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历千辛万苦和艰难曲折，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成功地开辟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这是一条中国式的、独特的革命道路，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1．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政局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腥风血雨笼罩整个中国，无数共产党人的鲜血染红了大地。据不完全统计，仅1927年就有10万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许多党的优秀干部，群众运动的领袖，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的工农民众、知识分子以及党外革命人士倒在血泊中，汪寿华、萧楚女、熊雄、陈延年、赵世炎、夏明翰、郭亮、罗亦农、向警予等一批党的著名活动家，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先后英勇牺牲，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在革命高潮时期加入共产党队伍的一些不坚定分子，有的叛变，有的脱党，有的发表退党声明，党员人数由原来的57000余人锐减到1万人左右。革命力量遭到严重摧残，全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

面对蒋介石、汪精卫的疯狂屠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杀绝、被征服，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拿起武器，高举起革命的旗帜，冲破反革命的高压，又继续投入战斗。许多共产党人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共产主义信念。夏明翰在就义前写道：“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广州起义领导人之一的周文雍在狱中写道：“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一些追求进步的人士，在革命的危难时刻加入到党的队伍中来。如年逾半百的老教育家徐特立、著名文学家郭沫若和在国民革命军中担任领导职务的贺龙、叶剑英、彭德怀等，都在这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逆转，反革命势力已经大大超过共产党领导的有组织的革命力量，全国范围的革命高潮已经过去，革命形势转入低潮。工农群众在大革命时期争取到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被完全剥夺，各地的工会被解散、封闭，大批工人失业，劳动时间延长；大批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失学失业，完全失去了民主、自由的权利；大革命时期被打倒的豪绅地主，疯狂向农民反攻倒算，农民协会被解散，农民领袖和积极分子被屠杀；土地日益集中，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农业生产日益萎缩，农村出现饿殍遍野、一片凄惨的景象。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处境也每况愈下，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的负担过重，处境悲惨，日趋破产。在大革命中退出革命营垒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不仅在政治上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反而在经济上也日益处于破产和半破产的境地。由于“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1】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不仅一个都没有解决，而且越来越激化。所以，中国革命的客观基础依然是深厚的，革命的低潮是暂时的，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重新到来。中国仍然需要进行一场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进入最艰苦的年代，即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新阶段，这就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2．从攻占中心城市到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艰难转变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使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到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1927年8月7日，党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讨论了党的工作任务，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

如何进行土地革命？应该如何开展武装斗争？如何用枪杆子来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建立新的革命政权？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当时，党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是不很明确的。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在发言中除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外，还提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是关于军事斗争问题，他批评党过去“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的偏向，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个论断是从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中取得的，它指出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实际上提出了以军事斗争作为党的工作重心的问题。二是关于农民土地问题，毛泽东提出应当规定大中地主的标准，并建议以50亩为限，50亩以上不管肥田瘦田通通没收。小地主问题是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不没收小地主土地，“则有许多没有大地主的地方，农协则要停止工作，所以要根本取消地主制，对小地主应有一定的办法，现在应解决小地主问题，如此方可安民”【2】。自耕农、中富农、中农的地权不同，农民要向富农进攻，所以要确定方向。毛泽东的这个建议是符合湘、鄂、赣、粤一带的土地占有情况，对于以后开展土地革命，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奠定了认识上的基础。但是，共产国际代表没有采纳毛泽东的正确意见。

为了使中国革命走向复兴，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派遣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赴江西九江，准备组织中国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中的一部分力量，联合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重回广东，以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8月1日凌晨，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委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在党直接掌握和影响下的军队2万余人举行起义，占领南昌城，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月3日，起义军按照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在起义前的决定，开始撤离南昌，取道临川、宜黄、广昌，南下广东，以期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并占领出海口，取得国际援助，然后重新举行北伐。起义军在撤出南昌后，没有认识到应就近到江西、湖南、湖北广大的农村，同还没有完全被反革命势力镇压下去的农民运动相结合，以便逐步积蓄和扩大革命力量，而是忙着南下广东，劳师远征，争取城市和出海口。这样就使自己陷入不利的境地，最后导致起义军全部失利。

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会在决定南昌起义的同时，还决定在工农运动基础好的湘、鄂、粤、赣四省发动秋收起义。1927年8月3日中央颁发《中共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发动秋收暴动大纲》，8月9日，中央派毛泽东为特派员，与彭公达一起到湖南，改组省委，领导秋收起义。

9月初，毛泽东赶到安源，在张家湾召开军事会议，传达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南省委的秋收暴动计划。

9月9日，起义从破坏粤汉铁路北段开始发动。9月11日，起义军分别从江西的修水、安源、铜鼓出发，进入湖南境内，会合平江、浏阳地区的起义农民，准备会攻长沙。起义军虽曾占领醴陵、浏阳县城和一些集镇，但遭到了远比自己强大的反革命的军队的抵抗，加上兵力分散、对敌情况估计不足、缺乏作战经验、有些指挥员指挥失当和邱国轩团叛变，因而先后遭到很大损失。第一团行至距长寿街十五里的金坪附近，邱国轩团突然叛变，袭击第一团的后卫。第一团腹背受敌，损失很大，团长钟文璋下落不明；第二团在攻击萍乡未克的情况下，遂转向西进，攻占老关，并进而夺取醴陵县城。但敌人立即由长沙调来两个营的兵力沿株萍铁路增援醴陵，二团放弃醴陵改取浏阳县城。部队攻占浏阳县城后，纪律松懈，结果遭到敌军反攻，全团溃散，团长王新亚化装出走下落不明；第三团先后攻占了浏阳县的白沙镇和东门市，连战皆捷。后来由于失去左右两翼配合，加之敌重兵反扑，经激战受挫，被迫放弃东门市，退至浏阳县上坪村。在军事进攻连遭失利的情况下，9月14日，毛泽东在浏阳上坪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命令部队迅速到浏阳文家市集中。9月15日晚，湖南省委作出决定，停止执行长沙武装起义计划。

继南昌、湘赣边界等地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又发动和领导了广州起义。1927年12月11日，中共广东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在张太雷、叶挺、周文雍、叶剑英等领导下，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全部、警卫团一部和广州工人赤卫队七个联队以及市郊部分农民武装联合举行武装起义。在广州的苏联、朝鲜、越南的部分革命者也参加了起义。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起义军占领了广州的绝大部分市区。随即成立以苏兆征为主席的广州苏维埃政府。由于未能及时退出广州，起义军虽在城内同英、美、日、法等国支持的国民党粤系军阀张发奎等部进行了顽强的战斗，但终因寡不敌众，在起义的第三天遭到失败。张太雷和许多起义者英勇牺牲。

除三大武装起义之外，党还在其他各地的武装起义中进行了艰苦的探索，有些起义经过艰难转战，坚持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发动农民，深入开展土地革命，逐步建立和发展了农村革命根据地。

1927年11月，潘汝忠、戴克敏、吴光浩等领导了湖北黄安、麻城武装起义，翌年五六月间，开辟了柴山堡根据地，从流动游击发展到固定割据，创建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1927年9月中旬，洪湖、鄂西、湘鄂边的党组织领导和发动了秋收起义。随后，在这些地区开展游击战争。1928年初，党中央派贺龙、周逸群等同志到湘鄂西，同当地坚持斗争的同志一起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洪湖和湘鄂西根据地。

1927年12月，方志敏、邵式平、黄道同志领导了江西弋阳、横峰地区的武装起义。起义后，迅速发动土地革命，建立了以弋阳、横峰为中心的赣东北根据地，后发展为闽浙赣革命根据地。

从这些起义的指导思想来看，党的工作重心实现从以城市为中心转变到以农村为中心的过程是非常艰难的。最初，党中央的指导思想和决策目标：主要是依靠党所掌握的武装和革命力量攻打大城市，比如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是典型的城市红色暴动。起义直接在中心城市发动，以占领城市为目标。这两次起义在直接目标上应该说在短时间内都达到了。即使其他在农村发动的起义，目标也是攻打、夺取那个地区的中心城市，如秋收起义就是要攻打长沙。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策，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历史条件能够提供给的、可供借鉴的只有一种经验，即中国共产党当时所了解的、所看到的、所参加的革命斗争都是从中心城市开始的，如法国的巴黎公社起义、俄国的十月革命、中国的辛亥革命、北伐战争等，都是攻打中心城市的模式。

其次，从中国共产党所信奉的理论，即从党的性质看，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天然就要和城市无产阶级的利益联系在一起。

再次，从当时革命的实践看，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活动舞台和主要工作就是在中心城市搞工人运动，成立工会、举行罢工，即党当时只有在中心城市开展工人运动的实际斗争经验。相对而言，党对于中国的农村和农民却了解甚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选择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

但是，这种选择很快就被残酷的斗争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武装攻打中心城市这条路行不通，即便是一时间夺取了城市，也是站不住脚。南昌起义坚持了三天，不得不率兵南下广东。广州起义和其他的以夺取城市为目标的起义，绝大部分都因遭受国民党的镇压而失败，都没有实现原来的目的。只有很小一部分在起义失败以后转移到农村去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

因此，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并不是中国共产党自觉的选择，而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在各地举行的武装起义失败的情况下，实行的一种被迫、无奈的选择。但就是这种非自觉的、被迫无奈的选择，对于中国革命说来又是非常重要的、正确的选择。正是从这种被迫、无奈的选择开始，中国共产党才走上了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艰难历程。在上百次的武装起义中，第一个带领起义部队走向农村，并成功地实现了从进攻中心城市到扎根农村这一根本性转变的，是毛泽东及其领导的秋收起义。

大革命失败后，党领导武装起义的实践表明，面对国民党新军阀在城市拥有强大武装力量的形势下，企图通过城市武装起义或进攻大城市来夺取革命的胜利，也就是照搬照抄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是不可能的。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仍然企图坚守大城市，结果只能导致更惨重的失败。实践证明：十月革命的道路不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各地武装起义的勃兴，形成了群雄割据、百川汇流之势，共同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各地武装起义，为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作出了贡献。

3．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工农武装割据局面的形成

（1）毛泽东“上山”思想

在秋收起义受挫的情况下，1927年9月19日，起义部队余部根据前委书记毛泽东的指示到达浏阳文家市。毛泽东主持召开前委会议，讨论下一步行动。师长余洒度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的原定计划。毛泽东主张放弃攻打长沙，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去，寻找落脚点。卢德铭等多数前委委员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通过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起义军撤离湘东地区，向南转移。

秋收起义部队向南转移，退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这是毛泽东作出的一个历史性的决策。这一决策的作出，是毛泽东“上山”思想实践的开始。

毛泽东“上山”思想的提出和形成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从6月中旬的“山区的人上山，滨湖的人上船，拿起枪进行斗争，武装保卫革命”【3】，这是毛泽东最早提出的“上山”思想；到7月4日认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4】，表明毛泽东的“上山”思想已经得到深化；7月20日，明确提出“农民自卫军”不能公开存在，必须“上山”【5】，这是毛泽东“上山”思想在组织准备方面的体现；8月9日，毛泽东又提出“纵然失败也不应去广东而应上山”【6】，这进一步反映了他“上山”思想的坚定；毛泽东同瞿秋白谈话，声称“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7】，这反映出毛泽东对“上山”后的依靠力量已有所考虑。由此可见，从“马日事变”后到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前，在毛泽东的脑海中，已经出现了“上山”的某种蓝图，思想上已经做好了“上山”的准备。

毛泽东强调的“上山”，其本质是什么？所谓“上山”，实质上就是在大革命失败后，要将党的工作重点，从敌人统治力量较强的城市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较薄弱、发展革命较有基础的农村、山区去，这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保存革命武装，积蓄革命力量的有效途径和方法，是中国共产党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重大设想。正是有了这种“上山”的思想基础，在文家市前委会议上，毛泽东才力主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向南转移，率领部队向湘赣南部农村与山区进军，创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2）文家市退兵

文家市中共前敌委员会会议结束的第二天清晨，毛泽东在里仁学校操场上，向全体指战员宣布前委关于行动方向的决定。他首先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形势，并针对指战员失败的情绪，满怀信心地说：现代中国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单有枪杆子没有“民众运动”配合也不行，这次秋收暴动，我们虽然受了点挫折，这算不了什么！常言道：胜败乃兵家常事，重要的是我们要从失败中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所以我们应当先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山区农村去，去保存革命力量，去发动农民革命。他还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我们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一个大水缸，我们这块小石头，总有一天要打破蒋介石的那口大水缸。

毛泽东的讲话，犹如在黑暗中射出的一道耀眼的光芒，照亮了全体指战员的心灵之窗，使大家豁然开朗。那种因严重受挫造成的沮丧和灰暗的气氛，一扫而光，人人心头像点燃了一把火炬。起义军在文家市住了两夜，便精神抖擞地举着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红旗离开了文家市，沿着湘赣边界山区南下，去寻找革命的落脚点。

在莲花县，毛泽东收到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送来的一封密信，得知：“宁冈县有我们党的武装有几十条枪”，根据这一信息，决定向宁冈进军。当天下午，毛泽东在县城召开莲花县党组织负责人会议。莲花县委领导朱亦岳等汇报了莲花县党组织和武装斗争的情况。毛泽东表扬了贺国庆等不怕危险，千方百计保存一支枪的革命精神，并就恢复发展党组织、开展武装斗争和进行土地革命等问题作了重要指示。同时，毛泽东还仔细询问了永新、宁冈的党组织和武装斗争的情况，尤其是井冈山上袁文才、王佐两支农民军的情况，并和莲花县的同志一起研究了行军路线。

（3）从三湾改编到大仓会见

在转兵南下途中，部队损失严重，思想混乱，组织很不健全，剩下的人数已不足千人。9月29日，部队进驻三湾村的当天晚上，毛泽东就在泰和祥杂货铺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总结了秋收起义以来的经验教训，分析了部队目前的现状，讨论解决问题的措施，决定对部队实行整顿和改编，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

第一，进行组织整顿。将不足千人的部队由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并重新任命了干部。整编时，在做好思想工作的基础上，采取自愿的原则，愿留则留，愿走则开具证明并发给三至五元的路费。

第二，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并设立党代表制度。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的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

第三，实行军队内部的民主制度。在连以上建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制度，在政治上官兵平等。

毛泽东通过“三湾改编”，开始从根本上解决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确立新型的官兵关系，从而为建设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湾改编在人民军队建军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相关链接：三湾改编的意义

“三湾改编的重要历史意义，就在于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新型革命军队的基础。后来，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继续从政治、思想方面肃清旧式军队的残余习气，更加完整地建立了和形成了革命军队的组织、制度和作风。毛泽东同志系统的建军思想，也正是在这个问题时期通过实践逐步完成的。到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在古田召开，毛泽东同志的一套经验，便基本总结起来，这就成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和光荣传统。几十年来，它一直对革命战争和军队的建设起着极其深远的影响。”【8】

经过三湾改编，工农革命军的面貌焕然一新。

工农革命军从三湾出发，于10月3日当天进抵宁冈古城。当晚，毛泽东在联奎书院的文昌宫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即古城会议。会议传达了八七会议的精神，总结了秋收起义以来的经验教训，着重讨论了关于在井冈山“安家落户”、建立根据地的问题，并确立了对袁文才、王佐两支农民武装采取团结、改造的方针。

工农革命军要在井冈山落脚，得不到袁文才、王佐的允许是根本不可能的。

袁文才、王佐虽早年出身绿林，但大革命时期都受过革命风暴的洗礼，且袁文才还是共产党员，但他们对前来的这支工农革命军毕竟还是不甚了解，担心这支比他们力量大得多的部队上山会不会“火拼山寨”，夺取他们原有的地盘，心中难免存有疑虑。古城会议期间，袁文才的代表曾表示：可以接济工农革命军一些给养，请工农革命军“另择高山”。当时工农革命军中，“有人曾提议，解除他们的武装，把他们解决，他们那几十支枪，一包围缴械就完了。毛泽东同志说，谈何容易，你们太狭隘了，度量太小啦。我们不能采取大鱼吃小鱼的吞并政策，三山五岳的朋友还多呢！历史上有哪个能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灭掉？三山五岳联合起来总是大队伍。毛泽东同志说服我们，不能只看到几十个人、几十杆枪的问题，是个政策问题；对他们只能用文，不能用武，要积极地争取改造他们，使他们变成跟我们一道走的真正革命武装。”【9】这是关系到工农革命军能不能在井冈山地区站住脚跟的关键性决策。袁、王部队的人数虽不多，但在当地有相当的社会基础，许多群众拥护他们。尽管他们还存在这样或那样一些缺点，但仍然是可以教育和改造好的。如果当时采取了有些人所主张的那种狭隘和鲁莽的做法，而不是取得他们的支持，很难设想能够在井冈山建立起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古城会议确立了对袁、王采取团结、改造的方针后，毛泽东便和龙超清、龙国恩等进一步研究了会见袁文才的具体事宜。经商定，10月6日在茅坪附近的大仓村会见袁文才。袁文才非常敬佩毛泽东的学问、胆识和为人，但左右一些人总有点疑虑。所以，在10月6日会面时，袁文才在林家祠堂埋伏了20多个人、20多条枪，做了必要的防备。根据袁文才等人绿林重义气、多猜疑的特点，毛泽东只带了几个随行人员前往大仓村。当袁文才等人看到毛泽东只来了几个人也就放心了，埋伏的人枪始终没有出现。

相关链接：大仓会见细节

“大仓会见是在寒露节前两天，毛委员是由古城至龙市，由龙市经茶梓冲进来的，共来了七人五匹马，有的穿大衣，有的穿长衫。毛委员披了一件大衣。袁文才当时不了解毛委员的部队，心里有点怕，预先在林家祠堂埋伏了20多个人、20多条枪，这20多个人始终没有被毛委员发现。袁文才、陈梦平、邱凌岳、李筱甫等在林家祠门口石桥上等候毛委员。在石桥上可以看得很远，如果发现毛委员带兵来，便命令祠堂里的人马准备战斗。后来见毛委员只带了几个人来，便迎了上去，一直带到林风和家，吴石生在林风和家门口杀猪迎接毛委员。毛委员和袁文才等在林风和家吊楼上边吃瓜子、花生、喝茶，边谈话。

……

会见那天，毛委员在林风和家吃了中饭，他和袁文才从上午10点谈到太阳快落山，离开林家时，袁文才给了毛委员1000块大洋，其中袁文才自己200元，在马源坑钟家借了300元，在林风和家借了500元。毛委员还决定赠送100支枪给袁文才。

……有一天，我问袁团长，会见说了些什么，袁文才告诉我说：毛委员讲，听说‘八一’部队会下广东，他准备去韶关，找贺龙、叶挺的部队，留下的部队就交给我带。我问他留下的是些什么人？他讲有连长、营长、还有师长。袁文才说，这么多大人物，我一个初中生能带得下去？于是，决意推辞，口里却说：既然你们来了，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伤员和部队的粮油我管，但钱宁冈有限，还需要到酃县、茶陵、遂川一带去打土豪，毛委员听得袁文才这样讲，就高兴地留下伤员和留守机关，然后就带领部队去了湖南。以后，等到朱德部队来了宁冈，我们方才明白，大仓会见，原来毛委员是看中了宁这个地方，要联络朱德，在这里革命。”【10】

在林风和家的吊楼上，毛泽东向袁文才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的政治形势和革命前途；说明了工农革命军要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意图和打算；赞扬袁文才在艰苦复杂的条件下为革命保存了枪支和部队，并希望他今后为革命做更多的工作。最后，毛泽东表示，为了增强井冈山的防卫力量，决定赠送100条枪给袁文才部。袁文才完全没有想到，毛泽东不仅没有缴他们的枪的意思，反而一下子就送给他们100条枪。在“有枪就是王”的年代，这100条枪是何等的珍贵。这使袁文才非常感动，回赠工农革命军1000块银元，他答应：部队需要的粮食和在山上建立医院、留守处这些事，都包在他身上，部队明天就可以上山。

（4）红旗插上井冈山

10月7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在宁冈县党组织和袁文才的协助下，工农革命军在茅坪的象山庵建立后方留守处，把一部分军需物资保留下来。同时，在茅坪的攀龙书院办起了后方医院，把伤员安置下来。不久，毛泽东率领主力部队沿湘赣边界开展游击活动，10月13日，抵达酃县的水口村，从报纸上看到了南昌起义军在广东失败的消息，放弃了准备退往湘南的想法，坚定了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主张。

为贯彻落实三湾改编的精神，10月15日，在叶家祠亲自主持了赖毅等六名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不久，毛泽东获悉湘军两个团分两路从茶陵前来进攻革命军，就派第一营党代表宛希先率一营的两个连到茶陵进行游击战争，扰乱敌人的后方，打破敌人的进攻计划；毛泽东率团部、第三营和第一营的一个连经中村、下村于22日转入江西遂川县境内。23日清晨，突然遭到遂川县地主武装肖家璧靖卫团的袭击。因人地生疏，部队仓促应战，前卫第三营同团部失去联系而辗转南下，后同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军余部会合；毛泽东率团部和特务连撤退，一直退到井冈山南麓的黄坳，收集失散人员40多人，部队状况十分狼狈。

10月24日早晨，工农革命军集合在荆竹山村口的大路旁，毛泽东站在村前雷打石处，向部队进行动员讲话。他先介绍了王佐派来的代表，接着，毛泽东讲：今天，我们就要上井冈山，要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大家要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和王佐的部队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没有群众的支持，根据地是建立不起来的。于是，毛泽东宣布了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打土豪筹款子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随后，毛泽东率领部队来到大井，受到王佐及其部队和群众的热烈欢迎。毛泽东指示送给王佐部队70条枪，王佐也资助工农革命军500担谷子和一些银元。10月27日，工农革命军进驻茨坪。11月初，毛泽东率领部队回到茅坪，开始创建以宁冈为大本营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转战，行程一千多华里，终于把革命的红旗插上了井冈山之巅。

毛泽东选择井冈山创建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决不是偶然的，是经过了反复调查研究和审慎选择的结果。

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位于湖南、江西两省之交的罗霄山脉中段，包括湖南的茶陵、酃县，江西的莲花、永新、宁冈、遂川和井冈山，面积7200多平方公里，人口50余万。【11】

毛泽东在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失利后，审时度势，果断调整了革命前进的方向，率领工农革命军历经艰辛，来到湘赣之交的罗霄山脉中段，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

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之后所面临的当务之急，就是要解决在农村环境下怎么生存、如何发展的问题。

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怎么打退敌人的军事进攻和战胜敌人的镇压的问题。国民党是决不会允许红军存在的，所以红军转移到农村后就不断遭受到敌人的军事进攻。从1927年10月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到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下山的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内，先后遭受了敌人4次“进剿”和3次“会剿”。面对敌人对井冈山的军事进攻，红军采取了集中兵力以对付敌人，机动灵活、声东击西的“打圈子”方法打击敌人，连续取得龙源口大捷和三次攻占永新等战斗的胜利。反“会剿”战斗的残酷使井冈山军民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感受了胜利的喜悦，同时也使井冈山军民从中感悟到，只要根据地军民敢于并善于拿起枪杆子同反动军队进行武装斗争，就能够做到既把敌人置于死地，又让自己得以生存。

面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获得农民的支持。共产党和红军要在农村生存发展，最重要的是要依靠广大农民。但是，要得到农民的拥护与支持，首先就要给农民以实实在在的利益，要让事实使农民认可共产党是农民利益的代表者。农民所关心的最大问题当然是土地问题。共产党要取得农民的支持，就必须解决给予农民土地的问题，也就是要消灭千百年来亿万农民受苦受难的根源——封建土地所有制。

虽然党的八七会议把开展土地革命明确规定为新时期党的策略总方针，但是还没有解决如何具体进行土地革命的办法。1927年11月到1930年6月期间，党中央虽然提出了一系列土地革命政策，但由于一没有实践经验，二共产国际指导的不正确，所以这些政策绝大多数都有“左”的错误。这些有“左”的错误的政策实际上在开展土地革命的具体实践中根本行不通，也不可能真正解决土地问题。所以，各根据地都从实际斗争出发，进行了开展土地革命斗争的探索。

从1927年10月开始，毛泽东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同时，就开始进行土地革命斗争的实践，通过1927年10月到1928年底的土地革命实践，制定并颁布中国共产党第一部成文的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为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面临的第三个问题，就是怎么建设和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问题。根据地是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基地和保障。所以毛泽东非常重视根据地建设，提出要建设革命的大本营，建设红色政权，建设红军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毛泽东1927年十上井冈山后，立即指导红军帮助地方建设红色政权，先后于1927年11月在茶陵、1928年1月在遂川、1928年2月在宁冈、永新、莲花等县先后建立工农兵政权。1928年5月又领导成立了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作为最高红色政权机关，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1928年5月还在宁冈茅坪召开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了湘赣边界第一届特委会，作为地方党的最高领导机关。

经过一年多的实践，毛泽东对上述问题有了初步的认识。他认真而深刻总结了这个时期的经验并上升为“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初步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理论的基本思想。

实践证明，毛泽东选择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是完全正确的。经过艰难转战，毛泽东以井冈山为依托，以宁冈为中心，开始进行“工农武装割据”的伟大斗争，开辟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是一个极其英明、正确的决策，这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开篇，这是中国革命的一个伟大创举。从此，中国革命便沿着毛泽东开辟的这一条道路，从胜利走向胜利。

4．毛泽东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新道路

毛泽东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遇到了两个必须解决的难题：一是在农村环境中，以农民党员为主要成分的共产党如何保持无产阶级先进性？二是党的工作重心到底是应当放在农村，还是城市？第一个问题是解决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关键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解决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核心问题。

为此，毛泽东做了不懈的努力。毛泽东在井冈山时就深深感到了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重要性。他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分析了井冈山地区党的建设存在的问题，指出：“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12】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闽西后，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对党和红军的影响更加严重了。因为在下山的过程中，红四军屡打败仗，原有的力量损失很大。新加入了很多农民成分的士兵和党员，还有很多俘虏兵。他们带来了种种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主要表现为：极端民主化的思想意识，中心口号是反对党领导一切；轻视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工作、单纯强调依靠打游击等。

当时正值红军初创时期，党、军队和根据地的建设到底怎样进行，没有经验可供借鉴和参考。因此，在红四军党内就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认识。毛泽东强调党要实行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思想教育，要用无产阶级思想来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的意见虽然正确，但当时还没有引起红四军党内多数领导人的重视，还不可能被红四军党内绝大多数人所接受。所以就如何建党、建军问题上，展开了一场争论。这场争论的发生，在当时完全是正常的、不可避免的。这场争论，实质上是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如何在建党、建军和革命战争中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争论的集中表现是红四军党的“七大”，最后的结局就是红四军党的“九大”，即古田会议。

古田会议着重解决了在中国农村游击战争的特殊环境下怎样建设党、怎样建设人民军队的原则问题。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反映出来的建党路线和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不一样的。古田会议决议在党员成分的问题上和党的发展问题上，完全是从实际出发努力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古田会议提出的入党条件，虽然不是严格的标准，但都是很实际的问题：（1）政治观念没有错误（包括阶级觉悟）；（2）忠实；（3）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4）没有发洋财的观念；（5）不吃鸦片，不赌博。这些标准就是要尽可能多地吸收党员，扩大党的组织。但是在党的先进性问题上，却是毫不含糊的。古田会议决议，对当时党内出现错误思想的表现及其来源作了深入的分析，并提出了纠正的方法。通过这些办法，毛泽东和红四军的党组织一起探寻了一条建党新路。这条建党新路就是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同时从组织上加强建设，通过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使农民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化。不是用单纯靠吸收工人入党，靠加大工人的成分的做法，而是另辟蹊径，找到了一条新路。以农民成分党员为主并不可怕，有非无产阶级思想也不可怕，就是要通过用加强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去克服农民、小资产阶级身上的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的途径，造就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写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三篇文章以后，又先后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文章。这些文章是毛泽东在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胜利和失败的曲折，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写出来的，系统地阐述、升华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这些文章所总结的内容非常鲜明地体现了毛泽东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在许多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不认识到这种特点，或者否认这种特点，都是错误的。毛泽东从中国革命的特点出发，从中国特殊的国情出发，对中国革命作了精辟的分析，阐明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形成了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

归根结底，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就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

毛泽东曾经指出：“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无疑义地是正确的，”【13】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基本内涵，是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根据地为基本依托。

【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页。

【2】《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8～209页。

【3】《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4页。

【4】《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5页。

【5】《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6页。

【6】《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9页。

【7】谭震林：《回忆井冈山斗争史》，《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0页。

【8】罗荣桓：《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23～124页。

【9】何长工：《改造袁、王与“双枪兵”》，《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47页。

【10】苏兰春：《回顾宁冈的革命斗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90～91页。

【11】湖南省酃县现已更名为炎陵县；江西省宁冈县现已与井冈山市合并组建新的井冈山市。

【12】《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7页。

【1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