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共克时艰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毛泽东带头节衣缩食。他还要求自己的子女和平民百姓家的孩子一样忍饥挨饿，共度饥荒。

毛泽东反对给他修缮房子

中央机关进驻中南海以后，好一点的房子用于办公，差一点的房子留作宿舍。毛泽东的菊香书屋尽管条件好一点，但经过百多年的栉风沐雨，也十分破旧。行政处几次提出维修一下，都被毛泽东拒绝了。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虽说住在“园中之园”的静谷，但他那个历经沧桑的老屋却被列入危房，准备拆除。在彭德怀搬到杨六郎歇过战马、晾过铠甲的挂甲屯之后，这位在庐山会议上与彭老总气味相投，只因毛泽东说了话才免遭厄运的党内秀才，竟然戏剧性地搬进了他腾出来的永福堂。 永福堂的正房很高大，既宽敞又明亮。正厅的东边作田家英的办公室，西边是憩息之所。院子里有两棵杏树，两棵海棠，每当满树白中透红的花朵风吹落英时，不由人联想到《窦娥冤》中的“六月雪”。进入夏季，那浮动的杏香，那成串的海棠，又常常令孩子们垂涎欲滴。 然而，对田家英的两个千金曾立、曾自更具吸引力的，却是靠在她们西墙的一排半人高的书架，那上面摆着不少连环画、漫画集等少儿读物。此外，在永福堂的西厢房，被用作毛泽东的新藏书室，那里面的书架几乎碰到了天花板。 暑假里的一天，曾立穿着她爸爸的大拖鞋，来到西厢房看书。由于拖鞋不跟脚，在迈门槛时被绊了一跤。她忍痛从地上爬起来，突然发现书桌旁坐着一位她不认识的小青年。 曾立知道，除了和爸爸熟悉的几位伯伯、叔叔，这藏书室不是什么人都能进来的，于是问那小青年：“你怎么在这儿看书？” “我怎么不能在这儿看书？”小青年并没把眼睛从他手捧着的书上移开。 “你是谁？” “我姓毛。” 听说这个人姓毛，曾立像被吓着了似的撒腿就往外跑，身后丢下了拖鞋拍打水泥地的叭叭声。找到公务员王福瑞，她一边拉着他往回走，一边神秘兮兮地说：“王叔叔，藏书室里有个人，他居然说他姓毛！” 在还是学童的曾立心目中，全中国只有一个姓毛的，那就是毛主席。这个小青年竟敢把自己和伟大领袖扯在一起，说自己也姓毛，一定是个狂妄自大的坏人。 孰料王福瑞来到藏书室后，不仅没有把那个“坏人”撵走，反而和那个“坏人”像老朋友似的聊了起来。他告诉曾立：“他的确姓毛，是毛主席的侄子，叫毛远新。” 曾立听说这个人原来是毛主席的亲人，随即消弭了敌意，也和毛远新攀谈起来。她指着毛远新胳肢窝里挟着的挺宽的画满格子和数字的东西问：“这是什么？” “这个叫计算尺。” “有什么用处？” “用处可大了，许多很难的运算，用它一拉，得数就出来啦！” “是吗？”曾立睁大眼睛，将信将疑。 “不信？那就试试吧！” 于是，曾立故意说出一个个很大的数，然后将它们加减乘除，以为准能难倒他。谁知当拉出来的得数一一验算无误后，这个刚才还被曾立视为“坏蛋”的小青年，在她眼里一下子又变成了了不起的“科学家”。 “你爸爸在家吗？”毛远新非常钦佩田家英的学识。 “不在。”

“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就是在家我们也难得见到他。”

毛泽东对田家英十分信任和器重，亲点他起草重要文件，出巡带着他，调查指派他，大事托付他。因此，田家英没有多少时间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此时的田家英正跟着毛泽东在外地视察呢！ 从外地回到北京的毛泽东，发现他住了十来年的菊香书屋有了很大变化：从寝室外出不需要再经过那道过厅又是餐厅的紫云轩了。门窗重新涂抹了油漆，墙壁进行了粉刷。室内也明亮多了，还添置了一些新式家具。整个老房子焕然一新，既整洁又美观，更适宜于居住，也更方便于工作了。 过去，菊香书屋由于风摇雨浸，又年久失修，室内潮湿，光线不足，卧室、办公室、餐厅互不相通，在这里工作、生活都不太方便。早在抗美援朝时期，中央办公厅行政处处长罗道让就拿着图纸要来翻修改造，毛泽东当即沉下脸来严厉批评道：“全国人民捐钱捐物支援前线，你为什么就不想想前线，只想到我的房子？我这里多点一盏灯都舍不得，你就敢花那么多钱修房子？你脑子里到底都想些什么？房子不要修了，你去吧！”在毛泽东威严目光的逼视下，罗处长尴尬、紧张地退出了菊香书屋。 毛泽东是从来不在乎自己的居住条件的，战争年代露宿过野外，住过窑洞茅舍。一九四九年以前，基本上是住在农村。建国后，生活条件好了，但他仍不讲究。为了改善毛泽东的居住条件，这次行政部门乘毛泽东外出视察之机，未经他本人同意便对菊香书屋进行了大修。 毛泽东看到原来古朴典雅的四合院面目全非了，不仅破坏了整体布局，改变了文化古迹的韵味，也不符合他最初居住和工作的条件，就有点不高兴地说：“这要花不少钱呀，我毛泽东也开始浪费了！国家还很困难，不应该花那么多钱给我修房子。” 其实，毛泽东并非完全不同意维修房子，但他维修房子的原则一是确实需要，二是不能铺张。毛泽东刚搬进菊香书屋时，室内没有厕所，上厕所难不仅给这里的主人增添了麻烦，也使来开会或拜访的客人很不方便。毛泽东上厕所，要走到后院去。这段路，比现在北京四合院里的居民去公厕的路并不近多少。 工作人员和行政处第一施工所的田恒贵研究出一个方案：在紧靠毛泽东办公室后窗的地方，按卫生间的要求盖一间平房，然后在办公室的后墙打一个门，与卫生间相通，一个整体配套的房间就这样改造出来了。从外地回来的毛泽东发现办公室有了变化，就非常惊奇，也非常高兴。 “你们谁想出的这个办法？”毛泽东问他的卫士。 “这是我们和行政处一块研究的。” “这样就方便多了！你们费心了，谢谢大家，谢谢……”毛泽东连声道谢。 供暖设施对于北方的住宅来说，是极其重要的。菊香书屋的老房子是烧地炉子取暖，因年久失修火道大多不通了。卫士们提出要改装锅炉和暖气片，锅炉房设在紧靠毛泽东办公室的一块空地上。为了安全起见，选责任心强的卫士烧锅炉。这样，喝水、洗澡的问题全解决了。以前，毛泽东每次擦澡，都是卫士用脸盆兑水，待他擦完了澡，卫士还得把水一盆一盆地端出去倒掉。 “现在可好了，已经是自动化了。”毛泽东颇为开心地说。 毛泽东的卧室在北屋，办公室在东屋，从卧室去办公室，必须绕到院子里。晴天倒挺好，走几步还可以活动活动身体，一到刮风下雨，龙其是冰雪天气，就显得不太方便了，如果有个走廊相连，那最好不过了。于是，卫士们又提出搞一个走廊的设想。 尽管添个走廊很实用，也不费什么事，但毛泽东这一次没再同意他们的意见。他认为，花好多钱搞个走廊，与艰苦奋斗的精神不相符。毛泽东还铭记着他进城时说的那句话：我们进北京，可不是李自成进北京。 当时，丰泽园的大门和外面的门柱油漆都脱落了不少，有的柱角连里边的麻皮都露出来了。修办处的师傅搭好了脚手架准备重新油漆，却硬被毛泽东给制止了。毛泽东说：“告诉你们的行政部门，这里不需要刷油漆，过几年再修理吧！我住的地方不要和公共场所一样花那么多钱，搞得那么漂亮……” 在丰泽园的院子里，连毛泽东经常会客和开会的颐年堂，尽管青苔侵阶、罗网满壁，也只是简简单单地清扫粉刷一下就继续使用了。毛泽东身体力行，始终保持着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

一九五四年春，江青出于对毛泽东健康的关心，趁毛泽东不在北京时擅自提议在玉泉山修建一个游泳池。毛泽东知道后非常生气，他一次也没在那个游泳池游过泳。为此，他还让江青承认错误。后来又把江青专门写的检讨书批转给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同志阅，并作了如下批示：刘、陈、邓、罗瑞卿、尚昆、汪东兴诸同志：江青此信请阅。为补救计，建造费五亿由我的稿费中支出，游泳池封闭不用。 其实，给毛泽东修建房子，只要你把道理讲清楚，他还是能够配合的，事情办起来也很痛快。比如后来，军委工程兵要在毛泽东住处构筑防空工事，警卫局副局长毛维忠多次动员毛泽东搬家，可他就是不肯搬出去。工程兵司令陈士榘知道后，便直接去菊香书屋给毛泽东做工作。 毛泽东一见到陈士榘就知道是为他搬家的事来的，于是风趣地说：“陈司令无事不登三宝殿，是不是要对我作战斗动员啊？” 陈士榘急忙解释：“主席当然用不着我来动员。可我们的施工部队已经开过来了，你不搬走，我们就不能开工。我这个司令员很难办呀！” 毛泽东开玩笑说：“是我那位本家难办吧？他向你打了我的小报告？” 陈士榘一听乐了，就说：“这当然也是毛局长分内的工作。不过，我们工程兵要给您修工事，我也应该向您当面汇报啊！只要主席搬了家，我们有些工作就能安排了。否则的话……” 毛泽东打断陈士榘的话，诙谐地说：“你可不要冤枉我哩！耽误战备施工这顶帽子好大哟，我可不敢戴。我听你陈司令的，这可以了吧！” 菊香书屋是一个极为简朴的住所，虽然那古老的建筑紫云轩对于毛泽东来说有很多不便之处，但他一直喜爱这所典型的北京居民大院式的房屋。相比而言，玉泉山和新六所居住和办公的条件都比较好些，它们是进城后新建的房屋。但是毛泽东在新六所住的时间很短，在玉泉山住的时间就更短了。 按理说，这两处住房从卫生条件、周围环境、日照光线都比紫云轩优越，那毛泽东为何对菊香书屋的这个正房情有独钟呢？这可能与他多年同战友、战士和人民同呼吸共患难所形成的习惯、观念有关。在这丰泽园的大院里，除了毛泽东以外，还住着刘少奇、朱德、林伯渠、杨尚昆、陆定一、胡乔木等同志以及许多工作人员和警卫战士。在离丰泽园大院的不远处，在中南海北面的西花厅住着周恩来和邓颖超，中南海中部住着李维汉。 在这里，毛泽东生活、工作用的房屋和其他领导同志生活、工作用的房屋，以及与一般工作人员或战士生活、工作用的房屋，在质量上都是一样的。毛泽东和一般工作人员都是这丰泽园大院中的一员，他生活和工作在他的战友和工作人员之中，大家则生活、工作在他的周围，这对毛泽东来说，就像是在井冈山上的茅屋，也像是在延安的窑洞，使他倍感亲切。 这也许正是毛泽东所设想的那一种社会形态：当条件改变时，大家一起变，由茅屋到窑洞，由窑洞到四合院，再由四合院到高楼大厦。像杜甫所吟诵的诗句那样：“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毛泽东曾手书过这两句诗，他把“俱欢颜”写成“共欢颜”，看来不是笔误，也许是有意加深诗句的含义吧！ 毛泽东访苏时，曾在莫斯科参观了列宁的办公室和故居。列宁的办公室就在克里姆林宫墙内的一所老房子里，从外表及内部陈设来看都不起眼，狭长的、光线不足的办公室，老式的桌椅，陈旧的地板，里面的一切用具也多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时的战利品，连电话机都是老式的，总的来说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旧”字。这办公室是克里姆林宫中的一般建筑，算不上是文物古迹，但苏联政府把它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了，成了真正的没有修饰过的历史文化遗产。毛泽东从这老式的房子、老式的门窗、老式的办公用具上，看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艰苦创业的风貌。

毛泽东在丰泽园内的菊香书屋，特别是作为起居室及客厅的紫云轩，如果不加以修建改造，是不是更符合历史的真实，更符合毛泽东的心愿。可现在……

那天晚上，毛泽东失眠了。

毛泽东吃了两次安眠葯，仍然没有睡意。案头堆积如山的文件和电报使他心烦意乱：饥荒笼罩着全国，中印边境、中苏边境、东南沿海都不平静……一个大国的大人物，处于重大事件中，有这三个“大”，毛泽东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他坐在沙发上，一支接一支地吸烟，一杯接一杯地喝茶。 专列经过山东时，毛泽东看到沿途土地龟裂，到处是白花花的盐碱，稀稀疏疏的农作物枝枯叶黄，随处可见已成遗迹的“小型炼钢炉”和成堆的废钢烂渣。安徽的情况更遭，农田不见丰收的庄稼，只能看到插在地头的在风雨中褪色变褴的红旗。省城合肥的夜晚一片漆黑，不见灯火。地方党政负责人汇报说长江水流枯竭，只剩主航道有点水，已经不能发电了……

“唉，真是多事之秋啊！”这位出身农家最熟悉中国农村、最关心农民疾苦的伟人一声长叹，眼睛湿润了，“天灾人祸……”

此时他想起了不久前读过的苏联肖洛霍夫的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书中描写地主富农都被扫地出门，造成了社会紧张和生产力的破坏。类似现象我们也发生过，如在中央苏区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现在又有人对农民搞剥夺，刮“共产风”，瞎指挥，尽管书里都写到了，不少人也都看过这本书，但就是不接受教训。看来不碰到南墙上，不亲身实践就很难记取惨痛的教训。 毛泽东那张兼有农民的朴实、政治家的刚毅、哲学家的沉郁的“国”字脸，此时变得更为复杂了。良久，他深深吸口气，仿佛负担过重透不过气一般。卫士们静悄悄地侍立左右，都感觉到了空气的压抑。 “公元一十七年，荆州大乱，饥民到野地掘草根……”毛泽东看着卫士们，心情沉重地讲起了历史上几次有名的大灾荒，然后一字一顿地说，“现在我们也到了这个地步！有人趁火打劫，落井下石，想逼我们屈服。没骨气的国家是不敢顶的，你们敢不敢顶？” “敢顶！”卫士们知道这指的是赫鲁晓夫。他们听说过赫鲁晓夫曾向毛泽东提出要在中国开辟一块水果地，还要和中国一起搞联合舰队、长波电台。毛泽东历来反对别人在他面前颐指气使，他过去对他专横的父亲是这样，现在对一个充满沙文主义的大国首脑更是如此。赫鲁晓夫遭到严词拒绝后，便开始卡中国人的脖子，逼中国人还债。 “他越压我们越要顶！”毛泽东的魄力、魅力和意志力，几乎是带着东方的神秘色彩展现于全世界的。忽然，他的眼圈红了，呈现出一副沉虑远思总结经验的样子，“多么好的人民啊！可是我……唉，这一仗没打好！” 毛泽东懂得顾全大局，绝不肯在困难时刻有丝毫背弃领袖身份的言行。他很快从同情人民的朴素情感中解脱出来，进入理性的思考。他知道对付困难的首要条件就是团结，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能战胜一切困难。他要以泰山压顶不弯腰的英勇气概，把全党、全军、全民吸引到自己的周围，产生一种巨大的凝聚力，去战胜眼前的经济危机。

这时，毛泽东听说探亲搞调查的警卫战士回来了，便叫他赶紧进来。 “主席，老百姓遭了灾……我说的都是实情。”警卫战士拿出几个窝头，那是掺了大量薯叶和不知什么植物粗纤维的已经捂馊了的黑窝头。 毛泽东接过黑窝头，把它掰开，分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吃，每个人都要吃，这是农民的口粮……” 毛泽东语塞了，喉咙里好像被堵着什么东西。他用颤抖的手又拿起一个黑窝头，用力咬了一口。他的眼圈红了，泪珠一颗接一颗地往下掉，砸在硬如铁疙瘩的窝头上。 当天晚上，他将身边的工作人员集合起来，向他们郑重宣布两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毛泽东说：“全国人民都在吃定量粮，我也应该定量。是不是肉不吃了？你们愿意不愿意和我一起带这个头啊？” 李银桥深知毛泽东最爱吃红烧肉，为这事还和江青闹了矛盾分开吃饭。如今，在国家经济困难面前，他要带头不吃肉了，卫士们还有什么可说的？便带头回答：“愿意！” 大家也都说：“愿意！” “那好！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毛泽东大声宣布，唯恐大家没有听清。

大家都知道，毛泽东历来是交代了的事情就要照办。从这天起，毛泽东真的不吃肉了。他不但自己不吃肉，而且对他的家人也作出了同样的要求。

要挨饿大家一起挨，同甘共苦，一起奋斗

毛泽东已经七个月没吃一口肉了，常常是一盘马齿苋充当一顿饭，一盘炒菠菜就支撑着工作一天。李银桥替他按摩时，发现他的腿部和脚面按下去就是一个坑，久久不能平复。

听说毛泽东的身体不好，周恩来马上放下手头的工作过来看他。周恩来语气恳切地劝道：“主席，吃口猪肉吧，为全党全国人民吃一口吧！” 毛泽东看着脸呈菜色的周恩来，摇头道：“有多少人民群众连野菜都吃不上，我怎么能忍心去吃猪肉呢？我咽不下去呀！你不是也没吃吗？我们都不吃。”

“你这样下去，身体会垮的。”

毛泽东拍拍自己已经变小的肚子：“不会的，我的体质比你好……”

周恩来从毛泽东办公室出来，又去厨房了解毛泽东的伙食情况。侯师傅说：“宋庆龄特意从上海赶来，送给主席一网兜大闸蟹。我把大闸蟹煮好后给主席拿去，可主席就是不肯吃，吩咐我送给幼儿园的孩子们。我想留几只给李敏李讷解解馋，也被制止了。”

周恩来睁大眼睛：“螃蟹不是肉，也不吃？” “不吃。不过小鱼小虾他还能吃一点。我们就用筐捞点寸把长的小虾，或者打几只麻雀，给他增加点营养。”

“那你们就经常捞点小鱼小虾，多打几只麻雀。” “也只能隔一段时间搞一次，量也不能太大。”侯师傅说，“有一次，我们在南海抓住一条半尺长的小鱼，主席舍不得吃，让李敏吃。他见李敏坐着不动，就把筷子伸向鱼盘说：吃吧，我来带个头！为了缓和沉闷的气氛，他讲起了在井冈山茅坪河里抓鱼的故事，还勾起了对贺子珍的情思。”

周恩来看到李银桥过来了，就说：“小李，你们还是得想想办法，让主席吃点肉。”

“让主席吃肉太难了。”李银桥说，“上次我用提盒给主席送晚饭，他看到里面有一碗红烧肉就质问我：说好了以后不吃肉，怎么还做红烧肉？我赶紧解释说这是他定量供应的肉。主席不相信，说我在哄他，还骂我混！后来他说既然做出来了，也别浪费，陈云同志的身体不好，要我把肉送给他补补……”

十二月二十五日，是耶稣基督的生辰——圣诞节。这个被西方人视为大节的日子，对中国人来说是无足挂齿的，它远远比不上以十二属性为特征的中国春节。这一天，在中国大地上很难看到圣诞树、圣诞卡、圣诞老人，几乎没有一丝节日的气氛。

当天下午，毛泽东躺在他那张过于简朴但又很适合国情的木板床上，身上搭了三条补丁连缀的毛巾被。他的眼角发散出细密密的皱纹，头发白了许多。他不停地翻身打滚，显然没有入睡。

“小封啊，我起来吧！”毛泽东睁开眼睛，小声招呼卫士。

这一天是封耀松值正班，他照顾毛泽东穿衣起床。

毛泽东起床后，没有像往常那样出去散步，而是直接走到沙发那里坐下来，一支接一支地吸烟。待烟灰缸堆满了横七竖八的烟头，他才向值班卫士封耀松交待：“小封，你把子龙、银桥、高智、敬先、林克还有东兴都叫过来，今晚在我这里吃饭。” 听说毛泽东要请客，他们非常高兴。这七个人来到菊香书屋东厢房，和毛泽东围坐一桌。没有酒，没有肉，都是些素菜，只是油和盐多一些。主食是米饭，还特地擀了一点面条。毛泽东的竹筷子伸向菜盘，不曾夹菜便又放下，环视他们一圈。于是，他们也放下了筷子。

“现在老百姓遭了灾，你们都去搞些调查研究，农村到底有些什么问题？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到底好不好？群众有些什么意见？都反映上来。”毛泽东的声音凝重缓慢，停顿了一下又说，“你们一方面是作调查研究，更重要的是下基层锻炼，哪里最艰苦就到哪里去。” 讲完以后，毛泽东问：“你们都有谁愿意下去啊？” 高智见没人吱声，就带头表了个态：“主席，我愿意下去。” “好，谁还去？”毛泽东见大家都纷纷点头，就指着李银桥和叶子龙说，“你们下去，到山东去，广泛调查研究。” 李银桥和叶子龙一起回答：“是，主席。” 毛泽东又望着封耀松：“小封啊，你去不去？” “去,我去！” 封耀松不假思索地说。 “那好，那好。”毛泽东掀起眼帘扫了一圈，目光变得严肃犀利，“要讲真话，不许说假话，不许隐瞒欺骗！” 这天夜里，封耀松替毛泽东做睡前按摩时，看到毛泽东想着心事，泪水哗哗地涌了出来。毛泽东抚着封耀松的后背说：“小封，我不放心呢！他们许多事都瞒着我，我不管走到哪里，他们都有准备。你们要下去，你们能看到真实情况，要告诉我真实情况……” 毛泽东睡不着，就起来用铅笔在宣纸上写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林克、高智、子龙、李银桥、王敬先、小封、汪东兴七同志一阅：

除汪东兴外，你们六人都下去，不去山东，改去信阳专区，那里已开始好转，又有救济粮吃，对你们身体会要好些。我给你们每人备一份药包，让我的护士长给你们讲一次如何用药法。淮河流域气候暖些，比山东好，一月二日去北京训练班上课两星期，使你们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你们如果很饥饿，我给你们送牛羊肉去。

信阳报告一件，认真一阅。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六日，我的生辰。明天我就有六十七岁了，老了，你们大有可为。

时值严冬，饿狼嗥叫般的寒风把中国大地吹得一片萧条，饥饿风也在中国大地上蔓延肆虐，“民以食为天”的中国人断了口粮，而挨饿最惨的竟是要把“亩产万斤卫星”送上天的五亿农民。面对跌入谷底的经济危机，最难过的莫过于为使国家快速富强而发起“大跃进”的毛泽东本人了。

在菊香书屋的紫云轩，毛泽东躺在那张既简朴又合乎中国国情的木板床上，身上盖着补了又补的毛巾被和灰毛毯，靠在床头上看文件。 毛泽东见李银桥进来，就放下文件问：“银桥，听说你给李讷送吃的了？三令五申，为么事还要搞特殊化？” 李银桥小声嘀咕：“别的家长也有给孩子送东西的……”

毛泽东打断李银桥的话，厉声道：“别人可以送，我的孩子一块饼干也不许送……” 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李讷，只有到了周六下午才能回家。她一个女孩子独自走夜路不安全，可毛泽东又不让派车接，因此她有时不一定每个周末都回家。 前几天，韩桂馨提醒李银桥：“李讷有两个星期没回家了，你抽时间去看看她吧！” “听小尹说，他在学校看到李讷的脸色不好，以为她病了，一问才知道她在学校吃不饱，是饿的……” “这孩子也太可怜了，从小就跟着大人吃苦。”韩桂馨一边流泪一边说，“且不管她是不是毛主席的女儿，单凭当年咱们一起在陕北转战的革命情谊，也不能不管哪！”

韩桂馨还记得在陕北有一次吃鱼，江青也给她挟了一块。她知道当时鱼很难得，就不肯吃。正在一小口一小口吃鱼的李讷见她不动筷子，就搂住她的脖子说阿姨不吃我也不吃，硬是把一块鱼肉塞进了她的嘴里…… 韩桂馨买了一包饼干，被小女儿媛媛看见了闹着要吃。她这个做妈妈的硬是没给女儿拿出半块，全部交给李银桥让他给李讷送去。 李银桥在北京大学找到面黄肌瘦的李讷，把一包饼干塞进她手里。李讷像搞地下工作的那样眼睛骨碌碌乱转，观察附近没人，忙把两块饼干塞进嘴里，匆匆嚼了咽进肚里，生怕被人发现。她还舍不得多吃，小心翼翼地藏好，准备留着慢慢吃。 “吃吧！吃完，我再给你送。”李银桥说着，鼻子一阵阵发酸。 后来，这件事不知怎么被江青知道了。江青不是嫌李银桥给李讷送吃的了，而是嫌他事先没有跟她打招呼，就狠狠教训了李银桥一顿。李银桥不服，顶了她几句。因为有教训，江青不敢像批评别的卫士那样批评李银桥，于是就向毛泽东奏了一本。

一个星期后，李讷回家来了。正在工作的毛泽东放下文件，关切地问：“李讷，为么事上个礼拜天没有回家呀？” 李讷拉着毛泽东的胳膊撒娇道：“我在尊照父命认真读书呢！爸爸，您说得对，读大部头的书，对我来说确实有一些难度。再说，也很占时间。”

前不久，毛泽东在杭州给李讷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除了表达对女儿的思念之情外，还循循善诱地教给她读书的方法。信的全文如下：

李讷：

病好了没有？想你。要读浅近书，由浅入深，慢慢积累。大部头书少读一点，十年八年渐渐多读，学问就一定可以搞通了。我甚好。每天读书、爬山。读的是经济学。我下决心要搞通这门学问。天寒，善于保养，不要再患感冒。

父亲

十二月卅日上午六时

毛泽东对李讷说：“快要过年了，一听说你病了，我就非常着急，就给你写了一封信。我最近也在读书呢！我在看苏联的教科书《政治经济学》。” “这本书我知道，是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人编的，听说斯大林很看重这本书。”接着，李讷撅起小嘴直率地说，“爸爸，我的粮食定量老不够吃。菜太少，全是盐水煮的，油水还不够大师傅沾光的呢！” “井冈山时期，打仗的战士还不如你们呢！困难是暂时的，要和全国人民共度难关。你是我的女儿，要带好这个头啊！要多做宣传，要相信共产党，形势一定会好转的。”毛泽东说完之后，又开了一句玩笑，“县官不如现管，你们那个掌勺的大师傅，我可管不了他哟！” 尹荆山轻轻走进办公室，对毛泽东说：“主席，饭好了。” “嗯，今天一起吃饭，咱们吃饭去。”毛泽东拉着李讷的手来到餐厅。 饭桌上早已摆好四菜一汤，还有辣椒、霉豆腐等小菜。旁边放着一小盆米饭，那是红糙米，掺了芋头。 李讷把鼻子伸到热气腾腾的米饭上，深深地吸了一口热气。然后望着父母粲然一笑：“哦，真香啊！” 江青看看女儿，又看看毛泽东，想说什么。当她一看到李银桥，便又忍住了，只是勉强笑了笑，夹一筷子菜放进女儿碗里。

毛泽东望着女儿：“吃吧，快吃吧！”

毛泽东的话音还没落地，李讷已经往嘴里扒饭了。饭太烫，眼里烫出了泪花。 “吃慢点，着么子急哟！”毛泽东尽量平静地说。他依然在微笑着，但是笑得越来越有些勉强，似乎嘴唇在发紧。 李讷瞟了尹荆山一眼，腼腆地说：“在学校吃饭都很快，习惯了。” “现在是在家里嘛！”毛泽东说话声音很低，已经变成苦笑了。 “吃菜，多吃菜。”江青不停地往女儿碗里夹菜。她脸色有些苍白，嘴唇依然保持刚才的笑容，却是僵硬的。她望着李讷吃饭时，那眼神是母亲特有的。 李讷在父亲面前不多拘束，也无须保持良好的吃相，慢吃不了几口，又开始狼吞虎咽起来。她顾不上细嚼，好像喉咙里伸出一只手硬往里拽。在她朝嘴里扒饭的时候，偶尔抬一下头，目光沿着上眼皮匆匆扫过桌面，她在观察饭菜还剩多少。 开始，毛泽东还在慢慢陪女儿吃，一边有一句没一句地说些什么。渐渐地，他不说话了，默默地夹一筷子菜或饭往嘴里送，慢慢地咀嚼。终于，他停下筷子，也停下咀嚼，怔怔地望着女儿出神。 江青早已停了筷子，看看女儿，又看看毛泽东。她接连几次大喘气，便盯住毛泽东不动了。看样子她心里有想法，但不说，而是希望毛泽东能够理解，能够先说。如果反复多次，毛泽东仍不有所表示，她才会按捺不住地爆发，甚至又哭又闹。 “哎，你们怎么不吃了？”李讷好不容易把嘴离开碗沿，诧异地问。 “哦……老了，吃不多。我很羡慕你们年轻人。”毛泽东说话时并不看女儿，也不看江青，只是抓起报纸侧了身看，头轻轻晃动几下，仿佛念念有词。

江青的胸脯微微起伏，最后瞥一眼毛泽东，似怨似嗔。她忽然端起碗，把剩下的半碗饭像赌气似的拨到李讷碗里。 “哎……妈，你怎么吃这么少？”李讷叫起来。

江青煞有介事地揉揉心口：“这几天胃不舒服，老泛酸水，不敢多吃。” “又是没睡好觉！” “嗯……”江青瞟一眼毛泽东，便起身离开了。她转身很快，低着头，但眼眶里已经汪满泪水。她从毛泽东身边走过时，使劲地抿住嘴唇，把头微微侧仰，再不多看一眼。 毛泽东始终埋头看报，似乎什么也不知道。可是，江青刚走进她的房间，毛泽东便抬头看了一眼女儿，慢条斯理地说：“我年轻时在湖南农村搞社会调查，有次饿了一天，才讨到一碗米饭……” 李讷没有听毛泽东讲完，她的心思只在饭上。她一边大口大口地吃着，一边盯着饭盆说：“你们不吃我就全打扫了啊！” “打扫完！”毛泽东的目光在女儿脸上稍触即离，好像不敢多看，又回到报纸上，只是用左手点了点桌面，“三光政策，不要浪费。” 其实，李讷也不了解她的父亲平时都吃些什么，吃多少？如果知道父亲有时一天只吃一盘野菜，她肯定不会这样放肆的。她把碗盘吃得干干净净，仍然没有离开的意思，两眼可怜巴巴地朝桌子上转，连一片葱花也不放过，仔细地夹起来往嘴里送。 “爸，我可能还要发育呢！饭量特大，这么大的窝头，我能一下子吃三个。”李讷夸张地比划着有碗口那么大。 毛泽东没有看，始终盯着报纸。他习惯地含住下唇吮一吮。 “今天的饭真香啊！可惜……”李讷瞟了一眼父亲，目光又在桌子上扫。

毛泽东掀起眼皮看着尹荆山，欲言又止，只轻轻“嗯”了一声便又看报。没有走开的意思，也不说再添点饭的话。 “我们学校太远了，回来走那么长的路，我今天好像特别……能吃。”李讷舔舔嘴唇，带着孩子气的狡黠望着尹荆山，“尹叔叔，还有汤吗？把这盘子唰唰，别浪费。” 眼含泪花的尹荆山猛地扭开脸，直奔厨房而去：“侯师傅，还有剩饭没有？快，找一点。” “还不够？我多做了一倍呢！”侯贵友惊讶了。 “少啰嗦，快找找。” “唉，李讷这孩子也真够苦的了。”侯贵友找出两个白面掺玉米面蒸的馒头。尹荆山不等他放到火上烤，就拿了一个赶回饭桌旁，递给李讷。 李讷摇晃着身子，不好意思地看看父亲又看看尹荆山，掰一块馒头擦擦盘子便往嘴里塞。尹荆山拿来热水倒进菜盘，帮她一个盘子一个盘子涮。毛泽东喉咙里咕噜两声，站起身，什么也没说就走开了。他好像不知自己要去干啥，先朝院子走，到门口又折回卧室，没有进卧室，又走向院子。在院子里缓缓踱几步，便住了脚，抬起头，凝视着那七棵不可食用的古柏发怔。 父母不在身边，李讷随便多了。馒头泡着涮盘子水，几口就吞下去了。 “还要吗？”尹荆山悄悄问。 “嗯。”李讷点点头，孩子气地笑着。 厨房那个冷馒头已被侯师傅烤热了。李讷先揭一层焦黄的硬皮，嗅一嗅，送进嘴里，吧叽吧叽吃得很香。看她吃完，尹荆山就小声劝道：“行了，一下子吃太多会伤胃的。” “细粮伤不了。”李讷眨眨眼，又点点头，“不吃了，今天太舒服了。” 晚上，江青进了毛泽东的办公室。尹荆山忙退出门，在外面侍立。尹荆山估计是为李讷的事，可能会哭闹，严重时他要进去劝一劝。 可是，没有吵闹，半小时后江青出来了，眼睛红红的，明显哭过。尹荆山想了想，便进去一边替毛泽东续茶一边说：“主席，李讷太苦了。我想……”

毛泽东皱起眉头，微微浮肿的眼睑随之跳动：“和全国人民比起来，她还算好一些。” “可是……” “不要再说了，我心里也不好受，她妈妈更不好受。我是国家干部，国家按规定给我一定的待遇。她是学生，按规定不该享受的就不能享受。”毛泽东努力使自己的感情和理智统一起来，“还是恪守本份的好，现在这种形势尤其要严格。我不能看着老百姓家的孩子饿肚子，而让自己的孩子吃得饱，要挨饿大家一起挨，同甘共苦，一起奋斗……”

毛泽东把自己的工资从一级降到三级 国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食不甘味、寝不安席的毛泽东问他的工资是多少，当李银桥告知他时，他说：“太多了，不要拿那么多嘛！把每月的工资减少一些。银桥，这事交给你去办。” 那么，毛泽东究竟拿几级工资？他的工资又是多少呢？这要追溯到五年前全国实行的行政级别工资制。 一九五五年是新中国诞生的第六个年头，我国在借鉴苏联、朝鲜等国家管理模式和经验的基础上，开始在全国实行行政级别工资制，在全军实行军衔制。由于“定职、定级、定衔、定薪”，涉及到每一个干部和家庭的切身利益，因此在全国、全军掀起了轩然大波，给他们那一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和印象。 当时的“四定”工作由政务院和中央军委负责，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领导小组在调查研究、借鉴酝酿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考虑到国情和军心民意等因素，反复起草修改，整整工作了一年，终于拿出一个方案，呈报中央主席毛泽东审阅、批准。其中军队级别工资的方案如下：

一级 军委主席 六百元 毛泽东（大元帅）

二级 副主席 五百五十元 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

三级 元帅 五百 陈云、邓小平等

四级 大将 四百五十元 粟裕、徐海东、陈赓等

五级 上将 四百元 大军区、省、部级正职

……

毛泽东仔细翻阅了《方案》后，皱紧眉头久久不语。他吧唧吧唧地一连吸了几口烟，然后说：“我看不妥，这样不利于安定团结，贫富差距要缩小嘛！”

后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你们让我当大元帅，是想把我放在火炉子上烤呀！我当主席就行了，老百姓叫我毛大元帅会不习惯的。一级干部就我毛泽东一个人，你们都是二级、三级，我毛泽东太不够意思太不够朋友了！”

毛泽东沉思片刻又诙谐地说：“这样好吧，我们把一级让给马克思、恩格斯，把二级让给列宁、斯大林，我和你们一样，都是三级干部！”

会场上爆出一片欢笑声和热烈的掌声。 然而，这让负责具体工作的周恩来颇感为难，如果按毛泽东的指示办，毛泽东的工资收入就要减少一百元，其他中央领导人的工资也都得减少五十元。后来，周恩来和他的助手们想出一个既合理又可行的折中方案，这个方案最终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批准。

这样，从元帅到准尉，从国家元首到办事员共划分二十四个级别，工资从四十五元到五百九十四元不等，级与级之间最多相差五十多元，最少只差五元。因地区类别不同，同级地方干部相差十到四十元，军队干部比地方干部平均高出三十元左右，充分体现了“血比汗值钱”的原则。 这个方案既借鉴、吸取了国外的先进经验，又缩小了官兵、贫富之间的差距，基本上合情合理，符合军心民意，一直沿用到改革开放初期。 一九五六年国家调整工资，毛泽东的卫士田云玉自以为在领袖身边工作有特殊贡献，可以连涨两级。没想到后来组织上一平衡，只涨了一级。于是就大失所望，哭起了鼻子。毛泽东知道后，就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没到提级时。

在一次散步时，毛泽东问还在闹情绪的田云玉：“小田啊，调资有名额和级数的限制，你认为不足的部分，我给你补上。我用我的工资每月给你六十块钱，行不行啊？”

“不，不不！”田云玉非常理智地说，“这不行，我是国家干部，怎么能拿你的工资呢？那样一来，我不成了您私人的人了吗？” “嗯，讲的也有道理。”毛泽东点点头，又问，“你究竟拿多少工资呀？”

“四十三块。”

“四十三块，是少了些。不过，比我过去强多了。我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薪水只有八块钱。我只上街吃过一次包子，那包子可香了……”毛泽东口角生香，津津有味地说，“你们现在经常吃包子、饺子吧？”

田云玉难为情地点点头。

毛泽东吮吮下唇边回忆边说：“有一次，我变卖自己的大衣买了张车票去上海，没想到在火车上打了瞌睡，一双鞋子不见了。”

“鞋子穿在脚上还能丢呀？”田云玉用疑惑的眼神盯着毛泽东那双走遍天下的大脚。

“不是脱了鞋子，光脚丫子缩在椅子上坐嘛！”毛泽东不好意思的笑了。

“那后来呢？”

“到浦口下车，我才发现鞋子丢了。常言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可是赤脚进城总是不太体面。幸好碰上了熟人，于是借钱买了鞋子买了车票，这才进了大上海……”

正当毛泽东和全国人民一道同甘共苦、共度难关的时候，身为党中央副主席的陈云带头提出降级、降薪的请求，毛泽东拍手称好，说：“要降，我们一起降嘛，与全国人民共度难关！”

于是在这一年的九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通知：三级降百分之十二，四级降百分之十，五级降百分之八，六级降百分之六，七级降百分之四，八级降百分之二，九至十七级降百分之一。就这样，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大批党政军干部都降了薪，用来支援国家和人民。 当时，宋庆龄是一级工资，毛泽东是三级工资，虽然降了百分之十二，还是最高的，但毛泽东家里的开支就显得捉襟见肘了。正像毛泽东对别人说“我这个人薪水不多，开支不小”那样，他该花钱的地方实在太多了。他在外面喝一杯茶，即使在人民大会堂、钓鱼台等地接见外宾，也要按规定交一角钱。他花每一分钱都得从工作人员手里过，他和江青的工资收支记有一本账，花钱多少和资金流向都有明确的记载。 在实行薪金制之初，李银桥曾为毛家起草一份《首长薪金使用范围、管理办法及计划》，他在这个行文不甚规范但非常说明问题的报告中写道：

自七月份实行工资制以后，为了作好这项全家的经济管理工作，我拟定了一个：《首长薪金使用范围、管理办法及计划》，不知是否合当。我已分别呈递有关领导审查。现在呈请

主席、江青同志审查指正。

敬呈

主席

江青同志

职 李银桥

十月廿一日

毛泽东从李银桥手里接过报告一看，只见其中写道：副食品一百二十元，日用品十五元，杂支零用十八元，房租费四十九元六角三分，党费二十元……毛泽东看到江青已在她的名字上画了圈，于是从笔筒里抽出铅笔，批示：照办。 毛家有几项大的开支。第一是吃饭，一百元左右，包括他请客，如请民主人士黄炎培、章士钊等，除了国家正式邀请的那些活动，都是毛泽东自己掏钱。不过，毛泽东请客人吃饭比较简单，无非是多加两个菜，主要是谈工作、交流看法。毛泽东没有正式宴请过党内同志，即使开会开得很晚，说是他请客，也就是每人一碗炸酱面，够不够就这一碗。这个钱按理说应该由公家出，但毛泽东还是照样记在他私人的帐上。毛泽东到外地视察也是一样，他不请地方上的党政军领导吃饭，也不让地方上的干部请他吃饭。 另一项开支是抽烟，每个月近百元。与离不开辣椒和红烧肉一样，毛泽东也离不开香烟。不过他吸烟不讲究品牌质地，只注重烟草是否劲大味足。美国产的“555”劲大，他就比较喜欢。毛泽东生性节俭，但对抽烟的支出却很大方，“熊猫”、“中华”在当时都是价高位尊的香烟，他照抽不误。他有时也感到吸烟花钱太多，但上了瘾，一时戒不掉。

毛泽东爱喝茶，特别爱喝龙井茶。他不但喝茶，而且还有吃茶叶的习惯，经常用三个指头把杯子里泡乏了的茶叶抠出来，送到嘴里津津有味地咀嚼。他一年要“吃”掉几十块钱的茶叶，把它和烟钱加在一起，比吃饭的开销还大。 那时李敏、李讷上学，费用也都从毛泽东的工资里出。原来一个孩子每月十五元，后来随着物价的上涨提高到三十元。但她们花钱很严格，这个月花超了，要从她们下个月的钱里扣出来。江青的姐姐李云露的生活费和她儿子王博文的学费，也是三十元，都从毛泽东这里开支。 再一个大项开支是房租、水电费、家具租赁费，都是毛泽东出。毛泽东家中无私产，他的家具都是租来的，这些费用每月八十四元左右，冬天要交取暖费三十多元，一共是一百多元。 还有一笔开支是老家来人，有经济困难要补贴的，有来看病的，他们的交通费、伙食费、住宿费，走时还要给一点，这些钱都由毛泽东出。身边的工作人员有什么困难，毛泽东也要给些资助。这样一来，钱就很紧张了。

钱不够用，怎么办呢？只好动用毛泽东的稿费。除此之外，他没有一个存折，也没有一分存款。 这时候，李银桥通常会把账本带过来，请毛泽东过目。毛泽东总是摆摆手，说我不用看了，你搞的事我放心，是不是又要动钱了，你说要多少吧？于是李银桥就写个条子：主席，需要从稿费中支取多少多少钱。毛泽东批示同意从稿费中支出，下面签上名字。只有这样才能从毛泽东稿费中支钱，因为毛泽东的稿费，是由中办特会室保管的。

有一天，毛泽东皱着眉头问汪东兴：“这个稿费，你怎么越搞越多呀！”

“不是我搞多了，而是你没怎么开支，每年又有利息，当然就越来越多了。”汪东兴又说，“你的稿费不能总存在中办特会室名下……”

毛泽东打断汪东兴的话，毫不犹豫地说：“任何人无权动我稿费里的一分钱。这个稿费来自于人民，是党的稿费，人民的稿费，是做事情来的，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那你的孩子怎么办？”汪东兴问。

“孩子们都长大了，他们为人民服务，人民会给他们一定的待遇和报酬，可以自己养活自己……”

后来，江青几次闹着要动用毛泽东的稿费，结果都被顶了回去。由此可见，采取这样严格地控制措施是完全必要的。 春节刚过，张灯结彩的中南海年味还很浓，不时可以听到零散的爆竹声，到处仍是一派“抬头见喜”的景象。

毛泽东读完英文后，像往常一样，要章含之陪他出去散散步。时值天寒地冻，毛泽东不带围巾，不戴帽子，伟岸的身躯如院子里迎风傲立的巨柏，一任头发吹得蓬乱。而身体瘦弱的章含之却“全副武装”，把身体包裹得密不透风，仍冷得直打寒战。

章含之是著名民主人士章士钊的养女，一九五三年考入北京外语学院英语系，后入该系研究生班学习。一九六○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不久即出任毛泽东的英语老师。从此以后，她每逢周日都要到中南海教毛泽东学英语。

毛泽东在前面大步走着，章含之在后面快步跟行。就这样，两人一前一后来到了南海岸边。南海的冰面平整得像一面镜子，不但映出了他们的倒影，而且还很灿烂地反射着暮色的辉煌。

章含之快走几步追上毛泽东，略带喘息地说：“主席，你要的日文版《智囊》我带来了。”

“那是我向行老借的，看完就还给他。”毛泽东说。

“父亲说主席爱看，就留下来好了。”

“那可不行！借书嘛，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有借有还……”听毛泽东如此说，章含之想起了她最近听到的一件事：毛泽东听说黄炎培先生有一本王羲之的“真迹”，就借过来看。可能是它太珍贵了，黄炎培很是放心不下，刚过一个星期就问看完了没有。毛泽东听卫士说黄炎培打电话来催了，就说这个人怎么也学会逼债了？不是讲好一个月吗？我给他数着呢！到了一个月不还，我失信；不到一个月催讨，他失信。

可是没过几天黄炎培又来电话了，还把电话直接打到毛泽东的办公室。他煞有介事地先谈了些别的事情，末了才问到他的那本“真迹”。毛泽东毫不客气地说：“任之先生，一个月的气你都沉不住啦？”

放下电话，毛泽东不但不生气，反而夸赞黄炎培“不够朋友够英雄”。

到了一个月，毛泽东将那本王羲之的“真迹”用木板小心翼翼地夹好，交给尹荆山：“送还吧，零点前务必送到……”

毛泽东的问话打断了章含之的思绪：“小章，行老有没有告诉过你，我还欠他一笔债没还呢？”

章含之感到十分意外，还以为毛泽东在开玩笑，就顽皮地笑着说：“主席欠债？从来没听父亲讲过！要是主席真的欠债，父亲是必定不会催讨的。”

毛泽东却很认真地说：“也许行老忘了。这笔债我见到你就想起来了，早该还了！”

见毛泽东严肃认真的样子，章含之将信将疑起来：难道毛主席真的欠父亲的钱了？

于是，毛泽东就把这件四十多年前的往事告诉了章含之：

那是一九二○年，毛泽东正在为筹备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湖南的革命运动和部分同志赴欧勤工俭学而终日奔波。当时，他遇到一个大难题：急需一笔数目较大的现款。作为一个穷书生，到哪里去弄这笔巨款呢？情急之中，他想到了章士钊。

当时，章士钊声威显赫，担任广州护法军政府秘书长，又被任命为南方军政府议和代表，正在上海出席“南北议和”会议。一年前，毛泽东在长沙经恩师杨昌济先生介绍与章士钊相识，两人一见如故，结为至交。

于是，毛泽东专程赶往上海找到章士钊，自然不会告诉他要成立共产党，只说是为一批去欧洲勤工俭学的有志青年筹措资金，请章先生帮忙。

章士钊二话没说就痛快地答应了下来，随后即发动社会各界名流捐款。在章士钊的影响和努力下，很快就筹集到两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泽东。

讲完这段往事，毛泽东笑着说：“行老哪里晓得他募集而来的这笔现款帮了共产党的大忙。当时，一部分钱确实供一批同志去欧洲留学，另一部分我把它带回湖南造反闹革命了！”

章含之像是听了一个传奇故事，完全惊呆了，直到这时她才睁大眼睛说：“真有这样的事啊？”

毛泽东用力点点头：“你回去告诉行老，我从现在开始要还他这笔欠了近半个世纪的债了。一年还他两千块，十年还完两万。”

回家后，章含之立刻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章士钊颇感意外，随即又哈哈大笑，连声说：“确有其事，确有其事。我早就忘了，主席竟还记得！” 令章士钊父女更感意外的是，仅仅过了几天，毛泽东果真派秘书送上第一个两千元，并捎话说今后每年春节都要送上两千元。 这时，章士钊坐立不安了，思前想后，他决定要章含之转告毛泽东：当时他自己也拿不出这笔巨款，两万块银元是募集而来，因此不能收此厚赠。 毛泽东听后，微笑着对章含之说：“你不懂我的意思呢！我是想用我的稿费给行老一点生活补助，他给我们共产党的帮助哪里是我用人民币能偿还得了的？你们那位老人家我知道，一生无钱，又爱管闲事，散钱去帮助过许多人。他写给我的信多半是替别人解决问题，有的事政府解决不了，他就自己掏腰包帮助了。我要是明说给他补助，他这位老先生是绝对不会收的，所以我说是还债。你就告诉他，我毛泽东说的，欠的账是无论如何要还的，这个钱是从我的稿费中付的。” 章士钊听说后，万分激动，只好“恭敬不如从命”，收下毛泽东的这一片盛情。同时他又感叹不已：毛泽东对有经济困难的战友、亲属和民主人士总是慷慨解囊，伸出援助之手。可他自己却一生节俭，尤其在饮食和穿戴方面更是节俭得不能再节俭了。

毛泽东九年没有做一件新衣服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他的书中曾这样描述接见过他的毛泽东：他身穿一件领子扣紧的素色深灰呢料上衣，相同质料的裤子，毛的皮鞋已经需要擦油了，一双纱袜松松地掉到了脚踝上。 这是对进城以后的毛泽东穿戴的真实写照。

斯诺在书中写到毛泽东“领子扣紧的素色深灰呢料上衣”，指的是中山装。毛泽东一生酷爱中山装，他在正式场合，如参加庆典活动、出席重要会议、接见外国来宾，都穿中山装。后来，中山装被定为“国服”，外国人还称它是“毛服”。

中山装，原是一种翻折式立领的西式上衣，由日本的学生装略加改变而成，因孙中山喜爱穿着而得名。它是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后，孙中山为了统一革命者的服装，替代满清的长袍马褂，特委托越南华侨黄隆生设计制作的一款新式服装。中山装的设计有其独特的文化内涵，比如：四只口袋标志着传统的“礼、义、廉、耻”四大美德，门襟的五颗纽扣则代表国家行使的“行政、司法、立法、考试、监察”五权，袖口上的三颗纽扣则寓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 普通中山装的衣领较高，领舌小。为了使毛泽东的穿着形象更完美，北京红都服装店的田阿桐师傅经多次修改设计出一种新的款式，把领子放矮些，领尖阔而长，以适合毛泽东高大的体形和非凡的气质风度。于是，毛泽东的中山装便不同于普通的中山装了。

毛泽东进城后做的第一套中山装是黄呢子的。那时人民解放军的军装还没有统一的型制和式样，人们对军装的概念似乎只是以黄色为标准。毛泽东穿着这套“军装”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朝鲜停战以后，毛泽东不穿黄色的军装了，改穿灰色的中山装。他对卫士们说：“不打仗了，我们可以脱军装了。我脱，你们也脱。”于是，就把他那套黄呢子中山装送给了李银桥。

可是，李银桥穿着毛泽东的衣服太肥大，实在有碍观瞻，就想把衣服改一改。李银桥的妻子韩桂馨急忙阻拦道：“你可别瞎改呀，这要是在旧社会，那衣服就算是皇帝登基的龙袍呢！”李银桥说：“现在不是新社会吗？毛主席一再说他是国家主席，是人民的公仆，不是皇帝。你瞎扯什么？”就这样，李银桥将开国大典中最有意义的一套礼服给裁剪了，改成了适合他身材的衣服。

在建国初期，江青虽然不再像战争年代那样经常飞针走线地给毛泽东织毛衣，但她对毛泽东的穿戴也还是比较关心的。比如有一年冬天，江青把正在复习功课的李敏叫到自己房间，对她说：“娇娇，我想让他们给你爸做个丝棉背心。刚才征求你爸意见时，他生气了，发脾气了，说什么也不让做。你过去劝劝他吧！”

听江青如此说，李敏大有太阳从西边出来的感觉，遂又为难地说：“您们间的事儿，我怎么好插嘴呀！”

“乖孩子，你爸听你的，你还是去劝劝好。”

李敏点点头没再说什么就走出了房间。她边走边想：这么多年来，只要涉及父亲的衣、食、住，比如想给他添件衣服、改善伙食、修缮房屋什么的，凡是事先去征求意见了的，没有一件他能同意。这样的例子还少吗？江青让我去劝，也准会碰钉子。

李敏真的不想去劝父亲，可又怕父亲为这点小事气坏了身子。为了父亲的健康，她还是硬着头皮走进了毛泽东的办公室。

进城以后，毛泽东的活动被高度组织化了。他的身边有很多工作人员，李敏想见她的父亲也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必须通过工作人员来安排，得到允许后才能走进他的房间。可这次是江青让她去，她又不好不去，事先也没有打招呼，更没有得到父亲的允许，就贸然进去了。

“爸爸，您好！您……”

“哪个要你来的？”毛泽东从一团烟雾中抬起头，生气地望着李敏问。

“是江青妈妈叫我来的。”李敏实话实说。

“她叫你来做么事？”毛泽东的气好像还没有消。

“她叫我来……”

毛泽东放下手里的文件，站起来说：“走，你跟我出去走一走！”

李敏没再往下说，赶紧帮父亲把大衣穿上，把帽子递到他手里。毛泽东戴好帽子，一回头又顺手把那条灰色的围巾拿上，折叠一下，在脖子上一绕，用手一套，再轻轻一拽。系好围巾，拉着李敏的手就往门外走。

李敏不知道父亲要带她去干什么，她不便问，也不敢问。因为此时，父亲的气还未消呢！

她们父女俩并排走出院子，漫步在南海岸边。毛泽东确实身材魁梧，李敏和他走在一起，愈发显得体态娇小。西北风不急不缓地吹着，棉绒般的积雪在脚下发出吱吱的响声；被白雪覆盖了的回廊和门楼，有一种“红妆素裹”的韵致；南海的水面凝固了，坚冰中裹着去年的残荷，等待春暖花开之日再发出新叶。一生喜爱白雪的毛泽东看到茫茫的雪海，心情似乎好了一些，气也消了许多。

毛泽东用手接着雪花说：“瑞雪兆丰年。农民喜欢雪，我也喜欢雪……娇娃，你喜欢雪吗？”

“喜欢。”李敏说。

“你看，我穿着毛衣毛裤，又穿着棉大衣，冷吗？还做什么衣服哟！你莫听她的。”毛泽东和颜悦色地说，“莫要把自己搞得那么富嘛！能吃饱能穿暖就满不错了，莫搞特殊嘛！”

李敏还没把要说的话说出来，毛泽东就猜到江青“搬兵”的目的了。李敏从父亲的话中感觉到，他还是不同意做棉背心，所以也就没有再劝他。

就这样，江青的一片好心被毛泽东拒绝了…… 读者可能不会相信，毛泽东从一九五三年底到一九六二年没有做过一件新衣服。一九五三年那一年，毛泽东的身体势不可挡地胖了起来，体重由过去的八十公斤一下子长到九十公斤，原来的上衣都系不上扣子了，所以不得不给他制做两套新衣。此后九年多，他再也没有做过衣服，历史给他留下了很多带着一身补丁的形象。

这一年冬天，周福明拿着一件旧睡衣对毛泽东说：“主席，这件睡衣已经打了不少补丁，现在又烂了，还是换一件吧？”

“换一件？”毛泽东用惊异的目光看着周福明。

这件睡衣是五十年代初，北京东交民巷雷蒙服装店王子清师傅为他订做的，木薯棉质地，夹层，香蕉领，有两个口袋。现在睡衣的肘部、领子、袖口都有了破洞，

周福明知道，不经毛泽东点头是不能把他的旧衣服丢掉的，更不能给他添置新衣。否则，不但要受到他的严厉批评，还得把他的旧衣服找回来，李家骥就有过这方面的教训。

那天，李家骥帮助毛泽东穿衣服，由于衬衣磨损得太薄了，一不小心后背开了个尺把长的口子。他对毛泽东说：“主席，你的衬衣张大嘴了！”

毛泽东笑着说：“不要紧，补补以后还能穿。”

李家骥把这件破了的衬衣用白色的长布条补好，毛泽东拿在手上看了看，很满意地说：“李家骥，你的针线活还不错嘛！”

“当兵的啥都得会啊！”

“你说得对！”毛泽东接着又叮嘱道，“这件衬衣可珍贵了，没有我的同意谁也不能把它丟掉。” 后来，毛泽东要接待客人，李家骥给他准备了一件新一点的衬衣，可他非要穿补过的那件旧衬衣。李家骥说找不到了，他仍念念不忘，坚持要穿。 李家骥的脑袋顿时就大了，因为他早就把那件实在无法再补的旧衬衣送给警卫班李风华的孩子当尿布了。现在，李家骥就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也不敢说把主席的衬衣“当尿布”了。没想到毛泽东对这件衬衣偏偏有感情，非要穿它不可，还嘟囔道：“难道这中南海里还有人偷我的破衬衣？” 无计可施的李家骥马上向李银桥汇报，让他的顶头上司帮助出出主意。李银桥比李家骥老练一些，就对他说：“不吭声就行。” 于是，李家骥故意躲开，让赵鹤桐找一件衬衣给毛泽东送去。毛泽东见李家骥溜了，就生气地对赵鹤桐说：“你把李家骥给我叫来。” 毛泽东见李家骥来了，就指着他的鼻子问：“你是不是把我的那件衬衣搞丢了？我不是说没有我的同意谁也不能丢吗？” “没，没有丢……”李家骥一脸的负罪感，由于惊惶所致，他那张原本周正的脸也变了形，竟看不出是哭还是笑。他边抹脑门上的汗珠，边琢磨着该如何做检讨。就在他准备坦白错误时，忽然急中生智，撒了个不大不小的谎，“主席，我哪敢随便丢掉您的衣服呢！是这样的，我见李风华的孩子没衣服穿，就把这件旧衬衣送给了他，让他爱人改成一件小衣服给孩子穿。这不算浪费吧？” 毛泽东听说不是随便丢掉，没有浪费，便“嗯”了一声，由怒变喜地说：“好，很好。”

就这样，李家骥才给自己圆了场下了台。

周福明记取了李家骥的教训，不敢擅自处理毛泽东的衣物，只好拿着那件旧睡衣去请示。毛泽东接过睡衣前后看了看，带着惋惜的神情自言自语道：“换一件？没法补了？”

“确实没法补了，你看，像筛子似的到处都是窟窿。”

毛泽东扫了周福明一眼，突然看到他身上穿了一件换了领子、接了袖边的棉毛衫，就像找到了充分理由似的马上对周福明说：“你不是也穿着打了补丁的衣服吗？你能穿，我为什么就不行？还是不要换，再请人补补吧！”

周福明无奈，只好把这个旧睡衣送到总后被服厂刘奎元那儿去修补。刘师傅真是行家高手，找了同颜色的布料精心缝补，不仔细看竟看不出补丁来。毛泽东看到补好的睡衣可高兴了，说：“习惯了，就是这件睡衣好穿。”

周福明说：“好穿是好穿，可你不知道洗它的时候多不容易，洗不干净不行，用力去搓又怕洗破，只能将衣服泡在肥皂水里，轻轻地揉搓。”

毛泽东听了，起先有点动容，但很快沉默不语，好像在回忆一件往事。周福明听人说毛泽东早年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时，不仅环境恶劣，生活也及其艰苦。人要吃饭，而没有收入怎么办？靠人接济，那只能是暂时的。那时他已二十多岁，没有法子，只好给人家洗衣服，挣几个买烧饼的钱……”

毛泽东不语，可能是在品位自己过去的艰难岁月。

“谢谢你……”毛泽东低头看着打补丁的衣服自言自语道，“看来我的旧衣服连洗都困难了，是该换新的了！”

然而，毛泽东并没有换新衣服。就是这件旧睡衣，破了补，补了又穿，补来补去，到后来竟然补了七十三个补丁。

其实，毛泽东身上的补丁主要集中在外人看不到的内衣内裤及袜子上，而且这些补丁千姿百态不成方圆。蓝布头、黄布头、灰布头，有什么碎布就补什么补丁，有时找不到布头还拿废弃的医用纱布做补丁。

有一次，封耀松发现毛泽东的袜子又磨破一个洞，就帮他脱下来缝补。毛泽东无论春夏秋冬总爱穿袜子，冬天穿厚的，夏天穿薄的，几乎不光脚穿鞋，哪怕是穿拖鞋。而且，他的袜子是清一色的长统袜。

封耀松在补袜子时一不小心劲用大了些，一个洞变成了三个洞。于是，他抬起头问：“主席，换双新的吧？” “怎么，嫌补着麻烦了？” “这袜子都糟了。” “我穿几天才磨破一个洞，你动一动手就弄破两个洞，看来不能全怪我的袜子糟。” 封耀松只好用线将那破口吊几针，重新帮他穿好，并且半认真半玩笑地提醒道：“主席，接见外宾坐就坐好，别老往前伸脚。” “为什么？” “一伸脚就露出袜子上的补丁来了，‘家丑不不可外扬’。”封耀松把毛泽东的圆口黑布鞋拿过来，“走路也要小心，这鞋底磨得不比纸厚，踩上钉子就糟了。” 毛泽东笑了：“小鬼，就数你聪明！”

没过几天，毛泽东还真的穿着带补丁的袜子去见外宾了。他不但穿着带补丁的袜子，还穿着一条带补丁的裤子。那是在接见英国工党领袖、前首相艾德礼时，工作人员见他穿一条屁股上轧满罗纹补丁的裤子，虽然颜色搭配，但毕竟是一条破裤子，就劝他赶快脱下来换条新的，可毛泽东不同意。他说：“不要紧，谁看我后面呀！” 这是一条深灰色派力司西裤，建国初期由北京雷蒙服装店制作，除屁股上的大补丁外，裤膝盖处磨得发白，裤腰的衬布也已多处磨破，显得丝丝缕缕的。穿着一条补丁裤接见外国首相，在全世界的国家元首中恐怕找不到第二人。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位有着鲜明个性特点的领袖人物，穿戴相当随便，只要他自己认为不伤大雅就行。

他还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这比红军时期强多了，比延安时期更强多了。困难时期节约，可以说是逼出来的。富了还讲节约，没人逼就要靠自觉了。我问过思齐敢不敢穿带补丁的衣服？她说可以穿在里面。我说你还是不敢穿嘛！要敢于穿在外面，现在是困难时期，还爱那么多面子！”

毛泽东穿着随便，但随便中包含着严谨。他总是长衣长裤长统袜，无论天气多热，都不曾穿短袖衫、短裤，更不会袒胸露背。这是毛泽东穿着的又一个原则：不露肉。他的衣袖、裤腿很少卷起，即使偶尔卷起，只要有女士在场，便会下意识地把它放下来。毛泽东与李敏、李讷、毛远新在北京香山的一张合影，大概是人们看到的唯一一张毛泽东卷起裤腿、露着小腿的照片。

毛泽东之前，作为身穿打补丁衣服的中国首脑除道光皇帝外，再也没听说有第二人。道光在位期间正值清朝衰落，为了挽救日益显现的颓势，他做了一些努力。在封建时代有这样一位节俭的“抠门皇帝”实属难能可贵，但他的行为又多少有点沽名钓誉的成分。

据说，道光套裤的膝盖处破了，让人在上面补了一块圆绸。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大臣们都纷纷效仿，不管衣服破与不破，也都打上补丁，以求与皇上保持一致。

一次上朝，大学士曹振庸给皇帝下跪时，故意露出自己膝盖上的补丁，还真就被道光看见了。朝廷的正事议完之后，就与他聊起了闲天。道光问：“你的裤子也打掌啦？”

满心欢喜的曹振庸却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说：“回皇上的话，做条新裤子又要花好多银子，打个掌，也还能穿。”

臣子也能如此节俭，道光十分高兴。于是又问：“你打这掌花了多少银子？”

这下可把曹振庸问住了，他哪里算得出。情急之下只好瞎蒙，回说：“差不多三两银子。”

孰料道光闻听后，竟极为感慨地说：“还是民间便宜，宫中内务府给朕打这个补丁，竟用了五两银子。”

在场的文武百官强忍着，才没笑出声来。可怜这位不谙世事的道光皇帝，苦心孤诣一力节俭，还是被内务府的贪官们给算计了，五两银子不知能做多少条新裤子呢！

毛泽东在外事场合穿戴随便不拘小节的只有一次，那就是在接见越南主席胡志明的时候。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毛泽东穿着一件白色的旧衬衣，脚上踩着一双布拖鞋，粗线袜子上的补丁赫然露出。不过，胡志明更有无产阶级“风度”，赤脚穿着一双越南有名的“抗战鞋”，就好像是刚从稻田插秧回来的庄稼汉。

天气太热，没有空调，胡志明走进会客室时衬衣早已被汗水湿透。毛泽东同他又是拥抱又是握手地一通寒暄后，就开始帮他解扣子：“脱了吧，快脱了吧！”

“自己来，我自己来！”胡志明的汉语带有广西腔。他把脱下来的湿衬衣搭在沙发扶手上，自己赤膊着坐下来。

“擦擦汗吧！”毛泽东递给胡志明一条热毛巾，然后转身朝门外摆摆手，对那些准备采访的中外记者说：“你们回去吧，他是应我私人邀请来走亲戚的，不发消息，也不照相。”

看到毛泽东和胡志明亲密无间地拉着手走、拉着手坐、拉着手聊，记者们完全被这两位革命巨人的质朴吸引住了，就滞留门外不肯离去。

毛泽东早已抓过一把大扇子，为汗流浃背的胡志明扇凉，又劝道：“干脆把背心也脱了。”

胡志明捋捋飘洒的白胡子，仰天大笑，笑得像孩童一般天真无邪：“哪能，哪能！”

“别客气，这是在咱们自己家嘛！”毛泽东扇着扇子说。

“好吧！在家里就要有在家里的样子。”于是，胡志明弯腰脱下背心，裸着上身，与毛泽东分坐两张沙发，开始横论天下，纵谈国事……

在这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如果说毛泽东做过衣服的话，那就是一九五四年总后给他做了一套大元帅礼服。

当毛泽东在勤政殿看到参展的织金绣银、灿烂生辉的大元帅服时，就神情凝重地说：“我不要大元帅军衔，也不要大元帅勋章和大元帅服，我穿上大元帅服不舒服啊！”听完工作人员声情并茂地讲述斯大林被授予大元帅衔的情况后，毛泽东严肃地说：“苏联有的，我们不一定照搬。”

相比之下，在此期间江青倒做了一些衣服，不过也没有什么太好的，主要是手里的钱不多。爱好摄影和戏曲的江青在买胶卷和买唱片方面花费较多，毛泽东便在穿戴方面给她一些限制，因此她只好通过染、整、改来变换自己衣服的式样和颜色，如将长袖改成短袖，将列宁装改成西服，将白的染成灰的，她曾花九角钱染了一条裤子。当时的纺织品是凭票供应，她为买一顶蚊帐还向卫士借过布票呢！

有一次江青要做一件小翻领西服，吴连登帮她找来了裁缝师，很快就按照她的尺寸做好送来了。她拿起衣服高兴地问多少钱，吴连登如实告诉了价钱，她一听立马沉下脸来：“这衣服我不要了，不合身，做坏了。”

衣服明明没坏，吴连登说：“这不是挺好的吗？”

“好，给你，反正我不要。”

“这不是我的衣服呀？”

“这也不是我要的衣服，做坏了，你赔！”

“我赔不起，我没有钱。”

江青见吴连登被急得眼泪快掉下来了，就甩下衣服走了。

这可怎么办？吴连登没有办法，只好拿着衣服去找他的局长汪东兴，如实汇报：“这衣服好好的，江青非说做坏了。她不要了，我没法处理。”

汪东兴看了看衣服，笑了：“不是衣服不好，是她嫌衣服贵了，买不起……”

毛泽荣对“主席三哥”不给他肉吃难以理解 毛泽东是每天第一个迎接太阳的人，就像他解析自己的名字那样，他要“光泽大海，普照东方”。这天早晨，工作了一夜的毛泽东走出紫云轩的大门，在台阶上停住脚步，然后仰天凝视。只见旭日正从东厢房顶冉冉升起，和煦的阳光铺满了整个小院，他不禁深吸一口气，放开喉咙很投入地唱出两句京戏。卫士们虽然没有听懂这带有辣味的湖南京戏，但都由衷地高兴起来，因为这两声京戏似乎在宣告三年困难时期的结束，有一种“一唱雄鸡天下白”的感觉。

这一天，毛泽东在他的会客室接见了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的夫人曾志。

其实，曾志也是一个资历很深的老同志，就像她的名字一样很早就接受了进步思想，立志投身革命。毛泽东一看到这位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就想起了当年在井冈山下向她“要饭”吃的情景：在一次突围中，红四军一气跑了九十里。休息的时候，看到别人都在吃东西，毛泽东这才觉得自己也饿了，而带饭的警卫员却跑散了，于是他同曾志商量：“我的肚子在唱空城计，你能不能匀一点饭给我吃呀？”

“好，可以。”说着，曾志就用筷子从缸子里往外拨饭。

“够了，够了。给我这么多，你够不够吃呀？”

“够，一大缸子饭，我吃不了。”

此时不知是谁在开玩笑地大声喊道：“前委书记要饭了，前委书记要饭了……”

一阵寒暄之后，毛泽东向曾志了解了广东的发展形势和她的家人情况。

身穿单衣的曾志发现毛泽东还穿着破旧的毛裤，就有些惊讶地问：“天都这么热了还穿毛裤，是不是腿有毛病？”

“腿没毛病，就是块头大，买不到现成的线裤。”

“那江青不会给你订做吗？”

“我生活上的事她从不关心。”

“要不我在广州针织厂帮你订做两套？”

“好呀！那就麻烦你了。我有稿费，我自己出钱。”毛泽东高兴地说。

曾志知道，进城以后，毛泽东生活上的事江青管得少了，一般都由卫士负责。但毛泽东对江青无论在生活方面，还是在健康方面，都比较关心。毛泽东曾对她说过：“江青跟我这么多年没有一块好表，她向我要表，你在外面帮我给她买一块，我出钱……”

毛泽荣第四次进京十几天了，由于国家正在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日理万机的毛泽东一直没能抽出时间接见他。住在宾馆里的毛泽荣有点坐不住了，多方打听并催促接待他的工作人员，要求尽快见见他的三哥。

毛泽荣又名泽嵘，号逊五，是毛泽东的堂弟，祖居湘潭韶山冲东茅塘。毛泽东在韶山开展农民运动时，常去看望毛泽荣一家。在毛泽东的影响下，毛泽荣也参加了农民协会，还当上了农会通讯员。大革命失败后，他遭到反动政府的通缉，被迫逃到花容、沅江一带，改名叫毛冬青。直到一九三七年国共合作局势有了缓和，他才挈妇将雏回到韶山老家，但他的房子已被人卖掉了。无家可归的毛泽荣只好投奔到二十里外的外祖父家，当时外祖父母均已去世，他便和舅舅、老表相依为命，以种田艰难度日，直到一九四九年迎来全国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荣欣喜地看到毛泽东当上了人民共和国的主席。穷人翻了身，终于有了出头之日，他认为从此可以托三哥的福过上扬眉吐气的生活了。于是，他赶紧给毛泽东写信表示祝贺，并向他陈述乡间民情和自家的境况。

毛泽东也十分想念暌违多年的家乡，惦记着那里的父老乡亲。早在建国初期，毛泽东曾向看望他的毛泽连打听过毛泽荣的情况。当得知毛泽荣一家四口老的老小的小生活比较困难时，毛泽东深表同情，并请毛泽连转达他对五弟一家的问候。

这是一个星期日，正当毛泽荣在宾馆里坐立不安时，突然有位秘书通知他，说主席要见他。于是，他那黝黑的脸膛顿时泛出了亮光，田径般的皱纹也欢快地活跃起来。在去中南海的路上，秘书提醒道：“主席在百忙之中接见你，他的时间不多，谈话时你可要简明扼要啊！”

轿车载着毛泽荣驶进中南海，在丰泽园门前停下来。毛泽荣熟门熟路地匆匆走进会客室，对正坐在那里等候着的毛泽东喊了一声“主席”，又学着乡村干部的样子和毛泽东握了握手。过去一直管毛泽东为“三哥”的毛泽荣，这次改口叫“主席”了。

“五弟，你来啦！”毛泽东与毛泽荣寒喧了几句，便坐下来说话，“你们都好吗？家乡的情况怎么样啊？”

毛泽荣发现毛泽东比前几年苍老多了，两鬓白发增多，眼角皱纹加深，神色憔悴……他顾不得多想，便抓紧时间反应家乡的问题：

——公社和生产队干部向上虚报产量，又不按科学种田，为了多插一季稻谷，强令社员正月下种，结果烂了禾种，便扣社员的口粮；还盲目下令密植，结果减了产。

——不少干部作风不民主，有的作风恶劣，只能按他们讲的办，社员有意见不敢提，谁提就会被戴上“反党反红旗”的大帽子。

——大办钢铁，大兴水利，青壮年都上了工地，家里只剩下婆婆、老倌和细伢子，稻子掉在田里，红薯烂在地里，都不能及时收回，弄得大家口粮奇缺。

——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社员的鸡、鸭、猪、羊等家禽家畜被一把没收，搞得鸡犬不宁，差不多都绝了种。

——公社食堂越办越糟，粮食越来越缺乏，不少人只能吃到米糠，煮烂白菜。社员出工不出力，也没有力气，不少人因吃不饱得了浮肿病，卫生院住了好多人，医疗跟不上……

最后，毛泽荣动情地提高嗓门说：“主席，这些情况，他们都不给你汇报。您住在北京城里，天高皇帝远，什么都不知道。现在简直是乱了套，会饿死人的，您得管一管了！”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心里很不是滋味。他问道：“你们现在的口粮是怎么分的？”

“现在的情况好了一些，小孩每天三两，大人一斤。”

“老秤还是新秤？”

“新秤。”

毛泽东依习惯半支半支地抽烟，蓝色的烟雾袅袅升腾，忽然又散开。他的心绪亦如烟雾飘旋着散乱着，但又重重的压在心头。他喃喃地说：“看来得采取一些措施，得想想办法啰！”

毛泽东家中十分热闹，女儿李敏、李讷，侄儿毛远新均放学回家了。毛泽东把几个孩子叫到身边，向毛泽荣一一作了介绍，并叫他们喊“五叔”。

平时如闲云野鹤老去外地疗养的江青今天也在家中，她对婆家人显得非常热情，五弟长、五弟短的叫得很甜。她还亲自当“大厨”，而且是按照毛泽东的吩咐学着做湖南风味的菜，主食是红、糙二米饭。

前几天，江青第一次以毛泽东夫人的身份，参加会见了印尼总统苏加诺夫人，她的照片破天荒地被贴在《人民日报》上，飞进了千家万户。人逢喜事精神爽，这个已经泡了七年的老病号今天容光焕发，不再像是一个有病的人。

毛泽荣以为主席请他“用膳”，肯定要比宾馆的伙食好，即使不上山珍海味，也得上一些鸡鸭鱼肉。哪晓得餐桌上摆的几样都是普普通通的家常菜：豆腐、辣椒、茄子、西红柿……除了青菜就是青菜，没有一个肉丁儿。他嘴上没说，心中却有了几分不快。殊不知，当时全国人民都在过紧日子，毛泽东和大家一样，正带头不吃肉哩！

毛泽东见毛泽荣很少动筷子，就劝道：“五弟，你怎么不吃菜呀？这些菜是江青同志做的，是不是不对你的口味呀？”

毛泽荣见毛泽东吃得很香，便说：“这些菜我在乡下天天吃，就是做法不太一样。主席，您爱吃，您就多吃点。”

“我的饭量不大，主要是体力活动太少。”毛泽东指着西红柿说，“这东西我就不爱吃，可医生说有营养，相当于一个鸡蛋。医生的话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

“主席，你是一国之主，我们的国家全靠您来领导。您应该吃得好一些，光吃青菜和粗粮，不吃肉，身体怎能顶得住？”

“什么时候农民都能吃上这样的饭菜，那就不得了了，那就太好啰！”毛泽东吃了一口青菜，接着说，“五弟啊，你的年纪越来越大，老到外面走恐怕不方便。我的工作很忙，今后一般情况，你就不要再来北京了。”

“主席，我家里实在困难啊！家底子薄，我的眼睛不大好，老伴又有病，儿女都不在了，两个孙子还小……”

毛泽东喝了一口汤，语重心长地说：“你有困难，我同情，我理解。但是，我是党的主席，我要为大多数人谋福利，不能只考虑你一个人的利益。我以前跟你讲过，有困难要找当地政府解决。”

毛泽荣聚精会神地听着，低着脑袋，默不作声。

毛泽东把半截烟插进烟嘴里，点燃后说：“目前国家还处在困难时期，国家的科学技术也不发达，全国人民都在过紧日子。我这个主席没当好，我有责任，今后还是要依靠党的领导，依靠人民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要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缩小三大差别。”

毛泽荣认真地听着、记着，他的脸色开始泛红，后悔不该向主席提出自己的困难和要求。

“五弟呀，现在大家都在克服困难，同甘共苦，全党上下一样，全国人民一样，你也不能例外哟！”毛泽东提高了语气，“当地人民能过得去，你应该也能过得去，就不要再去找政府了。你是我的亲属，不能搞特殊化，不能有高人一等的思想……”

毛泽荣曾六次进京，五次见到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当接到毛泽连转达的毛泽东的问候之意后，毛泽荣一家感激涕零，并多次致函毛泽东，要求去北京看望“三哥”。

一九五二年四月底，毛泽荣接到一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函，宽大的信封上写着：“湘潭第四区云源乡/毛泽荣同志/毛寄。”毛泽荣用颤抖的双手打开信笺，几行遒劲有力的毛笔字霍然映入他的眼帘——

泽荣贤弟：

多次来信，均收到了。你今年不要来京，明年再讲罢。

顺祝

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日

毛泽荣读完信上简短得如电报一般的字句，高兴不已。他逢人便讲：“三哥给我来信了！”尽管忙于工作的毛泽东不希望亲属去看他，但毛泽荣仍以接到毛泽东的手书是一种莫大的欣慰和荣耀。

一九五三年冬天他第一次进京时，自称“逊五老弟”。他向“主席三哥”介绍了毛泽东祖父毛德臣、叔祖毛翼臣均葬于滴水洞，目前保存尚好。并建议将毛泽东的祖坟修复一下，以供后人瞻仰。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的枪兵到韶山要掘毛泽东的祖坟，以断“龙脉”，是乡亲们冒着杀头的风险哄骗敌人挖一座地主家的坟墓，毛家的祖坟方得以保存下来。当时毛泽荣也参加了护坟斗争，他与乡亲们一起取下墓碑，把坟茔和墓碑掩埋好，并作了标记。

毛泽东听完后，要毛泽荣转达对乡亲们的感激之意，并说：“祖坟就不要修了，没必要花这个钱，还是保持老样子好……”

这次谈话结束，毛泽东一家还与毛泽荣合影留念。身着呢子大衣的毛泽东与毛泽荣并肩而立，左右两边分别站着带有红领巾的李敏、李讷和毛远新。江青照完一张相，又把相机交给摄影师侯波，匆匆穿上呢子大衣，披上纱巾，快步走到李敏身边，同大家一起合影。

这次会见长达两小时之久。临走时，毛泽东又叮嘱毛泽荣：“你在北京住一段时间就回去吧！这两天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叫我的秘书陪你到长城和京城的风景名胜区走一走看一看，休息一下就赶快回去。你回去后要积极参加农业劳动，搞好生产，改善生活。要遵纪守法，事事都要起模范作用。”

“主席的话，我记住了。”

“以后凡是没有经过我的同意，不管是谁，都不要来北京，如果不听我的话非要来这里，我是不见的，机关也不接待，怎么来就怎么回去，往返路费由自己负责，不要说我毛泽东不讲情面。我的话，你回去可以给所有亲戚们、乡亲们说，他们有事情，可以往我这里写信。” “我回去一定给他们传达，就说你的工作太忙了，有事可以给你写信，但不能来北京打扰你的工作。” 毛泽荣在北京住了一个多月，重游了京华名胜。宾馆服务热情周到，乡下生活哪有这般舒适，因此他流连忘返。毛泽东得知后，便叫秘书催他回去。毛泽东还用自己的稿费给他买了一件羊皮大衣和一些糖果，另外送上二百元钱。同时，又让他带给杨林公社一封信，嘱咐当地政府毛泽荣再来北京必须经过他们的许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