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告别红墙

他们挥泪离开了中南海，但对中南海的感情却挥之不去，因为那里有他们的足迹和憧憬，还有他们的欢愉和隐痛。

卫士长挥泪话别毛泽东

中国不愧是一个幅员辽阔的泱泱大国，东西南北中，纵横九万里。侯波从华南最大的城市广州往北走，一路穿州过县，看到大地的颜色在变化，天气的温度在变化，她的心境也在变化。

侯波刚回到北京，就接到了新华社发来的调令。原来江青和李银桥在北戴河为打扑克的事大哭大闹后，一组进行了整顿，并对工作人员作了调整。侯波因在广州几次拒绝陪江青出去玩，在整顿中也挨了批，最终被调离中南海。

就要离开中南海了，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再见到毛主席，侯波要向老人家告个别。于是，她来到丰泽园，请值班卫士替她向毛泽东报告一下，说她要走了。

一看到瘦小精干的侯波，值班卫士就想起了当年他们爬杭州玉皇山的情景：山上有个福星观，里面轻烟缭绕，磬声悠扬。众神像仿佛要复活似的，笑逐颜开地欢迎着骆绎不绝的上香者。在青灯黄卷的旁边有一个类似装筷子的竹筒，里面插着算命的竹签。

一向把看庙当作看文化的毛泽东此时对竹签发生了兴趣，他指着竹筒对侯波说：“我……你替我抽支签吧！”

侯波脖子上挂着一个照相机，镜头像个小猪嘴凸在胸前。她抱住竹筒咣咣咣地晃了几下，然后捡起被晃掉的一支竹签，到一个童颜鹤发的老道那里去验对号码，只见签底写道：“家里家外不安宁……”虽然说得比较靠谱，但这是一个中下签，不能给毛泽东看。于是她又抽了一支，换回一张签底赶快给毛泽东送去。没想到毛泽东看后哈哈一笑，随手将签扔于地上。

卫士张木奇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对什么都好奇。小时候他听家里人说下颏上的黑痣叫“顶金炉”，是大富大贵之相。因此，他认为毛泽东能当主席那是命中注定的。他悄悄从地上捡起签底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只见上面用繁体黑字写道：此命威权不可挡，紫袍玉带坐朝堂……

卫士从紫云轩回来，对侯波说主席让她过去。

侯波来到毛泽东的卧室，只见桌子上、柜子里、茶几上、枕头边，几乎到处都堆满了书，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书香。毛泽东还没吃饭，正依在床栏上看报。他还从未这样随随便便地接待过女同志，显然卫士一报告，他就同意接见侯波了。 “怎么，听说你要走了？”毛泽东放下报纸问。

心里装着委屈的侯波尽量使自己平静下来：“是的。这些年工作没做好，我非常痛心。感谢您的教育……”

虽说侯波早就做好了要离开的思想准备，但等这一天真的到来时，她心里还是难过极了。她刚要张口说话，鼻子一酸，眼泪就流了出来。这是十多年来，侯波在毛泽东面前第二次流泪。

毛泽东吮一吮下唇，用缓慢的语气说：“你在我身边十多年，不容易呀！你做了很多工作，我知道你工作很紧张、很辛苦。李银桥他们都对我说了，你给我拍的相片，有些登在报纸上的，群众很喜欢，都说好。这就是成绩么，怎么能说工作没做好呢！”

侯波一直认为：自己到中南海后，在革命老前辈的关怀和教育下，做了一名摄影记者应该做的工作，没想到毛主席竟然给了这么高的荣誉和这么大的鼓励，她不禁感激满怀。

“我……没……”侯波说不出话来了。留恋、委屈、惆怅，各种复杂的情感一起涌上心头，她又落泪了。

毛泽东见侯波哭得伤心，就安慰道：“这次，有不少在我身边多年的同志要调到别的地方去工作，我是想了好久才下这个决心的。因为你们长时间在我身边工作，相互熟悉了，这有好处，但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你们同群众、同社会毕竟有一定的距离，这又是你们的不足之处。当然，你在我身边工作十多年，人是有感情的，可是你不要难过嘛！” 毛泽东见不得人流泪，侯波一哭，他的眼圈也红了。他用手拍拍床沿，像长辈那样亲切地说：“坐，坐下说。”

侯波坐下来，眼泪扑簌簌地一个劲往下掉，抽泣着说不出话来。毛泽东侧身面壁，也悄悄擦眼泪。他带着黯哑的鼻音说：“你走了，以后还可以经常来看我嘛！有时间还可以给我写信，不要难过……”

“好，我写信……”

毛泽东问：“你家里的情况怎样？”

“我家里都很好，徐肖冰也很好。谢谢主席关心。”

徐肖冰是侯波的丈夫，是一个比侯波资历还老的摄影家。他早年在上海电通影片公司工作时，就认识了电影“明星”江青。有一天拍完片子，在收拾器材时听到有人叫他，回头一看，原来是江青。

不过，那时她还不叫江青，叫蓝苹，有人戏称她为“烂苹果”。其实这个爱穿蓝旗袍的蓝苹，其艺名是取自母姓“栾”字的谐音和家乡特产苹果的“苹”字。

“小徐，你帮我个忙好不好？”江青很有礼貌地说。

“行啊，什么事？”徐肖冰问。

“你帮我把这件衣服当了去。”

徐肖冰知道女士尤其是女演员去当铺总是不大光彩，便痛快地答道：“行，给我吧！我把这些收拾好了就去。”

从这次开始，他先后帮江青当过三次衣服,冬天当夏衣，夏天当冬衣。由此可见，江青那时候还是很穷的，她这个外来妹既是艺术家，又是无产者。

毛泽东接着问侯波：“你调到哪里去了？”

“新华社。”

“有什么困难没有？”

“没有。”

毛泽东又鼓励侯波：“下去后要努力工作，多学习政治。要接触实际，联系群众，夹着尾巴做人。” 侯波控制不住哗哗流淌的泪水，便站起来说：“主席，我就是来给您告个别，要是没有什么事，我就走了！” 侯波转过脸抹一把眼泪刚要走，身后又响起毛泽东的声音：“你回来！” 侯波又重新坐下，不敢面对毛泽东，因为泪水太多了。 沉默片刻，毛泽东叹口气：“唉，不要难过了。我刚才说的话你记下来了没有？” “记下来了。”

“你在这儿呆了这么些年，你的心情我是理解的，我也不好受啊！你是个好同志，你们夫妻俩都很善良，你们对我都很好……”

毛泽东知道侯波是山西夏县人，曾说她是关云长的老乡。其实，侯波不姓侯，姓阎，出生时爷爷给她取名叫“阎千金”。后来，她上了中条山参加革命队伍时，曾改名“阎锋”。再后来到了延安，保安处处长周兴为了去掉侯波身上的那种女孩子气，就让她改成“侯波”这样一个男孩的名字。没想到这一叫竟叫了一辈子，直到现在却很少有人知道她的真名实姓了。

侯波十四岁时加入了共产党，入党后由组织送到了延安，先后在边区中学和延安女子大学学习。由于她的个头瘦小，短发藏在军帽里，人又没有发育起来，以致被老师误会了，把她编在男生班并安排到男生宿舍里。侯波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延安中央医院当护士。

江青在延安中央医院生李讷，徐肖冰来看江青时认识了侯波。几次接触后侯波就爱上了徐肖冰，也爱上了摄影艺术。日本投降后，她随丈夫一道去长春参加接收“满映电影公司”，被安排在照相科当科长。一九四九年，她和徐肖冰先后来到北京参加接收国民党的中央电影第三制片厂。开国大典以后，侯波被正式调进中南海任毛泽东的摄影师。

侯波两口子和毛泽东近距离接触是一九四九年六月在香山的时候。那天毛泽东接见一个苏联代表团，侯波和徐肖冰负责拍摄任务。送走客人后，侯波又为娇娇拍了几张照片，还为李银桥等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拍了一些照片。快要离开时，毛泽东看出了侯波的心思，就说：“来，咱们一起照个合影吧！” 新华社记者陈正清赶紧架起照相机，侯波和徐肖冰一左一右站在毛泽东身边。毛泽东笑着说：“不行不行，不能这么站，女同志是半边天，要站在中间嘛！”

照相机的自拍器响了，陈正清跑过来站好。只听“咔嚓”一声，他们和毛泽东轻松愉快的场面就这样永远地留在了相纸上。

终生从事摄影工作的侯波对摄影说不出有什么高深的理论，也从不玩花里胡哨的技术。她只是凭着对领袖的虔诚和革命的浪漫情怀，深入被拍摄者的内心。 她曾经这样说过：“做了这么多年的摄影工作后，我悟出了一个道理：我在为伟人寻找背景拍摄的时候，其实伟人已经做了我的‘背景’；在他们的背景之下，我才能记录那些具有历史意义的瞬间。”

侯波常用的是一部德国罗莱照相机，那部照相机如同她的人品一样简约、忠诚、精确。她用这部照相机给毛泽东拍摄了四百多张弥足珍贵的照片，如大家熟悉的《开国大典》、《毛主席畅游长江》、《毛泽东在韶山》等。她给毛泽东的家人也拍摄过一些照片，其中有一张毛岸英身着朝鲜人民军服装的照片。使她永难忘怀的是，在她拍摄那张照片一个月后，毛岸英就牺牲了。后来她将这张照片送给了刘思齐，也就是从那以后刘思齐才知道自己的丈夫去了朝鲜……

侯波抬起头，看到毛泽东的睫毛还是湿的，眼圈红红的。她终于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小声说：“主席，你还没吃饭……你快吃饭吧，我该走了。”

侯波含着眼泪离开了毛泽东，离开了中南海。毛泽东当然不知道她的离开完全是江青的原因。

侯波认识江青的时候，江青还没有什么架子，比较好接近。有一次侯波正在洗照片，爱好摄影的江青过来观摩，暗房里看不清对方的表情，只能靠语言来交流。从江青的口气可以听出她对照相洗相很有兴趣，也很谦虚。侯波边洗边做些讲解，江青偶尔也动一下手。她们谈到照片的好坏，谈到人物的表情，也谈到工作上的事。临走时，江青还指着那些试验纸头提醒道：“这些东西不要乱丢，弄完了就把它烧掉。”

后来，随着环境、条件和身体的变化，江青就不行了。江青也喜欢照相，还拥有一套很高级的照相器材，利用疗养的机会在风景名胜区照了不少相，但她却很少给毛泽东照相。

在毛泽东身边的十多年中，侯波拍下了大量的反映毛泽东工作、生活的照片，但毛泽东一直不主张给他个人拍太多的照片。毛泽东曾专门告诫她：“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你要把镜头更多地对准人民！”他还幽默地说：“小侯就是喜欢拿一只眼睛看人，矛盾集中，但是容易片面。不要总照我么，多给大家照。”但每次随同毛泽东外出，总有很多感人或有意义的场景需要留念，因此她不得不见缝插针地进行抓拍甚至偷拍。

侯波离开中南海后，再也没有见过毛泽东。不过有一天，毛泽东知道侯波病了，就抄写一幅他的诗词《清平乐•六盘山》，叫李银桥给侯波送去。然而，对侯波的调离表示惋惜的李银桥怎么也不会想到，作为毛泽东的卫士长，这是他最后一次代表毛泽东看望战友。

一九六二年四月，桃红柳绿，春回地暖。在菊香书屋的老房子里，李银桥和他领导的卫士们扔按部就班地从事着既神圣又平凡的工作。

中旬的一天，值班卫士张景芳突然跑步来找李银桥，说主席叫他过去。看到张景芳慌慌张张的样子，李银桥甚感诧异：“主席这么急着找我会有什么事呢？对了，一组整顿后，侯波和其他几个同志都离开中南海了，自己会不会……”他不敢往下想了，整衣正帽后，就向毛泽东的卧室走去。

毛泽东依然是老习惯，躺在床上，倚着床栏看文件。见李银桥进来，就招手道：“来，过来！”

毛泽东伸出一只手拉住李银桥的手，另一只手轻抚着李银桥的后背，许久才说：“银桥啊，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人也长大了。你在我身边，帮了我的忙，你是个好同志。你在我这里工作，一直兢兢业业，使我工作得很顺利，省了不少心。可是，你老是跟着我怎么行啊？我死了你怎么办……”

果不其然，李银桥的预感得到了应验，毛泽东今天要和他谈调离的事。

李银桥想起了自己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生活了十五年，几乎天天在一起，多少难忘的往事像潮水一样涌上他的心头——

那是在转战陕北的一天晚上，中央纵队参谋长叶子龙和副参谋长汪东兴突然找李银桥谈话，要他离开周恩来去给毛泽东当卫士。他知道这是组织的决定，作为一名军人，一是要想通，二是要服从。

第二天，李银桥便不甚情愿地来到毛泽东身边。散步的时候，毛泽东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呀？”

李银桥立正作答：“报告主席，我叫李银桥！” “李、银、桥。嗯，哪几个字呀？”毛泽东不紧不慢地问。 “木子李，金银的银，过河的桥。” “银桥……为什么不叫金桥呀？” “金子太贵重了，我叫不起。” “哈哈哈，你很有自知之明嘛！”毛泽东又问，“你是哪里人？” “河北安平人。” “父母干什么？” “我父亲种地拉脚，农闲时倒腾点粮食买卖；母亲操持家务，农忙时也下地干活。” “我们两人的家庭很相像嘛！你喜欢父亲还是喜欢母亲？” “喜欢母亲。我父亲脑子好，多少账也算不糊涂，可是脾气大，爱喝酒。吃饭他单独吃，他吃馒头我们吃窝头，稍不称心就打人。我母亲心善，对人好，我喜欢母亲。” “越说越一致了嘛，你母亲一定信佛！” “主席是怎么知道的？” “你说她心善么，出家人慈悲为怀呀！” “您，您母亲也信佛？”李银桥大胆地问一句。 “嗯，我也喜欢母亲。”毛泽东说，“她也信佛，心地善良，小时候我还跟她一起去庙里烧过香呢！后来我不信了，因为你磕多少头都没用，穷人还是照样受苦。” “磕头不如造反。” “讲得好，讲得好啊！”毛泽东点点头，继续散步，走过一圈，又停下脚步问，“怎么样，愿意到我这里工作吗？”

李银桥低下头，怎么回答呢？唉，与其说假话落个不诚实，还不如闭上眼睛说真话，做个老实人。他小声喃喃：“不愿意。” 毛泽东略作沉吟，然后轻咳一声：“你能讲真话，这很好，我喜欢讲真话的人。那么，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为么事不愿意到我这里工作？” “我干得太久啦！从一九三八年参军，我一直当特务员、通讯员，我想下部队。” “哦，三八式，当卫士，进步是慢了些。就这一个原因吗？还有没有别的原因？比如说，在恩来那里当卫士就愿意，来我这里就……”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那个意思！”李银桥急得叫了起来，“我一直想下部队，我在周副主席那里也说过这个意思。我在他那里干过一段时间，他了解我的情况，等形势缓和后提出走的要求也容易。如果到主席这里来，怎么好刚来又提出走呢？” “你怎么知道我会不放你走？” “主席……恋旧。” “什么？恋旧！你听谁说我恋旧？” “反正我知道。”李银桥低下头，“听人说你骑过的老马，有好马也不换。穿过的衣服，用过的笔砚、茶缸，一用就有了感情，不管再有多好的也不换。就比如你那根拐棍，不过是孙振国背行李的柳木棍子，有了好拐棍儿你肯换吗？我们要是有了感情，主席还肯放我走吗？” “哈哈哈……”毛泽东笑了，“小鬼，什么时候把我研究了一番？嗯，可我喜欢你呢，想要你来呢！怎么办？总得有一个人妥协吧！” “那只好我妥协了！” “不能太委屈你了，我们双方都作一些妥协。你到我这里来，我们只是分工不同，都是为人民服务。可是，光讲大道理也不行。三八式，当我的卫士，地位够高，职务太低，我给你安个长，做我卫士组的组长。”毛泽东作了个手势说，“半年，你帮我半年忙，算是借用，你看行不行？” “行。”李银桥使劲点点头。 就这样，毛泽东与李银桥达成一项“君子协议”，双方都在认真地履行协议，尤其是李银桥，更是把他的卫士工作做得有声有色。 半年过后，毛泽东在他的窑洞里扳着指头，试探着问李银桥：“银桥啊，你到我这里半年了，刚好半年，你还想走吗？” 毛泽东一直记住他们订好的“借用半年”的协议。李银桥心里一热，刚要说什么，忽然又想起江青难侍候，于是垂下头小声说：“想走。” 看到毛泽东怅然若失的黯淡神情，想起毛泽东忧国忧民、力挽狂澜的紧张工作姿态，李银桥不安地说，“主席如果需要……” “不，不不！咱们有言在先。”毛泽东做出一个断然的手势，是忍痛割爱的意思，“你是老实人，工作上兢兢业业，对我照顾得很好。我喜欢你，但我不能食言，你可以走了。” 然而，李银桥没有走，只是眼睛有些酸。毛泽东是感情丰富的人，他李银桥也不是没有感情的人。李银桥说：“主席已经同意我走，那么上次订的协议算是圆满实现了。如果需要，我们还可以再订协议，我愿意再订一次协议。” 毛泽东笑了：“好，那好，我们重新签约。半年，你再帮我半年忙，看我是怎么打败胡宗南的……” 李银桥没想到在毛泽东身边一干就是十五年，毛泽东不仅打败了胡宗南，而且还打败了蒋介石，建立了新中国。现在终于要离开他老人家了，李银桥的眼泪瀑布般地涌了出来。 毛泽东容易动感情，看到一向那么坚强的汉子流了眼泪，就有点受不了，马上也流下两行泪来。他声音哽咽着说：“我也舍不得你啊！我和我的家人，和我的孩子一年到头也见不上几次面，你在我身边工作，我们每天在一起，朝夕相处，你和小韩比我的孩子还亲呢！” 听毛泽东如此说，李银桥肝胆俱暖，呜呜地哭出了声。从李银桥在陕北跟随毛泽东转战到西柏坡，从结婚到生孩子，毛泽东事事处处都在关心着自己，就像父亲一样。他和毛泽东及其子女互相关心、互相照顾，不是一家，胜似一家！ 此时此刻，毛泽东一边老泪纵横，一边握着李银桥的手说：“你下去的事，我想过几次了。我也得为你的前途着想，我不能误了你的前途啊！去年下乡，我也是有意识锻练你，增强你的才干。你在我这里工作十五年，职务太低，卫士长也只是个团级干部，老在我这里要影响你的前途。下去多锻练锻练，工业、农业、公安，几种工作都干一干，取得经验，提高能力，也好胜任更重要的工作。你今年才三十多岁嘛！下去以后要夹着尾巴做人，要搞好团结，多接触工人群众，多多向周围的同志学习。只有这样，才会有更大的进步。” 这时，毛泽东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他将李银桥一把揽入怀中，哄孩子似的拍打着李银桥的后背，泣声说：“你走以后，我身边再也不任命卫士长了！银桥，我死以后，你要每年到坟头上来看我一次啊！” 此时李银桥已是泪如泉涌，但当他看到毛泽东伤心得厉害，又马上想到自己的职责，不能让老人家伤身体啊！于是竭力克制住自己，抹一把泪眼表决心似的说：“主席，我听你的，下去一定好好干，决不辜负你的期望。” “好，那好，那好……”毛泽东点点头，又嘱咐道，“干任何事情，不干则已，干就要干出成绩来，事不在大小，都要善始善终。我身边的人都要有这么一种精神，不搞半途而废，有一口气就要干到底！” 李银桥提起精神说：“主席，我记住了……” “以后你每年都要来看我一次，进中南海的特别通行证不要交，我这里就是你的家。我活着你来看我，我死了，你每年到我坟上看我一次。看一次我就满足了……” 听毛泽东如此说，李银桥忍不住又哭出了声。 毛泽东伸手拿了床头上的一条毛巾递给李银桥擦眼泪，说：“这次子龙、高智、王敬先和小封也都下去，你可以去石家庄，那里离你们安平县近些。” 李银桥说：“我要离开你的话，我不想去石家庄，想去天津。” “那也好！”毛泽东抬高了声调，“你去天津，我从那儿经过时还可以找你谈谈，我们见面也方便些。” 说着说着，毛泽东也用毛巾擦了擦自己的眼泪，然后拉开床头的一个抽屉，指着一个牛皮纸袋说：“你到天津工作，安家需要钱，拿上点钱吧！这是八百块，也许能帮助你解决些问题。” 李银桥摇摇头说：“我不要，我不缺钱。” “怎么，你是想让我摸钱吗？”毛泽东作出要抓那只纸袋的样子。 “不，不，我要，我自己拿。”李银桥赶紧拿起那个装有八百元钱的纸袋。 “这就对了。你还记得，我是不摸钱的，我讨厌钱。”毛泽东见李银桥接了钱，又问，“小韩和孩子们什么时候回来呀？” 李银桥说：“星期六。” “那好，星期六一起来我这里见一见。” “主席，我想请您写几个字留念。” 毛泽东当即应允：“好，我给你写一幅七律《长征》……”

正说着，江青走进屋来。她大惊小怪地说：“李讷病了，躺在床上还没吃饭呢！”

“哦，好好的，怎么说病就病了呢？”

“为了应付考试，前几天她太累了。不过还好，苦没有白吃，六门功课都考了满分。”

“‘十年寒窗苦，一朝天下闻’的思想要不得。为了考试累垮了身体，更是大可不必，学生要德智体全面发展嘛！”毛泽东起身向李讷的房间走去。

成家后的李敏搬出中南海 真是光阴如箭，日月如梭，时光的车轮不分季节地向前滚动着，转眼间到了一九六三年。新的一年新的气象，它给人们带来了新的转机和新的希望。 此时，国民经济已经得到恢复，国民的生活状况在逐渐好转。元旦刚过，北京城还披着节日的盛装，中南海里张灯结彩，喜气洋洋，七棵古柏在白雪的映衬下更显得苍翠挺拔。 毛泽东在他的办公室里一边抽烟，一边看信。他揉了揉眼睛，一行一行的默读着，时而蹙眉沉思，时而眉开眼笑。这是小女儿从北京大学寄来的，信中除了详细剖析她的一些缺点和思想变化外，还谈到了学习古文《庄子•秋水》后的感想，认为主人公河伯的处世态度是不可取的。 《秋水》是一篇著名的古代寓言，相传为战国时庄周所作。该文记叙了自高自大的黄河水神河伯和虚怀若谷的北海神之间的对话，意在告诫人们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切不可自以为是和盲目自大。李讷读后思想触动很大，感觉自己有些地方很像鼠目寸光的河伯，意识到自身也存在着狭隘和浅薄。 看完女儿的来信，毛泽东满意地笑了。他自言自语道：“李讷的思想认识提高了。”

于是，他提笔给女儿写了回信——

李讷娃：

刚发一信，就接了你的信。喜慰无极。你痛苦、忧伤，是极好事，从此你就有希望了。痛苦、忧伤，表示你认真想事，争上游、鼓干劲，一定可以转到翘尾巴、自以为是、孤僻、看不起人的反面去，主动权就到了你的手里了。没人管你了，靠你自己管自己，这就好了，这是大学比中学的好处。中学也有两种人，有社会经验的孩子；有娇生惯养的所谓干部子弟，你就吃了这个亏。现在好了，干部子弟（翘尾巴的）吃不开了，尾巴翘不成了，痛苦来了，改变态度也就来了，这就好了。读了秋水篇，好，你不会再做河伯了，为你祝贺!

爸爸

一月四日

作为毛泽东和江青唯一的孩子，在红墙大院里成长起来的李讷自然与她的哥哥姐姐不同，与她大学同学这些平民百姓的孩子更是不同。在那个把伟大领袖奉若神明的年代，李讷在北大很自然是个极具特殊的角色，难免会产生一些清高、自负、孤傲等不良毛病。作为父亲，毛泽东是清醒的，他经常提醒女儿要放下架子，要平民化。通过李讷的来信，看到女儿在读书学习和思想觉悟方面有了长进，毛泽东就非常欣慰。

李讷的自觉性和自制力确实很强。大学五年，她始终吃住在校园内，同所有来自工农家庭的子女一样，一个宿舍住几个人，睡上下铺，吃一样清淡的伙食。周末回家都是挤公共汽车，中途要换两次车，还要走很长一段路。 毛泽东对女儿要求很严，听说李讷也去北京医院看病，就对医务人员说：“这就不对了，北京医院是为我们这种‘老爷’看病的，我的孩子有病也去北京医院看，这不是搞特殊吗？连她们吃饭，我都让她们到东八所你们那个大食堂去。我看这个问题得解决！”

毛泽东在一次散步时问李银桥：“你的感觉，是李敏好呢？还是李讷好？”

李银桥满意地说：“都很好，两个孩子对我们都很尊重。她们没有某些高干子女那种容易表现出来的优越感，她们对自己要求严格，有上进心。” 毛泽东却摇摇头：“我看她们不如你们有出息，也不如你们有前途。她们比你们吃苦少，能吃苦的人才有出息。” “你还想叫孩子怎么吃苦？她们可是比普通人家的子女吃苦多了！”

“你说得不对！”毛泽东又摇摇头，“你讲吃苦的时候思想不对头，因为你首先想到她们是我的女儿，所以你给她们定了不同一般人家子女的标准。她们不就是吃大食堂吗？大食堂的伙食要比多数农民家庭的伙食好，难道不是这样吗？” “主席，你总找低的比，这不公平。”李银桥说，“城里人家大多数未必比学校食堂伙食差，比如说，我家里就比大食堂的伙食好。” 毛泽东笑了：“你为革命做了贡献嘛，吃好点人民没意见，她们还没有做贡献呢！人哪，生活上还是跟低的比有好处，不比贡献比享受，那就没出息了！”

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厨师见毛泽东走进小餐厅，就忙着上菜上饭。江青面对毛泽东焦急地说：“李讷还没回来呢？”

“哦，快七点了，李讷还没回来？是不是学校有事呀？莫得急，打个电话问问就是了。”

江青打完电话回来苦着脸说：“李讷感冒了，发高烧。她要乘公共汽车回家，老师怕路上出事，没让她回来。” 江青说完又看看毛泽东，眼里满是乞求的神色，希望能派车接一趟李讷。 然而，毛泽东却像没事儿一样，大手一挥：“吃饭！” 这是一个晴朗的夏日，阳光被稀疏的梧桐树叶揉碎了，抛撒在路面上。李敏和她的丈夫孔令华抱着孩子，顺着林荫道走出了中南海的红围墙。在他们身后，跟着一辆平板车，车上拉着他们一家三口的全部家当。跨出这个出来进去走熟了的大门，李敏回头一看，泪水顿时涌出眼眶，大颗大颗地滚落下来。 李敏搬家了，搬到兵马司胡同的一所普通民居里，开始过上真正意义的民间生活。俗话说：平平淡淡也是福。然而，在父亲身边生活了十四个年头的李敏，此时却感到很难过。她和孔令华都还在上学，没有任何经济来源，仅靠父亲从稿费中拿出的三十元钱维持一家三口外加一位保姆的生活，他们的日子可怎么过呢？ 离开中南海以后，他们像所有成家的同龄人一样，开始了另起炉灶的独立生活。然而，生活并不像想象中那么浪漫。过去他们都是在大食堂吃饭，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不像“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那样从小就受到历炼。最初的日子确实不容易，除做饭以外，还有持家、孩子的教育和抚养等，得学会一个钱掰成两半花。 把孩子安顿好，李敏就动手学习生炉子做饭。开头，木柴和煤总也搁不好，弄得像烧窑似的满屋子都是烟，她被熏得满脸鼻涕眼泪。做米饭，不知道该放多少米多少水，不是做成了夹生饭就是做成了稀粥。蒸馒头就更不好把握了，不是发酵时间短了就是发过了头，蒸出来的馒头抽抽搐搐的像个干瘪梨。没办法，他们就到食堂去买主食，自己做点菜。 不管好吃不好吃，毕竟是自己的劳动成果，吃起来也别有味道。孔令华也不介意，有什么吃什么，一律说好。看到丈夫吃得很香，李敏就拿父亲的话来安慰自己：“吃得少，活得好；吃得简单，活得自然。”

一个星期后，李敏回中南海看望父亲。当走进那座熟悉的小院时，她的心情就像新媳妇回娘家一样激动。面对七棵默然而立的古柏，她顿生羡慕之情，羡慕它们能时时站在父亲身边，形影不离地陪伴着父亲。 紫云轩的门开了，毛泽东在向她招手。 “爸爸！”李敏一头扑进毛泽东的怀里。 “娇娃！”毛泽东用一只手抱着李敏，用另一只手抚摩着她的肩头。 李敏听到了父亲那颗慈祥的心在咚咚地跳，跳得好快哟！她想哭，但又使劲忍住了。因为父亲不喜欢爱哭的孩子，她也学会了克制自己。 “娇娃，爸爸想你呀！”毛泽东拍拍李敏的手。 “爸爸，我也想您，想您……”李敏还是忍不住落泪了。 毛泽东温情脉脉地望着李敏笑，好像在打量一个陌生人，良久才说：“坐，坐下来说……” “爸爸，您不认识我了，干么老是盯着我看呀？”李敏被父亲看得不好意思。 “看看我的娇娃长大了没有？看看我的娇娃长本事了没有？” “爸爸，我学会了做饭，学会了炒菜。”李敏很自豪地说。 “好，好！不靠天，不靠地，更不要靠爸爸。靠我不行，靠自己的一双手比什么都强，什么都能办到。”毛泽东又说，“要自强自立，不要告诉人家你是毛泽东的女儿，就说你是解放军干部。” “嗯……”李敏望着父亲点了点头。 “我的娇娃学会做饭了，可比妈妈当年有水平啊？莫得出洋相哟！”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在烟头一闪一闪的微光映衬下，他给李敏讲起一件往事： 那是三十年前的一天，红四军前委在闽西长汀召开整编会议。散会时已到傍晚，朱德和毛泽东一块离开会场。看着绵连起伏的山峦在黄昏中微微泛红，像抹了一层亮丽的油彩，朱德赞叹不已：“晚霞余晖还真是好看啊！润之，你看，就像出自画家之手的山水杰作哩！” “唐人李商隐诗云：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毛泽东望了一眼被山头碰碎一角的夕阳，然后说，“军长啊，天色已晚，该吃晚饭了，你就莫走啰，我来请你打牙祭。” “好哇，有啥子好吃的尽管摆出来，我的肚子早就咕咕地提意见了。”朱德笑着说。

贺子珍见他们来了，打了一声招呼就从厨房端出一锅热气腾腾的清汤，那扑面而来的热气还带着诱人的香味。两人都抽动一下鼻子，同时用贪婪的眼睛去搜寻那香味儿，然后会心地笑了起来。 二人坐稳后，朱德忙打开锅盖。只见他眉头一皱，顿时疑惑起来：“这锅里怎么飘着那么多毛毛呀？” 贺子珍一听，很难为情地说：“早上警卫员小吴拿来个纸包，也没说是什么东西，也没说这个东西该怎么个做法，我就这么放进水里煮起来了。”

毛泽东哈哈大笑：“这可是个好东西，叫燕窝，是一位房东特意送来慰劳我们的。我已经叫吴吉清按价付款了，东西是我们自己买下的。” 贺子珍望着那一锅带毛的燕窝汤，怪不好意思地说：“好东西被糟蹋了，这可怎么办呢？” “这有啥子难的，把燕窝毛统统捞起，就是上等的补品了。它肯定要比井冈山的南瓜汤好喝多了！”朱德说完就亲自动筷子打捞锅里的燕窝毛。 贺子珍摆上饭菜，毛泽东端起碗说：“我这里没有白酒，咱们就以汤代酒吧！”

朱德喝了一口汤，咂咂嘴赞叹道：“要得，要得，味道就是鲜美！” 毛泽东见朱德喝得开心，就高兴地说：“既然军长说好喝，那就多喝点……” 李敏做饭的水平可不如她的母亲。贺子珍除了这次“燕窝汤”的笑话之外，做别的饭菜还是挺拿手的。李敏想，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再加上她的实际操作，在做饭方面肯定能赶上母亲，兴许还能超过母亲呢！ 可实际生活起来，并不像小孩过家家那么简单。李敏遭到的挫折、出的洋相也不少，但她还是练出来了，顶天立地地挑起了家庭的担子，负起了生儿育女的责任。在持家方面，李敏没有辜负父母对她的期望。 李敏知道，自她离开中南海那个平凡而不平静的四合院以后，父亲再也听不到母亲的消息了，父亲再也无法了解到母亲的任何情况了。他们之间失去了她这座连接感情的纽带，从此他们变成了绝然不通的两极。父亲此时的心情是凄苦的、孤独的。 那次，父女俩单独坐了很长时间，李敏不想走，毛泽东也真想留她。尽管心中有百般不舍，但她还是向父亲辞行了：“爸爸，我要走了……”

“不要回去了，就住在这里吧！”

“不，我要回家，过段时间再来看您。”

“娇娃，你要常来看我啊！”

“我会的。”李敏含笑安慰道，“爸爸，你要保重身体呀！你是古稀老人了，到你的生日那天，我要来给你过七十大寿……” 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的生日。正如抗日爱国将领续范亭诗赞“先生诞日人不晓”那样，毛泽东总是悄无声息地度过他的生日，他的七十寿辰也是在无声无息中度过的。 这一天，李敏约她的堂姐毛远志一块到丰泽园给毛泽东过生日。一见面，毛泽东就颇动感情地说：“远志，你来啦！这么多年为么事不来看我，信也不写一封？我好想你啊！你的头痛病好了吗？” 是的，说起来已有十多年了，这期间除了李敏结婚那次，她就再也没进过丰泽园。她是多么想来看望伯父啊！但是她不忍心干扰伯父的工作和休息。另一方面，无心攀高附贵的毛远志也是在有意回避她和毛泽东的这种亲属关系。她从来不把自己与毛泽东连结起来，当说到毛泽东时，她总是称“毛主席”、“老人家”，从不用“伯父”这一称谓来显露自己的身世和背景。

毛远志上前紧紧拉住毛泽东的大手，凝视着他那略显苍老的面孔，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毛远志是毛泽民和王淑兰的女儿，毛泽东惟一的亲侄女，一九二三年生于韶山冲。毛泽民跟随大哥参加革命后，长期在外奔波，幼小的毛远志跟随母亲一起讨饭、打工，历尽千辛万苦。一九三八年，她随母亲辗转来到延安学习，并加入抗日民族先锋队，第二年调到中央军委二局做机要工作。建国后，她先后在江西省妇联、中南军区司令部工作。一九五四年转业后，先后在中央组织部、中央工业交通部做干部工作。 毛远志听毛泽东说话翁声翁气带有鼻音，知道他的鼻子不通气，就关切地问：“伯伯，你感冒了吧？” 毛泽东吸吸鼻子，拍拍毛远志的手说：“感冒未必是坏事，感冒一次就可以增强一次免疫力嘛！”

“不要大意，还是吃点药好。”

“不发烧就不要紧，过两天会自愈的。” 李敏看到毛泽东只穿一条棉毛裤外套一条呢子裤，就提醒道：“爸爸，天冷了，你要多穿点衣服。” “我不冷。不信，你摸摸我的手，热乎着呢！” 那天晚饭，除了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外，在坐的还有王季范、章士钊和程潜三位老人，李敏和毛远志坐在老人这桌。毛泽东只喝了一杯葡萄酒，便显出不胜酒力的样子。他谈笑风生地说：“做一次寿，这个寿星就长了一岁，其实也就少了一岁。还不如不过生日，让生日偷偷地溜过去，等到了八九十岁时，自己还没有发觉，这多好啊！”

过生日本来应该说一些“寿比南山”、“长命百岁”之类的吉利话，可毛泽东却在餐桌上纵论他的生死观。他毫不顾忌地说：“人啊，随时都可能死，骑马可能掉下来摔死，乘火车可能翻车撞死，坐飞机也可能坠落摔死……”

“所以，中央给你立了一条规矩，不许你坐飞机。”王季范说。

“我想，飞机我以后还是要坐的。人总是要死的，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嘛！”说完，毛泽东就开心地大笑起来。

送走了客人，毛泽东坐在办公桌前面对一张宣纸发怔，那是他新写的七律《吊罗荣桓同志》。诗曰：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自从最亲近的人李银桥和李敏相继离开中南海，又参加了“一辈子共事的人”罗荣桓元帅的遗体告别仪式，毛泽东心里一直是空落落的。他很少说话，总是吃不香睡不宁，显得心事重重的样子。他可能从罗荣桓的病逝中得到了什么感悟，比如他想到了死，尤其是病死的情形。毛泽东不是那种很在乎生命的人，但他很在乎生命的存在状态。他曾经预测过自己有五种死法，认为最痛苦的莫过于病死，他的母亲就是被疾病过早地夺去了生命。

“主席，你该睡觉了。”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不知什么时候走了进来。

“睡不着啊！小吴，你坐嘛！”毛泽东朝沙发指了指。

见吴旭君坐下来，毛泽东说：“我喜欢母亲，她是个善良的农村妇女，待人诚恳。尽管她不懂搞群众关系，可她为人很好，受人尊敬。她死的时候，来了好多人为她送殡，排着长长的队，跟我父亲死的时候不一样。父亲对人苛刻，我总忘不了这件事。”

吴旭君搞不懂毛泽东为什么突然谈起他的母亲，就顺着他的话题问道：“你母亲去世的时候，你不是不在她身边吗？”

“不在就不能听别人说吗？”毛泽东孩子似的争辩道。

母亲临终时，毛泽东确实不在她的身边。第二天他从长沙来到母亲的灵前，和泪写下了一篇情深义长的《祭母文》，其中佛家和儒家的思想成分各参其半：

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整饬成性，一丝不诡。手泽所经，皆有条理。头脑精密，劈理分情。事无遗算，物无遁形。洁净之风，传遍戚里。不染一尘，身心表里。五德荦荦，乃其大端。合其人格，如在上焉……

“你对你母亲怎么个好法？”被毛泽东戏称“无细菌”的吴旭君好奇地问。

“我作为儿子不够格呀！” 毛泽东摇摇头说，“生不能尽忠，死不能尽孝，我就是这样的人。”

“这也怪不得你。你那么早就投身革命，寻找真理，为解放全中国做出了那么大的贡献。你为母亲争了光，也算是尽孝了。”

吴旭君是福建德化人，一九五三年来到毛泽东身边担任护士长。进入中南海后，经常跟随毛泽东外出的吴旭君就忙得顾不了家，以致久不见妈妈的女儿把她叫作阿姨。有人问女儿你是吃谁的奶长大的？没想到她把小手往街头的奶站一指：吃叔叔的奶长大的……

“你对你母亲好吗？”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淡蓝色的烟雾从他的指尖飘起。

“好。”吴旭君说，“我母亲死得早，她也是病死的。那时我还不太懂事，大概只有八岁吧！不过，我记得她死时人们把她从床上搬到地上的席子上，然后用白被单把她从头到脚盖起来。我当时特地把母亲给我做的小红褂穿上，跪在地上大把大把地给她烧纸，我想让她看见漂亮的女儿在给她送钱。大人是这么说的，我也就这么信了。长大以后我有了自己的看法，不知对不对，我认为我们的政策应该改一改。”

“改一改？要改什么？”毛泽东问。

“活着敬上一杯茶，胜过死后烧纸马。我是主张对一个人好，就要在他活着的时候好好对待他，死后一旦怀念他时，也没有遗憾。如果生前对人不够好，等他死了又办酒席又戴孝，这一套对死者并没有什么好处，那只是为了给活人看。你觉得对不对！”

“在革命队伍里必要的追悼会还是要开的，这也是为了寄托哀思。这不像老百姓那样办丧事，那么热闹。不过你的问题我可以考虑一下。”

“主席，你是不是觉得这个想法不对？”

“我还要想想，作为政策，还要考虑。”毛泽东继续抽烟，沉思了一会儿突然说，“我死的时候你不要在我跟前。”

“主席，你别开玩笑了，假如真有那么一天，我怎么会不在你身边呢？我要做好防病工作，你得了小病我会及时给你治疗护理，不让你得大病。”

“不，我死的时候一定不要你在我跟前！”毛泽东坚持道，“我母亲死前我对她说过，我不忍心看她痛苦的样子，我想让她给我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我要离开一下。母亲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她同意了。所以直到现在，我脑子里的母亲形象都是健康、美好的，就像她活着的时候一样。现在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我想给你留下一个完美的印象，不让你看到我的痛苦……”

毛泽东与江青分居

一九六四年夏天，一场暴雨把暑气真正地带到了京城。三伏的天气热得发了疯，初升的太阳刚刚洒下一点光芒，地上就像被点着了火。

大学毕业的李敏带着火一般的激情走进了国防科委，成为一名光荣的军人。见习参谋的工资虽然不高，但毕竟有了稳定的收入，她认为应该自食其力了，于是不再接受父亲给她的补贴。从这个时候起，她开始过着一种独立的、普通干部那样的简朴生活。

走上工作岗位，李敏发现摆在办公桌上的飞机、导弹、原子弹等高、精、尖的军事科技资料，与她所学的专业完全不对口。面对隔行如隔山的陌生工作，她惟有一头扎进去，像小学生那样不懂就请教，从头学起，从实践中锻炼提高。她是一名军人，军人的职责要求她必须努力工作，坚决完成任务。于是，她又像中学时啃四大名著那样，一个难点一个难点地突破。

皇天不复苦心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努力，她能看懂资料了，也能分辨图纸了，工作起来也顺手多了。不久，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她在高中时的夙愿，和她的父母一样，成了革命队伍中的一员。

秋天的一个下午，满怀成就感的李敏带着儿子宁宁去看望父亲。到了菊香书屋，毛泽东正在休息，李敏只好在院子里一边逗孩子玩，一边耐心地等着。

宁宁这个名字还是他爷爷给起的，含有革命导师“列宁”的意思。毛泽东知道后非常赞赏，同时又希望外孙长大后能继承革命的事业，于是大名就叫孔继宁。毛泽东非常喜欢小宁宁，他像所有的老人一样对隔辈人格外的亲。闲暇时常去看望小外孙，有时还把小家伙抱在怀里，拍打着，亲吻着。

菊香书屋的院子好像是写在绿纸上的一个“田”字，草坪如毯，芬芳四溢。毛泽东很喜欢这里的自然景致，甚至不让工作人员清除院中的杂草。他还幽默地说：“莫拔莫拔，莫伤了无数生命。”小草不仅给他改善了恬适的环境，而且也给他置换着新鲜的氧气。

院子里还有一个小巧玲珑的养鱼池，里面养了一些小金鱼。五光十色的金鱼在水里飘来飘去，就像游动的花朵。这些小金鱼都是大大的脑袋，鼓鼓的眼睛，圆圆的嘴巴。它们一会儿摆首弄姿，一会儿相互追逐，美丽极了，也可爱极了。

看到水里活蹦乱跳的小金鱼，宁宁也跟着活跃起来。他指着一条正在摆尾吐泡的金鱼问李敏：“妈妈，小金鱼哭了。”

“小金鱼不会哭。”

“它听话吗？”宁宁伸出小手想抓金鱼。

“小金鱼离开水会死的，宁宁听话，不要动它。一会儿妈妈带宁宁去看姥爷。”

当李敏抱着宁宁走进毛泽东的卧室时，宁宁哇地一声哭了起来。孩子的哭声这么大，这么突然，好像是受到了惊吓。莫名其妙的李敏一边哄孩子一边回头看父亲，结果她也被吓了一跳。原来，躺在床上的毛泽东刚从北戴河游泳回来，身上盖着一个雪白的单子，只是把他那被晒得黢黑的脸膛露在外边。是姥爷的这种怪异模样让孩子害怕了。

李敏认为哄孩子的惟一方法就是给他点吃的，于是问毛泽东：“爸爸，您这儿有点心吗？给宁宁点，哄哄他，就不哭了。”

“没有点心，只有糖果。”毛泽东说完，并不起身给外孙拿糖果。李敏只好自己动手去取。

“莫要娇惯孩子。”毛泽东看了李敏一眼。

“只拿一块，就一块。”

“小孩子，莫要惯他。”毛泽东又重复一句。

“爸爸过去可不是这样，今天这是怎么啦？”李敏感到父亲对他的小外孙似乎有点不近人情。

宁宁拿到糖果后，那表情既高兴又委屈，小手紧紧地攥着那块来之不易的糖果，时而看看毛泽东，时而看看糖果。当然，他不会想到这是伟人姥爷给他的。

等他们离开毛泽东，走出中南海时，李敏发现宁宁手里还在攥着那块糖果，没舍得吃。李敏边走边寻思，是不是父亲对孩子要求太过分了？她忽然又一想，父亲绝不是那种容易发生疏忽的人，他这样做也许有他的道理。父亲是一个严格要求子女的人，他对我，对哥哥和妹妹不都是这样吗？

夕阳西下，余晖返照。五彩斑斓的秋景点缀着院落，使丰泽园里的古屋、古树、古桥更加清幽典雅。

在菊香书屋东厢房，毛泽东和江青正面对面地吃饭。家人都不在身边，尽管饭桌上的饭菜热气腾腾，但餐厅里还是冷冷清清的。两公婆依然是各吃各的菜，虽然没有喝酒，但脸上都有了一点颜色。

江青放下筷子，干咳一声，打破了餐厅里的寂静：“许多干部响应党的号召，都下乡去参加四清运动了，而北京有些人为什么迟迟不动？”

毛泽东盯着江青问：“你指的是什么？”

“我是说……唉，不说了，不说了！吃饭。”

江青这二年不再闲得无聊，也不再为闲愁所困。她一手抓“批判”，一手抓“创作”，大谈“京剧革命”，在觊觎已久的文艺界煽动极左思潮。不久前她在人民大会堂陪同印尼共产党领袖艾地的夫人看了一场《沙家浜》，还向艾地夫人吹嘘她插手改编的“革命样板戏”。

“我呕心沥血改编的京剧《红灯记》、《沙家浜》，在社会上引起了那么大的反响，可是……”江青把饭碗一推，也点上一支烟，袅袅轻烟在她的指尖缭绕升腾，“哼，文化部、中宣部、戏剧界的领导没有一个看得起我的，他们傲慢得很呢！”

“噢，怎么回事？”毛泽东问。

“你看，我现在身体好些了，想为人民做点事了。所以，一有时间我就往人民大会堂、天桥剧场跑，看排练、看演出、修改剧本。今天，我又在怀仁堂审查了舞剧《白毛女》……”

“在苏联我看过芭蕾舞《巴亚捷尔卡》，这种艺术很高雅，演员用脚尖跳舞，只怕比我们打仗还难。外国有的我们也要有，《白毛女》是我让他们改编的，不知搞得如何？”

江青满脸不悦地说：“把充满资产阶级靡靡之音的《白毛女》歌剧改编成舞剧，当然错不了。不过，还有不少问题，还得七修八改才能令人满意……”

“那你就多花点时间，费点精力，好好帮助团里弄出个中国式的芭蕾舞来。”

“我看透了，就是搞得再好，他们也不会满意的。”

“莫要急嘛，对新生事物要允许人家有个认识过程！”

“都像你这样支持我就好了，现在有些人的架子特别大，请都请不出来。”

“你搞得好，自然会有人来看。”

“不是你说的那样。”江青气冲冲地说。

“是哪样？”

“我认为不是好不好看的问题。很清楚嘛，是脑子里意识形态的问题。”把演戏当作战斗的“文艺哨兵”江青说，“你去年写的那首诗，我看也表露了你的心理状态。文艺思想上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政治上来……”

江青指的那首诗是《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不长安，飞鸣镝。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江青见毛泽东沉思不语，便知趣识相地离开饭桌，回自己房间去了。她忽然心生一计：《沙家浜》里的胡传魁搞“曲线救国”，我何尝不来个“曲线革命”？北京行不通，可以去外地找路子嘛！

正处于孤掌难鸣的江青，与“上海第一号人物”一拍即合，并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于是，她便一次次南下，进行一番番密谋。从此，有所收敛、深感“压抑”的江青便产生一种报复性的放纵，她要把过去的“遗憾”都找补回来。

李讷的岁月之船不知不觉驶进了一九六五年，那是她在北京大学的最后一个学年。母校就是半个母亲，随着毕业时间的临近，她对母校的情愫愈发深切。就要离开这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中国最高学府了，她经常披着霞光站在未名湖畔沉思。她留恋这里的湖光塔影，留恋这里的亭台楼阁，留恋这里的花草树木，还有那“槛外山光，窗中云影”。

像普通家庭的家长一样，毛泽东对自己的子女也寄予很大的希望，但他并不要求孩子去做什么科学家、政治家、文学家。他对孩子们说，只要你们能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就心满意足了。大学毕业后的李敏，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毛泽东就感到非常欣慰。

在毛泽东的爱护、教育和鼓励下，李讷在思想、学习、品德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步，在大学毕业前夕，她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毛泽东的儿女中，他最疼爱、最着意培养并寄予厚望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长子毛岸英，另一个是小女李讷。

李讷是毛泽东与江青的独生女，一九四○年八月即毛泽东与江青婚后的第二年生于延安。当时毛泽东四十七岁，江青也二十六岁了。老来得女，毛泽东对小女儿的宠爱是可想而知的，李讷也时常回忆她儿时的父女之情：

解放战争第二年，转战陕北的毛泽东发布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陕北战场形势有了根本好转，江青便从黄河东岸把分别九个多月的李讷接到身边。

父女重逢，毛泽东喜慰至极。他不顾身边还有工作人员在场，也不顾什么身份不身份，就一把抱起李讷，举到半空，颠一颠，又落下来，搂在怀里，拍打着后背，在小脸上亲了一口，嘴里不停地说：“娃娃，我的大娃娃，乖娃娃，爸爸可想坏你了！”

“小爸爸，乖爸爸，我也想你呀！”李讷搂住毛泽东的脖子，拍打着毛泽东的后背，撒起娇来。

“李讷，不能对主席这样，对主席要有礼貌。”负责照看李讷的韩桂馨在一旁制止道。

毛泽东含着一种护犊式的温情不以为然地说：“大娃娃就是大娃娃，小爸爸就是小爸爸。我们家里的主席是大娃娃，不是小爸爸。大娃娃，你哪儿想爸爸？”

“这儿想。”李讷的手指头点着脑门儿。

“还有那儿想？”

“这儿想。”小手按住心口窝。

“还有哪儿想？”

“嗯……这儿想。”她指指自己的脸蛋。

“脸蛋怎么会想呢？”

“想叫爸爸亲我。”

“哈哈哈……”毛泽东在李讷的脸上甜甜地连亲几下，天伦之乐骤然抚平了他那久锁的眉头。

从父亲的怀抱中挣脱出来，李讷表演了一段《打渔杀家》。毛泽东听到这奶声奶气拌和着黄河涛声的京剧，看到女儿乖巧伶俐的模样和充满童趣的表演，他的眼圈红了，湿漉漉的。

此后，父女俩几乎再也没有分开过。李讷受父亲的影响，从小就对中国的历史、文学感兴趣，而且是一点即悟，悟此通彼。她不但会演唱传统京戏，背诵古代诗词，而且还懂得很多历史掌故。后来，她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毛泽东四十年前曾在那里工作过的北京大学，就读于历史系。

这年夏天，从北京大学毕业的李讷，兴高采烈地对毛泽东说：“爸爸，我要去工作了。”

毛泽东问：“到哪儿去工作？”

“解放军报。”

毛泽东高兴地说：“解放军报是个好地方！”

李讷被分配到《解放军报》社当编辑。当时全国人民都在学习解放军，能穿上绿军装是人人羡慕的事情。李讷的长相酷似她的父亲，方方的脸型，大大的眼睛，高高的个头，她穿着一身军装更显得英姿飒爽。看着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小女儿穿着崭新的军装，佩戴鲜红的帽徽领章，毛泽东对她充满了厚望。他送给女儿四句“座右铭”：

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二、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三、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四、在命运的迎头痛击下头破血流但仍不回头。

在北京阜外大街南侧的一座青灰色大楼里，李讷开始了她人生的第一个重要旅程。李讷初到军报工作，化名肖力，对外采取了保密措施。尽管李讷很低调，大家还是知道了她的真实身份。于是，她不得不在一次大会上“亮相”来表明自己的态度：“爸爸让我告诉大家，我只上过几年学，很年轻，很幼稚，也很蠢。爸爸要我向叔叔阿姨学习，希望大家多多批评教育我……”

李讷走上工作岗位后，经济可以自立了，毛泽东就停止了对她的资助。毛泽东早就定下了家规，只要孩子们参加工作，拿到工资，他就不再补贴了。李讷搬到报社的单身宿舍，陪伴她的是一只父亲用过的旧箱子。从此，李讷就靠每月四十六元五角的工资过起了普通劳动者的生活。

一九六六年夏天，毛泽东最后一次回韶山，也是最后一次告别生他养他的桑梓之地。建国后，日理万机的毛泽东只回过两次老家。当然，毛泽东回家较少的原因并非如西楚霸王所说的那种“富贵不还乡”。晚年的毛泽东曾多次提出要回韶山看看，没想到就在中央政治局终于同意他回滴水洞静养的几个小时后，他老人家竟溘然长逝了。

六月二十八日，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隐居十三天的毛泽东，乘专列来到了武汉，住进风景秀丽的东湖宾馆梅岭一号。在一个宁静的夜晚，他放下手里的文件，扭动着腰肢在做健身运动。他突然想起了神医华佗创编的“五禽戏”，便跟着模仿起来。他先学老虎潜行，再学猴子抓耳，学着学着就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他觉得自己身上也有些虎气，也有些猴气，于是就独角戏般地自表自演道：“我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他们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

收到江青六月二十九日的来信，毛泽东觉得有许多话要对她说，于是就给她写了一封文字隐晦、含义深沉的长信。毛泽东在信中除了谈到一些重大政治问题外，还提醒江青要注意自身的缺陷。然而，江青不但没有帮上毛泽东的忙，反而所作所为与毛泽东背道而驰。

毛泽东和江青结婚快三十年了，西方人称之为银婚。有人说他们的结合是延安窑洞里的错爱，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李银桥却不这么认为，他曾这样说过：“江青与毛泽东结婚时，中国共产党处境还十分困难，夺去全国胜利还只是一种理想和信念。实际上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报纸还把我们骂成土匪。在投奔延安的大批青年中，也有的吃不了苦就当了逃兵。江青毕竟是留下来了。当时，她还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但是，正如毛泽东批评的那样，她是带着自身的种种毛病和缺点——个人主义、剥削阶级作风——来到革命队伍中的……”

实事求是地讲，毛泽东和江青的婚姻生活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矛盾的，他们婚后的初期阶段还是比较和谐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江青的工作主要是照料毛泽东的饮食起居，担负家庭主妇的角色。江青也善于观察毛泽东的生活习惯，毛泽东口味偏辣，她就让窑洞里飘满辣椒的香味；毛泽东喜欢京戏，她就给毛泽东放唱片；当毛泽东要抽烟时，她立即把烟递上，而且亲自点燃……在当时十分艰苦的环境中，江青履行了一个妻子应尽的责任。

大凡谈恋爱时，人们都喜欢显示自己的优点，而将缺点和毛病掩饰起来。一旦结了婚，朝夕相处，缺点和毛病就会渐渐地暴露出来。普通人是这样，江青也不例外。何况江青长得漂亮，而且又有点才气，就像好看的花儿多刺一样，漂亮的才女大多都有些个性。比如她爱出风头、争强好胜、心胸狭窄、报复心强等等，在日后有了一定的气候都陆续暴露了出来。

韩桂馨把江青爱出风头、爱表现自己、不为别人着想说成是一种“天性”。过去江青知道自己错了，有时也能做做自我批评，态度也还是诚恳的。比如有一次，韩桂馨帮毛泽东缝补衣服，补丁打好后，送给江青看。江青接过衣服，看看韩桂馨补的补丁，又捋捋她自己缝的衣服，将匀称的针脚捋出来让韩桂馨看。韩桂馨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眼里涌出了泪花，本能地朝后退去。可是，江青硬把她推到毛泽东面前，说：“老板，你看呀，阿姨给你补的补丁……”

毛泽东正写得专心，开始并没有听清江青在喊什么，只是随意掀了一下眼皮。正要低头继续写作，他的目光和韩桂馨的泪眼相遇了。毛泽东突然沉下脸来，并且听到了江青的话，立刻一拍桌子：“江青，你要干什么？”

江青一怔，松开了推韩桂馨的手。

毛泽东已经立起身子，表情严肃得不能再严肃了。他走到江青面前，指着她的鼻子喝斥：“你就是改不了你的资产阶级作风哟！阿姨缝得怎么了？我看就比你强！她是革命同志，是帮助我工作来的，你想干什么？你给我向她道歉……”

韩桂馨低着头走出房间，躲开了这个令她尴尬的场面。屋里，毛泽东还在批评江青。功夫不大，江青就来到韩桂馨的房间，态度十分诚恳地说：“韩阿姨，刚才的事都怪我。我不是故意的，我这个人就是这种急脾气……”

任何事物、任何人都是在变化之中，江青也不例外，她也在变。由于历史因素，再加上自身的个性，出身演员的江青后来又错登了政治舞台，而且扮演的是反面角色，她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一段令人扼腕的印记。

这年八月，从南方回到北京的毛泽东，突然提出要搬到游泳池住。当时毛泽东的活动非常频繁，要求见他的人很多，每次不是去钓鱼台就是去大会堂。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感到住在菊香书屋多有不便，尤其是乘车，他必须步行到丰泽园的门外，这给毛泽东的工作和生活带来很大不便，于是就选择了这个靠近中南海西门的游泳池。

游泳池是供中南海干部、职工游泳的场所，毛泽东本人也在那里游泳。北边是个露天的游泳池，到了冬季露天游泳池不能游了就转到南边的室内游泳池来。

从室内游泳池正门进去，是一个不大的过厅，过厅的右侧是一间同传达室似的小房子，其实是毛泽东当初来游泳的更衣室。过厅往北便是休息的大厅，穿过这座较高的大厅就可进入游泳池了。

毛泽东要求住在室内游泳池，可是这个公共场所哪有他老人家的住处啊？

毛泽东说：“那个更衣室我看就行。”

小小的更衣室用来给主席办公、休息，似乎显得过于褊窄了。可毛泽东不在乎，他说：“太小了怕么事，西柏坡的办公室只有二十平米，我们在那里打赢了三大战役。莫得关系，只要能摆个床铺，有张桌子、椅子就可以了嘛！”

毛泽东之所以看上了室内游泳池，除了足不出户就可以游泳外，一是那里的房间比较高，起码有五六米高，二是房间前面全是大玻璃窗，特别敞亮。相比之下，菊香书屋的老房子就感觉有些憋屈。而游泳池这边唯一的不足就是没有厨房，还得在原来的住处做饭，然后再把饭菜端过来。

毛泽东最后十年办公起居的地方，就是在这室内游泳池的更衣室，游泳休息的大厅成了他的书房兼会客室。从此，毛泽东接见外宾大多是在这里进行，人们在影视、画报上看到的毛泽东接见尼克松、田中、金日成等外宾的场景，都是在这个游泳池的休息室拍摄的。

做了十七年紫云轩主人的毛泽东搬进“游泳池”后，他的日常饮食起居仍由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照顾。

在毛泽东进住“游泳池”之前，江青也搬出了菊香书屋，搬出了中南海。

从此，毛泽东这个热闹的大家庭随着他与江青分而居之，随着孩子们相继离去而渐渐沉寂了下来。

后 记

中南海美丽而神秘，多少年来藏在深闺人未识。深隐于中南海的毛泽东的家庭，更是鲜为人知。那么，作为开国领袖的毛泽东，他究竟有一个什么样的家庭，他们的衣食住行如何？他们的情感世界如何？他们是否也有喜怒哀乐？是否也有儿女情长？本书将以纪实文学的形式向读者披露毛泽东及其家人从进中南海到文革之前在菊香书屋长达十七年的生活情况，其中也适当介绍了与毛泽东朝夕相处不是儿女胜似儿女的服务人员的工作情况。故事连着历史的风云，透着时代的内涵，充满了多样性、生动性、复杂性和特殊性。

毛泽东是一个卓越的国家领导人，同时也是一个非常称职的一家之长，他那勤俭持家、严格治家、舍小家为大家的高尚情操一直为广大群众所传颂。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人民的物质条件有了极大的改善，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我以为，作为中华美德的这些光荣传统不仅依然适用，而且还应发扬光大。书中记述的尽管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人和事，但愿它能为弘扬传统美德和创建和谐社会奉献绵薄之力。

草拟书稿时，除采访部分当事者或使用他们的回忆录外，还参考借鉴了新闻界、出版界、学术界人士的研究成果，他们是：李敏、李讷、刘思齐、邵华、孔令华、邸延生、丁力、东平、李家骥、李银桥、林青山、刘路新、权延赤、王凡、王朝柱、王鹤滨、王行娟、吴旭君、徐涛、阎长林、叶永烈、赵海洲、赵志超、周福明、朱敏、朱仲丽等。中央文献研究室对书稿进行了审查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台海出版社做了大量的指导性工作。我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武立金

2010年仲夏于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