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没有武装斗争，就不可能夺取政权，就不可能进行土地革命。因此，工农割据，必须是武装的。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过程中，由于“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1】并且“红色区域内部的一切组织和斗争是直接地配合战争的，红色区域外部的一切组织和斗争是间接地配合战争的。”【2】所以，在边界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

军队是开展武装斗争的最高组织形式。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如果没有一支自己的军队，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革命任务。“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3】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一直殚精竭虑为缔造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而努力。

（一）锻造一支铁的军队

1．必须建立和健全党的各级组织，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的军魂，也是人民军队区别于其他任何军队的根本标志。

在三湾进行改编时，毛泽东总结北伐战争直至秋收起义以来的经验教训，深感在部队中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制度是十分必要的，尤其是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对于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认识它的重要性。所以，在1928年11月25日向中共中央写的报告中，毛泽东再次强调了在军队中建立和完善共产党组织及其领导的极端重要性：“党代表制度，经验证明不能废除。特别是在连一级，因党的支部建设在连上，党代表更为重要。”【4】“党的组织，现分连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级。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5】

军队中党的组织建设的问题，关系到军队的根本性质，是缔造新型人民军队的一个中心环节。从井冈山斗争时期开始，毛泽东就始终把军队中党的组织的建设问题，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实践证明，只有在军队中建立健全和完善共产党的组织，才能确保实现无产阶级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通过共产党）。只能这样，才能切实保证这支军队成为共产党领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革命斗争服务的、新型的人民军队。

但是，在保持和维护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红四军党内甚至领导层内，是有争议、有曲折的。事情的原委与中央的“二月来信”有关。

1929年1月朱毛红军下山以后，在游击赣南、闽西的过程中，红四军前委于4月3日在瑞金收到中共中央2月7日发来的给润之（毛泽东）、玉阶（朱德）两位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的指示信，即“二月来信”。来信对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和客观形势都作了悲观的估计，对红军的行动方针提出了错误的主张。要求毛泽东和朱德立即“应有计划地有关联地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为了隐匿大的目标，来信还要求毛泽东、朱德“应毅然脱离部队，速来中央”。

1929年4月4日和4月5日，红四军前委在瑞金召开扩大会议，认真讨论中央“二月来信”。讨论后的意见，集中体现在4月5日毛泽东在瑞金以前委的名义给中央写的一封回信中。毛泽东就目前局势和“分兵”等问题，谈了前委多数同志的意见，认为中央“二月来信”对时局的估量“太悲观”，是“不正确的”。在中央要求朱、毛离开红四军的问题，毛泽东从党内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出发，以坦荡的胸怀和高超的艺术提出，如中央坚持要朱、毛离开红军，就请速派刘伯承、恽代英二人前来接替：

中央若因别项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来。我们的意见，刘伯承同志可以任军事，恽代英同志可以任党及政治，两〈人〉如能派来，那是胜过我们的。【6】

中央收到前委的信后，在周恩来的进言和努力下，没有坚持原议，朱、毛因此没有离开红四军。但中央“二月来信”在部队中产生了负面影响。

红四军自1929年1月从井冈山突围到赣南、闽西以来，连续三四个月的游击奔波，鞍马劳顿，军情紧迫，环境艰苦，军部领导人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在应付追敌和恶劣环境，较少顾及其他，因之红军中的思想政治工作有所放松。而红四军的官兵来源于各个方面，既有从农民起义队伍中来的，又有从旧军队中来的，还有的来自绿林武装和散兵游勇，他们中原本就或多或少存在着单纯军事观点、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由于红军处于初创时候，对许多问题的认识是很不一致，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有所弱化，加上恶劣的游击环境，军中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便有所发展、蔓延。随着斗争的深入，红四军党内的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分歧，也愈来愈明朗化，并日益反映到党内以及部队领导机关中来。中央“二月来信”传达后，又加剧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蔓延。前委对此又未能取得统一的认识，因此，出现了一些问题上的争论。

红四军党内争论的主要问题集中在：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民主集中制问题、反对军阀主义残余问题、建立根据地问题等方面。这些问题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要不要设立军委”的问题上。

红四军创立之初就设有军委，毛泽东、朱德、陈毅都分别当过军委书记，但军中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前委。1929年1月，朱、毛红军下山以后，为了应付险恶的局面，简化领导审批手续，曾一度取消了军委，统由前委指挥。1929年5月，中央派刘安恭到红四军来任职，于是，前委决定恢复2月初罗福幛会议上已撤销的中共红四军军委，指定刘安恭担任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

毛泽东提议恢复临时军委，初衷是希望临时军委能协助前委，为加强军队建设做些事情。但刘安恭主持临时军委工作后，作出的第一个决议，竟然是限制前委的权力，规定前委以后“只讨论行动问题”，就是只讨论红四军的作战行动方针，不要管红四军其他问题。如按这个决议实施，前委就要被架空，无法领导全面工作。消息传到毛泽东处，毛泽东甚感惊讶，认为这是军委在与前委分权。1929年5月底，毛泽东在永定湖雷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对前委与军委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一次讨论。在会上，红四军领导层内部出现严重分歧。

1929年6月7日，红四军取得上杭县白砂战斗胜利。8日，毛泽东决定当晚继续召开前委扩大会议，讨论要不要设立军委问题。如同湖雷会议一样，白砂会议又风云骤起，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朱、毛间意见不一。毛泽东看到意见不仅得不到统一，反而愈争愈烈，便愤而提出辞职。

最后，会议采取举手表决的方式对设不设立军委的问题进行表决。表决的结果是：36票主张撤销临时军委，5票赞成成立正式军委。于是，临时军委被撤销，刘安恭的临时军委书记自然被免除，他所担任的军政治部主任也被免除，前委将他调去担任红二纵队司令员。

6月14日，毛泽东根据前委的决定，以给林彪回信的方式，写了一篇长文，就全军党内争论的问题，详细陈述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在信中将红四军党内的争论，归纳为十四个问题，还详细分析和批评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小团体主义、放任纪律等错误观念，信的最后对其坚辞前委书记职务一事作了解释。6月15日，朱德也根据前委的决定，给林彪复信一封。他在信中表示了与毛泽东不同的看法。

1929年6月19日，红四军三克龙岩后，陈毅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研究当前的工作，决定召开红四军党的“七大”。毛泽东建议用通过总结过去斗争经验的办法，讨论四军党内争论的问题，统一认识。

1929年6月22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公民小学召开。大会由代理前委书记陈毅主持，毛泽东、朱德和其他一些代表在会上作了发言，大会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在进行大会选举时，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落选，陈毅当选。大会决定将选举结果报中央批准。毛泽东在红四军党的七大落选，铸成历史上的一大曲折。之后，毛泽东离开前委到闽西特委去帮助工作和养病。

红四军党的“七大”后，党内争论逐渐停止，但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不仅因为军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尤其是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没有受到批评而加以纠正，还因为毛泽东在会上落选使矛盾更加尖锐起来。会后，陈毅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

1929年8月底，中共中央召开临时政治局会议，听取陈毅关于红四军情况的报告。随后，组成了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三人小组，围绕红四军的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取得了一致的看法。随即，陈毅受周恩来的委托，就所讨论的问题代表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致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周恩来对这封指示信认真审阅后，于1929年9月28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签发。中央“九月来信”明确指出：“毛同志仍应为前委书记”，支持毛泽东回到前委领导岗位。

陈毅从上海返回红四军于10月22日来到东江松源，与朱德等人会合。当晚在松源召开前委会议，传达中央“九月来信”精神。会后，陈毅将中央“九月来信”和自己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派专人给毛泽东送去。11月18日，在上杭陈官庄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会议正式决定恢复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职务。11月下旬，毛泽东收到陈毅从上杭陈官庄的来信，立即与中共福建省委巡视员谢汉秋等人一起，从苏家坡村出发，于11月26日抵达长汀城，回到红四军前委的领导岗位。

相关链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的信

中央：

我病已好，十一月二十六日偕福建省委巡视员谢同志从蛟洋到达汀城与四军会合，关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7】

12月中旬，红四军在新泉正式开始全军军政整训。朱德负责军事整训，毛泽东和陈毅负责政治整训，为即将召开的红四军党的“九大”起草和准备各种决议案。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毛泽东认为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将红军建设成为一支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如何将以农民、小资产阶级成分占多数的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

1929年12月28日，中共红四军“九大”在上杭县古田镇曙光小学召开，“九大”因在古田召开，史称“古田会议”。古田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史上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和深远影响的重要会议。这次大会所通过的决议案，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光辉结晶，不仅是指导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也是指导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毛泽东为这次大会的胜利召开和各种决议案的形成，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大会通过的决议，传承和发展了中共中央“九月来信”的指示精神，闪耀着毛泽东建军思想的光辉。周恩来、朱德、陈毅以及红四军广大共产党员，都为大会的胜利召开和决议案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大会决议案所蕴含的光辉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创造和智慧的结晶。古田会议后，红四军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大会的精神迅速在红四军中传达贯彻，并且先后在赣西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其他红军部队，乃至全国许多革命根据地的红军部队中贯彻执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必须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建立官兵平等的新型官兵关系

从三湾改编开始，毛泽东就在工农革命军内积极实行民主主义制度，建立平等的新型官兵关系。实行民主主义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在军队内设立士兵委员会。

士兵委员会是士兵群众自己的组织，代表士兵的利益，并监督经济、做政治工作和做群众工作。在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从军到师、团、营、连都设立了士兵委员会。除此之外，在工农革命军中，还废除了雇佣制，实行集中指导下的政治、军事、经济三大民主。“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么人。”【8】官长不打骂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官、兵、伕亲密无间。一副对联深刻反映了红军和白军的区别：“红军中官兵伕薪饷一样，白军里将校尉饮食不同。”正如毛泽东所言：“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武器。”【9】

3．必须明确人民军队的“三大任务”，强调军队的纪律教育

井冈山斗争时期，为建立一支具有铁的纪律的人民军队，毛泽东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1927年12月29日，毛泽东在砻市沙州上召开了大会，宣布处决陈浩等4个叛徒后，总结了工农革命军攻打茶陵的经验教训。他强调指出：我们是工农革命军，是人民的子弟兵，它区别于中国历史上任何旧式的军队，是一支共产党领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军队。因此，我们的军队决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去打仗的；如果离开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失去了我们工农革命军存在的意义。所以，我们工农革命军决不是单纯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总之，我们工农革命军要做群众工作，我们的每个干部战士都要学会做群众工作。只有充分发动群众，团结和依靠群众，革命才会胜利。

接着，毛泽东向工农革命军郑重宣布了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做群众工作。

毛泽东为工农革命军规定的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三位一体的任务，指明了工农革命军必须为共产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奋斗，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的利益服务，反对一切与此相反的脱离共产党的领导、脱离人民群众、脱离政治的军阀主义倾向和各种错误思想。这就进一步明确了工农革命军的建军宗旨和它的阶级性质，从而使工农革命军同国民党的反动军队及一切旧式军队从根本上划清了界限。毛泽东为工农革命军制定的“三大任务”，后来不断发展完善，逐步形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和生产队的思想，在整个人民军队的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并成为一种优良的革命传统。

从秋收起义开始，毛泽东就一直非常注意工农革命军的群众纪律问题。然而，由于环境艰苦再加上旧军队作风的影响，所以还是不断有违反群众纪律现象发生，随便拿老百姓的东西、打土豪缴获的东西不上交等。根据部队中存在的这些违反群众纪律的现象，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逐步为部队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后来，“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内容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也不断补充、修改和完善。1929年1月，红四军进入赣粤边三南地区（龙南、定南、全南），由于这些地方比较闭塞，封建势力很强。部队到达之后，没有进行调查了解，还是按照过去习惯，到野外大便，随便到沟里、河里洗澡，结果引起群众的严重不满。毛泽东在群众中了解到这些反映后，立即把六项注意改为八项注意：洗澡避女人，大便找厕所，并迅速向部队进行宣传。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制定、颁布和执行，生动地反映了新型人民军队和国民党军队以及一切旧军队的本质区别，深刻体现了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正因为如此，工农革命军所到之处，总是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拥护，军民之间形成了鱼水般的亲密关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制定、颁布和执行，对工农革命军、工农红军以及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和发展，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激流归大海

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指出：“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10】因此，“割据”必须是“武装的割据”。

1．改造袁、王部队

要发展壮大革命队伍，就必须彻底改造袁文才、王佐两支农民武装。因此，自古城会议确定对袁、王部队采取团结、改造的政策后，毛泽东就十分重视和关注这项工作。

1927年10月16日，正当工农革命军沿湘赣边界开展游击活动时，应袁文才的邀请，毛泽东在湖南酃县水口派游雪程、徐彦刚、陈伯钧等党政干部，前往茅坪附近的步云山，帮助袁文才训练部队。毛泽东亲自给部队讲政治课，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使大家明白工农革命军的性质、任务与反动军队的本质区别，通过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教育，使大家懂得了许多革命的道理。随后，在征得袁文才的同意后，逐步在部队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设立党代表。这样，经过几个月的政治教育、军事训练和组织整顿，袁文才这支农民军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面貌也焕然一新。

1928年1月上旬，何长工完成与朱德部联络任务回到井冈山后，受毛泽东的委派，只身一人来到王佐部队，担负起毛泽东交给他的光荣使命——改造王佐部队。王佐为人讲义气，重交情，自尊心很强，但疑心比较重。何长工经过艰苦的工作，终于取得了王佐的信任。特别是何长工设伏旗锣坳，一举歼灭了王佐的宿敌、拿山恶霸地头蛇尹道一，深得王佐的信任。王佐部队的思想和情绪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于是，何长工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大力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在这种情况下，王佐请求毛泽东给他们派更多的干部上山，毛泽东又派去了宋任穷等20多名干部。这20多名干部，都是优秀的政治工作干部。他们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分析研究了王佐部队的特点，作出了具体的工作计划。通过开展文艺活动，发现士兵中的积极分子，进行发展党员的工作；与此同时，在王佐部队中建立了政治课、文化课制度，教育启发广大官兵的阶级觉悟。

在一切条件成熟后，1928年2月上旬，根据前敌委员会的决定，袁文才、王佐领导的两支农民武装，在宁冈大陇朱家祠举行升编仪式，正式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团长袁文才、副团长王佐、党代表何长工。

大陇升编，标志着改造袁、王农民军政策的成功和毛泽东关于团结、教育、改造方针的胜利，壮大了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

2．朱、毛会师

从1928年4月到7月，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大发展时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

1927年11月中旬，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通过“赣南三整（天心圩整顿、大庾整编、上堡整训）”后，“部队走向统一团结了，纪律性加强了，战斗力也提高了。”【11】

朱德、毛泽东领导的两支部队，远隔千里，各自一方，但最终为了革命的共同目标，走到了一起。

井冈山会师前朱德、毛泽东部之间进行了三次联络，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交流了两军建设的经验，为井冈山会师和红四军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8年4月24日，【12】朱德、毛泽东两位世纪伟人相聚宁冈的龙江书院，两双刚劲有力的巨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井冈山的革命斗争和中国革命史从此揭开了新的一页。

随后，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共同商议了关于部队整编事项，并召开了两支部队连以上干部会议。按照中共湘南特委的决定，将所有部队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由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陈毅任教导大队大队长兼士兵委员会主任，辖三个师九个团。

4月底，在宁冈龙市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事委员会（即军委），毛泽东任书记（5月20日后，由于毛泽东任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改由陈毅任军委书记）。全军统一实行毛泽东在三湾改编时提出的建军原则和制度，在连以上各级建立共产党的组织，设立党代表，成立士兵委员会。

根据中共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委的决定，1928年5月4日，在宁冈龙市举行了两军胜利会师和四军成立大会。大会执行主席陈毅首先庄严宣布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的成立及第四军的组成和领导人员名单。接着，毛泽东、朱德、王尔琢等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毛泽东在讲话中阐明了两军会师的伟大历史意义，号召全体指战员高举革命的旗帜，团结战斗，不断取得新的胜利。他在讲话中着重指出：我们的军队，不只是要会打仗消灭敌人，而且还要会做群众工作，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重大的政治任务。只要我们善于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有群众的支持，我们就一定能够胜利。

朱、毛井冈山会师及红四军的建立，“两支铁流汇合到了一起，从此形成红军主力，使我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大旗举得更高更牢”。【13】这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而且也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仅大大增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武装力量和有力地推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而且对推动全国红军的建设和整个中国革命战争的发展，“对以后建立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坚决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推动全国革命事业的发展”，【14】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3．毕占云、张威起义

随着朱、毛会师井冈山和红四军的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全盛时期。特别是黄洋界保卫战胜利后，敌势稍挫，加上红军大队自湘南回归后三战三捷，使根据地的局面发生了很大的改观。在红军节节胜利的影响下，10月中旬，驻湖南的国民党军新八军第三师阎仲儒部126人，在营长毕占云的率领下，于桂东举行起义，弃暗投明，参加红军。11月初，赣军向成杰部驻宜春的一个正规连，又在连长张威的带领下，投奔红军。

毕占云、张威两部参加红军后，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军中领导非常关心他们的成长。当时，毕占云部多系“双枪兵”（指吸鸦片）。为了帮助毕部战士戒烟，二十八团党代表何长工受命将他们带至遂川大汾一带整训改造，陈毅也多次来到毕占云营，给他们作形势报告，鼓励他们戒掉恶习，丢掉“烟枪”，拿起钢枪与敌人斗争。同时，军部对张威部也进行了改造工作。在军部领导的关心教育下，毕占云、张威两部的政治素质得到改造与提高，很快成为红四军的两支重要武装力量。

毕占云、张威两部弃暗投明参加红军，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和红四军政治影响深入人心的结果，也是共产党和红军分化瓦解军政策威力的产物，毕、张两部的起义，对壮大红军队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4．红五军上井冈山

1928年7月22日，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领导了著名的平江起义。7月24日，起义部队在平江县城召开大会，隆重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彭德怀任军长，滕代远任党代表，邓萍任军参谋长。

1928年11月底，红五军三纵队和特务大队在彭德怀、滕代远等率领下，从万载出发，取道潭埠、株潭、金瑞、西村、宣风，一路所向披靡，于12月上旬进抵江西莲花高州。在高州与何长工率领的红四军毕占云特务营、张威独立营和莲花赤卫大队会师。红五军和红四军的接应部队在莲花九都会合了！红五军经两个多月的艰苦转战，终于如愿以偿来到了井冈山。1928年12月10日，红五军来到宁冈新城。受到宁冈人民的热烈欢迎。几个月来，红五军转战千里，看到的尽是满目疮痍的景象。进入井冈山根据地后，看到根据地人民安居乐业、喜气洋洋、亲如一家的情形，无不为毛泽东创造的井冈山根据地感到骄傲、佩服。彭德怀与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在新城“敬爱堂”相会了。

12月14日上午，为纪念广州暴动一周年和欢迎红五军上山，在宁冈新城，举行红四、五军胜利会师大会。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滕代远等在会上讲了话。

红五军与红四军的胜利会师，是继朱、毛会师之后的又一次大会师，它有力地增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武装力量。从此，两支部队紧密配合，并肩作战，为巩固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三）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初步形成

“十六字诀”是红军初创时期游击斗争经验的科学概括，这是在概括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游击战争的经验基础上产生的。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湘赣边后，随即以宁冈为大本营，分派部队向各处游击，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从1927年10月下旬到1928年2月，工农革命军先后攻占安仁、茶陵、遂川、宁冈新城等城镇，取得了丰富的游击战争的经验，提出并实行了“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作战原则。这就为“十六字诀”的产生奠定了实践的基础。毛泽东除注意在实践中积累游击战争的经验外，还善于从井冈山绿林武装的游击战术中吸取营养，并加以改造和提高，形成自己的独特战术。

1928年1月，毛泽东在遂川县城主持召开的遂川、万安两县县委联席会议上，更进一步提出了“十二字”的游击战术。参加遂川、万安联席会议的许大权（万安县委委员、县苏区秘书长）说：1928年“古历正月初，毛主席在遂川召开赣西南农民暴动联席会议（按：指遂万联席会议），由张世熙、刘兴汉、郭定元等人参加，会后在罗塘的沙窝里召开了会议，讨论了在遂川毛主席的指示：1．十二字密诀……”【15】曾华英（万安县委委员）说：毛泽东在遂川联席会议上，“教导我们对付敌人的办法，要看敌人的多少，了解敌人的情况，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敌人来了我们就退，敌人退我们就后面追。”当时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团教导队区队长的张令彬，回忆毛泽东1928年初在讲军事课时“讲十二字的游击战术，叫做‘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追’。”【16】曾参加遂万联席会议的中共万安县委书记张世熙，1928年7月12日在《万安工农斗争及1927年10月至1928年3月大暴动经过情形》的报告中说：万安党组织于1928年1月7日“接毛泽东占领遂川信，再动员群众准备消灭敌军，而敌军于17日（旧历，即阳历1月9日）闻风弃城逃走，万安县城遂被工农群众占领。”不久，万安农军在敌军大举进攻下撤出万安县城，“与敌人搏战的策略是‘坚壁清野，敌来我退，敌走我追，敌驻我扰，敌少我攻’。因此相持半月，敌军无可奈何。”

毛泽东在这期间提出的“十二字诀”，已经包含了“十六字诀”的主要内容，为“十六字诀”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实际上是“十六字诀”的雏形。可以说，毛泽东是“十六字诀”游击战术的奠基人。

1928年4月，朱德率领南昌起义部分军队和湘南农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部会合后，5月间先后取得了五斗江、草市坳等战斗的胜利。这些战斗，主要是由朱德亲自指挥的。朱德具有长期从事游击战争的丰富经验，他自己曾经说过：“从1911年辛亥革命开始，在川、滇同北洋军阀等打仗，打了十年，总是以少胜众。在军事上的主要经验，就是采取了游击战争的战法。记得在莫斯科学习军事时，教官测验我，问我回国后怎样打仗，我回答：战法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当时还受到批评。其实，这就是游击战争的思想。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起了一点带头作用。”【17】朱德的军事素养和作战实践，为他在井冈山会师后领导的游击战中创造新的战术，提供了重要条件。红军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正是在毛泽东提出的“十二字诀”的基础上，并吸取了朱德领导游击战争的经验和战术，得到补充和完善，经毛泽东加以理论概括而形成的。朱德对于“十六字诀”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9年4月5日，毛泽东在瑞金起草了《前委致中央的信》，信中说：“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到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广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发动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18】这是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军事思想初步形成的标志。

【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页。

【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3页。

【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4页。

【4】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页。

【5】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66页。

【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676页。

【7】《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页。

【8】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页。

【9】《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页。

【10】《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0页。

【11】朱德：《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12】关于朱毛会师的时间有多种说法，在此，采用了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毛泽东年谱》中所说的会师日期。

【13】粟裕：《激流归大海》，《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323页。

【14】粟裕：《激流归大海》，《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324页。

【15】《访问上高陂坊、路田、上宏苏区老革命干部记录》，1961年6月29日。

【16】《毛主席亲自主持的遂万联席会议旧址原貌》，遂川县革命博物馆资料，1971年。

【17】朱德：《在编写红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6页。

【18】《红四军前委致中央的信》（1929年4月5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98页。