著外，还有列宁、托尔斯泰、高尔基等人的苏联作品。毛泽东平躺在床上，微闭双目不说一句话。他显得有点疲惫，无力地伸直小腿，任由李银桥按摩。
毛泽东突然抓住李银桥的手臂，亲切地问：“银桥，你怕我吗？”
“不怕。”李银桥笑道。
“那么，别人呢？别的卫士怕吗？”
“一般说来，都不怕，也许个别人怕……就怕你睡不好觉发脾气。”
毛泽东放开李银桥的手：“这是我的不对，人睡不好觉就容易烦躁，烦躁就容易发脾气，就容易给同志造成压力。”
毛泽东站起来，一边穿衣一边对李银桥说：“告诉同志们，毛泽东并不可怕，的确不可怕。真的，我根本就没想到自己会当共产党的主席，原来只想当一名教书先生。现在看来，就是当一名教书先生也不那么容易！世上无难事，但是做起来还真不容易哩……”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接着说：“银桥啊，你把卫士组的工作和家里的事情安排一下，跟我去一趟莫斯科。”
“什么时候动身？”李银桥喜出望外。
“你先准备嘛！”毛泽东关切地说，“你一个，张仙朋一个，到行政处去领些钱，做两套新衣服。”
“主席的衣服呢？”
“我的衣服就不用做了，我还有的穿。”毛泽东看了一眼李银桥，“我去重庆谈判时，江青想把我打扮得洋气点，就从苏联医生阿拉夫那里借来一顶礼帽，可我戴着不合适。后来，还是恩来把他戴的盔式帽送给我，这才配齐了行装。人是衣服马是鞍。你是我的卫士长，出去了总要穿得体面一些嘛！”
“是做中山装还是做西服？”李银桥征求毛泽东的意见。
“各做两套，总得有衣服替换吧！”毛泽东又说，“做了西服，不要忘了买领带。”
“我不会扎怎么办？”
“学嘛！”毛泽东若有所思地说，“八年了，我答应你的事，一定要兑现呢！岸英那次也没去成苏联，他把代表团送到满洲里就回来了。可岸英他……唉！”
李银桥见毛泽东脸上充满了凝重和伤感，就赶快转换话题：“主席，江青同志去吗？”
“她不去，她刚从苏联治病回来，用不着和我们一起去。”
正说着，江青像跳芭蕾舞似的飘了进来，忙问：“你们又说我什么了？”
李银桥笑着说：“主席指定我和小张随同他去莫斯科。”
“你们两个倒是走运，我刚回国，你们又要离开。”江青把头一甩，忽然用关切的口吻说，“对了，苏联气候寒冷，容易感冒，主席这次访苏何不把刘大夫也带上。”
“哦，你是说那位‘施惠于民’的郎中啊！”毛泽东想起了那个人。
“对，就是夏天在青岛给你看病的那个老中医。他不光医道好，人也朴实。”
刘大夫名叫刘惠民，是济南一个有名的老中医，六十多岁，细高个儿，面容清癯，显得有点道骨仙风。夏天他在青岛给毛泽东治过一次感冒，江青还记着这个人。
“好吧，也让俄国人见识见识我们的传统医学。我一直认为，中药和中国菜是中国对世界的两大贡献。”毛泽东对李银桥说，“你把你的本家李越然找来，我要了解一下苏联情况。这次你们二李跟我出去，一个管说话，一个管安全，可谓‘哼哈二将’……”
此时，莫斯科正在紧锣密鼓地做接待中国国宾的准备工作，苏联驻华使馆也向他们的外交部通报了毛泽东的生活习惯：毛泽东不喝酒，但离不开烟茶。吃猪肉和活鱼，不喜欢牛羊肉，不能少了辣椒，青菜要多一些。不要精米细面，粗茶淡饭就行。毛泽东睡木板床，不要沙发床。枕头不要太软，鸭绒的他用不惯，荞麦皮的就可以……
结束对苏联的访问，窝了一肚子火的毛泽东要奋发图强。两年前，毛泽东曾预言再过五十年、六十年，完全能够赶上或超过美国。这次访苏因受赫鲁晓夫讲话的刺激和影响，立即改变了原来的设想和时间表，决意发动“大跃进”。他回到北京稍事休息后，便开始巡视南方，并在广西召开南宁会议，去实施他那“赶英超美”的“强国梦”。
这时已是隆冬季节，南宁仍然是郁郁葱葱满眼苍翠。这个城市虽然不大，但十分整洁安静。街道和商店建筑是典型的广式风格，沿街房屋都是两层或三层楼，而底层都内缩一截，使之形成一条沿街的行人走廊。这种建筑方式，为多雨的华南市民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这里风景优美，树木很多，橘子树上满是星星般的白花，甜香沁人。气候温和，一般在摄氏二十四度左右。
广西省委交际处的宾馆设在一个翠竹掩映的小山上，毛泽东住在一座小巧玲珑的平房里，江青住在邻近的另一座平房。沿着房前的花径绕过一个山坡，就是新建的两层楼招待所，随行人员都住在这栋楼里，山脚下是南宁宾馆。
到南宁的第二天，已届六十五岁高龄的毛泽东收住他那脱缰奔腾的千思万绪，突然别出心裁地提出要在横穿市区的邕江游一次冬泳。这可吓坏了当地的领导，副省长覃应机连忙劝阻：“主席患感冒，最好今天不要去了。”
“不要紧，就是要以毒攻毒嘛！”毛泽东以他那特有的思维方式表达了他的坚决。
“主席，水温十七度半，有点凉。”卫士张木奇报告说，意思是想劝他再考虑考虑。
“十七度半还凉吗？很暖了。没关系，勇敢些，能游的都去游游。”毛泽东不但没改主意，反而鼓动卫士们同他一起下水。
这是一个雨后初晴的下午，天气比往日冷得多，南宁街头的人们都穿上了毛衣。毛泽东神采奕奕，在当地领导的前仆后拥下，从六角亭旁的崎岖小道健步来到洋巷码头游泳场。他向守候在那里的工作人员挥手致意后，一跃而登上停在江边的小汽艇更衣。
小汽艇慢慢掉转船头，迎着和煦的阳光驶向江心。身穿泳装的毛泽东站在船头向四周观望，欣赏着雨后薄雾笼罩着的邕江景色。
几分钟后，从岸边划过来两只小船，毛泽东急不可待地跨上其中一只，手里拿着自己常用的旧毛巾，沾着江水擦抹一下胸部和脊背，然后又把双脚伸到水里。
“主席，冷不冷？” 张木奇皱着眉头问。
“不冷，不冷！”毛泽东一边说，一边扶着舢板的边缘，用力一推，扑通一声潜入水底去了。
几秒钟过去了，正当大家紧张不安地盯着江心时，毛泽东挥动双臂跃出了水面。这时，陪同毛泽东的广西领导和七八个专业运动员也纷纷跳入江中，宛如众星拱月簇拥在毛泽东周围。
毛泽东时而蛙泳，时而侧泳。他在滚滚的激流中踩水，好像金色的擎天柱一样。有时又面向蓝天，手脚不动，像一只小舢板仰卧于江面长达两三分钟，身子随滚滚的江水悠然自得地向前漂移。
站在汽船上的保健医生担心天寒水冷，影响毛泽东的健康，便以提醒的方式劝道：“主席，已经游了二十分钟啦！”
“再游十分钟吧！”游兴正酣的毛泽东以商量的口吻含笑而答。
就这样，毛泽东越游越兴奋，在寒冷的江水里坚持游了三十多分钟，一直游到沙石公社新码头附近，游程一千多米。后经大家再三劝说，毛泽东才恋恋不舍地上船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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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面上风吹浪起，波光粼粼。小汽艇拖着长长的“鱼尾”很快驶回岸边。毛泽东精神抖擞，满面红光。有人小声问毛泽东：“主席，冷不冷？”
“下决心就不冷，不下决心就是二十度也冷……”
第二天，正当大家为毛泽东在寒风中冬泳而啧啧称奇时，江青却大喊大叫冻死人了，还说护士折磨她，有意打乱她的生活习惯，把她整得精神紧张。她要求立即开会，对护士进行整顿。
原来南宁招待所没有暖气设备，只能用电炉取暖。这种炉子一开，温度上升很快，江青说太热了。关了以后，室温立即下降，她又说冷得受不了。喜欢运动的毛泽东能在十七度半的江水里游泳，而躲在招待所里闲坐无事的江青却叫唤着冷，这不由人想起小学课本里的一篇寓言《斧头和皮大衣》。
省委秘书长和公安厅长听说江青有了意见，丝毫不敢怠慢，赶紧派人去香港买电暖气。这种设备，外形同普通的暖气片，由十到十二片相连，灌入自来水，插上电源，很快就能达到恒定温度，这样才解决了取暖问题。
取暖的问题刚解决，又冒出一个新问题。江青是洗淋浴的，招待所没有淋浴设备，只能用脸盆将热水冷水兑好后冲洗，一盆用完，再拿一盆冲，这个间隙，江青说护士有意使她受凉。
省委秘书长听说在洗澡上又出了问题，于是又赶紧派人去买淋浴设备。在安装时，要求江青临时搬到别处住一两个晚上。可江青就是不肯离开她的房间，还说护士不积极想办法，不尽职，竟然用搬家来折腾她。
江青老是说别人折腾她，其实她才是那个爱折腾人让人痛苦的人。孤独、暴躁、忧郁的江青经常把气撒在服务人员身上，说她们这也不好那也不好，搞得她们无所适从。她还到毛泽东那里歪打官司斜告状，说护士一个个不安好心，故意让她受罪。
毛泽东问：“怎么让你受罪了？”
“她们不让我洗澡。”
“不是不让你洗澡，是你不肯搬出去，人家没法子安装淋浴设备。就这点小事你都不能通融，你这不是故意刁难人家吗？你走到哪里哪里都不得安宁，你就不能克制一下自己？你要注意你的身份呢！”
“那她们也不能这样对待我。”
“怎样对待你？出门在外，诸事都要将就一下。我看她们对你照顾得够好了，比对她们的娘老子还好呢！”毛泽东瞪了江青一眼，“大家都在只争朝夕地建设社会主义，你却为洗澡这点小事闹得沸沸扬扬，象话吗？”
江青理屈词穷，只好说：“那好吧！今天太晚了，明天上午我搬……”
你就看我的面子，不要跟江青计较了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四日，北京中南海。
毛泽东从游泳池上来，李银桥用一条旧浴巾替他擦干了身子。这个破旧的大浴巾和这个华丽的游泳池，在见怪不怪的卫士们眼里，不但相映成趣，而且还有一种和谐美。
毛泽东在休息厅坐下，一边右腿架在左腿上活动着脚指，一边悠然自得地吞云吐雾。被烟雾缠绵的江青端起茶杯，姿态优雅地吹了一口，待那丝丝缕缕的烟雾和氤氲如烟的热气飘荡散开后，就美滋滋地呷上一口茶。
毛泽东忽然看到李讷和毛远新在你追我逐地比赛游泳，就对江青说：“李讷的身体恢复得不错，她很能吃苦，也很坚强。割阑尾、取针头，两个手术一起做，手术后伤口感染，又引起了发烧，她竟然挺过来了，没掉一滴眼泪。”
“当时我在广州养病，觉得很对不住孩子。听李讷说你给她写的那封信，还有一首唐诗，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给她增添了战胜病痛的毅力和勇气。”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对孩子要求严一些，只有益处没有害处。我曾批评过远新不肯吃苦，喜欢舒服，年轻人应该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嘛！”
“远新在学校里也是品学兼优的好孩子呀！他很聪明，学习成绩全班第一。他还是学生的领导呢，小队长、中队委、大队主席都当过。”
毛泽东拿起报纸，只见头版头条报道了昨天他带领中央领导同志到十三陵水库参加义务劳动的新闻。他边看报纸边说：“建设十三陵水库是件造福于人民的大事，几十万人都去参加了。那里就像一个大战场，虽然烈日当头，但人人都在顽强地战斗。少奇同志还题词‘劳动万岁’，我看很好嘛！平时我们这些老爷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今天也要动动手了。”
“听说外国大使馆也派人参加了？”
“是啊，外国人都参加了。”毛泽东扭过头来对江青说，“你身体不好，不能去，你可不能拖别人的后腿啊，叫你的那几个人也去动动手吧！”
年初，毛泽东在给杨开慧的堂妹杨开英的信中提到“江青有一点病”。应该说，毛泽东对“有一点病”的江青还是非常关心的。
江青啜着茶水，晃着多出一个指头的右脚说：“留下两个护士照顾我就行了，其余的人都可以去。”
“现在国家的形势很好，全国上下都在大跃进，你也应当多学一些东西，不然就要跟不上形势啰！”
“我的身体一直不太好，这你也知道。我多么想尽快康复起来，投入到社会中去为人民服务……”
江青从苏联回国后，神经衰弱更形严重。她总是怀疑身上的癌细胞转移了，咽部淋巴结发炎、肠胃不好、消化能力差、头沉得如同压着一个铁盔。经常耳鸣，好象有虫子往耳眼里爬。怕风、怕光、怕声音，而且有一种恐惧感。她长期患有失眠症，安眠药换来换去，她对安眠药上了瘾。
保健局根据江青的要求，为她安排了一次体检。这次检查的科目较多，江青要求分段检查。先查两天，中间停下三四天，等休息好了再查，以免精神紧张。这样断断续续地做完全面检查，就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
检查发现，江青的钴六十放射治疗十分成功，原位癌完全治愈。但全血细胞偏低，特别是白细胞和血小板比正常人低了不少，这表明江青还处于放射治疗后的恢复期。医生认为，除了化疗造成的白血球降低外，没有发现其他异常情况。
由于江青每天无所事事，接触的人又太少，可谓离群索居，势必形成性格上的孤僻怪诞和极端的个人主义。她的身体基本处于健康无病的状态，而自己却总是感觉症状又多又严重。她说的一些症状，实际上就是典型的神经衰弱表现。
医生们写了一份诊断书，分别呈送毛泽东和江青。诊断书上措词委婉：
经过各科仔细周到的检查以后，江青同志目前处于放射治疗后的恢复期。除去一般的增强体质，提高对疾病的抵抗力的药物治疗以外，要尽可能参加一定的社会生活。暂时不能担任工作。但要多参加文娱活动和体育锻炼。
江青阅后大为不满，说她根本不是什么放射治疗的恢复期，而是体内潜藏着重病，医生们要么忽视了，要么就是向她隐瞒了什么。她气急败坏地胡乱指责一通后，又提出要医生们重新讨论，如实报告情况。
医生们无可奈何，只好又聚在一起讨论。他们不是在讨论江青有什么病，而是在琢磨用什么样的词语能让她接受。经反复研究，最后向她解释：所谓的放射治疗恢复期，就是表明仍在逐渐恢复中，原有的神经衰弱和植物神经功能失调，所表现出来的一些症状，就是她自己感觉到的各种不舒服。
江青对这个解释仍不满意，一定要医生说她重病在身，仍在坚持奋斗。她甚至瞪着眼睛质问医生：“你们谁敢保证我没有病？你们说参加一些文娱活动和体育锻炼，太空洞了嘛！你们应该提出具体方案，制定每周的活动安排。”
于是，医生们根据江青平时的爱好建议道：“可以听听音乐唱片，练习听力；每周参加两次舞会，锻炼体力；看看电影，使眼睛对光线逐渐适应；多在室外活动，如散散步、照照相，使身体对自然风和阳光适应力增加。也可以打打太极拳……”
“打太极拳？”江青马上很感兴趣地说，“我年轻时练过，也了解一些佛门道家的禅定及修炼。”
医生说：“可以试试。”
于是江青由原有的“文化疗法”，又增加一个“体育疗法”，保健局把上海武术协会主席顾留馨请来，每天上午教她打拳。
江青打拳和她跳舞一样，非常认真，但柔弱无力，只能算是花拳秀腿比划而已。既谨慎又含蓄的顾拳师很快发现，只要重复两三次指出江青的姿势或出手不对，江青的脸色就不对了。因此他对江青的指点并不多，实在需要纠正的地方，也尽量简明扼要，以免引起江青的反感。
菊香书屋的院子里响起了轻微的笑声，但笑声还是惊动了正在办公的毛泽东。毛泽东走到门口一看，原来是田云玉戴着江青的大草帽，披着江青的大衣，正在拿腔捏势地学着江青的样子扭来扭去，毛泽东忍俊不禁，也笑了起来。
卫士一组的人都说，田云玉在毛泽东和江青面前很吃得开。同样的事情，别人办错了要挨批评，他办错了哈哈一笑便能过去。别人听批评，话不多，却严肃得难以承受。他挨批评，听声音很大，里面分明缺少了严肃，还流露出一种亲昵。毛泽东对田云玉说过：“小田啊，我们之间没有隔阂，我很愿意跟你谈心，我就喜欢你敢讲真话。”受到毛泽东如此信任，他有点得意无比，甚至得意无礼。
那还是在北戴河，田云玉同江青的护士闹别扭，他把护士骂哭了。他耍起态度来是很凶的，可是一见护士往江青屋里去，他便有些心虚胆寒了，但嘴巴上仍然硬得很，斗鸡似的伸长脖子叫：“你告去，妈的，告上天我也不怕！”
听到副班卫士叫他去见江青，他的心便怦怦打起鼓来，脸热手凉，两腿发抖。可他还是强装镇定，故作姿态地从鼻孔里哼出一声粗气：“去就去！”
当踏进江青屋门的刹那间，他的装腔作势便一扫而光，代之以惶恐委屈的神情。他的头像一株向日葵无力而僵硬地垂在胸前，嘴撅得像个啄木鸟，好像受到了天大的冤枉和伤害。
“你别给我装这副可怜相，我还不了解你？”江青大声说，“你好狂啊，竟敢欺侮到我的头上了！”
田云玉心里明白，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老牛大憋气，一声不吭。
然而，他的算盘打错了，江青命令道：“你给我抬起头来！”
田云玉勉强把头抬高一点点，看着盛怒中的江青和站在她身后抹泪的女护士。
“你想干什么？这里盛不下你了？你向她道歉，现在就道歉。”
“天哪！哪怕事后让我向护士个别下跪呢，也比这样好受些。”田云玉耷拉着眼皮咕哝道，“对，对不起……”
“一声对不起就拉倒了！刚才骂人的劲头哪去了？”江青不依不饶，“你向她检查，你的自我批评呢？”
眼含泪花的田云玉垂下脑袋，好像在找地缝儿，恨不得立即钻进去。不是因为认识到不对，而是自尊心受到难以忍受的伤害。可是没办法，他只得说：“对不起。我，我不该耍态度。我……我骄傲，我错……错了！”
“都是我把你宠坏了！”江青放缓语气坐下来，“我看你还翘不翘尾巴？你去吧！”
田云玉像一个败下阵来的公鸡，一连几天没法子抬头见人。他敏感别人的目光，敏感别人的微笑，敏感别人说悄悄话。他不愿意再见人，干脆躲在屋里压起了床板……
没过几天，江青派人来叫他。他耷拉着脑袋走进江青的房间。
“小田，你看这毛线怎么样？”江青满脸笑容，用亲切愉快的声调喊田云玉，好像什么事也不曾发生，或者是她早已忘了，“你过来，到这边来。”
田云玉懵了，恍若梦中。他机械地走到江青身边。
“怎么样，好吗？”
“好。”田云玉勉强挤出一个字。
“这颜色你喜欢吗？”
田云玉点点头。
“这是我专门为你买的。来，比量一下，叫小殷给你织个背心。”江青的态度是那么亲切感人，叫护士量了尺寸，为他织了一件毛背心。当他穿上这件毛背心时，江青满意地打量着说，“真不错，喜欢吗？”
田云玉赧然地点点头。
“走，选个景，我给你照张相。”
江青的摄影技术确实不错，那张照片拍得很有艺术水平，摆在影集里很是醒目。她说：“保存好，留个纪念吧！”
于是，田云玉忘记了曾经受过的羞辱，对江青充满感激，工作起来也有了劲头。他渐渐恢复了平时的活泼与自信，也恢复了自尊，又能在人群中自由自在地说笑玩闹了。他敢高兴敢生气，似乎甩掉了身上的包袱。
那天下午，田云玉刚接班，正赶上江青要外出，田云玉为她准备好常用的眼镜、大衣、围巾，还不曾找到靠枕，江青就出门上车了。田云玉以为靠枕在车上，便匆匆追着上车。
江青已经坐到了司机旁，可是靠枕并不在车上。田云玉慌了，回头又往屋里找，越慌越找不到，只好又朝汽车跑。正在看表的江青一见他空手而来，立时脾气大发：“你干什么吃的？小兔崽子，你下去，不要你去了！”
江青叫卫士长李银桥顶替田云玉上了车。汽车扬长而去，带走了对田云玉的喝骂声。田云玉心里像被车轮碾了似的一阵阵难过，泪水又溢满眼圈。
“小兔崽子”，这声骂深深伤害了田云玉。他像被霜打的树苗一般发蔫，苦恼之中他想到了走，心里嘀咕着，寻找申请调离的机会。
申请不曾提出，又轮到田云玉值副班了。江青见到他，还是笑眯眯的，还是那种亲切的尖声调，好像根本没骂过他“小兔崽子”。
“小田，这几本书你拿去看看。这种历史书要多读，不懂历史就不懂我们的民族，也就不能真正认识社会。”
田云玉接过书，真有些晕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些字你可能看不懂，那就查查字典。要多使用工具书，提高文化主要靠自己。”江青语调变得更亲切，“会查字典吗？”
田云玉点点头，心里的委屈和痛苦又消失了。他开始内疚起来，心里受到自谴自责的折磨：“唉，大概是我多心了。瞧人家江青是什么胸怀？这种小事从不记在心里。工作没做好，说几句就受不住了，也太少涵养了。”
但是，没过两个月，田云玉又挨了骂。而且，江青还提起了旧事，看来她并不是没记在心里。田云玉寒心了，觉得没前途。这时，江青又表现出对他的关心和爱护，使他变冷的心重新又热了起来……终于，田云玉从江青送的历史书中得到某种启示：大概这就叫恩威并施吧？
医生另有解释，说江青处于更年期，表现情绪不稳、急躁、脾气大。田云玉年轻，不懂什么叫更年期。想像那可能是一种可怕的怪病，所以一到江青身边就有些紧张，处处小心，不像在毛泽东身边值班那样轻松随便。
田云玉不曾对毛泽东讲过江青什么，但毛泽东还是有所察觉。这天睡觉前，毛泽东小声对他说：“小田啊，江青这段时间身体不好，老爱发脾气。你们看在我的份上，给我一个面子，不要过于计较。也就这几年，过去了就会好一些。”
田云玉好奇地问：“主席，听医生说江青处于更年期，更年期是个什么病啊？”
毛泽东笑了笑，拍拍田云玉的脑门：“你还小，以后大了就懂了……”
然而，卫士李连成就没有像田云玉那样得到过江青的特别宠爱。
毛泽东说江青是候鸟，冷天往南方跑，热天往北方跑。她和林彪一样冬天比较喜欢去广州，到了广州不是同大兰花和小猴子待在一起，就是用打牌和照相来打发时光。她周围有很多服务人员，大家都在悉心照料她。但她总是颐指气使，不能平等待人，更不关心人，很难和别人和睦共处。
一天，李连成刚走进江青的房间，就听到一声喝斥：“出去，你给我出去！把鞋子脱了再进来。”
李连成忙退出门外，脱掉鞋，再赤脚进门。
镜子里映出江青免冠像一般的特写，原来她正在梳头。她一边对着镜子凝神细照，端详着自己的眉眼、嘴唇、面颊，一边嘟囔道：“我就烦你们走路声音大，粗野！”
江青的这个习惯和毛泽东恰恰相反，毛泽东要求他的工作人员走路时动静要大一些，好让他知道有人来了，免得突然出现在面前吓着他。
李连成望着脚下不语。脚下的地毯有一寸厚，摔个杯子也不会出声。年初他陪江青去看林彪，请久病成医的林彪介绍养生之道。林彪说了“三不”：不见阳光，不听声音，不吹凉风。帘子要黑的，空气要温的，地毯要铺满。此后，江青也学着林彪，不管住在哪里都要求将地毯铺满，以保证室内安静。
“外面冷吗？”江青对着镜子里的李连成问。
“不冷，江青同志。”
江青梳完头，立起身吩咐：“我要出去散散步。”
刚出门，李连成又听到江青的斥责声：“这么冷还说不冷，你安的什么心？”
“我给您取件衣服去。”李连成小心翼翼地说，“今天阳光好，您活动活动对身体好……”
“你这是叫我身体好吗？你是成心地想叫我感冒！”江青进屋后把门一摔，不去散步了。
工夫不大，护士又来叫李连成：“快，江青要打扑克。”
江青跟毛泽东学写了一手酷似毛体的书法，但没有学会像毛泽东那样手不释卷地读书。她如果爱读书，日子可能还好打发一些。但她喜欢从“经验”中学习，不喜欢从书本上学习，所以每天就用打牌来消磨时间。她常常在没有枪声炮声没有刀光剑影的牌桌上以“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打争夺战，直打得头晕眼花分不出牌上的点儿了才休战。但她打扑克不能输，也不能赢得太容易，必须在竞争中顺其自然地被她取胜，所以这牌就打得很不容易。
过去，机要秘书高智曾给卫士们打过招呼，要他们陪江青打好牌，别给毛泽东添麻烦。可能今天是李连成走背字的日子，处处小心谨慎的李连成还是出错了一张牌，惹得江青火冒三丈。
“出去，出去，你给我出去，我不要你了！”江青把手里的“红心”、“黑桃”扔在桌子上，见李连成退出门又大喊一声，“你不要走，你给我站在那儿，罚你给我站在那儿！”
房门关上了，李连成老老实实地站在走廊里。一小时后，保健医生徐涛走过来劝他，说江青已经睡觉了，回去歇着，等江青起床了再来站。
李连成哪敢！他害怕江青那种与众不同的性格——多疑，神经质，甚至带点阴森。他依然老老实实地站在那里不动，直到江青发话为止。
徐涛找来省公安厅厅长苏汉华，让他到江青那里说说情。苏厅长见江青在盛怒之中，不敢惹她，便先去劝李连成，叫李连成主动给江青道个歉。李连成不去道歉，认为打扑克出错牌有什么好道歉的？他就那么一直站到江青起床。
远在北京的毛泽东听说李连成被江青罚了站，就皱起眉头对李银桥说：“唉，连成是代我受罪。叫他回来吧，不要再为江青服务了，惹不起还躲不起吗？留她自己在那儿跳光杆舞，看她还耍什么威风！”
李连成一回到北京，毛泽东就安慰他：“江青对你发脾气，你受委屈了。你就看我的面子，不要跟她计较了。她有病，你就给我个面子吧！”
毛泽东对江青这个人是有看法而没办法，他对机要秘书高智说：“我只管两个半人。我管你一个，罗光禄一个，江青我只管半个。你是宣传委员，我管不了的你能管。”
李连成回到北京不久，见到曾经关照过他的徐涛也回来了。原来徐涛由于多管“闲事”，气极败坏的江青把他也给赶走了。
江青赶走了她的保健医生
正在广州休养的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听说北京医院保健办公室的王敏清陪护何香凝到了广州，便立即召他到自己的住所。
傅连暲一见到王敏清就说：“王大夫，你来了就好。徐涛大夫要调离江青同志处，而江青同志的身边仍需要保健医生，经组织研究认为你去比较合适，江青同志也同意，希望你能承担起这项工作。江青同志现在广州，你就不要回去了。”
王敏清内心十分矛盾，因为他知道在江青身边工作，几乎等于直接为主席服务。而在主席身边工作，是要经过精挑细选和长期考验的，他能得到如此殊荣和信任，内心确实有几分激动。但他毕竟在中南海保健组工作过两年，知道江青这个人不好伺候。
王敏清看着身体瘦长、垂老多病的傅连暲，就婉转地说；“傅部长，徐涛是老同志，资格比我老，经验比我多，他都干不了，我恐怕难以胜任。”
脸上写满经验和老练的傅连暲伸出干瘦的手，抚摸着王敏清说：“你也知道，找一个适合这工作的人多不容易。你在保健处工作过，业务上胜任，人又都熟悉，还是把工作先接下来吧！”
从傅连暲处出来，犹豫不决的王敏清去找也在广州疗养的父亲王世英征求意见。没想到在中央苏区就当过毛泽东保健医生的傅连暲，同从事过地下工作的父亲是老相识，傅连暲早已同他通过气。真是“冤家路窄”，王世英此刻的心情比儿子更为复杂，从内心讲他是不赞成王敏清做江青的保健医生的，可又不便在毫不知情的儿子面前揭江青的老底，使主席和主席的夫人形象受损。他只是让王敏清慎重掂量，如果接下了工作，那就得全力以赴地做好。
王世英出生于《苏三起解》戏剧中发生冤案的那个洪洞县，早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是中共资深的情报工作负责人。他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与李果毅扮装假夫妻，后来产生了感情，便弄假成真地结了婚，再后来就有了她们的爱情结晶王敏清。
王敏清隐约感到父亲讲话时好像有什么难言之隐，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父亲当年曾冒“天下之大不韪”上书党中央劝阻毛泽东和江青结婚。
那还是王世英调回延安之后，当听说毛泽东将要与改名江青的原上海电影演员蓝苹结婚时，就大为震惊。因为蓝苹在上海兆丰公园与共青团中央交通员乐若会面时被捕过，王世英曾布置过对她的营救，知道她在警察局看守所的表现不是太好。另外，上海的报刊也曾一再披露她的桃色新闻，如一九三六年七月十日出版的《沪光》杂志，对她的身世就作了如下描述：
蓝苹，原名李云鹤，山东诸城县人。幼失恃，倚其姐丈度日。在家曾受小学教育数年，后入济南实验剧院从赵太侔、王泊生等学戏剧艺术。李尚在幼年，唯个性极强，常恃强好胜，故对于课程极为努力。十九年(一九三○年)实验剧院因时局之转变而停办，赵太侔调至青岛大学。多数学生随王泊生赴北平，组“海鸣剧社”，独李随赵至青岛，任图书馆职员，半工半读得以饱览群书，智识猛进，思想亦随之前进，且亦能写作。当时有人认其有“左”倾嫌疑。后与俞珊之弟某相识。由爱而婚。后俞某因共产党嫌疑被捕，李亦离开他去。此后数年，不知其音信。唯传闻李曾居沪，因参加秘密工作被捕。去年秋，李忽返济探望其母。同学有见之者，问其数年经过，皆模糊回答，但知其曾在江南之乡村任小学教员。再问其有无被捕事，则笑谓无之。然观其行动，确似艰苦奋斗之人物。在济不数日，又翩然他去。初不知其他往，后电通公司出品之《自由神》一片到济公演，则与王莹配演女兵之蓝苹女士，即李云鹤也。由是济南友人，方知其已至沪入影界，后于报章杂志中得知李与其电通公司男演员唐纳结婚……
已在中国共产党内确立了领袖地位的毛泽东，与蓝苹这样一个有争议的女人结婚，势必给党的事业和领袖形象带来负面影响。一念及此，王世英当即起草一封反映江青历史情况、劝谏毛泽东不要与其结婚的长信。他又动员一些曾在上海工作的知情者，在他的信上签了名按了手印。王世英的名字排在第一，接着是陈雷、南汉宸、谢祥荫等。然后，王世英亲自把信交给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
当然，王敏清可不了解父亲的这段历史，他最终接受了组织的决定——为江青做保健工作。尽管他认为工作起来难度比较大，可能还会受到一些委屈，但一切看在毛主席的分上，为了能让党的领袖减轻些生活方面的负担和搅扰，自己就尽量克服吧！他抱着遇事忍三分的态度，接受了此项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
上任后同江青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东山招待所小岛二号楼。那一天，江青很热情地让王敏清坐在她身旁的沙发上，并吩咐服务员上茶。后来王敏清了解到，在江青身边工作的人员，能享受同她平起平坐待遇的并不多。
黎明即起的王敏清，当他推开窗户，看到一位赤脚的园工在地上一片片捡拾树叶，深感不解。后来才知道那是因为江青怕声响，园工不敢用扫帚扫地。他还发现，在江青住所的门缝里都塞满了纱布或海绵，大家在地毯上走动都要脱鞋，说话也要压低嗓门。王敏清就觉得有点奇怪了，江青对细小的声音那么敏感，可她在听音乐、跳舞、看电影时，那么大的动静反倒不怕了。
江青在一次看电影时，听人说外国有位摄影师很注意“出绿”。所谓“出绿”，便是影片中注意突出绿色，而且使各种绿色在画面中很有层次。她记住了这话，便跟着效仿，要求她所住的房间也要“出绿”，也要“绿有层次”。
一天中午，心血来潮的江青突然提出要和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同桌吃饭，说这是联系群众，好像她天生爱“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似的。没想到这可苦了与她同桌就餐的人，为了把饭吃得无声无息，他们只好顿顿与豆腐相伴。有的护士怕嚼出声响，干脆把一碗米饭囫囵吞进肚里，结果导致肠胃炎。
江青那张闲不住的利嘴却不甘心只用来吃饭，他发现同桌人的菜总是豆腐，就问王敏清：“你们怎么天天吃豆腐？”
王敏清被问得啼笑皆非，只得说：“我们喜欢吃豆腐。”
“喜欢吃豆腐……”江青笑了，因为“吃豆腐”在上海话里不是一个好词儿。 与江青同桌吃饭，实在谈不上快乐和享受。她的毛病太多，饭前要吃促进消化的药，饭中要吃补血药，饭后要吃一大堆维他命。 大家见江青放下了筷子，也都跟着住口。江青用餐巾擦擦嘴说：“王医生，我要在下午检查身体，你们准备一下吧！” 王敏清愣怔一下，随即吞吞吐吐地说：“好……那好……” 原来，中央保健局根据江青的要求，由局长史书翰带着北京医学院精神科主任伍正谊、上海华东医院院长薛邦祺、上海精神病防治院院长粟宗华，聚集到广州为江青会诊，还临时请来了内科、妇科专家为她检查身体。可江青总是说今天不舒服明天有安排，迟迟不做检查，让几位重任在身、医务繁忙的权威专家白白坐等了一个多月。 这天上午，几位专家说来了这么久了，成天坐守招待所，也不知道“羊城”是个啥样子，便结伴逛街去了。没想到江青突然提出要检查身体，这可急坏了王敏清。若告诉江青专家都上街了，变更一下检查时间，她肯定会大发雷霆，不依不饶；若隐瞒实情，等她午休后不见医生，也没法交待；马上找人吧，偌大一个广州城，谁知几位专家去哪儿啦？ 王敏清立即同广东省委有关方面联系，派人开车在广州城内拉网式四处寻找。谢天谢地，总算在江青起床前把几位专家从人海里捞出来了，他那紧绷着的神经才稍稍松弛下来。 体检中，有个查血的项目。抽血对一般护士来说都能胜任，但给江青抽血却让她们望而却步。王敏清对毛泽东的保健医生说：“李大夫，你经验丰富，你来吧？”李志绥摆摆手推辞了。王敏清又请毛泽东的护士长来抽，吴旭君也有些犹豫。王敏清无奈，只好亲自动手来完成这一“艰巨”任务。 江青的血管很细，而且没有暴露在表层，很不好找。给她抽血绝对不能反复进针，或用针头在皮内探寻。王敏清凭借自己干军医的老底子和临床经验，稳准狠一针中的，快速而顺利地抽完了血，使在场的医护人员松了一口气。 江青爱发脾气，就像当地多变的天气一样喜怒无常。王敏清最初以为是她植物神经失调、神经系统紊乱导致的。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他渐渐感觉到这并非仅仅是出于病态，江青的心态扭曲和极端个人至上也是原因之一。也有人说江青的个性是遗传的，既有她母亲的倔强，又有她父亲的暴烈。 广州的天气开始变热，而且阴雨连绵，江青便转到风景秀丽的杭州休养。王敏清随江青到杭州不久，他的顶头上司中央保健局的郑学文处长也过来了。 到了风和日煦的杭州，江青的脸上依然带着花城雨季般的阴云。她对护士们的态度更恶劣了，特别是对殷曼丽屡屡斥责。王敏清了解到，殷曼丽在江青身边已工作多年，都二十七八岁了。她同毛泽东的男护士朱宝贵恋爱了四五年，可平时见面的机会很少，有好几次都因江青不放她走耽误了约会，以致朱宝贵怀疑她变心了，还是王敏清和其他医护人员出面作证，才消弭了他们之间的误会。他很同情小殷，工作中尽量照顾她。 有一天，王敏清又见殷曼丽以泪洗面，而且还听到江青“你给我滚”的喝骂声。这时王敏清灵机一动，对殷曼丽说：“她不是要赶你走吗？你就走。别在这儿干了，你回北京吧！” “她说的是气话，哪能当真。”殷曼丽又说，“再说，我不告而辞，那你如何向她交待？”
“不用怕，医疗保健上的事我负责，这是我职权范围之内的事，你就大胆放心地走吧！我给省公安厅打电话订票，你明天就走。” 江青得知王敏清竟敢无视她的存在，擅自放走了她的保健护士，非常气恼。她质问王敏清：“你为什么不和我商量就放走殷曼丽？谁给你的这个权力？” 王敏清心平气和地说：“小殷最近总惹你生气，这会影响你的身体恢复和治疗，所以我觉得她现在在你身边不合适，不如先把她调开一段时间。什么时候你想让她回来，再调她回来就是了。” 江青依然忿忿不已，但一时又找不到可反驳的理由，只得咽下这口气。王敏清也做好了思想准备，知道江青是个睚眦必报的人，绝不会就此罢休，他今后的麻烦肯定少不了。 原来，郑学文这次来杭州，就是准备整顿医护人员的。江青几次向中央保健局告状，说她身边的护士不好好服务，经常惹她生气。王敏清向郑学文如实汇报了情况，说不是护士们不好好工作，而是江青太难伺候，护士们很辛苦。
郑学文悄悄地观察了几天，当她耳闻目睹了江青的无理要求和对护士们有辱人格的责骂后，就对王敏清说给江青服务的护士们太不容易了。最后，她一句批评的话也没说，就返回北京了。 暑期来临了，毛泽东让他的卫士张仙鹏接江青到北戴河避暑。飞机从杭州起飞，到济南时停了一夜。一行人在山东省委交际处安排的住所歇息。张仙鹏和王敏清是老相识，很久没有见面了，大有他乡遇故知之感，便无话不欢地海侃神聊起来。 岂料第二天登机时，面带慍色的江青对他俩说：“你们真有本事，吵吵嚷嚷一夜，像唱大戏似的，闹得我觉都没睡好！” 王敏清和张仙鹏的房间离江青的住房相隔很远，而且王敏清在江青身边工作了一段时间，已被训练成小声说话的习惯，怎么会影响她休息呢！他们都知道江青这个人脾气不好，遇事生风，就没再搭理她。 飞机已经发动，就要起飞了。江青突然神经质地嚷道：“你们打搅了我的休息，影响了我的健康，没有起到保健医生的作用，你们不必跟我走了。”
王敏清说：“我们的任务是把你送到北戴河，到了那儿见了主席我们再走。” “不要你们送了，你们都给我下去，赶快下去！” 冷漠的声音如平地惊雷，把王敏清和张仙鹏炸懵了。说完江青朝他们狠狠瞪了一眼，仿佛要用眼球把他们从飞机上打下去。 专程过来接江青的张仙鹏，没想到任务才完成一半，竟被江青赶走了。就这样，哭笑不得的张仙鹏和王敏清一起下了飞机。 专列在京山线上飞驰，苍翠的山峦、清亮的河流、碧绿的田野宛如电影画面从车窗闪过。毛泽东回京接见秘密来访的赫鲁晓夫，准备当面拒绝苏方提出的有损我国主权的关于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建议。在宽敞明亮的车厢里，李志绥见毛泽东谈笑风生，兴致很高，便想趁机向他汇报一下江青的情况。 在北戴河，江青的神经衰弱更严重了。她怕光亮，窗子上必须放下窗纱，可又要经常拉开纱窗通气。这一关一拉，她又嫌声音太响，甚至连护士走动时发出的声音也要横加指责。她变得越来越不可理喻，难以伺候。护士们哭哭啼啼地都说干不下去了，先后换了好几批人，她们都是高高兴兴地来，垂头丧气地走。 毛泽东的目光从窗外转过来，一边往烟嘴里插半截烟，一边对李志绥说：“江青的这个办法是自欺欺人，一口气吸一支烟和吸两个半截有什么区别，一天吸的烟还是那么多嘛……”
“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至少能间隔一段吸烟的时间。” 李志绥无心和毛泽东讨论江式戒烟法，他趁机直奔主题，“主席，我想向您汇报一下江青同志的病情。” “又有什么新情况？你们不是有一个报告了吗？”显然毛泽东对江青的问题也颇感头疼。 “不是新情况，是检查结果和医生们的意见没有全部写进报告里，所以要再向您报告一下。” 毛泽东点上烟：“你讲清楚点！” “我们大家的意见是，江青同志没有什么病，主要有强迫观念和双重人格。”说完李志绥将集体签名的一张诊断书交给毛泽东。 毛泽东看了看诊断书，问：“强迫观念和双重人格说明什么问题？” “我们的意见是，江青同志对人对事，往往以主观臆想代替客观实际，而又出尔反尔。我们主张，要劝江青同志多接触一些社会生活，多接触一些人，这样对她可能会好一些。” 见毛泽东听而不语，李志绥又说：“别人向我谈到过林彪同志的病，他的病医生很难治。可是只要周总理去看他，向他说明是主席建议的一些话，他都能听进去。可是江青同志对谁的话都听不进去，这太难办了。” “你们的意思是，江青有思想问题啰？”毛泽东磕了一下烟灰，“她这个人确实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她待人苛刻，甚至不太讲理。你告诉护士们，江青也是个纸老虎，不要怕她。有些事就不能听她的，必要时你们可以顶一顶，不能由着她的性子来。” 李志绥苦笑：“不要说顶了，全心全力伺候她，她还不满意，还骂人，要是顶就更不行了。稍不称心，就说护士服务态度不好，想折磨她。再顶她，岂不成了反革命。” “哪有那么多的反革命！”毛泽东笑了，“我一直同江青讲，百日床前无孝子，自己生病就要忍耐一些。可她动不动就发脾气，把关系搞得很紧张，这样也不利于她养病嘛！” “主席讲得对，可她认识不到这一点。”
毛泽东瞥了一眼窗外，只见田间开着各色野花，红的、紫的、粉的、黄的……像绣在一块绿色大地毯上的绚丽斑点。他让李志绥把车窗打开，一股他最熟悉最喜欢的田野气息顿时灌满了车厢。 “那好，我再找她谈一谈。”毛泽东息事宁人地说，“你替我谢谢护士们，也替我谢谢这些医生。我看江青的病现在是过了坳了……”
令江青心惊胆战的匿名信 一九五九年三月下旬，上海。
在锦江饭店的一个高级套房里，情绪低落的江青凭窗向外眺望。她把游移的目光锁定在不远处的一个叫作怡安坊的石库门建筑上，那里留下了她与唐纳二十五年前的欢笑和哭诉，还有在她耳边回荡的唐纳为她而作的《千里吻伊人》：天苍苍、海悠悠，鸿雁在飞鱼在游。人面不知何处去？绿波依旧东流…… 江青的一生，可谓与上海结下了不解之缘。她对这个中国最大的海滨城市情有独钟，同时又被上海她那些陈年旧事死死地困扰着。尽管她身上的病如毛泽东所说“过了坳了”，健康情况日渐好转，但烦恼的事儿却不断袭来，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她的神经。
门铃响了，江青马上把思绪从遥远的时空拉回来。她打开房门，原来是康生过来看她。
康生原名张宗可，字少卿，一八九八年生于山东诸城县的一个大地主家庭。康生是江青近得不能再近的老乡了，而且和江青关系密切。一九三三年七月，闯进上海的江青与康生失之交臂，但四年后江青来到延安，康生也从苏联回到了延安。从此康生便认识了这位比他小十六岁的小老乡，并给予鼎力相助，以至成了江青的“护身符”。
康生的身体并非像他的名字那样康健，他长得瘦里瓜几，两腮深凹，耳朵支楞着，鼻梁上夹着一副眼镜，很像一名老学究。由于他长期从事情报和保卫工作，因此有“肃反专家”之称。
康生以他那“捷尔任斯基”的特有动作敏捷地走进房间，然后四下里搜索一眼，目光使这里本来就很肃穆的氛围越加肃穆了。 “真他妈的活见鬼，气死我了。”江青口气粗重，手势也有失文雅。 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康生摸着自己的尖下巴慢条斯理地问：“发生了什么事？” 江青从写字台上拿起一封信，长叹一声：“唉！上午，饭店办公室主任郝德光送来一封信……你看看，你看看再说。” 康生坐在沙发上看完信，气愤得如同弹簧一般拍案而起：“不得了啦，这是一起特大政治案件！叫罗瑞卿来，公安部应当火速侦查，叫他赶快布置下去！” 这是一封揭发江青问题的匿名信，主要写了江青在上海当演员时的风流韵事和那段政治历史，内容非常具体。在延安时期，王世英等人曾向组织反应过江青在上海的一些问题，没想到二十年后又有人翻腾起这件事来。 公安部长罗瑞卿接到报案后，甚感诧异，因为在五年前曾发生过类似情况的“十八号案件”。
那是一九五四年三月下旬，在杭州疗养的江青收到一封寄自上海的匿名信，这封信是由浙江省交际处长唐为平转交给她的。这封信没有署名，只是信封上写着“华东文委”四个字。 江青看完信，就带着一肚子气去找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她哩哩啦啦谈了一个上午，主要是表白自己的历史清白，说自己青年时期就是一个非常进步、非常坚定的革命者，现在有人诬蔑她，是别有用心的。她非常恼火，神情又显得有些紧张和不安。 第二天，江青又找浙江省公安厅长王芳谈，还把匿名信递给他看。王芳浏览一眼，看到上面写的都是些不堪入目的事，就不想再往下看了。 江青一脸严肃地说：“你不看谁看？这是一封反革命匿名信。你公安厅长看清楚了，要给我破案。有人编造谎言诬陷我，醉翁之意不在酒，矛头实际上是针对主席的。” 由于写信人对江青在上海时期的情况十分清楚，深知江青的过去及党内上层情况，因此江青推断此人不是党内高级干部就是文化界名人，或是他们的夫人。 江青见王芳看完了匿名信，就心怀叵测地问：“你认识扬帆吗？” “认识。他在上海当公安局长，我们来往比较多，关系也比较密切。”
听王芳如此说，江青有点不悦，就半阴半阳地说：“你知道他过去叫什么名字吗？他过去不叫扬帆，叫殷杨，在国民党南京剧专工作过。” 二十年前，扬帆按照党的指示，以记者的合法身份在上海“左联”从事文化救亡运动。因此，他对江青在上海曾经被国民党拘捕和生活上的风流丑闻、复杂的社会关系了如指掌。时任新四军政委的项英，听说毛泽东要和江青结婚，出于对党的忠诚和负责，要扬帆整理一份有关江青在上海那段历史问题的材料，用密电发往延安。电报里直言不讳地写道“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末尾还按照行文常规注明了资料来源——由扬帆提供。不幸的是这份电报落入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之手，善于投机钻营的康生竟把这份电报转给了江青。江青为了出这口恶气，竟然在康生的直接指使下，先后两次将扬帆送进大狱。 江青又问王芳：“你认识覃晓晴吗？” 覃晓晴是浙江省妇联福利部副部长。一九三四年十月江青在上海被捕时，这位地下党员和江青被关在同一个牢房。覃晓晴怀疑自己被捕的原因是因为江青首先被捕，向敌人供出了她。 王芳说：“我知道她，但不是很熟悉。” 江青点到为止，然后话锋一转：“不管怎么说，这是一起性质极其严重的反革命案件，请公安机关尽快组织侦破。” 不久，中共中央华东局在一次会议上决定，“十八号案件”由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负总责，上海方面由黄赤波负责，浙江方面由王芳负责，把重点对象放在三十年代曾在上海文艺界工作过的人身上。 侦破工作在非常秘密的状态下进行，专案组收集了八百多人的笔迹，并一一进行鉴定。他们将那些与匿名信笔迹相似而又对江青心怀不满的人全都列为侦查对象，仅案件的卷宗就有五六麻袋之多。这些侦查对象，包括江青过去房东的女佣人桂贞和说过江青坏话的东海舰队司令陶勇的夫人朱岚。 当时受侦查时间最长、被怀疑最多的是上海市文化局局长赖少其的妻子曾菲。然而，查来查去，却始终未能找到她与匿名信有关的任何证据…… 五年前的案子尚未告破，现在又生一案，真是火上加油。罗瑞卿马上派公安部侦查专家紧急飞沪，成立了以上海市公安局十八名资深侦查员为主的专案组，并随即开展工作。由于江青只是交出匿名信的信封，专案组只好从信封上查起。 那是一个二号信封，上面只有“江青同志收”五个字。专案组通过对邮递员蒋晓英的调查，找到了嫌疑人钟秀山的线索，于是开始对其讯问。但笔迹鉴定的结果，排除了钟秀山作案的可能。线索断了，刚刚开始的侦查工作遂陷入了停顿状态。 四月一日下午三时，毛泽东从北京飞赴上海。就在江青前往机场迎接毛泽东的时候，锦江饭店又收到一封写着“饭店负责同志收”的信件。根据安全保密规定，饭店方面把这封信转给了上海市委警卫处派驻饭店的工作人员。 警卫处的人见信封的落款印的是“北京船舶机械附件厂”，便给北京该厂打了一个电话，那边的人说他们没有向上海发过这样的信，而且也不知道上海还有这么一家内部饭店。于是，马上与专案组联系。专案组把转过来的信打开一看，里面果然是一个和上次匿名信一模一样的信封，上面的字也是相同的：江青同志收。 专案组立刻对第二封匿名信的笔迹进行鉴定，证实与第一封信完全一样。由于第二封匿名信的信封上写有“北京船舶机械附件厂”字样，于是决定派侦查员飞赴北京。几经侦查，最后疑点集中到曾微川身上，但很快又被罗瑞卿一口否定了，并让立即停止对其侦查。原来曾微川在一九三一年就已入党，长期从事秘密工作，政治上可靠，不可能写这样的匿名信。
侦查工作继续进行。在进行案情分析时，有人提出要了解匿名信的具体内容，以便从中寻找线索，但被江青一口回绝了。罗瑞卿考虑再三，只好去求助周恩来。后经总理亲自出面，江青才不得不交出她手中的两封匿名信。 两封匿名信一模一样，都是用打字机打印出来的，内容是说江青早年在上海当演员时的一些表现。信中还列出了江青当时所交往的一个个男子的姓名、职业和地址，以及江青对那几个男子所做的种种媚态，最后根据上述内容对江青进行了措词尖刻的叱骂。痕迹专家的结论是：匿名信是用一台宝石牌打字机打出来的，该打字机已用十年以上，打字者的打字水平不高，肯定不是专业打字员。查来查去，疑点最后集中到一个叫汤沛菁的人身上。 四月十二日上午，侦查员前往汤沛菁所在的海燕厂进行秘密调查，了解到汤沛菁过去曾和江青在电通影业公司一起工作过，两人比较熟悉。汤沛菁的档案中记载其有一个自杀的表姐，其夫就是匿名信中曾与江青有染的男子之一，汤沛菁的表姐也是因此而自杀的。 专案组决定立即对汤沛菁秘密监视，收集证据，准备拘捕。岂料，方案刚获批准就传来一个消息，说汤沛菁精神病突然复发，砸坏了包括那台宝石牌打字机在内的所有办公用具，现已被送往精神病医院。正当专案组准备去医院与其接触时，没想到汤沛菁在企图逃离医院时突遭车祸而亡！在这种情况下，专案组只好对其打字机进行技术鉴定。没想到结果令大家大出意外，汤沛菁使用的这台打字机根本不是制作匿名信的那一台。 四月十六日午夜时分，仍在加班的专案组无意中发现匿名信信纸的装订胶是草绿色的。据此调查，发现只有海军司令部设在东海舰队的一个情报部门“一二八七办公室”用这种信纸。于是，专案组对该办公室所有人员的档案进行了调阅，最后将目标锁定在海军中尉金柏麟身上。 金柏麟，二十八岁，已婚。其父母均是中共地下党员，父亲曾是江苏省委委员；六岁时其父母牺牲后，便由苏州的阿姨史文慧收养。解放后，党组织找到了他，并将他和史文慧接到上海安置。一九五三年，他在东海舰队服役，现在是一二八七办公室第十三小组副组长。
金柏麟的办公室里有一台“宝石牌”打字机。专案组先对打字机进行了鉴定，确认两封匿名信均出自该机。接着，上海市公安局对匿名信原件和“一二八七办公室”的信笺进行了纸质化学物质对比鉴定，结果和匿名信完全相符。 四月二十一日，金柏麟被捕。审讯中，金柏麟爽快地供认了他写匿名信的事实，动机很简单，就是想把江青当年的那些丑事给抖露出来，羞她一羞。后来，军事法院以“泄密罪”判处金柏麟三年徒刑。 至此，关于江青的匿名信案件暂时告一段落。然而，五年前发生的“十八号案件”仍未破获，直到一九六一年才查出那封匿名信是林伯渠的妻子朱明写的。据说当时朱明也在杭州疗养，王芳还让朱明的女儿陪伴过江青。朱明在承认匿名信是她写的以后，就自杀身亡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江青为匿名信的事气恼不已的时候，忽地又收到她的娘家哥哥李干卿的来信，说有人在调查他的历史。这使江青又一次震怒了，她准备去济南一趟。 十月二十四日上午，喷着雾气的火车头，带着五六节车厢，徐徐驶进了德州站。李银桥快步走下车来，一见到王茂青就问：“王副处长，材料带来了没有？” “带来了！” “好，有材料就好办了！”李银桥如释重负地吁了一口气，和王茂清一起上了专列。
那是一份审查李干卿的材料。事情是这样的：一九四七年底，江青回济南为母奔丧，顺便把她的姐姐李云露接到了西柏坡，后来又把她带进了中南海。现在，江青又想把哥哥李干卿也接进中南海。考虑到李干卿历史上有过劣迹，住进中南海恐不合适，公安部就责成山东省公安厅对他的历史问题再做一次核查。 为此，山东省公安厅于七月二十五日成立了“李干卿问题调查组”，成员有济南铁路局公安处副处长王茂青、一科副科长曲和钧、科员史殿安等。 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取证，专案组三易其稿写出了对李干卿的调查材料，并打印上报。这份调查材料的主要内容如下：
李干卿，一九○一年三月十三日生于山东省诸城县东关，曾读过几年私塾。一九二一年四月至一九二三年三月，曾在军阀张宗昌所部的伪四十七旅九十三团二营八连当“师爷”（文书）。日伪和国民党时期，曾任过警长、巡官、局员、津浦铁路防奸组组员等反动职务。
一九三九年，在日本宪兵队特务的指挥下，李干卿曾两次写信对江青进行策反。
据山东第二劳改队第一大队犯人米瑞晟供：一九四五年底，李干卿曾去他在济南林祥南街六号家中，“借”去王虎牌手枪一支。
李干卿自己也交代：一九四五年十月，米瑞晟给他土造的三号手枪。他说，这支手枪自己玩了几天，又被国民党山东行动总队十五队副官李干臣要去了。
李干卿还有偷窃、贪污劣迹：
一九四八年偷车站食堂面粉两袋，价值五十六万元（指旧人民币，新人民币即五十六元。下同）；
一九五一年任济铁公寓管理员时，贪污食堂大米、面粉、鸡蛋，计三百九十万元；
一九五一年六月，在机务公寓造假单据，贪污八万元；七月在机务公寓买咸菜，多报销五万元。
李干卿虽通过历次政治运动的学习和教育，但觉悟不高，转变不快，平日不参加任何学习，开会也经常不愿参加，工作态度不够积极，上班忙于烧水喝茶，在公安处工作期间，办公时常私自回家。
一九五四年七月济南市公安局李元祥同志找他谈话，李便说：“有人暗算我。”说已给他妹妹（江青）写信反映等等。
由于贪污，李干卿在“三反”期间受记过处分。
十月二十四日中午，专列停在济南西郊机场的专用线上。为了不给当地政府和人民增加负担，毛泽东每次来济南，一般都住在专列上。 也许是江青在毛泽东面前嘀咕的缘故吧，毛泽东在济南逗留时，曾几次提出要见李干卿，但都被卫士和公安人员委婉地阻止了。这些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员，必须对领袖的安全负完全的责任，出不得一丁点儿差错。李干卿的手枪至今下落不明，谁敢保证他不会像苏联女刺客喀普勒刺杀列宁那样，干出令世界震惊的事情来？ 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就在毛泽东到达济南的同一天，江青却神不知鬼不觉地先于毛泽东几小时飞抵济南，她要跟李干卿打声招呼。她住在西郊机场的空军招待所里，不肯上专列会见毛泽东。专列上的工作人员心里都很纳闷，怎么领袖夫妻之间也有矛盾啊？ 毛泽东起床后，像大学生似的朗读一段他的《矛盾论》英译本，然后驱车来到空军招待所见江青。夫妻俩在招待所门前的树荫下相对而坐，毛泽东向市区望了一眼，不无感慨地说：“济南有千佛山、大明湖、七十二泉，是一座很漂亮的古城，‘济南潇洒似江南’，看来黄山谷的这句诗并不夸张。”
江青说：“杜甫也有夸赞济南的诗句，如‘历下此亭古，济南名士多。’”
“济南不惟名士多，还出过才女呢！女词人李清照就是济南人。”
“不错，她的故居在柳絮泉和漱玉泉附近。”
“你对济南很熟嘛！”
“我十四岁时就到过济南，在这里生活了三年多。我在一师二小读过书，在省立实验剧院学过戏。我还扮演过《打金枝》里的公主呢！”
江青对她在济南的罗曼史却按下不表。她的新婚丈夫是当地的纨绔子弟裴明伦，不过她与这个“土头土脑”的小丈夫的关系只维持了两个多月，这段婚姻在她的脸上或心上似乎没留下什么伤痕。
“你在济南住在哪儿？”
“住在按擦司街二十七号我姐姐家里。”
“按擦司……”毛泽东思忖片刻，接着说，“济南这个城市很讲政治嘛！你看，它的街道都是借用行政机关的名字。”
“是啊！我比较喜欢济南。人是故乡的亲，水是故乡的甜呀！”江青拐弯抹角地说，“在济南，我还有一个亲人……”
然后他们不再说话，而是不停地端起茶杯，好像在比赛喝水。半个小时后，毛泽东咕嘟一声很响亮地喝了一大口茶，就起身离开。江青倒也没有什么怨言，回招待所继续打她的扑克。 此时王茂青正在专列前前后后地巡逻着，突然李银桥过来通知他：“王副处长，赶快把李干卿找来，主席要见他……”
“主席要见李干卿？好，我马上就去！”王茂青一边走一边陷入了沉思。 不用说，李干卿早就盼望这一天了，这样他这个日伪时期的“警长”就变得身价百倍了，他就可以挺起腰杆子做人了，看你们谁还敢小瞧我这个当今堂堂的“国舅爷”。他心里也明白，要不是因为有这一层姻亲关系，他十个李干卿也早就身陷囹圄了。 “喂，尝尝！这是润芝专门派人送来的茶叶，真正的西湖龙井！”平时有人到李干卿家走访串门，他就从茶桶里捏出一小撮茶叶，先放在鼻子上嗅嗅，然后又不胜感慨地摇摇头，将茶叶撒在杯子里。于是，来客便肃然起敬，极其虔诚地接受这“天赐”的“圣物”。眨眼之间，消息便不胫而走：毛主席派人给李干卿送东西来了！
有时,李干卿会取出一包烟：“抽过武汉出的东风牌吗？上次润芝打发人给我送来的。” 李干卿心里明白，自己这样一个出身低微的人缺的是什么？他试图努力发挥自己的“优势”来弥补自己的缺欠。他对历史上那些飞扬跋扈的“国舅爷”垂涎三尺，自己难道不应该成为这样的人吗？晦气了半辈子，也该到了出头之日了。 有好几回，李干卿当众炫耀的情形被王茂青撞见了，王茂青就严肃而又不无克制地批评他：“你怎么能到处胡说八道呢？你要维护毛主席的威信，注意影响！” 李干卿立刻装出一副极其痛悔的样子，拍着自己的脑门说：“我错了。改，改！今后一定改！” 然而，李干卿是个没有记性的人。没过几天，王茂青又发现他在副食店跟售货员耍赖：“行行好吧，我是毛主席的亲戚，是他的大舅哥，这可不是假的。看在毛主席的面子上，多卖点肉给我吧！” “老李呀！”王茂青语重心长地说，“有困难可以提出来，我们研究解决。怎么能到处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呢？这不是给他老人家丢脸吗？” “改。老王你放心好了！”李干卿自知理亏，撕开上衣，捶胸顿足，“这回我一定改！再不改，就不是人了！” 然而，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再说，他李干卿为什么要改呢，那是他求之不得露脸的机会啊！此后，他在上班时，经常捋起袖子，晃晃腕上那块亮晶晶的欧米伽手表，洋洋自得地说：“谁要？谁要？这是润芝送给我的表，谁要二百块钱拿去！” 不知底细的人，立刻对李干卿惊羡不已。但实际上，这块欧米伽根本不是毛主席的表，而是李干卿向江青讨来的。李干卿到北京看望妹妹，江青问：“哥哥，家里还缺什么东西吧？” “什么都不缺，就是一家人没个表，上班不太方便呢！” “那我给你买块手表吧！”
李干卿乐得两眼眯成一条缝儿，脸上的皱纹也绽出了笑意。他指着江青手腕上的表说：“我看你手上的这块表就行，不用再买了！” 这段“讨表”的故事，经李干卿巧妙地改编、移植到毛泽东身上，便成了他抬高自己身价的一个新筹码。 现在，李干卿就要去见毛泽东了，而且还可以编出更多更新更离奇的能抬高自己身价的故事来。得意忘形的李干卿换上一身蓝中山装，那是他早就准备好的平时舍不得穿的一套“行头”，然后挺胸腆肚大模大样地走出了家门。 山东省公安厅副厅长冯振武找李干卿谈了话，叮嘱他应该注意的事项。接着，汽车把他送到西郊的专列旁，他在车上见到了身穿睡衣的毛泽东。但出人意料的是，他很快就下车了。王茂青看看手表，整个接见过程不足十分钟。
作为毛泽东的大舅哥，李干卿与杨开智、贺敏学显然不能相提并论，因为他们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因李干卿确实有历史问题，他最终未能住进中南海。在这种情况下，江青只好给哥哥寄去一封信，劝他在济南要安心工作。江青的信是这样写的：
你不要来京，因为找不到职业，你应好好地在目前的职位上工作，能够有工作有饭吃就是好的。至于有人找你的麻烦，你可以完全不理。去年在济南我就和你谈过，只要自己拿稳了，是不怕这个的。你如拿不稳，出了岔子，我完全不能负责任，希望你注意，不可因小失大。我们是劳苦家庭出身，应刻苦生活，努力工作！
毛泽东与贺子珍庐山相会
在庐山牯岭东谷的长冲河畔，有一座掩映于绿树丛中的一八○号别墅。这栋卷廊式建筑由主楼和附楼两部分组成，面积近千平方米，精巧而宽敞，敦实而端庄。庭园面积近五千平方米，有石墙相围。院内绿草如茵，鲜花娇艳，清澈的溪水从石缝间缓缓流淌，发出一串串如歌的欢唱。
这栋别墅始建于一九○三年，由英国兰诺兹勋爵建造。一九二二年转让给赫莉太太，赫莉太太在一九三四年又将其转赠给她的好友宋美龄。蒋介石见此处环境清幽美丽，而他的夫人名字中也有一个“美”字，于是将它命名为“美庐”，并刻石以铭之。 登上十字型石阶，步入通透式凉台，便到一个装饰典雅、中西合璧的会客厅。猫眼绿的地毯，墨绿色的沙发，墙壁上挂着宋美龄不同时期的玉照，以及蒋介石夫妇在美庐的部分生活照。紧邻是当年宋美龄的卧室，室内的陈设基本保持原貌，居中有双人厅床，床左侧放置一圆形雕花梳妆台，方柜上摆设着象牙扇等珍贵饰物。 二楼，曾是蒋介石的办公室、会客厅、起居室，其中起居室的配置和“第一夫人”的卧室相仿，只是多了一张躺式沙发。办公室的斜对面，是有“文胆”之称的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的办公室兼卧室。办公室的左侧建有露台，均有石柱、石栏围挡，敞亮恬适。 六月三十日，毛泽东带着三湘大地的一身风尘，兴致勃勃地登上了这座“奇秀甲天下”的匡庐名山。他站在“美庐 蒋中正”的石刻前大呼一声“委员长我来了”，便住进了这栋蒋介石曾经栖息过的别墅，并在这里“冷眼向洋看世界”。 七月八日晚上，毛泽东站在美庐二楼的窗前，只见云从窗前过，雾罩百丈峰。他欣赏着朦胧的山岚，吟诵着他的新作《七律•到韶山》：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前不久，乡音未改鬓发衰的毛泽东终于回到了阔别三十二年的韶山。家乡的山山水水依然是那么亲切，然而物是人非了，他竟然见不到一个亲人：父亲、母亲、毛泽民、毛泽覃、杨开慧，一个个都离开了人世……忧思过后，他突然想到了仍然健在的贺子珍。一夜夫妻百日恩，何况他们有过十年的共同生活。分别二十多年了，她的情况可好？ 江西是贺子珍的家乡，现在贺子珍就在江西。思忖再三的毛泽东决定抛开一切有形无形的障碍，他要会一会他的前妻贺子珍。于是，他把江西省副省长方志纯召来，向他表露了期盼已久的心愿：“志纯同志，有件事，要托你办一办。我想见见贺子珍同志。” “好啊！贺大姐就在南昌。”方志纯颔首答道。他对贺子珍太熟悉了。当初去苏联，他带去了毛泽东给贺子珍的亲笔信。在苏联，他又与贺子珍同班学习，他是班长，处处关照贺子珍。从苏联回国后，他在中央机关工作，对毛泽东的家庭生活也有所了解。一九四九年六月，他又受中央组织部委托，负责带贺子珍从天津一路南下。 毛泽东停顿一下，略有所思地说：“春天在上海没见成呢，这个事不要再声张出去。请你安排一下，是不是让朱旦华、水静把她接上山来。” 方志纯的夫人朱旦华曾是毛泽东的弟媳，水静是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夫人，她俩都是嘴严心细非常可靠的老熟人。方志纯知道江青还未上山，仍在为她哥哥李干卿的事烦恼。他理解毛泽东的意图，于是提醒道：“您身边有些人知道了不好。”
毛泽东胸有成竹：“这好办……”
毛泽东与贺子珍，作为风雨同舟十个春秋的患难夫妻，他们之间的爱情是纯洁、真挚、高尚的！ 贺子珍一九○九年九月出生于井冈山下的永新县，从学生时代起就同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一起投身革命。十六岁就担任了团县委副书记，是永新县第一位妇女部长。一九二七年，贺子珍成为井冈山上的第一个红军女战士。不久，这个被誉为“永新一枝花”的贺子珍在人烟稀少的万山丛中与毛泽东相识了。
从一九二八年与毛泽东在永新西乡塘边村产生爱情并随后生活在一起，至离开延安去苏联，他俩患难与共，相濡以沫，并肩走过了中国革命所经过的最艰苦的历程，也是毛泽东政治生涯中最艰难的岁月。 相处十年，贺子珍经受了不为人知的种种苦楚，但她没有一句怨言。为了照顾毛泽东，她牺牲了自己的一切，包括改变自己的工作和兴趣，失掉了许多学习和锻炼的机会。她对毛泽东倾注了全部的爱。 作为人母，贺子珍在烽火战地上生下了六个孩子。一九二九年在龙岩生下长女，未满月便把她送给当地的一个大嫂抚养，后死去。一九三二年在长汀生下一个男孩，取名毛岸红，长征时寄养在瑞金的老表家里。一年后傅连暲帮助接生了第三个孩子，由于早产，这个小男孩也没有存活下来。第四胎是个女儿，生下后就送给了长征路上的苗族老乡。一九三六年长征到达保安，又生下一个女儿，因个头瘦小，取名娇娇。第六个孩子是在莫斯科生的，这个叫柳瓦的小男孩来到世上仅十个月就夭折了。 过密的生育，特别是产后缺乏营养和调理，贺子珍落下了头晕的病根。长征路上她为掩护伤病员而身负重伤，大量的失血又使头晕加重。同时，嵌在她头部、背部的弹片，时刻在刺激着她的神经。她强忍着这些痛苦，从不曾对任何人诉说自己的不适，为的是能够多学习、多工作，缩短自己与毛泽东的差距。 随着长征的胜利结束，新的斗争局面的开始，侠胆豪情、洒脱不羁的贺子珍不满足于担任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和机要科长的工作，她非常怀念当年她在井冈山的战斗岁月。她说她不愿当家属，她要同大家一样做公开的独立工作。这种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促使她忍受着巨大的痛苦进入延安抗大学习，去提高、锻炼、充实自己。然而，身体的极度孱弱使她力不从心，几次晕倒在厕所里，无奈只好休学回家。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夫妻之间原本和谐稳定的关系，突然出现了令他们终生遗憾的裂痕。 当时，有大批爱国知识青年奔赴中国革命圣地延安。这些具有不同阅历和不同风格的青年男女，带来了许多新的信息和新的思想。好学博识的毛泽东喜欢以文会友，对于谈话投机的人，不分男女老少一律热情相待。他从这些知识青年的交往中丰富了知识，开阔了眼界，也得到了很大的乐趣。 然而，贺子珍却被这种悖逆“男女授受不亲”的新潮流打晕了。她产生了孤独感，从而陷入了无限烦恼和无法解脱之中。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使她想到了做手术，她要去上海取出国民党反动派强留在她体内的弹片。就在这时，她发现自己又怀孕了。生孩子生怕了的贺子珍更坚定了要走的决心，她要去上海顺便做人工流产。 听说贺子珍要离开自己，毛泽东极力挽留。他知道，贺子珍此时提出要走同自己有关，他十分动情地对贺子珍说：“我现在的情况，同王明路线时期大不相同，我有发言权了，以后不会再让你像过去那样，跟着我受那么多苦了……” 遗憾的是，毛泽东的这些肺腑之言并没有打动贺子珍，她执意要走，要尽快离开这个令她不快的地方。她将女儿托付给奶妈，便打点细软，收拾行装，终于在一九三七年年底一个人走了。 贺子珍到西安后，抗日局势出现了变化，华东沦入日军之手，上海去不成了。此时，毛泽东给滞留西安的贺子珍发来了电报，希望她返回延安，并托人捎来小木箱，里面装有她的日常用品，也捎来希望互相谅解、盼妻归来的殷切之情。但是，倔强的贺子珍未能回心转意。 没想到，贺子珍去意已定，她决定到苏联取出弹片，调养身体，学习知识。毛泽东赶紧往兰州、新疆一站一站地去电劝阻，托人做挽留工作，但均未奏效，最终酿成了贺子珍与毛泽东的婚变悲剧……
那天是七月八日，天上的白云把气温压到宜人的程度，树上的喜鹊把佳音传到一个独门小院。水静来到南昌三纬路贺子珍的住处，准备接她上山。贺子珍还以为去庐山避暑呢，二话没说就高高兴兴地上车了。
黑色的“吉姆”穿过九江，一路北上，直奔庐山而去。窗外闪现着浓墨重彩般的青山绿水，令人心旷神怡。他们还未进入风景区，车厢里就已灌满了又新鲜又生动的风景。沉浸在如诗如梦风景中的贺子珍，在到达庐山二十六号别墅时,已是星月交映的夜晚了。
七月十二日晚上，贺子珍被送到美庐一楼客厅。直到此时，身在庐山“五里雾中”的贺子珍还不知道这是一个神秘的安排，还不知道毛泽东就在她的身边，就要接见她。 贺子珍走上楼来，只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正从藤椅上站起来，微笑着同她打招呼，请她坐下。泣苦相思二十载，不知何时会楼台。没想到日思夜想的人就在眼前，就坐在她身边，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满肚子的甜酸苦辣，此时一句也说不出来，她只是不停地哭泣。 毛泽东看着泪水涟涟的贺子珍，只见她眼圈发黑，面颊消瘦，十分苍老。那张他熟悉的脸上已经出现了如雕似刻的皱纹，那是人生岁月的沧桑，那是情感磨难的刻痕。
“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老是哭，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说了。”毛泽东压抑着自己的激情，关切地问，“这几年你生活得怎样？身体都好吗？” 贺子珍尘封多年的心灵被打乱了，如汹涌的波涛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她只是忧郁而温情地望着毛泽东，聆听着、颔首着、默然着，泪水如断线的珍珠不停地往下掉…… 半个小时过去了，毛泽东站起来说：“时间不早了，叫他们送你回去休息吧！”
在结束了这场没有语言交流的会面之后，毛泽东神情凝重地对方志纯说：“她脑子坏了，只是哭。以后不见了，请你们关心一下她的生活。” “请主席放心，我们会照顾好贺大姐的。”方志纯说。 “子珍她现在享受什么待遇？” “一直是按副省级待遇。” “可以了。”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 带着浓雾的夜色像一块厚重的铁幕，仿佛要把这个世界压扁，也压在贺子珍的心头。贺子珍扶风弱柳般地回到二十六号别墅，情绪虽然稳定了，但仍然处于亢奋之中。她迟迟不能入睡，满脑子都是毛泽东的身影。她后悔当初不该离开延安去莫斯科，后悔自己不听毛泽东和许多同志的劝告。 一怀愁绪，几年离索。处于苦恋之中的贺子珍望着天花板出神，过了很长时间，她才对陪伴她的朱旦华说：“我不怨主席，只怨自己。我是农村长大的，见识少。到延安后，看到主席同女同志接触、交谈、喝酒、握手，我就受不了。当时我一心想出去把身体养好，学习几年就回来。我还想为党多做点工作，没想到事情并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 相见时难别亦难！见面突然，分别更突然。离别二十多年，相会就在这短短的瞬间，还躲躲闪闪的。没有告别的分离，真是令人凄然！大喜变成大悲，懊悔不已、伤心至极的贺子珍情绪出现了大起大落。感情上的剧烈波动，使她又大病一场。
江青嫌我年纪大，是个土包子 夜色苍茫，万籁俱寂。被浮云遮挡半边的圆月，在挤眉弄眼的繁星中，在人间灯火的辉映下，越发像一个多愁善感的女人脸。一串沉重的脚步声，把菊香书屋寂静的月色踩踏得支离破碎。
毛泽东把李敏叫到办公室，用手示意她坐下，却不说一句话。李敏看到父亲一会儿站起来踱步吸烟，一会儿又坐在沙发上闷头喝茶，脸上顿时失去了欢笑，失去了色彩。 会有什么事呢？嘻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父亲现在怎么不说话了？是家里出了什么事？还是自己做错了什么？要不就是母亲……一想至此，李敏心里不由得咯噔一跳。因为母亲的身体一直不太好，会不会是母亲出事了……她有点惶恐不安了。 “爸爸，有什么事您就说……”李敏的话还没有说完，毛泽东猛吸一口烟，转过脸来望着她。李敏明白了，从父亲忧郁的眼神里可以看出，准是母亲出事了。于是她用焦急的目光望着父亲，等他把话说出来。 毛泽东把烟头狠狠拧灭在烟缸里，心情沉重地说：“娇娃，江西省委来电话，说你妈妈又病了。这次病得很重，你看该怎么办呢？” 听说母亲真的病了，李敏立刻紧张起来，恨不能插翅飞过去照顾她，去尽一个女儿的孝心。她眼含期待地向父亲讨主意：“妈妈病得不轻，这该怎么办呢？” “怎么办？你说怎么办？”毛泽东像是在与女儿商量，又像是自言自语，“娇娃莫急，让爸爸想想办法！” 毛泽东又点燃一支烟，一声不响地抽了起来。天气很热，空气在燃烧，毛泽东的心里也在燃烧。李敏知道，现在该离开父亲的办公室了，给他留下一个安静的独自思考的环境。她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到自己的房间，一会儿手不应心地收拾东西，做随时出发的准备；一会儿又不知所措地把衣物放回原处。她的心里像长了草，乱糟糟的。 李敏只是听父亲说母亲有病，却不知道母亲得的是什么病，为什么突然发病。是走，还是不走？身边又无人商量，她真是连半点主意也没有了，只好踩着时间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就像一只四处乱撞想飞出鸟笼的小鸟。 “别急，爸爸会想办法的，妈妈的病会好的。这么多年来，妈妈什么样的困难没有遇到过，不都一个难关一个难关地闯过来了么！这次也会好的。”李敏这样安慰自己，可心里又着实放不下来，她急不可待地等着父亲的消息。 当天晚上，毛泽东没有找李敏，也就是说，他还没有什么好办法。心急火燎的李敏在她的房间里形影相吊的苦等着，整整一夜都没有合眼。 第二天一大早，李敏以最快的速度洗漱完毕，收拾好房间，等待父亲的消息。人越是心急有事，时间就越过得慢。她从晨曦微露等到日头西斜，又从华灯初上等到夜深人静，毛泽东一直没有找她。坐立不安、烦躁不宁的李敏想：“难道连爸爸也拿不出办法来了？” “找爸爸去……不，不能找。”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李敏迟疑了，她相信父亲，父亲会拿主意会想办法会有所行动的。想到这里，李敏便退回她的房间， 又度过了一个难挨之夜。
俗话说：年好过，月好过，日难过。这一天，李敏在焦急不安的等待中又过去了。
屋子里静极了，静得仿佛能听到心跳。李敏苦熬了两天，到了第三天，虽然毛泽东没来找她，但中央办公厅却派人通知她：飞机已准备好了，送她到南昌去。 李敏的心头一喜，一颗悬着的心总算落地了。原来这几天父亲想的就是这样的办法，做的就是这样的安排。李敏万分感谢她的父亲，感谢他为她探母提供了方便。 思母心切的李敏急忙找出几件换洗的衣服，带上日常用品。就要出发时，慈祥的父亲又出现在她的眼前，在父亲的身后，一位工作人员拎着两大筐水果。 “娇娃，你到南昌去，要好好照顾你的妈妈。告诉她要看病，要吃药，要喝水，要吃饭。”毛泽东对李敏说。 李敏认真地点点头，表示都记住了。 “这两筐水果你带上，给你妈妈吃。她不爱喝水，吃点水果也能解解渴，增加点营养。”
毛泽东打开一盒烟，刚抽一半，突然想到贺子珍也爱抽烟，于是就把剩下的九盒半包起来，让李敏带给贺子珍。李敏知道，那是外宾送给父亲的名烟，他平时舍不得抽。父亲多么细心，想得多么周到啊！ “只听说你妈妈病重，不知道你妈妈的病情究竟怎样。我怕你一个人去了，遇到事情处理不了，就让这位管理员同志跟你一起去，有什么事情可请他帮忙。” 李敏拿好东西，就要上汽车了，毛泽东又叮嘱道：“娇娃，你要好好照顾妈妈。” 李敏坐在汽车里，隔着车窗玻璃，望着父亲，向他摆摆手…… 列车离开南昌，沿着两条明晃晃的铁轨向北京行进。在车轮轰鸣的车厢里，李敏思绪如潮。她一会儿想念她的父亲，一会儿又放心不下她的母亲。过去她年纪小不懂事，对母亲的心情、处境并不十分了解。如今她已长大成人了，知道在女人的生命中爱情的位置有多重，她对母亲的理解也就深了一层，对母亲的遭遇深表同情。她很想帮母亲一把，但又不知该如何下手。 在她到了南昌以后，曾经几次给父亲写信，报告母亲康复的情况。母亲目前的情况父亲是知道的，可他不一定知道母亲的心愿，不知道怎样来治疗母亲的心病。李敏决定，到京后要同父亲好好谈一次。 于是就有了父女俩推心置腹的一次长谈。 “这次妈妈病得很重，我刚见到她时，她两眼发直，面无表情，不吃不喝，不言不语。后来通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她的病情逐渐有了好转。我来时已基本恢复正常，她还提出想去永新老家看看呢！”李敏首先介绍了母亲身体恢复的经过。
毛泽东仔细地听着，不时地点点头。看得出，他对贺子珍的病情是十分关心的。 李敏没有谈母亲这次发病的原因，因为父亲没有问她。不过，她知道父亲能洞悉一切，父亲肯定早已知道母亲是因何而病，他们父女二人是心照不宣的。 谈到贺子珍不断犯病，毛泽东也愁苦满怀。李敏心疼她的父亲，更同情她的母亲，于是向父亲谈起了她在火车上就想好的打算：“妈妈一个人生活很孤苦，很寂寞，我又不能在身边照顾她。我想把妈妈接过来，同我一起住，也好有个照应。” “你妈妈到北京来，她能受得了江青的气吗？”毛泽东的语调缓慢而沉重。 “我同妈妈搬出去住，不住中南海，江青管不着。”李敏跟着父亲直呼江青的名字。 “你以为不住在一起，她就可以不受气了？” “那我到南昌去，同妈妈住在一起。”李敏又想了一个主意。 “我不同意你去南昌，我希望你留在我身边。”毛泽东袒露了他对李敏的挚爱。 “那您说怎么办好？” “我能有什么办法？李讷都十八岁了……”
毛泽东知道，江青与他有合法的婚姻关系，纵然对江青有一百个不满意，也不可能把她从自己的身边赶走。为了息事宁人，为了消除影响，为了保持身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正面形象，他对江青不得不采取姑息迁就的态度，必须用“维持会”的方式来维持这没有感情的婚姻。
苦闷至极的毛泽东不知为什么，此刻他突然想起了初次见到江青的情景。那是在延安的一个下午，毛泽东收到一封署名江青的来信，信里还夹着一张照片。前一天他去中央党校讲课，照片上的那个女青年就坐在礼堂的第一排。她那清秀的面容、苗条的身段，还有她那盈盈欲语的眼神都给讲台上的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毛泽东打开信纸，只见上面用楷书工工整整地写道：
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我今天专心地聆听了你的有着伟大历史意义的报告，你指明了光明的方向，使我鼓舞。
我是一个木工的女儿，从小受生活的折磨，在三顿吃不饱的苦难中又遭父亲酩酊大醉殴打成性的逆运；母亲受压，家破人亡，流落他乡；我被迫学京戏，登台谋生；后到上海加入左翼文联，于一九三三年入党，先后当电影和舞台明星。这是党给我的培养，是你的光辉思想哺育了我，才有今日。
我向往延安，追求真理，现在是党校十二班的学员。我因理论水平极低，革命斗争经验极少，有许多政治思想上的问题缺乏先进者的指教。
我请求，敬爱的毛主席，请你在百忙中接见我一次，这是我这个苦孩子一生的唯一的希望！我思想上有许多问题，如能得到你的当面教诲，我当获益不浅！其中一部分是今天听你的报告之后，有关目前形势的分析。在某一点上，我还不甚明白。
敬爱的毛主席，我想你会欢迎我，你是一位善于联系群众的伟大人物，我这个纯真的女孩子只不过向你提出区区小小的要求。如果准见，我将于后日（星期日）下午三时来到你的居处。
啊！我写至此，全身热血奔腾！我将亲耳听到你的教导，的确：我已经见过你三次了，这幸福的第四次即将到来……
中央党校十二班学员 江青
一九三七年冬
两天后，毛泽东如约接见了这位新来延安已改名江青的女学生，并说：“我这窑洞的门是对你敞开的，只要你愿意，随时都可以来。”
不久，他们随着黄土高原上的“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开始相爱，但爱得一如他们的穿戴那样朴素无华，既无花前月下的卿卿我我，也无情话缠绵的鸿雁传书，完全是一种无产阶级式的恋爱。不到一年，他们便在凤凰山的窑洞里唱响了结婚进行曲。
回想起来，那时的江青不但年轻漂亮，而且也积极向上。可是现在……
毛泽东把漫天飞舞的思绪又拉回到现实。他知道，只要他同江青一日有着夫妻关系，他就无法给予贺子珍具体的帮助，也无法从根本上治愈贺子珍的心病。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李敏面前谈到他婚姻的苦恼，他不能忘情于贺子珍，却又不能不与江青生活在一起。他也知道这种夫妻关系很不正常，不愿意让孩子们知道这些，怕伤害他们纯洁的心灵。所以，在这次与李敏谈话之前，他很注意在儿女面前维护家庭的和谐气氛。他从来不在儿女面前同江青吵架，指责江青的不是。毛泽东同李敏在一起，怀念贺子珍时，也从来没有说过江青一句坏话。 现在，既然在女儿面前敞开了心扉，毛泽东觉得原来设置的那道防线没有必要再维持下去了，他想倾诉内心痛苦的愿望变得不可遏制。他咂口茶，叹口气，声音和眼神一样肃穆：“江青对我不好，她嫌我老了。她不爱我，嫌我年纪大，是个土包子。她同你妈妈完全不同……” 这些发自肺腑之言，震憾着李敏的心弦。她过去并不知道一向自信、坚定、开朗的父亲，其内心却是这样的孤独和凄苦。今天，她更了解她的父亲了。听完毛泽东的这番话，李敏觉得没有任何语言能够安慰她的父亲，她只是用一双充满着挚爱的眼神凝视着父亲，同他进行无声的心际交流。
李敏知道，江青是个妒心很重的人，她过去曾和江青为“西瓜诗”的事闹过一次别扭。
李敏从小喜欢画画，虽然水平不高，但还是能把自己的心意表达出来。在一次美术课上，她画了一个大西瓜。涂上水彩后，青翠的瓜皮，深绿的瓜皮纹，美极了。她看着看着，忽然想到人们常说的“隔皮猜瓜”，谁知里面是什么样子呢？要是能看到里面就好啰！ 于是，她在画稿的左边空当里又画上一块切好的三角形西瓜，还在鲜红的瓜瓤上点缀几颗黑黑的瓜籽。她把这份作业交给美术老师，得了一个五分。 后来在给母亲写信时，她寄去了自己的得意之作，想让母亲也分享一下她的快乐，看到她的进步。 正当李敏高兴之时，没想到江青狂风似的闯进房间。她像判官一样紧绷着脸，对李敏大声吼道：“我问你，你用西瓜诗来拉什么纤？搞什么鬼名堂？你还嫌这个家不够乱吗？” 李敏对这突如其来的斥责感到莫名其妙，不知自己做错了什么。但她不想为自己辩解，任其发泄下去。 “你妈在你的西瓜画上写诗讽刺我，嘲笑我，辱骂我……反了你们啦！这事没完，我要让组织来处理这件事，非处理你妈妈不可！” 江青好像出够了气，刚要转身走，又扭过身来恶狠狠地说：“不光处分你妈妈，还有你舅舅，你舅妈。都是他们在后面出谋划策，是他们在暗中捣鬼。” 李敏这才知道原来是她的图画惹的祸，于是申辩道：“那画是我的美术作业，画是我寄给妈妈的，这和舅舅、舅妈没有任何关系，他们根本不知道我的作业，更没有给我出过什么主意。” “你，你……”江青被李敏噎得张口结舌。 “我知道了，准是我妈妈有信给我。通信是公民的自由，你没得到我的允许，无权拆看我的信。你这样做是犯法的，知道不知道？” “这事没完，一定要处分你妈妈，看她还敢跳来蹿去不……”江青意识到自己不对，于是锐气顿减，甩下两句话就旋风似的走开了。 这次风波之后，李敏不但一直没有看到母亲写来的“西瓜诗”，反而从此割断了她与母亲的书信来往。无论她给贺子珍写多少信，有的是报个平安，有的是汇报学习上的进步，告诉按照父亲的吩咐读完了什么书，有什么收获体会……然而，贺子珍却再也没有给女儿回过信。
鉴于江青是这样一种心胸狭窄的人，父女俩苦论半日，终究没有找到能够帮助贺子珍改善现状的办法。毛泽东无奈地说：“娇娃，我没有办法照顾你妈妈，大概也只有你来替我照顾你妈妈了。” 李敏会意地点点头，她明白父亲所说的含意，她当然不可能代替父亲给予母亲的那样一种爱，但是她完全可以用女儿火热的胸膛，去抚慰母亲那颗凄冷的心灵。女儿之爱也会是一股甘泉，流入母亲干涸的心田，也会长出一片青绿来。 李敏以为父女俩推心置腹的这番谈话应该结束了，于是站起身来准备走开。没想到毛泽东拉住她的手，突然说出了曾被他多次否定过的一句话：“娇娃，要不你去找一找失散的哥哥、姐姐，要是找到了，你妈妈也许就不会那么寂寞了……” 外国有一位作家说过：幸福的家庭都大同小异，不幸的家庭则各不相同。作为继母，江青没有康克清、王光美那种宽容大度的胸怀。关照别人，非她所长，也非她所愿。她对李敏所遇到的种种困难非但不闻不问，反而还无事生非地找麻烦。尽管李敏不予理会，亦属枉然，仍旧不能得到她的理解。
江青的疑心很重，一会儿说她放在屋里的糖块少了，一会儿说箱子里的饼干下去了一大截，煞有介事地一次次跑来找李敏。李敏说没有拿，她就用怀疑的口气说：“那放在屋里的东西怎么会自动变少呢？” “我怎么知道你屋里的东西会变少。”李敏不愿意同她发生冲突，冷淡地说。 “你以后不要再进我的屋子，我屋里放有中央文件，丢失了，泄露了国家机密，谁负责？” “请你放心，我不会上你屋里去的！过去没有去，今后更不会去。”
江青碰了一鼻子灰，自觉没趣，转身走了。 李敏知道这个事没有完，她还会过来找岔子。因为江青这个人心眼小，疑心重，好报复人。果不其然，就在李敏刚过上几天安稳的日子，江青又变本加厉地过来刁难了。 精神空虚的江青迷上了摄影。她可能照了一组得意之作，现在找不到了，于是风风火火地跑到李敏房间，铁青着脸质问道：“我的一叠照片不见了，是你拿了吧？” “我没见过你的照片，更没拿过你的照片。”李敏坦然地答道。 “没有人拿，它怎么会不见了？”江青把镜片后面的眼睛睁得鼓鼓的。 “那我怎么能知道它是怎么不见的。” 江青嘟嘟囔囔地走了，不大一会儿又杀回来，用好斗的眼神看着李敏：“准是有人拿了，没有人拿它绝不会不见的。” 李敏觉得自己已经把话说清楚了，不愿意再跟她纠缠，便以沉默的方式予以回敬。 从来一呼百应惯了的江青，看到李敏对她不屑一顾的样子就受不了，于是她吊起那唱戏的嗓子尖叫起来：“要是没有人偷，它会自己跑掉吗？” 江青已由疑问的口气变成了肯定的口气，对照片丢失的性质也从“拿”上升为“偷”，她把李敏当作“偷斧子”的贼了，这使李敏无法忍受，深感自己的人格受到了侮辱。她被气得猛一抬头，两根支棱着的辫子也像是在跟着呕气似的。
“我从来不拿别人的东西，更不会去偷你的东西，你找不到东西问不着我。”李敏义正词严地反驳道。 看到李敏一副不屈不让的态度，江青便撒起泼来。她一跳多高，像机关枪似的狂吼道：“我丢了东西问你一下就不行啦！问一下你就发脾气呀！你现在了得了，是吗？你不把我这个后妈放在眼里，是吗？” “不是不能问，是你先肯定了有人偷你的照片，你把我当成了小偷，可我不是小偷，我没有偷你的东西。”李敏像风吹荷叶似的一下子舒张了开来，她这种从未有过的理直气壮，应该说是在忍耐中积蓄而成的。 她们你一言我一语地吵了起来，互不相让。气愤至极的李敏还拍了桌子，这是她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同江青发生如此严重的争吵。
江青没有占着便宜，又输了理，于是疯癫般地发作起来：“你居然敢反驳我，同我顶嘴，你竟敢对我拍桌子，不把我放在眼里，你欺负我！”
看着江青大失贵夫人风范哭哭啼啼地离去，李敏不仅没有一点那种抑恶扬善的快意，反而产生一种揪心的凄苦和悲凉。她对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现状感到很无奈，因为她和江青既是特殊的母女关系，又是一个矛盾体的两个方面，这将是永远都无法调和的一对矛盾！ 此事发生后，李敏感到在这个家庭生活太压抑了，她比别的孩子多了一个沉重的心理负担。她对江青的飞扬跋扈实在看不下去，她不想再和江青一起生活了。自己已经长大了，为什么还要留在这里看她的脸色，受她的闲气呢？于是，她向父亲吐露了想离开的想法。
晶莹的泪珠漫出李敏那紧闭着的眼睑，从长长的睫毛中间滚落下来，仿佛滴在毛泽东的心上，四散迸射。毛泽东被李敏的心境所感染，似乎清晰地听到了泪珠冰凌碎裂的响声。
毛泽东显然已从江青的告状中知道了她们之间发生的冲突，而且也知道李敏提出要走的原因。但毛泽东没有问李敏为什么与江青争吵，更没有问谁是谁非，只是柔情满怀地说：“娇娃，何必一定要走呢，我还希望能常常见到你呢！” 李敏妥协了，她知道父亲爱她，希望把她留在身边。
江青对《蝶恋花》一词耿耿于怀 历史的车轮在寒风呼啸中势不可挡地驶进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年春天，刚从外地回京的毛泽东接到一封信。打开一看，原来是张闻天夫人刘英的笔迹，只见上面写道：
敬爱的毛主席：
我是多么想找您谈谈，但您是那样忙，管的事情是那么多，那么重要，我为个人的事就不能像过去一样随便去看您，去打扰您。但我想您是很关心同志的，您一定不会拒绝我给您写信吧……
信是经过中办主任杨尚昆转来的。信中简要叙述了十年前她在香山与毛泽东见面的经过，希望得到澄清，同时请求毛泽东为她说情，不要把她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更不要开除党籍。 事情是这样的：一九四九年三月，从东北到北平参加全国第一次妇代会的刘英，顺便去双清别墅看望已有三年多没见过面的毛泽东，受到了毛泽东和江青的热情款待。由于都是老熟人，毛泽东还当着刘英的面批评江青不安分。当刘英问到毛泽东的身体情况时，江青说他见了生人会发抖，刘英说今天见到我不是很好吗？毛泽东笑着说，你是老朋友，又不是生人。 一九五四年，毛泽东提出退居二线，中央要求在党内讨论。刘英便在驻苏使馆的一个会议上不知深浅地说：毛主席身体不大好，看到生人就发抖，精神不能太紧张。退居二线专心研究重大问题，领航掌舵，对党有好处，对他本人的身体也好。 在不久前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张闻天受到了批判。“城门失火，殃及鱼池。”他的妻子刘英的事也被翻腾了出来，说她造谣污蔑毛主席。 毛泽东看完信，陷入了沉思。他自言自语道：“这个开明娘娘……”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彭德怀率领红一方面军取得了直罗镇大捷，回到瓦窑堡，听说三十五岁的“大龄青年”张闻天和小他五岁的刘英结婚了，这真是双喜临门。于是，情绪高昂的毛泽东立即赶到张闻天夫妇的住处，说要闹一闹洞房。 毛泽东一进窑洞，就大声嚷开了：“你们要请客。结婚不请客，不承认，不算数！”
性格泼辣的刘英边给毛泽东敬烟边说：“拿什么请客？一没有钱，二没有东西！” “那就不承认！” 不依不饶的毛泽东又闹了一阵子才说，“我是真心实意地给你们贺喜来了，还写了一首打油诗呢！” 说完，毛泽东便浓情四溢、抑扬顿挫地大声朗诵起来：
风流天子李三郎，
不爱江山爱美人；
当今皇帝，
既爱江山又爱美人。
刘英赶紧声明：“我可不是美人啊！” 因张闻天身为中共的总负责人，作风却十分民主，毛泽东把他比作唐明皇“李三郎”，夸他是“开明君主”，刘英是开明君主的“娘娘”。此后，毛泽东一见到刘英，就戏称她为“开明娘娘”。
刘英和她那个年代的许多人一样，用的也是化名。她的本名叫郑杰，一九○五年生于湖南长沙。她进入江西中央苏区时，临时取名刘英。姓刘是随便改的，“英”则是“杰”的延伸。从此，这个“英雄豪杰”的名字就被叫响了，以至很少有人知道她的真名实姓。 一九三九年，与贺子珍一同去苏联看病的刘英回到了延安，在毛泽东的窑洞里受到了江青的热情接待。她向毛泽东如实汇报了贺子珍一年来的情况，最后怀着内疚和复杂的心情说：“主席，你交给我的任务没有完成好。” “这不能怪你呀！她想做的事，九头牛也拉不回来呢。”毛泽东曾委托刘英劝贺子珍回到他身边来。 看到眼前年轻靓丽的女主人，又看到毛泽东表现出来的满意神情，刘英在为贺子珍的处境隐隐作痛。她努力展颜一笑，又顺情说好话地敷衍道：“主席身边确实需要有个人照顾。你同贺子珍也确实合不来。” 听刘英如此说，毛泽东兴奋得把大腿一拍，颇有“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感慨：“刘英同志，你才是真正理解我的人啊！这事不少老同志都反对哩，你要给我做解释，做宣传……” 说起来也很有意思，刘英是张闻天介绍给毛泽东认识的，后来毛泽东又做了他们的红娘。毛泽东对刘英这位共同战斗、相识二十多年的小老乡，还是信任有加的。他看完刘英的信，当即在上面作了批示：刘英的问题是否应与闻天的问题的处理有所分别，请你们加以研究，适当处理。 一九六一年八月，江青第二次登上庐山。江青喜欢到处留影，而且也有一定的水平。她在电影圈子里摸打过，很快就从被摄的对象学会了拍摄别人。她自备的照相器材十分齐全，除了相机外还有像炮筒一样的长短镜头、滤色镜、测光表、三角架等，都装在一个特制的箱子里。 有一天，毛泽东请部分领导干部的家属孩子到芦林水库游泳，江青还给王光美等人照了相。正当大家说笑取闹时，突然有人打来电话说天上有云彩了，请江青赶快过去。原来喜好摄影的江青已在仙人洞选好了景，并派人在那里观察天气的变化。江青匆匆赶到仙人洞前，叫随行人员拔去附近的杂草，砍去两根遮挡镜头的树枝，待云彩一飘进取景窗便不失时机地按下了快门。 仙人洞是一个系悬于绝壁之上有三四间房子大小的天然石窟，相传为吕洞宾修道成仙的地方。走进仙人洞的月圆形大门，站在“纵览飞云处”的上方，只见蓝天伸手可及，飞鸟就在脚下，让人有一种云中漫步的感觉。洞内的“一滴泉”不时落下晶莹的水珠，到此游览的人都要饮一杯“玉液”，说它可以消灾除病。 毛泽东游览仙人洞时，曾提出也要尝一尝“洞天玉液”。随行的保健医生便以水不卫生加以阻拦，毛泽东就问有没有人喝过？导游只得如实回答。毛泽东哈哈大笑，说既然能消灾除病，别人能喝我也能喝，遂举起水杯一饮而尽。 大家游完泳上来已经是中午时分，毛泽东留大家吃饭。饭菜都摆好了，可江青还没有回来，催了两次仍不见人影。大家都说：“请主席先用餐，好早点休息，我们等江青同志来了再吃。” 毛泽东摆摆手说：“不用等她，咱们吃咱们的！” 大家刚坐好，江青带着疲惫的身子就过来了。她的脸色如同庐山云雾，紫红的嘴唇似翘非翘，流露出一种说不出是清高还是无礼的神态。她看到大家都上桌了，便阴阳怪气地说：“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 毛泽东哈哈一笑，但笑声中分明带着几分苦涩和无奈。性情温和的王光美没想到江青会当着这么多人说出如此尖酸刻薄的话，便装作没有听见，忙着给她让座，问她摄影的情形，这才使她的情绪缓和过来，但言谈举止仍锋芒毕露。 这次上山，江青拍了许多照片，其中最著名的有两张：一张是毛泽东微笑着坐在含鄱口的藤椅上，另一张就是仙人洞。这两张照片是江青构思许久，又经过专业摄影师的指点才拍下的，在选景、取光和快门速度上都恰到好处。
毛泽东对富有诗情画意的仙人洞这张照片非常满意，联想到当时国内外的政治形势，他触发了诗兴，便于九月九日写成了一首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这首诗两年后发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诗词》里：
暮色苍茫看劲松，
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
无限风光在险峰。
“李进”即江青的笔名，是江青乳名李进孩的简称。在这首诗中，毛泽东借景寓意，抒发了一个政治家的挑战性格和处乱不惊的态度。同时，这张照片也在客观上抬高了江青的政治地位，成了江青后来粉墨登场的政治资本。
自一九五八年毛泽东的诗词《蝶恋花》公开发表以后，江青对此一直耿耿于怀，特别是词中“骄杨”的“骄”字，深深刺痛了她的心。她认为赞美杨开慧就是无视她的存在，就是对她的侮辱。她曾含酸带怒地说：“杨开慧是骄阳，我是什么？”她早就期盼毛泽东也能为她写首诗，并以此抗衡《蝶恋花》中的“骄杨”。 被毛泽东视为“骄杨”的杨开慧，是毛泽东的第二任夫人。毛泽东的元配夫人叫罗大秀，那是一桩“父为子纲”的封建伦理婚姻。在毛泽东十五岁时，父亲按照“早栽树，早成荫，早讨媳妇早抱孙”的旧俗，给毛泽东娶了一个大他四岁的媳妇。毛罗通婚虽然门当户对，明媒正娶，又是亲上加亲，可遗憾的是毛泽东与“元配夫人”没有缘分，封建的包办婚姻使他们的心无法相通。
毛泽东对罗氏没有感情，他一直不承认这桩婚事。一九三六年，毛泽东在陕北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说：“我从来没有和她一块生活过一一后来也没有——我并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这时也几乎没有想到她。” 罗大秀嫁到毛家后，默默地恪守着从一而终的古训，尽着妻子、媳妇的责任，直到走完短暂的二十年人生，才结束她三年独守空房的婚姻生活。死后葬于上屋场对面的楠竹坨毛家祖坟里。 一九○一年十一月六日，一个女孩在长沙县板仓杨家呱呱坠地。“板仓杨”的主人杨昌济先生给女儿取名开慧，号霞，字云锦，期望女儿的一生能够在阳光的照耀下，有如灿烂的云霞，美丽火红。 一九二○年冬，毛泽东与杨开慧在长沙结婚。他们的婚礼极其简单，不搞仪式，不办嫁妆，不坐花轿，“不作俗人之举”，只花了六块大洋请至亲好友吃了一顿饭。 毛泽东与杨开慧情深意笃，他们相依相伴，难舍难分。一九二三年四月，毛泽东奉中央通知，辗转上海赴广州参加一次重要会议。这是婚后毛泽东第一次远行，杨开慧舍不得让丈夫离开自己，为此夫妻间还进行了一场争吵。
毛泽东对革命事业的追求超过生活中的一切，儿女情服从救国志，他毅然别妻离子，踏上了革命征途。在这样一种离愁别绪的缠绕下，毛泽东写出了著名的《贺新郎•别友》：
挥手从兹去。
更那堪凄然相向，
苦情重诉。
眼角眉梢都似恨，
热泪欲零还住。
知误会前番书语。
过眼滔滔云共雾，
算人间知己吾和汝。
人有病，天知否?
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跟随毛泽东在上海、韶山、武汉等地开展工农运动和妇女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她在长沙板仓一带坚持秘密革命活动。后因叛徒告密，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于一九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在长沙壮烈牺牲。
杨开慧果然不负厚望，成为一名流芳千古的革命烈士。毛泽东在词中称她为“骄杨”，赞美她如“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与“万里长空”的云霞共舞，终于了却了杨昌济老人当年给爱女取名的一番初衷。
一九六二年五月，章士钊请教毛泽东《蝶恋花》中的“骄杨”作何解释，毛泽东说女子革命而丧其元(头)，焉得不骄？“骄杨”是毛泽东对杨开慧的礼赞和怀念。
九月一日，毛岸青和邵华请求父亲把这首词写给他们以作留念。毛泽东走到书案前，一边饱蘸狼毫，一边凝神思索。站在旁边的儿子、儿媳屏声静气，唯恐扰乱父亲的思绪。良久，毛泽东才展开宣纸，缓缓地用手抚平，然后提笔运腕。
“我失杨花”，他落笔写下了前四个字。
“爸爸，不是‘骄杨’吗？”孩子们以为父亲笔下有误，忍不住提醒道。
毛泽东住笔思索了一下，然后缓缓地说：“嗯，称‘杨花’也很贴切。”
接着，毛泽东笔墨酣畅，一气呵成，写完《蝶恋花》这首词，双手拿起来，郑重地交给儿子儿媳。孩子们接过父亲的题诗，轮流地捧在手里观赏品摩。
其实，毛泽东在这首词里暗喻的并非杨开慧和柳直荀两个人，“吴刚捧出桂花酒”的“桂花”，可能指的是贺子珍。因为贺子珍生于一九一○年桂花飘香的中秋八月，她的母亲给她起名桂花。上学以后，桂花嫌自己的名字太软绵，便改为自珍，取“善自珍重”之意。同毛泽东结婚后，她曾请丈夫给自己另取一个名字。毛泽东说不必了，自珍这个名字就很好。后来填表时别人误写成“子珍”，而在中央苏区为前委保管文件的贺自珍为便于签字，也把自珍写成了子珍，于是贺子珍这个名字就沿用了下来。
几十年来，人们光知道词中“杨柳”的含意，却忽略了“桂花”是何人，文学评论家也从未谈及此事，这可能因为他们不知道贺子珍的乳名，抑或有碍于江青的忌讳。正因为贺子珍生于中秋，原名桂花，不仅毛泽东笔下的“桂花酒”指的是她，而且“寂寞嫦娥舒广袖”也指的是她。所以，毛泽东写《蝶恋花》，是表达对两位前妻的怀念。
当年十一月，杨开慧之母向振熙病逝，毛泽东给杨开慧之兄杨开智发去了唁电，那唁电上的字句再度触动了江青的神经——
开智同志：
得电惊悉杨老夫人逝世，十分哀痛。望你及你的夫人节哀。寄上五百元，以为悼仪。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同穴。我们两家同是一家，是一家，不分彼此。望你节哀顺变。
敬祝
大安。
毛泽东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毛泽东对杨家寄托一腔深情，称“杨开慧同志我亲爱的夫人”，依然表明，杨开慧是他心中的“骄杨”。《蝶恋花》这首词便寄托了毛泽东对爱妻和好友的深刻缅怀之情。
本来，毛泽东怀念他的前妻、烈士杨开慧，是人之常情。然而，向来心胸狭窄的江青竟然容不下一个亡人，以致在家中闹出一场风波来。为了出这口气，江青一而再、再而三地企求毛泽东为她写诗。就在《蝶恋花》发表后的第四个年头，江青终于夙愿得偿，她的心理平衡了，可以用这首诗与“骄杨”抗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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